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国三题——有关郭沫若的历史评价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中国论文,评价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刚渡过她的五十岁生日。回顾历史，缅怀为呼唤新中国诞生，为创建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终生的郭沫若的杰出成就和光辉业绩，用以激励青年一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分有益的。
一个时期以来，海内外有一股自由主义思潮，否定五四新文化，否定新中国文艺，否定鲁迅，尤其否定、贬损郭沫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由于长期“左”的思潮浸扰，又加之“文革”十年浩劫，年青一代易生逆反心理，就更为这股否定、贬损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思潮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因此，还郭沫若以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对郭沫若的历史评价及相关问题，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郭沫若与新中国共生共存
二十世纪中国，诚如恩格斯所言，是一个需要巨人又产生巨人的时代。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继鲁迅之后在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郭沫若，就是这个时代英雄群体中的一员。他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巨人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早已盖棺论定，载入史册。他的生命也早已融汇到新中国的生命流程中而获得了永生。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当李大钊等先进的中国人敲响了“青春中华”之世纪晨钟之际，身在海外的郭沫若也无时无刻不焦渴地注视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五四运动的春雷唤起了郭沫若巨大的诗情。他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回应五四，奉献出堪称天才的浪漫主义诗歌集《女神》，预言了新中国将在旧中国的涅槃中诞生。他诅咒旧中国的罪恶与黑暗，呼唤新中国的新生与光明，传达了时代和人民的心声，成为五四时代的号角、最强音。诗人站到了时代的前列，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其诗歌不朽的艺术魅力迄今无一诗人能与之比肩。
郭沫若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他是新中国的预言者，他更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历经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与了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他不愧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1928年以他为首的创造社文学社团，倡导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其诗集《前茅》，堪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初的代表。在抗战时期，他作为“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率领抗日文化大军同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文化作殊死战。他的抗战六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高渐离》、《南冠草》，成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解放战争中，他坚守文化阵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文武两条战线的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在郭沫若的悼词中给予他以高度的历史评价，完全正确，已成共识。
即使为人所诟病的建国后的郭沫若的一些作品和言行，历史地看仍是功绩大于错误和失误的。郭沫若作为革命的诗人，甘当“党喇叭”，并充当新中国报晓的雄鸡，全心全意地歌唱新中国，歌唱党、歌唱毛泽东，很多时候“党”与“国”与“毛泽东”在他的诗中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同义语。他崇颂毛泽东，但在开国之初的诗集《新华颂》中还不是后来那种个人崇拜。优秀长诗《骆驼》，既是新中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他在繁忙的政务和学术工作之余，还写出了优秀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抒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题材、主题，讴歌时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对新诗的建设、历史剧理论进行过很有启示性的探求。甚至在“四人帮”肆虐的年代里，他仍不忘情于文学艺术，为我们留下了可以窥探其“文革”心迹的译诗集《英诗译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全国科学大学上，仍以一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热烈欢呼拥抱“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建国以来，郭沫若肩负重任，担当着繁忙的国家行政领导和文化学术建设工作，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还是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和平使者，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尤其建国之初他的外交活动几乎无人可以替代。总之，他在诸多方面的成就迄今让人也难以企及。郭沫若与新中国共生共存，既有胜利的欢乐，又失败的痛苦。他同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忠贞不渝。他的品德是高尚的，人格也磊落。
二、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谊及所谓悲剧问题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交谊一般人并不完全清楚，因此往往被人歪曲利用，甚至无限夸张，当作诟病郭沫若、否定郭沫若的重要依据。如海外学者余英时及国内的丁冬等人，还以此攻击郭沫若为毛泽东的“弄臣”，亦即古代帝王戏弄的宠物和御用文人之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误解。因此很有必要予以辨明和澄清事实。
关于郭沫若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及“文革”中的悲剧问题应当如下去看。首先这是一个涉及评价正确历史人物的大问题，决不能简单草率从事。一定要实事求是，重分析，重证据，绝对不能感情用事，逆反心理。其次，正如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的错误所做历史界定时指出的那样，一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做到实事求是。强调要看到那些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而且是整个党的，集体的，并非只是某个人的错误。他说“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不去纠缠于追究某个人的责任。只有朝前看，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人无完人。对毛泽东尚且如此，对郭沫若自然更不应该去苛求他、随心所欲地去贬损、否定他。那样，不可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而只能是相反的结果。近年出版的丁冬编辑的《反思郭沫若》一书，其编者意图便是一个例证。
关于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关系问题，余英时、丁冬、李劼等人所谓的“弄臣”关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根本上说，也不符合他们关系的实际。
毛郭关系据我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相识相交。二、相互景慕。三、诗词唱和。四、“文革”悲剧。
一、相识相交。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在上海前后逗留月余。这时的郭沫若为筹备创造社杂志《创造季刊》，第二次由日本返沪，住在泰东图书局编辑所楼上。他同时还编辑创造社丛书，并于8月5日出版了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即其处女诗集《女神》。《女神》的出版轰动了文坛。毛泽东为日后从事文化活动的需要，扩大长沙文化书社事，于8月11日专程造访泰东书局编辑所。 惜郭沫若外出未归，二人未能会面。接待毛泽东的是书局经理赵南公，他在当天日记里记下了毛的来访。可以推测，毛泽东访问泰东与文坛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领袖及《女神》的作者郭沫若有直接关系，不排除毛泽东对诗人郭沫若的景慕而求一见的动机在内。这从数年后在广州的林伯渠家不期而遇时两人一见如故的情景中看出来。1926年3月， 大革命浪潮把毛郭二人推到了一起。3月23 日上午应邀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同主持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在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林家不期而遇。郭沫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便留下了与众不同的深刻印象。在1932年郭沫若的《创造十年》中特地作了生动的记叙，并将毛比作汉代开国功臣张良，以为是革命队伍中少见的奇伟之人。 《创造十年》于同年9月出版，10月毛泽东被解除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的职务，长时间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虽然这只是巧合，但是无疑地在客观上起到了道义支持毛的作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毛泽东随国民政府迁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仍主持农讲所。郭沫若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而政治部工作重点“偏重在农民运动方面”，因而推知他们间有工作的密切配合，个人友谊比广州时更加深了。多年之后毛泽东在给郭的信中还提出“武昌分手”之事，难忘那段革命情谊。直到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郭二人才得以在山城重逢，重叙离别之情。
二、相互景慕。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先后担任过国共合作的政权窗口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长期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做抗日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抗战进步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和文化运动的旗手。毛泽东对他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历史研究及历史剧，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包括在公众场合、毛泽东著作及书信往来中所给予郭沫若的表彰和鼓励。特别在私人书信往来中，毛泽东由衷地表现了他对郭沫若所取得的卓著成就的景慕。如1944年11月21日信中说：“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并说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著作已列为党的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这决非一般应酬之词，恰是两情相仪、倾心景慕的两位老朋友间心声的流露。
在郭沫若一面，自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军南下经瑞金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共产党后，便决心做“党的喇叭”，“党决定了，我就照办”，以身许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因此随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他对党对毛泽东的感情往往不可截然分割，对党的领袖的崇敬与日俱增。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郭沫若诗词中已有对毛的赞颂，不过是以喻意的方式表达的。建国后他对毛的赞颂便是以放声歌唱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他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领袖，这三者之间几乎是等同的，没有多少区分，可视作诗人感情的自由喷发。他的这种情感于当时人民对领袖的情感也是完全一致的，无可指谪的。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不可同等看待。
三、诗词唱和。建国后直至“文革”前，甚至“文革”中，毛泽东与郭沫若除领导被领导关系外，还是一对常有唱和的诗友，个人私谊非浅。从建国后毛郭二人的诗词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代诗歌史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潮。他们有许多同好，如都喜欢李白而不甚喜欢杜甫。毛泽东提出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公开为浪漫主义正名，郭沫若便有再生之感，公开承认自己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二人均喜自铸新词，相互切磋，或互为唱和，或评诗论词，一时间成为了文坛佳话。
有人抓住毛郭诗词唱和大做文章，以为抓到把柄，绝非好意地将郭打成封建时代的“弄臣”。如果不是刻意挑剔、苛求郭沫若，那也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主观随意的夸大和歪曲。毛郭的关系是同志与朋友的关系，而非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即使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郭沫若仍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有人说这两出戏是郭对毛和江青的阿谀奉承，并作为他是“弄臣”的依据，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大家知道，《蔡》剧写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之后的背景下，《武》剧则写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损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文艺工作者动辄得咎，往往不敢面对现实写出真正有力度的好作品来。而此时的郭沫若却能够坚持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评判历史人物曹操和武则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从剧中引出教训，对当时的现实政治问题和人民的疾苦给予关注，以资当政者借鉴。如《蔡》、《武》两剧除了歌颂曹操和武则天的文治武功及升平气象外，还特地写出了曹操能知错必纠、平反冤狱的事件和情节；武则天体察民情、广开言路、知人善任、不论个人恩怨的政治家风采，以寄托老百姓对“明君”的理想。这些描写不能不说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者对领袖的一种委婉的讽谏及热切的希望的表示。这同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弄臣”——一味地为君主所戏弄、一味地对君主阿谀邀宠，难道不啻有天渊之别吗？由于两剧的历史内蕴深厚，寄寓深广，一时为人们所不理解或忽略也是有的。客观看待和品评两剧，迄今我仍以为剧中所表达的“人民本位”思想是非常宝贵的。至于有人牵强附会，把“文革”中梦想成中国今日之女皇的江青，附会到《武》剧创作的起因上，除了缺乏历史、政治的知识外，不能不说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一种歪曲。可以肯定地说，在那时的江青与“文革”中的江青是有极大区别的，因为那时的江青还未真正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她的地位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不干预的有关规定也还只是一般领袖夫人的地位，离毛泽东赋予她政治上的特殊权力还为时尚早。所以，在那个时候决不可能有郭沫若阿谀江青乃至比之于武则天女皇之事。说为江青女皇梦张目的人，完全犯了一个不该犯的常识性错误。
四、“文革”悲剧。这是被丁冬等人大肆夸张了的问题。如果一定要说他的“文革”悲剧，也应如上所述，应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去作具体的分析和定性。正如邓小平指出那样，“文革”的悲剧是由于整个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错误所造成的，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一定要谈悲剧的话，那也是时代的悲剧，整个党的悲剧，其中自然包含了个人（如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悲剧在内。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对于毛郭的关系及其悲剧亦可迎刃而解。郭沫若在“文革”中说错话做错事，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甚至“文革”开始他发表否定过去自己的一切学术成就和文艺成就的讲话，违心地否定《十批判书》的思想观点，曲从于毛泽东赞美秦始皇和批判否定儒家和孔子的思想观点，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给予他以理解或谅解。郭沫若不是完人，而是一个与普通人一样的血肉之躯，也存在人性固有的弱点和不足，即使如郭沫若这样的智者也难脱时代思想局限的限制。如从这方面去理解或叙说郭沫若的悲剧，总结经验教训，当然也是有益的。另方面从毛泽东晚年大搞“评法批儒”，殃及郭沫若，虽然毛泽东同时又宣布要保护“郭老”，仍在诗词书信中尊称郭沫若为“郭老”，然而毕竟此时毛与郭的关系已非昔日的毛郭关系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代一样也染上了悲剧的色彩。“文革”对郭沫若来说是悲剧，对毛泽东也还是悲剧，甚而是比郭沫若个人更大的大悲剧。
郭沫若在“文革”中有曲从“四人帮”和江青的时候，但更应看到他是处在他们的政治高压的背景之下不得已的违心表现。尤其应该大力肯定的是，郭沫若始终没有同“四人帮”同流合污，他不仅是受迫害者，而且他在识破了“四人帮”“批林批孔”运动的阴谋企图之后，面对“四人帮”的高压拒绝写“批大儒”、“批宰相”（批周恩来）的文章，表现了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坚贞的立场和崇高的品格。所以，那些夸大郭沫若在“文革”中的违心话违心事，攻击郭沫若人格低下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不实事求是。我们既要正视郭沫若的错误和失误，不局限与局限，矛盾与痛苦，又要实事求是地去给予他以理解，给予他以历史主义的总结。不可以人云亦云，随意夸大、贬损甚至否定。当然，要否定郭沫若、贬损郭沫若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与新中国共生共存，他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地位是谁也无法抹去的。
三、《反思郭沫若》的编辑意图
此题由于我已在《郭沫若学刊》1999年3 期上发表过文章《丁冬的反思是什么——评《反思郭沫若》编者意图》，这里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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