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作的制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约因素论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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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改变和演进的一种历史现象。按照这一观点，任何一种民主政治都是一个历史过程，都同产生它的那个社会制度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虽然民主政治的性质与类型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所决定，但民主政治的运作状态（表现程度）却直接受制于一种社会制度所依存的特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水平。
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一般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而是脱胎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根本缺乏民主政治传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经济、文化的不发达，以及体制上的不完善状况，封建的传统观念一直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作。
制约因素之一：经济、文化的不发达性
首先，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部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蹂躏，内部有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生产力水平很低。全国解放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比旧中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主观上的种种失误，我国目前的生产力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态，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还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离社会主义充分发展所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相距甚远。
马克思认为，人们必须先有了衣食住行的基本保证，然后才有可能从事政治、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活动。不难理解，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程度归根结底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同样，民主政治的运作也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当社会生产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较为富裕的衣食住行条件和从事政治活动的闲暇时间，提供开展各种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经费和先进的通讯、交通等物质技术手段时，才能提供民主政治正态运作的物质基础。
其次，社会文化与教育的不发达。人类从野蛮到文明靠文化进步，人们的民主观念靠文化赋予和培育。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民主，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很难想像会有什么民主政治。旧中国的社会文化设施极其落后，社会成员的文化素质极其低下，全国的文盲占总人口的80%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社会文化事业有了根本性的飞跃。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同先进国家相比较，差距仍然很大。这种差距不仅反映在社会文化设施的硬件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软件上。据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占全国总人口的1／4（2.2亿）。 （注：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民主：跨世纪的沉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57 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作固然离不开报刊、广播、电视等社会文化设施，但作为权力主体的公民素质更是问题的关键。很难想像，当人们的文化素质还很低的时候，能够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所平等赋于的民主权利。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200 页）“不是随便哪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6页）
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发展的高低，发达不发达，与民主政治运作的程度往往成正比。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越高，越发达，公民的参政渠道就越宽阔、越通畅，民主意识和对民主政治的要求就越强烈，能比较正确地行使和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的运作就比较正常。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使他们无法平等而又充分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因而也就制约了民主政治的正态运作。
再者，商品经济的不发达。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并认为国家形式的发展是与这些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在商品经济形态没有发育成型，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产生的必然是专制制度的国家形式。这是因为，自然经济带来的是个人的非主体性。人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被组织在家庭、家族、国家之中，形成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此相反，商品经济决定了每个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的人，有自我决断、自我选择的充分自由，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无疑会冲破人身依附关系而意识到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从而产生强烈的民主意识和要求。另外，商品经济是一种等价交换，通过交换实现生产者的相互平等，这种平等必然会反映到政治上要求民主。
但是，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却是步履维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西方各国列强和官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异常软弱。尽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发展的极不充分，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
解放后，我们建立起以有一定程度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为经济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改变了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不顾本国的实际，否认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曾试图跨越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直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去搞产品经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和实践给我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种错误的做法，不仅延缓了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某种程度上反而使自然经济成份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活。所以，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与否，直接制约着民主政治的运作。
制约因素之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性
政治体制不同于政治制度。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其具体制度完美无缺。我国现行的这套政治体制形成于50年代，是苏联模式与我国解放区政权模式的混合体。它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其弊端愈益暴露出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所反映出来的不完善性，是制约我国民主政治正态运作的又一大主要因素。
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从理论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会阻碍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政治体制的这种高度集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民主的对立物。它不仅难以从制度上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而且还会压抑各方面作用的发挥，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同时，权力过分集中在上面，一切都自上而下，容易形成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往往成为一句空话。另外，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生动活泼的马克思主义会受到窒息，独立思考会受到压制，“双百”方针难以贯彻，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权力结构上看：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组织，便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结果使党组织陷入烦琐的具体事务之中，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大政方针，实际上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还有，党委的权力往往集中在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有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就必然会产生个人专断，造成家长制、一言堂、终身制的局面。从观念形态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重权轻法，崇尚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的封建主义陈腐信条。为此，有些人就拼命追逐权力，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抓住权就设法专权，拉山头、搞帮派，培植效忠于个人的权力体系。
总之，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性的“总病根”。
其次，官僚主义严重。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的最大危害，就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它“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各异，摆架子、瞎指挥、独断专行、脱离群众、文牍主义等等。但是，这一切却共同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性。列宁曾经讲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官僚主义。
再者，家长制、委任制和终身制。这也是由权力过分集中派生出来的社会政治现象，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不完善的重要表现形式。
家长制是指家长式人物的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国家、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公共意志之上，把组织作为实现其个人利益和意志的工具。家长式人物通常把民主视作为民作主，俨然以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官气十足，动辄训人、骂人，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委任制是指对于干部实行自上而下的委派，干部的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意志。在革命战争年代，情况瞬息万变，委任制确实起过重要作用。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时过境迁，尤其是在今天，委任制暴露出不少弊端，助长了一种只对上级不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风气，严重脱离了群众。有些干部在工作中并不注重实效，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缺乏主动精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惜一切手段，迎合上级，趋炎附势，以此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列宁认为，一切由上面委派官吏的做法都必须革除，“因为由上面任命‘领导’当地居民的官史，正如常备军和警察一样，过去是将来也是恢复君主制度最可靠的保证”。（注：《列宁全集》，第24卷，第289页。）
终身制是指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往往同个人集权，钦定继承人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离退休、解职等制度还不健全所造成的。终身制不仅堵塞了优秀人才参加国家管理的通道，而且难以通过法定的程序随时罢免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可以说，终身制是滋长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温床；容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习惯以老眼光看待新生事物，思想上缺乏敏感性，行动上墨守成规；很难保证领导干部的交接班成为一个自然演变的渐进过程，相反会给党和国家带来不稳定。
上述三个方面充分说明，“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约因素之三：传统思想文化的落后性
民主政治的实现首先表现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及正态运作，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及运作则离不开人。社会成员是民主的主体，是民主政治的认识者、建设者、实践者。因此，社会成员是否具备民主素养，民主素养的高低，对民主政治建设至关重要。就民主素养而言，它不仅仅是指人的文化水准，还包括人的民主观念或民主意识。实践证明，在一个普遍缺乏民主观念的社会里，完善的民主制度将难以真正建立，任何民主权利都会流于形式，因而更谈不上民主政治的正态运作。
我国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在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官僚集权的政治结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并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积淀，一种不被人所觉察的观念形态。当然，传统文化中有些思想至今不失其价值，但更大量的却是反映封建专制的非民主及反民主的成分，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它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传统思想文化并不会因旧政权的覆没而随同它一起被埋入坟墓，更不会因旧政权的被推翻而烟消云散。这种潜在的封建意识会无孔不入地侵蚀我们民族的肌体，禁锢人们的思想，影响甚至阻碍人们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态运作。
第一 大一统思想。恩格斯曾对“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社会作过精辟分析，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国王就是整个制度，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412 页）在大一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君主是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集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和司法大权于一身，根本无视人的利益、认识的差异性，搞天经地义的“一”和“统”至上。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思想长时期地窒息了社会生机，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只能在一条极其狭隘的穿堂内踱步。一方面，人的主体活动被限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遭到严重束缚，使人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和意识，权利观念渐趋泯灭。
第二 宗法思想。封建时代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依靠法度来维持的，而是依靠宗法关系、纲常关系，依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家长制和世袭制，其扩大形态是从家长制向家族制、宗族制和亲属制扩展。在宗法统治秩序中，国家与家庭、家族在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上具有共同性和相似性。父亲是一家之长，君主是一国之首，“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缩小；家族有族田和祠堂，国家有官田和太庙，所以家与国同构，父权与皇权对应，子孝与忠君同辙。因此，宗法关系不仅仅是维系家族集团的纽带，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在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消灭了封建的宗法制度，但是自然经济的存在，使宗法思想以变种形态残存下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还没有得到纠正”。这段话深刻地剖析了宗法思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破坏性影响。
第三 清官思想。在一个没有法度的社会里，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亡、百姓的乐苦，往往视封建君主及其官僚的清明程度而定。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政治经常处于一种昏天黑地的状态，无法驾驭自身命运的民众只能热切企盼“有良心”的清正廉洁的封建君主和官吏关注民生，主持公道；封建君主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时也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树立一些清官典型，实施“仁政”以此来笼络人心，安抚民心。庶民百姓在这种清官思想的长期影响下，除非处于饿殍遍野、忍无可忍的境地铤而走险外，根本不可能从法的角度来考虑自身的基本权利和个人价值。然而，清官是百年不遇的，所以老百姓就难免把清官当作偶像来崇拜。清官思想在本质上并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心理支柱。历史事实表明，一种制度愈是以“好人掌权”为假设的前提，就愈容易被坏人利用。
第四 官本位思想。西欧封建社会实行的是分封等级制，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同其土地财产直接挂钩。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本人并不享有直接的政治权力，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是建立在官僚体系之中的，称作官僚等级制。因此，地主光有钱并不能表明其社会地位，必须花钱捐个官职；儒生学问渊博也很难获得社会的尊重，必须考个官职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身份。在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促使人们热衷于入仕途，行贿者有之，疯颠者有之，沮丧者更是比比皆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实现的，因而官本位思想的遗毒很深，人们至今仍习惯于用官衔来衡量各种社会角色的高低贵贱。
第五 依附思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一方面不能摆脱对自然——土地的依附，另一方面不能摆脱对国家——皇权的依附。前者使农民长期囿于小生产的境地，后者使农民长期屈从于皇权统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之所以必然表现为对皇权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在封建的超经济强制下，农民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人格，进而不能形成独立的政治人格。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中国传统的依附思想扼杀了人的主体意识， 使人养成了逆来顺受、忍辱求全、忠君守法、顶礼膜拜、唯命是从的性格和作风。在中国传统政治的漫长演变过程中，公民意识、参与意识等民主观念之所以难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依附思想及其人的主体意识的弱化。
第六 冷漠思想。这是传统社会中人们对政治采取的一种迴避态度。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祖祖辈辈厮守在方寸之地，完全生活在一个封闭式的小圈子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见闻不出乡里，交往止于四邻，只顾家事，不问国事，因而政治生活与他们毫不相干。况且，政治运行过程本身与小农经济、社会生活没有直接的联系。皇帝的换代，政权的更迭对农民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农民也无力影响政治生活，于是他们采取冷漠的态度对待政治，尽量与政治行为脱钩。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政治冷漠主义导致民众不能或不敢参与政治活动和政治过程，不能影响政治决策，而且使民众愈来愈想远离政治。
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些腐朽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成为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羁绊。因此，清除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垢，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正态运作的重要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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