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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1）04—0073—0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生产者和零售商向批发环节一体化进程的加剧，我国批发产业特别是国有批发和独立批发逐渐表现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种种问题，众多批发企业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曾在欧美国家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占据主流的“批发无用论”似乎又在中国实现了新的实践检验。总结“批发无用论”的主要论调，大致可将批发业萎缩的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诱致了批发业的萎缩。在经济条件方面，商品标准化、交通现代化以及金融保险独立化，使得批发业的专有职能日益弱化，生产商和零售商更容易实现纵向一体化（罗纳德·科斯，1994）；在生产条件方面，市场垄断加深、供应链一体化延伸以及产品线拓展，都会在强化生产商地位的同时弱化批发商地位，正如马克思所断言的“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① 在社会条件方面，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需求方的组织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程度不断加深，必然会逐步强化零售业地位，挤压批发业市场空间。二是批发商营销职能被替代加速了批发业的萎缩。现代营销渠道理论对批发服务有限性的论述证明了“独立批发商只能满足生产商中等销量要求和消费者中等附加服务要求”（Ben Rosenbloom,1987），必然处于市场份额被分流的境地。三是批发商流通渠道主导权的丧失决定了批发业的萎缩。流通渠道主导权理论认为，因此渠道主导权会经历从批发商到生产商再到零售商的传递过程（姚林，1999），在生产商占据主导权的情况下，批发业将从繁荣走向萎缩；而当零售商获得主导权后，批发商将重新获得相应的市场地位。
审视我国流通渠道和批发体系的发展现状，批发业萎缩的经济社会诱致因素正在加深，批发商本已有限的营销职能却尚未完备，零售商主导权已然确立，但批零协调还有待完善。面对如此环境，我国批发产业该何去何从，中国流通体制改革又该采取何种政策取向和战略举措？
二、我国批发产业的发展现状
随着批发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传统体制下“管得太死”的独立批发企业一时很难适应改革后生产和零售提出的高标准要求。独立批发企业的低效率，客观上不仅促进了生产和零售企业的一体化战略，也激活其他批发交易方式的发展，这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独立批发企业的不景气。正是这一系列新现象的出现，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体系“两头活跃、中间萎缩”的基本格局。
1.商品流通体系“两头活跃”。“两头活跃”是指相对于传统“四级流转”、“三固定”体制下的单一渠道，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扩展了商品进出流通体系的渠道宽度。② 在流入环节，生产企业直接设置分销配送网络向零售供货、依靠代理商开发市场、通过专业市场推销、直接销售等纷纷涌现。在流出环节，除了生产企业销售网点和直销渠道，零售活跃异常，零售规模迅速提升，国际上曾出现过的业态革新在中国短期内集中爆发、多业态共同繁荣的情形。这种形势与世界流通发展史中生产者和零售商向批发环节一体化的发展取向不谋而合。但我国还有自己的体制原因：行政垄断被打破，利润驱使生产商与零售商从原来的计划协作关系走向竞争合作关系；传统批发商自身改革滞后，造成流通费用过高，迫使两头企业不得不自寻出路。
2.商品流通体系“中间萎缩”。“中间萎缩”即批发流通特别是独立批发的萎缩。这一趋势在我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发企业更新改造能力不足，经营设施老化；同时也出现了经营人才流失、职工素质下降等严峻问题。批发企业市场占有率下降，经营规模锐减，经济效益恶化。对这一问题，万典武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基于实地调研形成了充分的认识：剔除物价上涨因素，1990年上海、天津13家国有批发企业的购进额和销售额分别比1985年下降57％和71％（万典武，1992）；③ 上海市最大的8家批发企业1991年的盈利由1988年的6.12亿元降至0.75亿元，净减少88％；而同期武汉市最大的9家批发企业，经济效益由盈利3643万元变为亏损1726万元（万典武，1993）。④
第二，生产企业和零售企业直接交易比例增多。作为批发企业能力不足的结果，零供之间的“短路对接”几乎成为必然选择。广东省商业委员会（1998）的研究成果表明，大型零售企业涉足批发产业后，批发额增长速度几乎达到其零售额增长速度的3倍；生产商采取直供后，借助批发渠道的出货量萎缩了近60％。1998年后，由于我国官方统计放弃了对批发和零售销售额的全口径统计，而改为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销售额进行统计，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小型批发企业的衰退和小型零售企业的繁荣。但是，对比1998年—2009年12年间批零贸易商品销售总额（9.17％）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6％）的年均增长率，⑤ 同样可对批发产业的相对萎缩有所认识。
3.有形批发交易市场适时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为代表的大量市场主体进入流通体系后，可供选择的交易对手数量增多，而市场制度尚不健全，市场信息不完全，交易秩序混乱，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过高，批发交易关系表现出较强的非稳定性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有形市场以其集中交易的成本优势适时崛起，在独立批发企业明显衰落的同时，对批发业地位的维持形成了有效支撑。1999年原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最后一次对我国有形市场数量的统计数据显示，1979年—1998年，全国的集贸市场从33302个增至95379个，20年间市场数量增加了186.4％；⑥ 而自2003年我国改变统计口径和统计对象之后，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数量由2003年的3265个增加至2009年的4687个，短短7年间大型市场就增加了43.6％；⑦以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为代表的符合国际惯例、高度组织化、规范化的期货商品市场也逐步完善；全国各地还定期、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订货洽谈会、展销会、博览会等形式的集中交易活动。
三、我国批发产业相对萎缩的动因
我国批发产业当前的发展现状既符合批发、零售产业博弈演进的一般规律，也是我国传统体制下积累的批零结构矛盾所致。
（一）我国批发产业相对萎缩的内生动因
世界范围内独立批发商曾占据商品流通的支配地位，但随后其地位经历了先降后升的V字形发展过程。独立批发商地位的变化是在交易方式和交易技术革新进程中，批发商与生产者、零售商博弈关系的具体体现，这为解释我国批发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提供了历史依据。
1.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独立批发商地位的下降。独立批发商地位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制造商和零售商向批发领域的纵向一体化，而根本原因是工业化过程中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相结合的结果。首先，大制造商和大零售商出于降低交易费用的考虑，将内部批发交易和市场批发交易的边界置于二者交易费用相等的那一点（罗纳德·科斯，1994）。其次，现代市场竞争不仅仅是价格、技术和品牌竞争，还是购销渠道竞争，大制造商和大零售商为寻求垄断利润和渠道控制权相继挤压批发商。再次，中小零售商为应付大企业无情的竞争，组织“进货同盟”或“联购分销体”，绕开了独立批发商。此外，有些商品的自然性质、市场需求特征、售后服务以及技术性要求决定了制造商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经营。最后，现代金融、物流和广告业的发展也弱化了批发商在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等方面的优势，使制造商、零售商的直接交易变得越来越便捷经济。
2.20世纪60年代至今独立批发商地位的稳步回升。虽然独立批发商的衰退一度成为世界性经济现象，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独立批发商已表现出从衰退和挑战中重新崛起的发展趋势。表1显示，美国自1958年以来，独立批发商销售额在批发销售总额中的比重节节上升且各自也同步上升，批发交易额与零售交易额的比率也呈一度持续上升趋势。同样的发展趋势也出现在日本，1960年—1979年日本批发商业网点增加了63％，销售额增加了15倍，从业人员增加了90％。⑧ 这说明，批发流通在经历了全面衰退后终将不断增强其在商品流通中的影响和势力。
以上历程充分显示了社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在商品数量和品种以及交易时间和空间上的诸多矛盾决定了独立批发商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这也是批发商自身实行变革与创新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在：（1）独立批发商向连锁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2）向只承担两三项有限职能的低成本方向发展；（3）向以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方向发展；（4）向自选销售、最低订货、租赁经营等新型经营方向发展（谢朝斌，1995）。
（二）我国批发产业相对萎缩的外生动因
从我国批发产业与零售产业的协作互动角度来看，低效率引致的高成本是生产者和零售商摒弃批发环节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深入考察我国的批零协同效益，才能找到批发效率提升的突破口。
1.我国批零结构环节效益考察。批零结构环节效益即各批零环节之间配合的效率，可以通过“批零比率”和“批零价差”两大指标进行直接和间接的考察。
（1）批零比率。商品流通的多环节性、多层次性是由批发的多阶段性所决定的，因此，批零比率的高低虽然直接反映的是整个批发环节与零售环节流通规模的对比关系，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通环节的多少乃至各流通环节的配合效率。例如，日本的批零比率始终保持在3以上；而西欧各国则大致在2左右；美国甚至不足2。⑨ 这一系列批零比率对比关系与日本批发流通较为发达且数量密集、西欧等国次之、美国批发商地位相对较低的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表2就我国与大致同期的日本、美国和欧盟的批零比率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我国近30年流通发展史中始终保持在4以上的批零比率，甚至比以流通环节复杂著称的日本还高。即使考虑到我国批发商品销售总额W中除包括生活消费品外，还包括生产资料以及出口的销售额（当然国外的统计口径也涵盖一些影响理论分析的销售内容），而用批发商品销售总额中继续参与流通的部分（即售给国内批发商和零售商的部分）来替换W值重新计算，则新的批零比率仍超过欧盟和美国正常计算的批零比率。通过对比，可以认定我国商品在进入零售环节前经历了超出必要层次的批发环节，环节效益还有待提高。
（2）批零价差。四川大学营销工程研究所相关科研项目的调查结果指出，我国商品流通的批零价差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象。调查涉及我国11大类110余种关乎人们日常生活的消费品，得出的我国平均批零价差比西方高流通效率国家几乎高出1/3（李蔚，2001）。本文对我国最近17年批零价差进行了估算。鉴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估算值一定程度上低于实际的批零价差。即便如此，1998年以来的批零价差也一直保持在2.20以上。⑩ 可见，我国目前流通领域批零价差严重趋高，说明流通过程中中间环节要么成本过高要么存在暴利；不管出现哪种情况都不利于流通体系向高效、健康的方向发展，更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和消费者主权的维护。
从“批零价差”指标的间接经济意义，还可以对我国流通领域的环节效益做出如下判断。首先，流通环节过多、渠道过长。过长的流通渠道、过多的流通环节必然带来较高的流通费用，并提升批零价差。相同批零比率的国家，批零价差越大，意味着批发环节越多，流通渠道越长。因此，对存在高批零价差的中国而言，上述可比批零比率所反映的环节效益的差异其实是被低估的。其次，流转效率低。批零价差的扩大是商品流转低效率的直接体现，而流转低效率是同低效率的运输、低效率的周转、低效率的资源利用相联系的。再次，规模效益差。作为进入壁垒最低的产业，中国流通业目前由中小型商业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导致流通领域环节繁复、运作混乱，根本达不到规模经济。最后，缺乏有效竞争。我国流通中有的环节出现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流通费用居高不下；有的环节则竞争不足，能在较低的流转效率条件下保持较高的利润。
2.我国批零结构配置效益考察。对批零结构配置效益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对批零网点配置效率的考察。表3揭示了中、日、美三国批零网点配置结构的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批发环节相对滞后于零售环节，批零网点特别是批发网点配置效率相对低下。按千人批发网点计算，我国1996年为1.655个，这一数据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但仍然低于日本的3.2个和美国的1.9个；相比之下，我国1996年千人零售网点达到11.409个，接近日本水平，甚至超过了美国水平。从每一批发网点对应的零售网点数来看，我国1996年的数据为6.892个，明显高于日本的4.1个和美国的5.3个；而且这还是近年来较低的统计数据，最高的1984年达到23.9个。这一组数据对比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存在批发环节发展滞后、批发网点分布密度相对过低的严重问题。
3.我国批发产业规模效益考察。流通领域批发主体的规模效益直接影响着批发产业乃至整个流通领域的效益水平。表4从网点从业人员的角度考察了中、日、美三国批发网点的规模水平，可以看出，我国批发网点的单体规模普遍偏小，缺乏规模效益。1996年我国平均每批发网点的从业人数为6.465，不仅低于美国，也低于以商业网点小型化和密集分布著称的日本。从动态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批发网点的扩容力度很大，但在网点数量急剧增长的同时，规模的相应扩大出现滞后，因而规模细小化的程度便显著提升。实际上，我国批发网点规模近年来出现急剧萎缩，作为中间环节，批发网点规模效益的丧失，很可能会导致整个流通体系综合效益的下降。
四、振兴批发产业的战略方向
根据上文论述，从世界范围来看，独立批发商经历了先抑后扬的曲折发展过程，最终在社会生产和流通中的地位逐渐趋于稳固。中国批发产业不仅将遵循批发发展的一般规律，还会因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发展动向。随着商品流通改革进入纵深阶段，批发萎缩对流通效率的严重制约已经从实践的层面对“批发无用论”做出了否定的论断，效率与成本将最终取代环节数量成为衡量商品流通渠道环节合理与否的核心指标。
从理论上讲，第一，产业资本进入流通领域，其本质是社会分工的逆转，显然不具备经济性；而零售企业涉足批发领域需要进行大量的重复投资，并会造成批发流通的粗放经营和流通费用的不断上升，显然与高效率、低成本的商品流通发展目标大相径庭。第二，如果说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是完成经济关系的中项、生产和消费是两极的话，那么批发则是中项的中项，对两极发生“较高次方”的作用即杠杆作用（纪宝成，1986）。零售显然没有这种效能，因此盲目压缩本非冗余的批发流通，绝非优化流通体系的“终南捷径”。第三，日本是以流通环节多著称的高流通效率的国家，但日本近年来却为世界批发业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一是制造商对批发商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多数自设销售机构的制造商正在将销售外部化；二是无论在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市场，制造商通过批发商销售产品的比重都在增加；三是零售业对批发商依存度也在提升（系园辰雄等，1989）。可见，环节数量是流通体系内部自发产生的变量，它最终决定于批零协同运作的成本和效率。
从实践中看，我国批发产业的如下发展趋势将推动其与生产、零售走向协调和高效。第一，随着市场不断趋于成熟以及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交易活动的信息费用呈下降趋势，同时，市场竞争也将越来越转向价格以外的品质、功能和售后服务等方面。这些趋势将减弱部分商品批发交易对有形市场的需求，同时强化批发企业与生产企业间的长期交易关系。第二，我国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挤独立批发商阶段“大量生产—大量分配”的流通格局；大量的劳动人口仍困守第一产业，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辽阔的幅员也使生产与消费在时间、空间以及商品数量和品种上的差异性甚大——如此经济条件下，谈“批发无用”缺乏现实依据，批发商能找到足够的成长空间来稳定其交易规模和经济地位。第三，随着交易活动监管制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组织化、规范化的有形市场将进一步提高交易效率，打破时空差异对集中交易的限制，从而成为同质性大宗商品批发交易的主要载体，进一步提升批发产业的经济地位。
五、振兴批发产业的战略举措
从上述我国批发产业的战略发展方向看，批发产业与生产环节、零售环节之间将形成以效率为目标的协同机制。因此，提振我国批发产业的政策措施应更多地着眼于“规范”而不是“控制”，战略重点应置于促进与新体制相匹配、相适应的现代化批发流通体系的早日成型之上。
1.理顺政府对批发流通管理的体制。对批发的管理要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明确政府在整个批发体制改革中扮演的角色：（1）确认交易身份及资格，维持和监管交易秩序；（2）制定有关批发交易的各种法规和制度；（3）直接掌控少量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商品的批发活动。
2.纠正政府对批零结构调整的传统政策取向。既然批发产业已经形成了以效率为目标的动力机制和发展趋向，那么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松直接管制、消除外部干扰、促进内力发挥。政府对流通环节的规制不应拘泥于批零比率的高低；而应当追求批零协作的效率，特别是要为批零两大环节在协作中追求效率创造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
3.促进流通产业供应链整体协调与批发创新。政府对批发的政策扶植不能静态、独立地进行，而应当将其放在与生产、零售共存的“商品流通产业供应链”中，促进其调动市场体系中的全部资源实现经营形式、组织形态和经济职能的创新。具体方向有三：一是向生产商总经销、总代理方向延伸；二是向零售支持型服务提供商转型；三是向“商品流通体系资源管理者”方向发展。
4.提高批发市场和商品交易所的现代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程度。要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对现有的各类市场进行调整和重新规划；强化市场监管和服务体系，从严处理各种违规交易行为；积极发展各种中介服务组织，缩小分散的小规模生产商和流通商与有形市场的“距离”。
5.促进国有批发企业改制、提升其运作效率。一方面，可以通过同业内“改、转、租”的形式促进国有批发企业资产的重组；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与大型生产和零售企业兼并联合的方式优化资产的配置。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6页。
② “四级流转”即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和零售四个流转环节；“三固定”即固定购销区划、固定供应对象、固定作价倒扣率。
③ 万典武：《日用工业品批发体制改革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④ 万典武：《市场经济下的批发商业》，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⑥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中国市场统计年鉴》（1993－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⑦ 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中国市场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5－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⑧ 林光祖：《国外商业》，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⑨ 申恩威：《现代日本商品市场分析与借鉴》，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⑩ 马龙龙：《流通产业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