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提出振兴财政的任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保证今后15年实现振兴财政的关键。本文拟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变化过程的描述，分析当前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调控中作用弱化的原因，提出提高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调控作用的对策。
一、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指财政收入、支出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从经济总量上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并不慢。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3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5218.1亿元（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增长了3.6倍，平均年增长9.4%。但是，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其增长速度就显得缓慢。1978—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增加到45005.8亿元，按可比价增长了3.6倍，现价增长11.4倍（为了与财政收入可比，我们计算出现价经济增长率），平均年增长16%。GDP现价年平均增长高出财政收入6.6个百分点。由此，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4年的11.6%。
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1978—1994年我国财政支出从1122.1亿元增加到5792.6亿元，增长4.2倍，平均年增长10.1 %（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增长比财政收入增长年平均高出0.7个百分点。 由此，产生较大的赤字。1978—1994年的17年间，除1978年、1981年和1985年3年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略有结余外，其余14年均出现赤字， 并逐年上升。1979年财政赤字为170.6亿元，1994年财政赤字高达574.5亿元。1980年我国债务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4%，1994年达到18.5%。
尽管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相对于财政收入增长不慢，但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则显得比较缓慢。1978—1994年用支出法计算的现价GDP 增长高出财政支出增长6个百分点，由此，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由1978 年的31.1%下降到1994年的12.5%。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出中包括政府转移支付，而GDP的核算中只包括政府购买货物和劳务的支出， 不包括转移支付部分。如果扣除政府转移支付部分，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还会低。
为了能更客观地反映改革以来财政政策变化，我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对17年财政政策进行实证性分析。自改革以来财政政策变化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1978—1985年即经济体制改革初始及探索时期；二是1986—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时期。由于第二阶段财政政策变化更突出，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初始变化时期，整个经济增长格局和利益格局也均处于变化过程中，所以，财政政策与国民经济关系的特点，是财政收入同经济增长处于正相关，在经济高增长时，财政收入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并出现盈余。尽管财政支出增长较快，但财政赤字除1979年以外，均未超过两位数。
第二阶段，1986年以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弱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财政连年赤字， 并且增加较快，到1994年已达到500多亿元。
1、财政收入与经济运行的关系。
（1）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弱化。
表1 1986—1994年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关系
注：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因为我国目前财政统计口径问题，本表与表2、表5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有所不同。表2 中的财政收入除1994年外均包括债务收入；表5中的财政收入除1994 年外均包括国内债务收入。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开始弱化，一是在经济较高增长的1987年、1988年和1992年3年，财政收入并没显示出相应的增长， 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差距较大。二是1985年以前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财政收入增长基本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同现价经济增长幅度基本同步，但1986年以来，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低于经济增长率，同现价经济增长相差更大。1993年和1994年相差了5.2个百分点和14.6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导致财政收入增长要依靠增加新的税费来支持。 在1986年以后的9年中，财政收入增长不仅低于现价的经济增长率， 同时一些年份也低于可比价的经济增长率。即使在财政收入超过可比价经济增长的几年，也基本上是依靠外部新的增收因素增加财政收入。1989年为增加财政收入，开征国家预算调节基金收入，当年收入91.2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新增部分的29.9%，而1993 年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 主要是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以1993年为基数定收支，地方为增加基数而造成的。
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相脱节，导致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大幅度下降。1994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
（2）工业部门对财政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弱化。
表2 1986—1994年各部门收入对财政总收入增长的贡献
年份 财政收入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其他部门
19867.9-0.14 1.46
0.34 -0.17 3.762.65
19874.8 0.43 -1.37
0.15 -0.25 1.764.09
1988
10.9 1.32 1.22
0.33 0.67 4.063.29
1989
12.2 0.77 2.86
0.36 0.39 4.333.49
1990
12.4-0.52 0.81 -0.05 3.01 4.884.27
19919.0 0.22 3.76
0.17 -2.25 3.763.35
1992
15.0 0.44 5.92
0.48 1.39 4.082.69
1993
22.5 2.08 5.93
0.34 -1.21 8.237.12
1994
20.010.25 81.52
1.22 5.47 42.9 -121.3
注：（1）本表财政收入除1994年外均包括债务收入；（2）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单位为%；（3）各部门收入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单位为百分点。
表3 1986—1994年各部门经济增长率 单位：%
年份 农业 工业
建筑业 运输邮电业
商业
1986 3.3 9.615.9 12.8 10.6
1987 4.713.217.9 10.0 13.5
1988 2.515.3 8.0 13.3 14.3
1989 3.1 5.1-8.4 4.7 -8.3
1990 7.3 3.4 1.2 8.6 -4.8
1991 2.414.4 9.6 11.2
4.5
1992 4.721.221.0 10.5 13.1
1993 4.720.118.0 12.4
6.6
1994 4.018.913.7 9.5
8.4
1986年以来，各部门经济增长与各部门财政收入的关系明显表现为：一是工业部门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的高收入。比如工业两位数增长的1987年、1988年、1991年、1992年、1993年工业部门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1987年拉动财政总收入下滑1.37个百分点，1988年、1991年、1992年、1993年推动财政总收入增长分别仅为1.22、3.76、5.92和5.93个百分点。1994年因调整财政收入口径，不包括债务收入，所以不可比。工业部门推动财政收入增长一枝独秀的格局被打破。二是在工业部门对财政收入贡献减弱的情况下，其他部门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增加，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特别是商业部门对财政收入贡献增加的较快，有些年份超过工业部门，成为支持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部门。比如1988年商业部门收入对财政总收入增长贡献占14.3%，高出工业部门贡献2.84个百分点；1993年商业部门贡献高出工业部门2.3个百分点。 这表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在经济总量中，第三产业有所发展。1994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1.3%，比1986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同时，商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27.6%。
（3）财政收入与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相吻合。
表4 工业总产值指数及构成单位：%
年份 工业总产值
国有工业
集体工业 个体工业其他工业
增长 构成 增长 构成 增长 构成 增长 构成 增长 构成
1986 11.7 100.0
6.2 62.3 18.0 33.5 67.6 2.7 34.2 1.5
1987 17.7 100.0 11.3 59.7 23.2 34.6 56.6 3.7 66.5 2.0
1988 20.8 100.0 12.6 56.8 28.2 36.2 47.3 4.3 61.5 2.7
1989
8.5 100.0
3.9 56.1 10.5 35.7 23.8 4.8 42.7 33.4
1990
7.8 100.0
3.0 54.6
9.0 35.6 21.1 5.4 39.3 4.4
1991 14.8 100.0
8.6 52.9 18.4 35.7 25.3 5.7 50.1 5.7
1992 27.5 100.0 12.4 48.1 39.3 38.0 52.9 6.8 64.9 7.1
1993 28.0 100.0
5.7 43.1 36.0 38.4 68.0 8.3 86.5 10.2
1994 26.1 100.0
6.5 34.1 29.8 40.9 58.3 11.5 68.5 13.5
表5 国家财政按经济类型收入增长对财政总收入增长的贡献
年份 财政收入 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 个体经济其他
1986
18.9 18.47
-1.59 0.8 1.22
19873.6 -0.852.12 0.7 1.62
1988
10.0 5.862.47 1.87 -0.19
1989
12.6 6.862.29 1.57 1.88
1990
11.8
8.20.54 1.57
1.5
1991
10.9 5.570.11 4.12 1.11
1992
13.5 6.780.76 6.18 -0.22
1993
19.9 11.996.98-0.54 1.46
1994
10.3 7.29 1.9 1.04 0.07
注：(1) 本表财政收入除1994年外均包括国内债务收入；(2)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单位%；(3) 其他各部门单位为百分点。
从经济结构和财政收入分经济类型的关系分析，国有企业尽管增长幅度大大低于集体、城乡个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同时在整个工业构成中所占比重也逐渐下降，由1986年的62.3%降到1994年的34.1%，9年平均每年降低3个百分点。 但对财政总收入的贡献没有随之发生变化，仍是支撑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5年前，1994年工业总产值比1986年增长4.4倍，其中，国有工业增长2.1倍，推动总产值增长0.89倍；集体工业增长8.2倍，推动总产值增长3.12倍； 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分别增长40.4倍和70.5倍，共推动总产值增长0.39倍。同期财政收入增长1.4倍，其中国有经济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为79.8 个百分点；集体经济收入贡献26个百分点；城乡个体经济贡献23.4个百分点，其他类型贡献9.5个百分点。尽管这两组数据在口径上有部分差距， 经济增长使用工业总产值，而财政收入包括工业以外的部门，但从经济实际分析，国有工业占总产值的34.1%，占财政收入的65.7%的现实，证明两者比较是可行的，同经济运行实践相一致。而且表4和表5的年度变化数据中更突出地显示出来。国有经济处于低增长并不影响它对财政的贡献，而集体等其他类型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增加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1986年以来，财政收入在高增长时，并没得到与经济增长相应的收入的原因之一，也说明我国财政收入格局同现实经济增长格局不相吻合。财政不能从高增长经济群体中得到收入，而从低增长群体中挖掘收入，必定会使财源枯竭，形成掠夺式的财政收入，既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财政未来预期收入。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以及占GDP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是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格局相脱节，导致新增加的收入流失。1992年我国财政收入边际倾向为0.07，即每新增1 元国内生产总值，财政只增加0.07元收入。
2、财政支出与经济运行的关系。
表6 财政支出弹性和边际倾向
年份 财政支出 边际倾向 年份 财政支出 边际倾向 年份财政支出
边际倾向
弹性 弹性 弹性
1986
0.72 0.16 1989 1.0 0.17 1992 0.450.07
1987
0.15 0.03 19900.95 0.16 1993 0.8 0.11
1988
0.41 0.08 19910.59 0.1
1994 0.720.1
注：（1）本表不包括债务支出；（2）财政支出弹性为财政支出增加百分比与GDP增加百分比之间的比例；（3）边际倾向为财政支出增加与GDP增加之比。
从以上两组数据可知，1986年以来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4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2.5%。1994 年实行财税改革，1995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1.8%，仍在下降。
影响财政支出占GDP 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建设支出减少。 1994年经济建设费用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38.1%，9年下降14.9 个百分点，以平均每年1.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 我们能看到，国家预算内投资1994年只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4 %。财政无可奈何地转向吃饭财政，而经济建设职能和宏观调控职能弱化。1994 年按复式预算计算的国家财政决算中， 经常性支出占总支出的72.6%，建设性支出占总支出的27.4%。国家用于经济建设投资要靠发行债券来解决，由此必然加大投资成本。
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政策变化的成因
目前财政政策现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主要问题症结在于，财政政策与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不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现状不相适应，这是整个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缩影，或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国民经济总格局和财政政策，企业改革和财政政策，中央、地方的关系和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经济格局的变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格局发生较大变化，而财政政策与新的经济格局不相吻合。主要表现在：
1.财政收入过分依赖于工业生产领域。1985年我国经济运行中已呈现出工业部门对财政收入的支撑能力减弱的特点。1986年以后，这一特点表现的十分明显，并成为趋势。这源于改革以来，单一产业向多元化产业发展，其他行业的较快发展，为财政提供了有力的财源，但财政并没有将这部分收入收上来。财政从这些行业所征收的收入和这些行业的发展程度不一致，使得部分税收流失。而就目前看，我们仍将税收主要来源放在工业生产领域。1994年税制改革，设置以增值税为核心的新税收体制，但增值税的征收只限于工业及商业批发零售业等领域，而与物质生产领域直接相关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建筑业以及娱乐业、服务业都不在其征收范围之内。还没有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财政收入以工业生产领域为主的局面。
2.财政收入过分依赖于国有经济。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主要份额的格局被集体、个体及合资等其他经济成份四分天下的格局所替代。1995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30.9%，集体占42.8%，个体和其他类型占26.3%。而财政收入没有改变过去咬定国有经济不放松的局面，过分依赖于国有经济的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收入占65.7%，集体占18%，个体和其他占16%（1994年数据）。这是静态。动态分析，在经济增长中，国有经济增长幅度远远低于集体及其他经济类型，但是它仍是支撑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见表5）。占产值30.9 %的国有工业所交企业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11.9%。而占产值42.8%的集体企业交企业所得税仅占各项税收的1.9%。所以， 财政不仅在经济低增长时期相形见绌，就是在经济高增长中也得不到好处。因为财政收入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错位，影响经济高增长的往往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国有以外的企业，使得财政总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
3.财政收入忽视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1978年在GDP 的最终分配中，国家所得占31.6%，企业所得占17.9%，个人所得占50.5%。到1994国家所得仅占10.9%，企业所得占19.5%，个人所得占69.6%。改革以来的17年间，国家所得所占比重下降了20.7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上升了1.6个百分点，个人所得上升了19.1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所得下降的部分基本转移到个人。个人所得占国家所得转移部分的92%。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导致收入向个人倾斜，但财政收入却忽视了个人收入这一领域。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小。而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是提高的，并且成为所得税的主体税种。如美国20世纪初国内货物税和关税合计占到税收收入的95%，到70年代末，所得税占到税收收入的48.8%，成为第一大税种。公司税只占14.7%。第二大税种是为建立社会保障而设置的薪给税，占总税收的28.5%，它同样具有调节个人收入的功能。
财政收入在忽视收入分配领域时，财政支出却对居民倍加体贴。一是财政对居民消费的价格补贴不断增加。 1994 年财政价格补贴支出比1978年上升27.2倍。二是社会保障支出不断扩大，而这些社会保障费用并不总是有相应的收入做保证。1994年财政社会保障性支出比1978年增长5倍。退休金和公费医疗的增加，教育的投入， 住房水准的提高等等，都加重了财政对居民所承担的职责。由此，改革使居民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国民收入再分配中两次都得到好处，财政却不堪重负。财政在收入分配领域获取的少，支出的多，使得财政捉襟见肘。
我国财政政策同经济格局的错位，而使得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失之交臂。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体制改革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1978年我国以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作为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开始了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企业改革。首先对国有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规定企业在全面完成各项年度计划指标和供货合同后，可从利润中按职工工资总额的5%，提取企业基金，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财力。1981 年对国有企业普遍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以及上交利润包干，超收分成留用、亏损补贴包干，减亏分成或留用等盈亏包干的办法。国有企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留利。1983年和1984年对国有企业实行分两步走的利改税，即首先把国有大中型盈利企业上交国家的利润收入改为按55%比例税率交纳所得税，税后留利，除部分交调节税外，企业可自行支配；其次，又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为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税后利润归企业自主安排。利改税意在以税收的形式规范我国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尽管它还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形式，比如一户一税的调节税，但毕竟明确了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关系。通过这八年的摸索前进，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增强。到1985年，国有企业留成利润达到200多亿元， 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改造。1987年在利改税的基础上，又对企业实行了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多种形式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年实行了“税利分流、税后还贷、税后承包”的改革试点。1994年开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综观我国企业改革，确实也调动了企业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1994年国有工业生产比1978年增长3.5倍，同期利润总额增长62.9 %。无可置疑地说，企业改革的每一步，同时也分流了财政收入。1978年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的预算外资金为252.6亿元， 占财政预算外资金收入的73%，1993年达到2878.6亿元，占到75%，比1978年增长10.4倍，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但随着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企业活力的增强，生产的发展，财政收入并未随之而提高，反而下降。
（三）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财政体制改革始于1980年，为扩大地方的权力、财力分配由过去“条条”为主改为“块块”为主，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1985年进一步发展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预算收入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三大类；中央和地方预算支出的划分，基本仍采取“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方式。1988年财政体制采取不同形式包干体制。1992年开始分税制试点。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仍较多地保留着“包干”体制的胎记，如按基数法核定收支基数，部分税收收入分成，按企业来源关系征收所得税，以及保留原有分税制的税种划分原则和补贴办法等。这脱胎于“包干”体制的中央和地方分税体制，基本上未打破现有利益格局。所以，在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体制改革应该说始终落后于国家和企业分配体制的改革。如1981年我们就对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征收所得税，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涉外税制。1984—1986年又对内资企业开征所得税，即使在1987年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也是建立在税后承包的基础上的。1994年我们又对财政和企业分配关系进一步进行改革。规范了企业内部的财会制度。实行《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两则的实施使我国企业从内部核算制度上向国际化标准靠拢。财政和企业的关系基本参照国际惯例逐步地发展。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始终是在不规范的包干体制下进行。包死了中央，包活了地方。在总量分配中，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55.7%，地方财政占44.3%。在增量分配中，中央政府的边际收入相对于地方也趋于下降。1990年为46%，1993年下降到45%。同期财政支出中，中央占30.3%，地方占69.7%。其结果，一是中央财力紧张。由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不明确，中央放利而相应的事没下放，导致中央财力与其承担事情不相适应。在西方国家，一般中央财政掌握着较大的财力。美国联邦税收占总税收收入的60.2%，州和地方点39.8%。而在收入结构上，联邦财政以所得税为主，一般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占到联邦收入的64%；州财政以营业税为主，一般占州收入的43%；地方财政以财产税为主，一般占地方收入的74%。支出结构上，联邦政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71%，州和地方占29%。联邦财政以国防和调拔计划为主，州财政以公路支出为主，地方财政以教育支出为主。由此从收入到支出都比较明确和规范。而我国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和地方收入不规范，完全取决于地方同中央一对一的讨价还价，而在这种讨价中，中央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收入的分配权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地方手中。而由于事权划分不明确，在支出中地方政府将许多事情推到中央政府，而将资金更多地用于本地生产发展，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二是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目前预算外资金收入基本上与预算内资金平起平座。而预算外资金支出则趋同，尽管专款专用，但大部分投向生产。1992年预算外资金收入达3854.9亿元，相当于预算收入的97.7%。预算外资金支出3649.9亿元，其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占预算外资金支出的36.8%。并且预算外资金收入和支出中，每年还有100多亿元的差额， 其支出方向不在财政帐面上反映，而不知其去向。这部分资金实际是我们上边所说，重复建设的资金来源。中央财力的紧张和事权的过大，使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既难以集中资金，发展重点建设，又难以在国民经济调控中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四）财政支出结构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17年，财政总收入增长3.6倍，财政总支出增长4.2倍。从财政支出结构上看，财政支出增长较快的原因之一是行政事业费支出较多。同期行政事业费增长15倍，而农业支出增长是2.5倍， 科研经费支出增长3.6倍，教育费支出增长12倍， 在这里我们主要计算的是财政支出总量上的数据。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现行行政事业单位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支出口径也较为复杂，还存在一块隐性的行政事业费支出。一是转嫁的行政事业费支出。据河北省估计，1994年该省预算外资金用于行政事业费支出比1990年增长204.5%，平均每年增长24.9 %。二是事业单位抵顶国家行政事业支出。由此可见，行政事业费支出比财政帐面上统计的还要大。行政事业费剧增的主要原因是人头费增加过多。1994年我国从业人员比1978年增长53%，同期党政机关行政人员增长1.2倍。职工工资总额增长10倍，机关行政人员工资增长17.5倍。 机构的重叠设置、臃肿、庞大，行政人员过快增长，使财政不堪重负。有的县行政人员发放工资都十分困难。财政支出增长过快的另一原因是价格补贴。1994年财政支出中价格补贴比1978年增长27倍。 1994 年达到314.5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5.4%。但同时，价格补贴并没能带来效益。
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现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经济运行格局变化的结果，它产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所以，也需要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去解决。
三、对策建议
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税体制改革，由此，初步构建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的总体框架。改革的思想清晰、明确，目前关键是在操作上，使财政改革的正效应充分释放出来。
1.调整财政收入结构。调整财政收入结构，就是调整税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收发展趋势看，随着经济发展，直接税已成为税收的中心主导税，它的优点是：税收所得弹性高，更易于随经济的发展及时调整税收，强烈地体现政策目的。比如，日本1965—1974年所得税和法人税税收弹性值分别为2和1.25，间接税的税收弹性为0.67。 当然从间接税到直接税需要有一个过程。目前，调整我国税收结构，一是要加强对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个体经济等的税收征管，取消对其减免和优惠政策， 使得财政能从这部分经济高增长中取得收入。 二是要完善1994年税制改革体制。第一，加快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收入型”增值税转变；第二，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将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以及娱乐业、服务业纳入到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内；第三，加强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第四，加强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尽量划小小规模纳税人的范围。三是根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情况，逐步提高直接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
税制改革本身是随着经济发展持续不息调整动态过程，特别在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和经济利益格局变化时期，调整税收结构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符合，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
2.加强财政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财政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这一职能，就是征收个人所得税。在具体征收工作中，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定，关键是加强对居民收入的申报、征收和管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从分类所得税制逐步过渡到综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是将归属于同一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所得来源如何，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照一个统一的或累进的税率计算纳税。它有利于税务部门掌握纳税人收入和财产的准确信息，以减少偷漏税。另外，要将个人所得税划归为中央税。
3.调整支出结构。我国目前财政支出中，行政事业费支出增长快。人头费的过快增长是影响财政支出效益的主要原因之一。综观各国战后发展，日本战后经济起飞阶段，一直实行的是“小政府”政策，财政支出规模较小。调整财政支出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改革，减少行政事业费支出。80年代日本“重建财政”期间推行行政改革，在6 年内裁减国家公务人员约52万人，使政府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由10.1%下降到4.7%。
4.其它。如：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合理吸纳社会资金，加强财政监督体系，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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