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工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是指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一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形成了跨越许多国家的垂直性贸易链（Hummels,2001）。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贸易的盛行，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一个新的显著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这种生产环节跨国界分布并通过垂直贸易链相互连接的现象时，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外，还包括国际生产分割、国际生产分散化、全球生产分享、国际外包、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切片等。尽管不同学者对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两方面的统一，世界贸易的性质因此而发生了重要改变，世界贸易量也因此大幅增加。如Hummels（2001）运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世界出口中的30％可以由国际垂直专业化来解释，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在过去20多年中增长了40％。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国际贸易总量及其占GDP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与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过程密切相关。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将其生产过程外包（outsourcing）出来，将中间品提供、产品组装过程外包给像中国这样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产生了以来料加工为特色的贸易方式；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出口产品中，又要以别国的原材料、半成品等作为投入，即中国进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又会出口，这是以中国为本位“外包”给别国。根据CCER课题组的测算，1992年以后的12年，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出口贸易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比率已经上升50％，从1992年的14.2％上升到2003年的22％。这个上升进程OECD国家用了近20年才完成，而中国用了10年就已实现，这说明中国已经深深的融入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
纵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有关垂直专业化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多，如：Feenstra与Hanson（1999）对国际垂直专业化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Pack与Saggi（2001）、Girma与Gorg（2004）、Gorg、Hanley与Strobl（2005）以及国内学者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胡昭玲（2007）等对垂直专业化的技术进步与产业竞争力效应的分析；曾铮、张路路（2008）对垂直专业化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效应的分析；等等。这些实证分析都是将垂直专业化分工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的，而对于决定与影响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因素的分析则多限于理论研究，如Ishii与Yi（1997）、Hummels（1998、2001）以及国内学者卢峰（2004）的理论分析认为：比较优势仍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和决定因素，它决定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别结构；伴随着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和运输与通讯技术的进步，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强度将会越来越高；同时，不同生产工序间的比较优势差异度以及有效规模差异度等也是影响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重要因素。然而，就笔者所掌握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少有学者对影响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陈宏易（2002）对影响台湾地区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关税的降低增强了台湾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行业的进出口结构、行业出口附加价值等因素对垂直专业化程度产生不同影响。本文试图对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定性分析影响一国垂直专业化程度的相关因素并提出理论假说；第三部分建立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给出结论与启示。
二、定性分析与假说
如图1所示，在产品的生产工序在空间上可分离的条件下，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仍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此时分工的对象由不同的产品扩展到同一产品内的不同生产环节。
图1 比较优势与国际垂直专业化
图1中，AB和CD分别表示A和B国的两条价值相同的等成本线。等成本线斜率差异表明，A国资本对劳动相对价格较低，显示了资本比较丰裕的发达国家要素结构特点；B国的劳动对资本相对价格较低，体现出劳动比较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结构特点。OS是国际分工临界线。产品Y的生产可以分为两道工序，两个阶段的要素投入比例分别由生产扩张线O
、O
表示。Y产品的总要素密集度为、两个生产阶段要素密集度的加权平均。生产扩张线OY上一元价值Y产品的实际生产点，可以利用对、两个生产阶段矢量加总的原理来确定，即生产一元价值的Y需要OE和OF两道要素组合矢量工序。进行矢量加总后等成本线CD给出了在B（发展中国家）完成这两个工序所需要的成本量。通过比较两个工序的斜率我们发现，OF工序资本比较密集，OE工序劳动比较密集，同时与OS的斜率相比，OF工序的斜率高于国际分工临界线，OE工序斜率低于国际分工临界线。这就意味着，按照比较优势，位于国际分工临界线两侧的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生产工序应当分配到相应不同要素丰饶度的国家去完成，这样可以实现成本的节约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B国（发展中国家）应当将资本密集型工序OF转移到资本相对丰裕的A国（发达国家），而自己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工序，这种分工会带来成本的节省。由此可见，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动因仍然是比较优势。对于中国而言，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是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和动因，劳动力成本越低，可能越容易吸引发达国家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这种国别间不同生产工序的比较优势差异程度越大，则越有可能通过这种分工节省全球范围稀缺资源，从而在经济合理性前提下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卢峰，2004）。当然，劳动力的效率和质量也是影响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重要因素，劳动力的效率和质量越高则可能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外包，进而使得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因此，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决定因素是我们检验的第一个命题。
假说1：劳动力成本变动与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劳动力的效率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正相关。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由于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所带来的世界贸易量的迅速增长，给标准国际贸易理论带来了挑战。从1960年到1999年的40年间，世界关税平均税率大致降低了11％，而世界贸易量却增长了3.4倍，这就使得贸易量对关税的弹性大于20，这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中是一个数量悖论。国际垂直专业化可以被用来解释这个数量悖论：由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涉及（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因此随着世界范围内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中间产品贸易蓬勃发展，关税对贸易增长的影响被放大。当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分为n个环节在全球生产，组成最终产品的原材料、中间产品、零部件将依次经历n个国家的海关，被反复的进口、加工、再出口，最终势必出现国际贸易量的急剧增加。因此，伴随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逐步降低，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也不断加深。Hummels等（2001）的理论分析认为，关税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关税的减让可以增强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导致一国贸易量增加及产业结构的改变。中国已经在20多年中连续调低自己的关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连续调低关税水平，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加入世贸组织时的15.3％降至2007年的9.8％。同时，根据CCER课题组的测算，1992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产品的价值比率已经上升了50％，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由此，关税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间的关系是本文要验证的第二个命题。
假说2：关税变动与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
劳动力成本与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会加深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但其作用程度可能受到行业特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行业的外向度（出口密集度）。Hummels等（2001）的分析指出，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增长偏向出口密集度高的部门，这些部门进口中间投入的增长较之其他部门更为迅速。刘志彪与吴福象（2005）、吴福象（2005）也指出，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行业外向度正相关。对此的解释是，一国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卷入国际生产体系越多，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就可能越深。因此，当关税等贸易壁垒降低时，行业的外向度可能会影响关税变化所带来的参与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改变。由于外向度高的行业更可能卷入国际生产体系，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对关税的变化相对于外向度低的行业将更加敏感，即出口密集型行业可能会促进关税降低所带来的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因此，我们需要验证第三个命题。
假说3：在外向度高的出口密集型行业中，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关税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强。
其次，是行业的要素密集度。Feenstra and Hanson（1996）、CCER课题组（2005）等对美、中等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测算均表明，产品内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增长主要来自化学、机械等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卢峰（2004）指出，由于给定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有效规模不同，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环节分离出来，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从而可以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国别分布形态由比较优势决定，而不同生产环节所存在的规模经济差异则会强化这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然而，对应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这种规模经济因素的强化程度是有差异的。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资本相对密集型行业的规模经济强化程度更为显著，原因在于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往往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这类行业依据比较优势划分的不同生产环节所实现的规模经济的效果更加突出。由此，我们得出要验证的第四个命题。
假说4：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劳动力成本降低促进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提升的积极影响更大。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计算说明
（一）模型的设定
为了考察关税等因素对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影响，我们采用panel data的回归估计法，借鉴和调整了陈宏易（2002）的实证模型，得到我们的基本回归方程：
其中，
为反映行业出口密集度的虚拟变量，如果行业i出口密集度较高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我们采用了如下判定标准：计算各行业的贸易竞争（TC）指数，如果指数大于0取值为1，如果指数小于0取值为0，即按照行业为净出口行业或净进口行业的标准来判断。
为反映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虚拟变量，如果行业i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取值为1，如果行业i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取值为0，具体的判定方法可采用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分析，即计算各行业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并与行业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二）数据的计算与说明
由于受到投入产出表数据的限制，我们选取了中国工业行业1992、1997、2002以及2005年四年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们所确定的工业行业是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同时对照我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划分，① 包括了23个行业（见表1）。我们以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程度（VSS）指标来衡量行业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VSS的计算公式如下：
表1的VSS指标计算结果显示，除个别行业外，工业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在样本期间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各行业增加值、平均工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值）、劳动投入（工业分行业职工人数）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涉及价值量的绝对值均以相关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有效关税税率数据的计算过程如下：假设关税是唯一的限制进口的措施，同时忽略间接税、非贸易品的影响，我们利用1992、1997、2002、2005年的直接消耗系数表，重新集结了贸易部门（包括农业与工业部门）基本流量表，然后再根据行业的名义关税率计算出工业行业四个年份的有效关税率。具体来说，首先我们要计算各行业的名义关税率。中国的进口名义关税率按照协调制度（HS）编码公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之中，为了能够与我们的行业分类相对应，我们参照了盛斌（2002）的做法，按协调制度（HS）四位数分类将商品分别归入各个行业，并计算各行业1992、1997、2002、2005年简单平均名义关税税率。表2列出了22个工业行业名义关税率。②
注：1992年的税率为我国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的基础税率，其他各年关税税率为优惠税率。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贸易管理措施》。
其次，由于缺乏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格数据，我们无法采用价格比较法来计算有效关税税率，而是采用了盛斌（2002）的做法，用名义关税税率代表国内外价格差。根据Balassa（1971）与Fukasaku等（1996）所提出的计算实际有效关税率的方法，③ 结合重新集结的投入产出表及各年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来计算工业行业的实际有效关税率，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
对比表3与表2，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工业行业的有效关税率高而多变且行业之间的差距较大。逐步升级的关税结构使得原材料与部分中间投入品受到负保护，而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有效关税税率较高。名义关税税率与有效关税间的差异较大，名义关税税率高的行业有效关税税率更高，名义关税税率低的行业有效关税税率更低甚至为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关税数据只包含了22个工业行业，因此我们选取的样本就是1992、1997、2002、2005四年22个行业的panel data。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采用第三部分的模型与数据，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panel data回归分析。在运用panel data分析时，要考虑两种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前者截距项是固定参数，后者截距项是随机的。在模型的选择上，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Hausman检验假设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值符合一致性，当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无显著差异时，采用随机模型更具效率；若两种方法的估计值有显著差异时，则表示随机效应模型并不适用。表4列出了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表5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一，由表5中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Hausman检验的统计值十分显著，其P值分别为0.01和0.02，这说明检验结果均拒绝支持随机效应的零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适。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解释实证的结果。首先，从表5的回归结果看，无论回归方程有无包含虚拟变量，劳动力成本与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系数为－1.82791与－1.40374，且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中国具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的资源禀赋，发达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这种国际分工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当劳动力成本降低时，发达国家与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差异程度进一步增大，进而会不断加深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另外，除了劳动力成本以外，劳动力的效率也是影响我国承接发达国家跨国外包的重要因素，如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正相关，系数分别为0.42547和0.33612，统计水平显著。这说明劳动力的效率越高则越能吸引发达国家的跨国外包，进而使得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因此，估计结果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假说1。
第二，从表5的相关估计结果来看，无论回归方程有无包含虚拟变量，关税与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负相关，系数分别为－0.05326和－0.03965，且统计水平显著。此结果与Hummels等（2001）的理论模型预测一致，表示随着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这个估计结果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假说2，即关税变动与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
第三，当考虑行业出口密集度虚拟变量时，如表5所示，关税变动对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影响系数变为－0.03965－0.02013，即对外向度高的出口密集型净出口行业的影响系数为－0.05978，对净进口行业的影响系数为－0.03965。这说明我国外向度高的工业行业将更大可能地参与国际生产体系，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较外向度低的行业将更深，即出口密集型行业可能会促进关税降低所带来的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因此，以上的分析又验证了假说3的结论，在外向度高的出口密集型行业中，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关税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强。
第四，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虚拟变量时，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对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影响系数变为－1.40374－0.95270。也就是说，此时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2.35644，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系数为－1.40374，即当劳动力成本下降时，资本密集型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强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此的解释是，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规模经济因素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强化程度是有差异的，由于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往往具有较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强化程度更为显著。因此，该估计结果又验证了假说4的相关结论。
五、结论与启示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与盛行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特征。Hummels（1998、2001）以及卢峰（2004）的理论分析认为，比较优势是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因和决定因素，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削减，比较优势差异度越大，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强度将越高。陈宏易（2002）对影响台湾地区垂直专业化程度因素的实证分析显示，行业自身的一些特征变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中国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相关因素，并对理论分析提出的四个假说进行了验证。我们的结论是：（1）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差异度是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基础因素；（2）关税变动与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负相关，随着关税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3）考虑行业外向度特性时，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外向度高的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较外向度低的行业将更深；（4）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特性时，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资本密集型行业依据比较优势划分的不同生产环节所实现规模经济的效果更加突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强化程度更为显著。
积极深入的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拓宽了我国工业发展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随着关税等贸易壁垒的不断降低，中国工业行业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将不断加深。虽然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更侧重于发生在我国工业行业中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但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劳动密集型环节依然是我们目前所承接的主要生产环节。通过从事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这些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首先为我们获得了发展这类行业机会，其次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我国工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意义上的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移，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同一行业内部沿产品价值链的攀升，即由低技术环节向高技术环节、由低加工度和低附加值环节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环节的发展。
注释：
① 我们有1992年119部门、1997年124部门、2002年42部门以及2005年42部门四张投入产出表。为了便于比较和计算，我们将1992年119部门、1997年124部门投入产出表依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标准（ISIC），对应于2002、2005年的行业分类标准合并为42行业。
②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由于数据不全被剔除。
③ Balassa（1971）提出第j行业实际有效关税率EPR[,j]＝
，其中，T[,j]表示j行业的名义关税率；T[,i]表示向j行业进行中间投入的i行业的名义关税率；a[,ij]表示自由贸易状态下的直接消耗系数。由于现实中a[,ij]不可得，根据Fukasaku等（1996）给出的对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进行关税保护情况下的直接消耗系数
与自由贸易状态下直接消耗系数a[,ij]的关系式：
，可以计算出有效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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