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空间分布——以《津门保甲图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保甲论文,庙宇论文,天津论文,图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南到北，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发生变化。但是以天津为代表的北方沿海城乡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氛围中，不论是城内、城外、还是农村，均分布着种类繁多、规模不一的传统庙宇。成书于1846年的《津门保甲图说》，本是关于天津海口民防事务之书，全书有总图、分图181桢，记述了天津各类寺庙490处，反映了传统社会天津庙宇之概貌，是研究天津传统庙宇分布的重要资料。本文以《津门保甲图说》为中心，对鸦片战争前后未曾发生剧烈变迁以前的天津庙宇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初步考察。
一、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数量及类别
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众多，虽然在城内、城外、农村的数量及其与户口的关系有所不同，但是却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同宗教、类别的庙宇数量分布，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天津民众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
(一)不同区位庙宇的数量及其与户口之关系
如表一，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共有居民87661户，庙宇490座，僧道340户。约每户僧道看护1.44座庙宇，每178.90户共享一座庙宇。其中县城内有居民9914户，庙宇34座，僧道32户，约每户僧道看护1.06座庙宇，每291.58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东门外、西门外、南门外、北门外、东北城角、西北城角(以下称“城外”)等经济较发达地区，虽然和城内存在明显区别，但是亦和农村地区有所不同。这些地区总户数为22943户，庙宇总数为126座，僧道73户，约每户僧道看护1.73座庙宇，每182.09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农村共有54805户居民，寺庙330座，僧道235户。约每户僧道看护1.40座庙宇，每166.07户居民共享一座庙宇。
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庙宇与户口的关系是从城内到城外再到农村递减，单位庙宇的使用比例逐渐减小。城内及城外商业较为发达之地，单位庙宇的使用户数较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单位庙宇的使用户数较少。
尽管如此，以上数据并不能说明商业发达的城内及城外更加世俗化，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传统保存较好。事实上，《津门保甲图说》所反映的是天津仍处于传统社会状态时的基本面向，并具有这样一些分布特点：
其一，城内及城外商业较为发达之地寺庙所占面积相对较小，相对于农村来说，密度相对更大。其二，城内及城外户口虽然较多，但是由于空间相对农村要小得多，因此，民众到最近庙宇的距离比农民要近。由此可知，城内及城外民众可以占用庙宇资源虽然相对农村要少，但对庙宇的利用率却相对较高。其三，从僧道户与庙宇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在城内，每户僧道平均看护1.06座庙宇，远低于农村每户僧道看护1.40座寺庙的水平。这表明在城内生活的民众更容易接触僧道等宗教人士。如果说庙宇是宗教活动的场所，那么僧道等宗教人士便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者和引导者。由于这部分人士相对较多，又能较容易为民众所接触，便意味着民众过宗教生活较为方便。
当然，统计数字亦有不协之处，即城外是平均每户僧道看护1.74座庙宇，高于农村的水平。这里每户僧道看护庙宇的数量，稍有差异。如东门外，1.28座；西门外，1.33座；东北城角，1.05座。和城内基本持平而显略高，似乎意味着东门外、西门外、东北城角三处民众的宗教生活与农村相比相差不多。
南门外共有庙宇6座，僧道4户，合每户居民1.5座，略高于农村地区。不过应该看到南门外地势较为低洼，且水道纵横，沟汊密布。康熙时期总兵蓝理曾于此地引水种稻，时有“‘小江南’之号，土人谓之‘蓝田’。”②据《津门保甲图说》记载，这里有村十一，而图中只可看到小王庄、十五间房、五窑、侯家台、太平庄等5个村庄。可见此地人烟相对稀少，与东门外、西门外、东北城角等处相比商业较为落后。其数据之畸高，不足以作为资料或研究的依据。另外，西北城角有庙宇13座，僧道户8户，合每户居民1.63座，也高于农村地区。考虑到西北城角虽然较为繁荣，但是土地过于狭窄，才造成这种结果，因此应视其为特例。
北门外有庙宇33座，却无一户僧道。此一结果，于理不合，令人不解。这也是城外总体统计数字出现平均每户僧道看护1.74座庙宇的主要原因。
不过，总体来说，虽然城内、城外、农村地区庙宇数量及与户口和僧道户的关系有所不同，仍可见到在传统社会，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民众们都有强烈的信仰和实践的需求，这种信仰的需求和具体实践与经济发展水平未必有直接关系。
(二)不同类别庙宇的数量及其与信仰之关系
综观天津境内490座庙宇，以土地庙、观音庙、关帝庙和娘娘庙为多。如表二，土地庙占全部庙宇的17.76%，关帝庙占12.04%，观音庙占12.24%，娘娘庙占5.31%。四类庙宇总数占全部庙宇的47.35%。其中，分布于南面、东南、东面村庄的寺庙甚至超过了60%，西面、西北、东北城角、南门外也达到或超过50%。可见天津民众虽然信仰较为驳杂，却有主要信仰对象。他们多崇信土地、关公、观音和妈祖，对于其他神灵的祭拜则相对较少。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而农民的各种需求均附着在大地之上，所以对之充满期待。不仅生活在农业地区的民众与土地紧密相关，就是在商业较为发达的天津，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存在，土地庙、土地祠仍扮演传统的角色。“亲初殁，男女哭奠于……土地祠。”④由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与土地紧密相关，所以在天津东面的24个村庄中，有5个村庄的庙宇全是土地庙。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求子、祈雨、迎神赛会等各类宗教需求，也只能在土地庙中才能得到满足。
统计数字也印证了上述看法。据统计，除了城西的村庄人烟稀少，仅有2座庙宇，而无土地庙外，在其他地方，都有土地庙。如前所述，东面一带的村庄，共有5座庙宇，均是土地庙。另外，东南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29座；南面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18座；西南一带村庄，有土地庙11座；西北一带的村庄，有土地庙10座，基本上都达到了两位数以上。土地庙分布地域之广，密度之大，均是其他庙宇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城隍是一座城市的保护神，护佑生活在这里的民众之平安。天津城内有2座城隍庙，分别是县城隍庙和府城隍庙，均坐落在县城的西北角。城内民众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与城隍庙紧密相关。天津城居民每到清明这一天，都要“迎城隍神于西郊，赦辜。”⑤四月初六、初八两日，府县城隍神出巡，经过地区热闹异常。有竹枝词云：“会仿张傩以鬼名，泥金面具突双睛。城隍自昔昭灵爽，魑魅原何任昼行。”⑥这都反映出城隍在天津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清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催发了全国各地大量兴建关帝庙的热潮，崇奉关公之风盛极一时，天津亦是如此。观音信仰在中国民众之中也十分普遍。据统计，天津县境内共有关帝庙59座，观音庙60座，前者占12.04%，后者占12.24%。可见关帝信仰和观音信仰对天津民众影响之深。官府于“每年春秋二仲月及五月十三日祭祀”⑦关公，民间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关帝诞辰，天津民众往往也于是日祭祀之，带去的“祀品以鸡、羊、面桃”为主，⑧兼及其他。雍正和乾隆两位皇帝曾先后赐匾于观音阁，前者为“潮音清梵”，⑨后者是“紫渤青莲”。⑩足见统治者和民众对观音信仰的重视和推崇。
天后信仰在天津也较为普遍，信众颇多，寺庙也不少。据统计，天津境内共有各类天后庙宇26座。除了位于东门外的天后宫外，基本上都分布在农村。东门外的天后宫十分壮观，于廷献有诗云：
驱使封家十八姨，龙洋鲸浪坦如夷。三津宫殿同瞻仰，万里帆樯尽指迷。
彩蝶只今来海舶，神鸦终古拂灵旗。圣朝重译争修贡，呵护传闻事更奇。(11)
天后宫内部供奉神灵众多，有张仙爷、傻哥哥、王灵官、灶王爷、关帝、泰山娘娘、千子娘娘、百子娘娘、奶姆娘娘、乳母娘娘等等，可谓众仙云集，堪称众神集居之所。天后宫与天津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里常常香烟缭绕，为天津诸寺庙之冠。天津是一个海运发达的城市，妈祖首先具有海神性质。不过，资料显示天津还有2座著名的海神庙，均分布在东南一带村庄。在天后宫中供奉的妈祖，不仅具有保佑渔民海上安全，商人海运顺畅等神力，还被赋予保佑民众生活安定，赏赐子嗣等神职。因此，天津民众对妈祖的信仰特别虔诚。在清代，每逢初一、十五，来自各地的进香者人头攒动，阻塞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旧历元旦各娼妓祷祝于此，粉红黛绿，满院光辉。”(12)此外，每年农历三月份还要举办天津市最大的庙会——皇会，更是盛况空前。
据统计，天津共有观音庙和娘娘庙共86座，加上东门外的圣慈庵、西北城角的皇姑庵、东南一带村庄的碧霞庙，共有89座。这些庙宇以供奉女性神灵为主，占天津庙宇总数的18.16%，其他庙宇主要都供奉男性神。另外，还有些庙宇，如土地庙中除祭拜土地之外，也会供奉土地奶奶，只是处于男性神灵的附庸位置。可见，在男权社会中，接受祭祀的神灵也是以男性为主的，女性神灵并没有得到与男性神灵平等的地位。
以上四种庙宇，观音堂可以归入佛教之列，土地庙应属民间信仰的范畴，但是与道教相关联，关帝信仰不仅是较为普遍的民间信仰，也与儒释道三教信仰息息相关，天后信仰虽然往往被视为道教信仰，但是天后宫里供奉的众多神灵分别来自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可谓诸教杂陈。故而在天津传统社会的庙宇中虽然有不少属于佛教或者道教体系，前者如大悲院，后者如元通观，但是更多地带有三教兼容的特性，并与民间信仰相混杂，难以确认其究竟属于哪一种信仰，而这正是天津乃至中国本土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二、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人文分布特点
根据《津门保甲图说》所载天津县城图所示，县城东北部是道署、县署、捕厅、运司署、府学、县学等政府机关所在地，是传统社会的政治中心。不难想见，县城东北庙宇的这种分布与官僚政治关系密切。
城东北的庙宇分布是围绕着孔(文)庙而展开的。明正统十二年(1447)天津始建大成殿，并塑孔子像，嘉靖时改塑像为神主。清雍正三年(1725)，“府庙之东设明伦堂、东西斋及府学官公廨，县庙之西设明伦堂，东西斋及县学官公廨。庙制门殿及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均如制。”(13)至此，天津城内文庙之官方祭祀系统基本形成。文庙内不仅供奉孔子，还有颜渊、子思、曾子、孟子等也接受祭祀，另有闵子、冉子等十一哲陪祀。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祀典，先祭启圣，而后孔子。”(14)由地方官主持祭祀。每年元宵节，醉心于科举考试的文人士子都要前来叩求功名。范景文有诗云：“元宵踏月月如银，士子焚香拜圣人”，(15)描述了文人士子到文庙烧香，求功名的情景。
名宦祠内供奉的是天津历代政绩昭著的官员。不过比较重要的官员，都会有专门的祠宇，如表三所示。值得注意的是，毛公祠、王公祠、李公祠、赵公祠、懋功祠、石公祠、杨公祠等祠堂都立于咸丰十年(1860)之前。这些祠堂是清政府借祭祀先贤，宣示统治权威的公共空间，一般都位于城内或较为发达的北门外等地。
乡贤祠是祭祀一方才俊的祠宇。据载，“顺治以来，入祀乡贤，仅刘、朱、侯、沈四公。”(17)“天津士大夫家，大率祀祖先于中堂，或有别辟静室以奉木主者，至于起建家祠，则以地窄民稠，殊不多觏。”(18)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乡贤祠得到敬奉的乡贤并不算多。
在县署和县学里建有两座文昌阁，供奉的是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为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在这里供奉，具有配合文庙，以激励士子读书之意。文昌宫的主要信众也是文人士子。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文士祀文昌帝君于城西庙中，凡贫民之拾补缀者，皆集以其所，捡字纸送入庙中。”(19)
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一贯主张文武并举。虽然因时局不同，有时比较重视“文”，有时比较重视“武”，但无论如何二者不能偏废。因此，城内除了文庙，还建有武庙。武庙初设于西南城角上，明万历四十年(1612)移建于城内西北隅，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内祀周昭烈武成王，四配吴司马孙子、齐司马田子、汉留侯张子、汉武侯诸葛亮”。(20)史载康熙时任天津总兵的李克德，“每于朔望临祀先圣贤，偕诸多士讲武谈兵于内。”(21)至于武庙的功能，李克德亦有所体悟：
翻黄石之书，策青骊之辔，实足以翔腾天庙……期与田、穰苴、孙、吴辈颉颃天壤，斯即予之期于多士者，用舍、行军、致主，一辙意也。(22)
天津城内，与“武”有关的还有4座关帝庙。虽然坐落在县城内，但是关帝庙并未完全取代武庙的地位。位于城内户部街之县署内的关帝庙，每年春秋二仲月及五月十三日官员都要前来致祭。由于“武庙火废不修，光绪间焚毁无余，只附近地方犹称武学。今则人民杂居，穷檐矮屋，人鲜知其为庙址者”，(23)而每岁官员祭祀也不过“扫地以祭”(24)。可知至光绪年间，县署内的关帝庙已基本取代了武庙的地位。
天津城西有社稷坛、先农坛，城南有风云雷雨山川坛，均属于官方祭祀系统，也是官方祭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祭祀权力由官僚掌控。
另外，县城外之天后宫、海神庙等庙宇也与官方有关。东门外之天后宫宫门上大书“敕建天后宫”，说明此天后宫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驾幸天后宫时，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并娱圣祖，是为天津天后宫庙会受到王朝最高统治者垂青之始。乾隆南巡途经天津，正值天后宫举办庙会。他看到之后，不禁大加赞赏，予以赏赐，“特御赏黄马褂四件，叫四名鼓手各穿一件。”(25)这表明在天津民众中盛行的天后信仰起初虽不具有官方信仰的性质，仍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另外，天津还有许多庙宇，也被打上了最高统治者的烙印。康熙有《天津海神庙碑文》，雍正有《世宗宪皇帝御制海神庙碑文》，康熙题过字的庙宇则有海神庙正殿(匾：静洪波)，观音阁(匾：潮音清梵)，水母殿(匾：涵育；对联：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海光寺(匾：随处潮音；对联：水月应从空法相 天花故落映星龛)。乾隆题过字的庙宇有望海寺(匾：瀛壖慈荫)，文庙(匾：与天地参)。(26)
不容否认，在城外特别是农村的庙宇与官僚统治和儒家文化之关系比较疏远。这似乎昭示出由官僚主导的祭祀系统分布在城内及城外部分地区，占据着最重要的祭祀资源，具有主导地位。而城外大部分地方和农村，较少受到官方的重视。也只有在这里，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才可以占据主要的信仰空间。以土地庙为例，天津87座土地庙，其中城内仅1座，城外有11座，而农村却有75座，并呈现从城内到城外逐渐增多的特点。土地庙在农村地区数量庞大，而在城内分布很少的事实，说明土地信仰强烈的乡土性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有越是在统治中心地区，官僚统治和儒家文化对民众信仰影响越大，离统治中心越远，官僚统治对民众信仰影响越小的特点，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城内、城外、农村不同地区天津民众的信仰生活仍然具有统一性。以关帝信仰为例，天津县境内共有59座关帝庙，其中城内4座，城外8座，农村47座。然而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也无论是官僚、商人还是普通民众，都信仰关帝。另外，城内虽然以文庙、武庙和其附属庙宇为中心，但从庙宇数量看，仍以财神庙、达摩庵、涌泉寺、火神庙、三皇庙、准提庵等庙宇为主。这些庙宇和城外及农村建立的寺庙并无特别不同，表明城内民众和官僚们的信仰需求，与城外和农村相比具有很大的统一性。
三、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庙宇的地理分布特点
庙宇的分布常常依靠自然地理原则，建在水陆交通要道上，作为地标和村庄加以命名。庙宇的建立是为了满足民众追求神圣活动的愿望，既要与民众的世俗生活有所区隔，又不能离民众太远，故而需要遵守方便-区隔原则。而从总体来看，庙宇的分布还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
(一)交通要道原则
天津许多庙宇都分布在交通要道上，无论城内、城外，还是农村地区，几乎都是如此。如图一，在县城内，从东门到西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它与从北门到南门的大道，像坐标系一样将整个县城分为四部分。在县城北半部，西起府、县城隍庙，东至三义庙也有一条重要道路，将县城北面切分为两半。沿着这些交通要道可以发现，县城内的庙宇主要分布在东西向交通要道的两边。在横向的中轴线上，北面分布有准提庵、文昌阁，南面分布有达摩庵、弥勒庵。在另一条大道上，北面分布有县城隍庙、府城隍庙、三皇庙、土地祠、朝阳观、乡祠、三义庙，南面分布着三圣庵、关帝庙、财神庙、药王庙。
县城四门之外的路侧，分布着许多庙宇。如东门外路北有天后宫，路南有吕祖堂；西门外路北有天安寺；南北外路东有药王庙、大悲庵；北门外的路东有华严庵，路西有真武阁。
传统时代，天津河流密布，水路交通较为重要。在河流的两岸也分布着许多庙宇。以三叉河口为例，北叉口集中有丙德庵、静月庵、关帝庙、福寿寺；西南叉口有太虚观、玉皇庙、白衣庵；东南叉口有土地庙、玄帝庙。另外，在北运河段分布有药王庙、关帝庙、龙王庙、白庙、菩萨庙、土地庙、药王庙等。
由于庙宇往往建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常成为地方命名的参照。据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同治《续天津县志》等记载，挂甲寺捞尸义地在寺东北里许，红寺在黑寺东，白寺在红寺东，海会寺在城西稽古寺西，崇禧观在望海寺旁。这种叙述方式明显将挂甲寺、红寺、白寺、海会寺、望海寺等寺庙当成了地理上的参照标准。东门外之天后宫南北两条街道，分别被命名为宫南大街、宫北大街。西北一带村庄之第3图有一村曰白庙村，村中有一庙曰白庙。西南一带村庄第20图有一村曰三元庵村，村中有一庙曰三元庵庙。东南一带村庄之第7图有一村曰小土地庙村，村中有一庙曰土地庙。西南一带村庄之第2图有一村曰古佛庄，村中有一庙曰菩萨庙。南面一带村庄之第23图有一村曰南大寺庄，村中有一庙曰大寺。庙宇的名称即是村庄的名称，可见庙宇对村庄的命名产生很大的影响。建在水路交通要道上的庙宇也有此情况。如真武庙渡、西沽火神庙渡、大王庙渡、莲提庵渡、福寿宫渡、玉皇阁义渡、龙王庙义渡、小圣庙渡等等。
(二)方便一区隔原则
庙宇是供民众使用的，理应离生活区不要太远，如此可以方便民众的信仰生活。但由于庙宇是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有所差别，所以一般又要与世俗生活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所区隔。
在县城内，庙宇的分布遵循着方便的原则。由于城市的居民区一般称之为胡同，庙宇的分布便围绕着胡同展开。在县城的西北，有一座三圣庵，其北横向排列着白家胡同、北项家胡同、罗家胡同；其西有小井胡同、葛家大院；其东有毛家胡同、蒋家胡同、任家胡同、鲍家祠胡同。西南处有一达摩庵，其左一字排列小胡同、弓箭胡同、谢家胡同等；其右有小胡同、丁家胡同等。如此情况，不胜枚举。在城内，由于土地面积相对狭小，居住区域相对集中，而庙宇的建设与胡同的分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较为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建在几个胡同的交会位置，如此可使居住在附近不同胡同的民众都能够较为方便地享用庙宇这一神圣空间。在城外，亦同样如此。如东门外之吕祖阁，周围分布有摩盘街、南斜街、扒头街、九□□巷。北门外之真武阁，西有竹竿巷、西南有针市街、西北有花店街、东有估衣街。
这种方便原则，在农村也有反映。在农村，庙宇的分布有三种情况：
其一，庙宇分布在一个村庄之侧。在这种情况下，庙宇分布在村庄外部一侧或几侧。一般一个村庄的旁边只有一座庙宇，如西南一带村庄之第8图卞家庄之西有一庙(佚名)，东有一菩萨庙。也有一个村庄旁边有几座庙宇的情形。同一幅图中之李家坟西有一土地庙，曹家庄东有菩萨庙，西有关帝庙。西南一带村庄之第10图曹家庄西侧有一菩萨庙，右侧有一关帝庙。这两座庙离曹家庄都非常近，民众可以很方便地到寺庙来求神拜佛，第13图东北斜村东南有一土地庙，中北斜村东北有一土地庙。第19图有一马家庄，庄侧分布有九圣庙、菩萨庙和火神庙3座庙宇。
其二，庙宇有时也会在村落之中。不过一般来说，这样村庄之居民较多而且居住相对分散，庙宇在村庄的某一侧使另一侧的民众使用起来不太方便。于是便形成了庙宇在村庄之中，居民围绕着庙宇分别居住的布局。宜义埠是县城北一个居民较多的村庄，村中有一药王庙，居民分布在庙之东西及北面。另如东面一带村庄之第6图汪道庄的土地庙，东南一带村庄之第14图贺家口之娘娘庙。第18图杨家庄之观音寺，第21图贾家沽道之观音庙、吴家嘴之土地庙也都呈现出类似的分布特点。
其三，庙宇分布在几个村庄的交通要道上，为几个村庄的村民共享。即使在传统时代，作为神圣空间的庙宇仍然具有稀缺性，并非每个村庄都建有很多的庙宇，满足着村民的不同需要。故常常是几个村庄合用一座或几座庙宇。类似这样的庙宇一般会分布在几个村庄相联的交通要道上。如西南一带村庄第10图，邢家庄在西面，汪家庄在东面，在两村之间的道路旁边，有一土地庙，为两个村庄的村民所共同享用。但是由于农村地广人稀，不同村庄之间的距离较远，且经济较为落后，道路也较为不便，因此，这种情况并不十分普遍。
庙宇分布除了遵循方便原则外，还要遵循区隔原则，即把神圣和世俗区分开，不致混杂。在城内，西北之三圣庵，与其北的白家胡同、北项家胡同、罗家胡同中间隔有一条大道，离其西的小井胡同、葛家大院中亦有一段距离，与其东面的毛家胡同之间有一堵墙隔开。在城外，西门外之真武阁不仅建在一条南北交通的大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相对较为空旷，其左之针市街、竹竿巷、花店街，其右之估衣街都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农村地区，庙宇位于村庄外便可以自然地与世俗生活之中心隔离开来。即使庙宇位于村落之中，也同样如此。比如宜兴埠之药王庙即使离最近的居所也有一段距离。这正反映出神圣与世俗的界限。至于几村共用一庙宇，更不可能建在某一村之中，更容易区隔。
(三)分布不平衡原则
此外，天津庙宇还遵循着分布不平衡的原则。总体来看，天津庙宇分布地域广泛。无论城内、城外还是农村，只要是民众居住之地，便建立庙宇。但也有些村庄周围不仅没有庙宇，也无法与其他村庄共享。以东面一带村庄为例，第1图之贯儿庄、张贵庄，第2图之欢坨庄、孙家庄、荒草坨、李明庄、何家庄，第3图之赵家庄、于家庄、朱家庄，第4图之西堤头、刘快庄、大范庄，村内及村外均无庙宇。即使庙宇资源相对稀缺，仍然有一些庙宇分布在荒郊野外，如西南第10图上有一真武庙，第11图有一三教堂，周围均无村庄，无民房。亦有些村庄庙宇较多，如西北一带村庄第3图，只有3个村庄，却有三官庙、土地庙、龙王庙、关帝庙等4座庙宇。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于不同区域的民众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不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还有一定的空间分布特点。除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主持的宗教活动以文庙和武庙为中心。普通民众对于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中众多神灵的祭祀往往是在分布于广大城乡的佛教、道教以及具有民间信仰性质的庙宇之中。以往的研究往往对宗教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或阐释具体的宗教经典，对宗教信仰赖以生存的庙宇之地理研究重视不够。
中国现存的大量地方史志资料，往往对各地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类庙宇加以较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庙宇空间分布状况及其相关议题的资料库。本文以《津门保甲图说》为中心，从庙宇数目与类别、人文分布、地理分布等几个层面，对鸦片战争前后天津城乡庙宇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希望能够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宗教史的研究。
*文中如无特别说明，资料来源均为《津门保甲图说》，文中图例均指此图说。
注释：
①据《津门保甲图说》，书中图与数据不合者，以图为准。
②道光《津门保甲图说》南门外图说第四。
③据《津门保甲图说》。
④乾隆《天津县志》卷十三。
⑤同治《续天津县志》卷八。
⑥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页。
⑦宋蕴璞辑《天津志略》，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9页。
⑧同上，第27页。
⑨乾隆《天津府志》卷一。
⑩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四。
(11)《天后宫》，乾隆《天津县志》卷二十三。
(12)宋蕴璞辑《天津志略》，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0页。
(13)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
(14)康熙《天津卫志》卷二。
(15)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页。
(16)据康熙《天津卫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民同二十九年《天津志略》。
(17)高凌雯：《志余随笔》卷四。
(18)同上卷五。
(19)同治《天津县续志》。
(20)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
(21)康熙《天津卫志》卷四。
(22)《重修武庙碑记》，康熙《天津卫志》卷四。
(23)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
(24)《天津县地理教科书》，天津普文石印本，第14页。
(25)徐肇琼：《天津皇会考》，张格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6)参见乾隆《天津府志》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