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竞争、制度改进与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民营经济发展论文,竞争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江苏省作为近现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在当代民营经济的发展上对比广东和浙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不能说有什么自豪之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激烈的省际竞争中，江苏之所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世人的眼球，是因为它保持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兴奋点：
一是1984年之前被称之为“草根经济”的“社队企业”的发育和1984年被更名为“乡镇企业”之后的蓬勃发展，这种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江苏人当时所具有的“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精神，在国内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受到政治环境抑制的条件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并逐步在20世纪90年代江苏的工业经济中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格局；
二是1988年受“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特别是1992年中央作出开发浦东的决策之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等地区由于具有靠近上海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在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FDI进行加工贸易的国际化道路，吸引外商在苏南投资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母国转移到该地区。如目前苏州已吸引外资企业1万余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中国大陆第三大外贸出口城市和吸引外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其中大多数企业加工或者组装产品是以出口为主的。由此带来这些地区加工贸易“爆炸式”的增长和GDP总量的迅速扩张。
其实，直到1997年，江苏省的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只有5％左右。1998年提交省人大审议的江苏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中，虽然提出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发展目标，为此省政协1079号提案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由此可见，江苏省当时民营经济确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一条短腿。以南东为例，1997年南京市非公有经济的比重不超过15％，其中民营科技企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5.6％，这与当时所具有的40万科技大军、2000～3000家民营科技企业、20～50所高等学府、10000～40000家科研院所的南京经济文化地位极不相称。“家数多、规模小、层次高、前景好、环境差、困难大”，是企业家对当时江苏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发展状况的精彩评论。
在党的十五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的精神激励下，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在起步较晚的不利条件下，充分利用原有集体经济力量强大、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存量优势，在高起点上加大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改制力度，一大批原来戴着集体经济帽子的乡镇企业或者国有中小型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这种“次生型”而非“原生型”民营企业的出现，逐步凸现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
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省上下按照“思想上放心放胆、工作上放手放开、政策上放活放宽”的方针，努力营造政府鼓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民众自主创业的发展环境。2003年，全省新增私营企业9.3万户，总数达34.4万户，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总注册资本达到3632.6亿元，居全国第二，其中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5190家。2003年，江苏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三足鼎立”，其比例从2000年的56.8∶26.2∶17调整为49∶30.5∶20.5，“比翼齐飞”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本文将对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特点、发展路径的选择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以实证为主的描述，以期对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规律性的总结。
二、省际竞争与“次生型”民营经济的发展策略
中国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省一级的“块状经济”的发展责任和发展权力逐步加大。由于把地区发展与地区福利，地区财政收入甚至于地方官员的升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发展论英雄”，由此形成地区之间激烈的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这种以争夺经济地位为特征的政府间竞赛或竞争，对各级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省级政府对经济增长点的选择行为来理解。
在江苏的经济发展中，省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危机意识一直非常浓厚。1992年邓小平视察浦东开发途中路经南京时，曾对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示：“要抓住时机，搞得快一点，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江苏条件比较好，应该发展得比全国平均速度快一些。”“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要抓住时机，发展得快一点。”这成为后来江苏省安排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时，尤其是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时必须首先考虑的政治因素。
然而在激烈的省际竞争中，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江苏人对自己所处的竞争态势和竞争对手心中十分的明确，“南有广东，东有浦东，北有山东”的说法，就是江苏人发展忧患意识的深刻写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际的省际竞争态势是：浦东开发开放重振了上海经济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全国的龙头地位；广东在中央特殊政策的刺激下，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浙江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已经全面超过江苏省乡镇企业，浙江企业家逐步“横扫”全中国。
因此，1997年以后才真正起步发展民营经济的江苏省，只有在当时已经积累起来的庞大的集体资产存量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加快对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才是催熟“次生型”民营经济、保持经济增长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的一条捷径。如果不依赖原有的资产基础和制度路径，而把重点集中在催生“原生性”民营企业，不仅速度慢，而且会使竞争基础已经动摇的“苏南模式”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苏南模式是江苏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引以自豪的经济增长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精明的苏南人抓住农村先期改革的机遇，利用上海等老工业基地的技术力量和老工人，迅速发展起一大批乡镇企业。当时的乡镇企业多是采用大集体模式，即镇村集体投资，集体所办、集体所有，并以工业加工型为主；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老板，尽管自一开始就存在政企不分和产权不清的两大原生性弊端，但相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全民”，其自然灵活的一面使其多年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当时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之一。至80年代末，江苏省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千亿元；至1995年，江苏全省乡镇企业总数为10681万个，占全省大中型企业的1/3以上，农村工业产值占到全省工业的61.7％。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转轨，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乡镇企业自身的局限和先天不足的弊端越发显露，企业也逐步陷入效率低、债务重和亏损增的困境，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投资结构单一，企业缺乏活力，营运质量不高，当时的集体经济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一些地区的资产负债率高达65％，无法与浙江和广东模式相竞争。因此，在社会各界“发挥个私经济潜力，为江苏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的呼声下，从1996年开始，各地酝酿对集体经济进行大规模改制。这期间某些地区如南通和无锡，用很短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对乡镇企业的民营化改造，并迅速取得了成效。1998年10月与1997年底相比，全省私营企业从7万户增加到9.8万户，增长41.4％；从业人员从67万人增加到119万人，净增52万人，增长48.8％；注册资金从322亿元增加到442亿元，净增120亿元，增长37.3％。私营企业户数由1997年11月召开全省个私经济工作会议时的全国第5位上升到全国第3位（超过了上海、山东，与位居第2位的浙江非常接近）。全省乡镇企业改制面已达85％，其中有36％计2.65万户改制成个体、私营企业。[1]
从传统苏南模式的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杰出代表是无锡江阴市。资本市场上的“江阴板块”现象体现了今日新苏南模式的又一丰富内涵：乡镇企业改制上市、资本运营和民营经济。目前江阴市不仅有10多家上市公司，而且几乎全部是由乡镇企业改制上市而来。“江阴板块”这些年每年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增长幅度都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江阴板块”的控股、参股集团都是江阴乃至国内同行的龙头企业，以它们引领，江阴市创造了“万千百”的发展奇迹，即以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全国近1/300的GDP。在“江阴板块”上市公司总股本中，流通股的比重基本都在30％以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约1/3以上的资本由股民持有，是完全社会化的。加上“江阴板块”的上市公司基本没有国家股，总股本中的2/3是由各类公司、机构法人所构成的法人股，而这些机构和法人的背后，往往是一些大企业家和他们的家族。
如果说江苏在发展外资经济的问题上，历来把广东和上海作为竞争参照系的话，那么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从1996年开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甚至于省委、省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江苏是一直紧紧盯着浙江的。如最近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与先进的省份相比，我省的民营经济还有较大的差距。一是总量份额还不大。2003年，浙江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600多亿元，占GDP比重达51％，总量比江苏高800多亿元，占比高出江苏21个百分点。二是规模企业还不多。浙江民营企业集团有448家。比江苏多80家；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有188家，江苏只有78家。三是结构层次还不高。浙江民营企业中从事制造业的比重高出江苏6个百分点，拥有的中国驰名商标是江苏的2倍多。四是外向开拓还不足。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出口额达到146亿美元，是江苏的近3倍。仅温州就有200多万人在外经商办企业，其中跨出国门的有50多万人。五是市场与产业互动还不强。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在全国已形成规模优势，年成交额超百亿元的商品市场数是江苏的3倍。六是创业环境还不够宽松。部门利益及体制性障碍仍然比较突出。
正是这种赶超意识和竞争意识，推进了省内民营经济政策创新和制度的改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经济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的重点是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发展以吸收FDI为主的加工贸易模式。在实践中江苏人逐步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加工贸易导致的“飞地经济”格局，会带来江苏本土经济与外资经济、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相互割裂的二元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江苏企业真正起飞和获得国际化发展的机会，也使江苏企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加工贸易战略仅仅是经济国际化的一个比较初级的粗放发展阶段。这一模式必须升级，而升级的目的，一是要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和商品的出口方面占领制高点，塑造江苏国际化的企业和世界品牌；二是既要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又要使自己的企业培育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三是江苏的本土企业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加强本土企业之间以及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来促进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2000年以后，通过反思江苏经济发展速度高但老百姓可支配收入却低，而浙江省经济总量较低但人民收入却大大高于江苏省的事实，江苏省委、省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速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实现“两个率先”，富民是关键；加快富民进程，加速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关键。江苏省经济总量连续七年居全国第二位，其它主要经济指标也大多居前三位，但GNP大大低于GDP，城乡居民收入相对滞后，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即使在苏南一些发达的市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离全面小康指标还有不小的差距。究其原因，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是根本原因。民营经济源于民众，植根本土，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最有条件成为创造民众财富的生力军。没有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就难有江苏城乡居民收入的大提高，江苏就难以实现“两个率先”。
在激烈的省际竞争中，江苏省优先发展“次生型”民营经济还有很大的经济空间。目前，虽然全省乡镇企业已经基本民营化，但是江苏经济基础比较好，国有资产总量较大。截至2003年末，资产总额达6317.17亿元，净资产1999.35亿元。在国民经济涉及企业的88个行业大类中，全省国有及控股企业涉足了87个行业大类。虽然到2003年底，全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工业企业的改制面已达94％，中小企业改制面突破96％，但这当中除了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比较彻底外，绝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要么根本没有进行改制，如省级国有经济仍然拥有近1700亿元的净资产；要么改制根本不彻底，仍然保留了国有控股地位或国有法人控股地位。因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既是江苏进一步发展的包袱，又是江苏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相对于广东和浙江的优势，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三、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
长期以来，江苏省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走过了一条与浙江完全不同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之路。在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给方面，也与浙江有着本质的差别：
第一，江苏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与政治约束状况紧密相关。虽然政治约束在两地的制度转型过程中一直扮演主要的角色，但是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始终在风雨坎坷的政治变化中坚持发展、不断壮大。如即使在政治约束严厉的1989—1991年间，中央政府先后三次派调查组到温州调查私营经济问题，地方政府都能顶着压力组织有关方面有策略地向中央调查组汇报情况，使调查组最终得出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肯定意见。而江苏省在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1979—1982）和快速发展的阶段（1983—1992）这13年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大动静”的状态，对全国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改进几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贡献（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基层和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没有需求）。可以说，江苏省的私营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上与“政治约束”的松紧和反复状态紧密联系：当在整个80年代私营经济仅仅只能处于“补充地位”并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议时，浙江省是民营经济起步和快速发展的时期，而江苏省则是大力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经济升格为“并存”和“共同发展”地位时，浙江省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时期（1993—1997），而江苏省则是借助于浦东开发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只是当私营经济处在政治约束格局中，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江苏省的“次生型”民营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说明江苏在经济发展中一直是回避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的。
第二，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有次生性、模仿性和后发性。在向大规模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上，浙江省的私营经济发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本经济，即由老百姓创造而非政府创造的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地方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当了降低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摩擦成本”的承担者。[2]因此，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具有原生性和先发性。与此不同的是，江苏省经济制度变迁路径的特点在于，它客观地选择了一条注意规避政治风险、充分利用选择机会集合和模仿学习效应，并力求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制度变迁之路。江苏失去私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位和先发效应既与历史条件有关，也与江苏人厌恶风险的特征有关。一方面，在历史上苏南地区一直是近代工业的摇篮，对上海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产生了长期的依赖。因此产业特征呈现出制造业发达但服务业较弱。而苏南模式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是利用集体经济的优势发展对资本密集度要求高的制造业。这种产业特性是当时虚弱的、原生性个体私营经济达不到的高度。同时，广大的苏北地区一直延伸的是原始的农耕经济。另一方面，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相对富庶的生活，养成了江苏人对风险特别是政治风险的天然厌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为了保持苏南模式的“纯洁性”，苏南某些县市曾经动用过各种政治和经济力量围剿各种偏离苏南模式的非公经济形式；在90年代初期，江苏中部和南部一些地区学习浙江经验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就引发过省级高层领导的争议和分歧，并由此导致这些地方领导班子的重组。聪明的江苏人虽然厌恶风险，但是其模仿学习能力强，在模仿学习中延伸、扩展和创新先行者经验的能力更强。在浦东开发之后，江苏省除了认真模仿学习广东的经验之外，在引进外资方面通过优化开发区建设和管理、营造整体投资环境、利用产业集聚等方面都有所创新，目前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直逼作为其“先生”的广东；又如党的“十六大”之后，江苏省提出“放胆、放心、放开、放手、放活”的方针，制度创新出现突破性进展，在民营企业发展方面一些指标已经逼近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浙江省。[3]
第三，江苏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因素。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具有原生性的特点相比较，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由于主要是在原有体制中强行成长起来的“次生型”经济形态，因此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更多地带有非市场经济的痕迹，政府主导性因素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1）受政治约束程度高。如在产权的分割和分配上，由于要避免某些风险，有一段时期强调股权的公有控股性质，或者强调平均分配而不是向经营管理层集中，这种不彻底的改制进而导致后来的“二次改制”；对乡镇企业改制则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政治动员形式，有些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所属的乡镇企业改制完毕，因此难免在资产作价、职工安置等问题上留有遗憾，从而引发后来基层一直担心的“改制回头看”的问题。（2）受旧体制运行模式的影响大。改制后成为民营企业的实体，由于天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旧体制的痕迹，在内部经营管理、企业战略决策、与政府关系等方面，经常可以看到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其竞争力和活力总体上不如浙江民营经济强，特别是在改制后的二三年中更是如此。
第四，虽然江浙两省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路径、时间、方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相互之间存在殊途同归的发展前景。由发展的初始条件、文化等因素决定，与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展相比较，江苏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力量一直很强，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和创业能力相对较弱，企业家精神也显得相对不足，恋家守土、小富即安的区域文化传统积淀相对较浓厚。但是由于江苏人擅长于模仿创新和经验总结，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作为“公共产品”的近似于免费的充分利用，促进了江浙、上海、广东之间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殊途同归趋势加快。随着我国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入宪”，制度模仿和发展模式的趋同性得到了进一步推动，此其一。其二，浙江以民本推动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日益显示出需要地方政府发挥引导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组织规模经济和抵御市场风险等功能，以提高区域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率；而江苏以地方政府推动的私营经济发展模式，也急需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转换政府作用的方向，减少政府干预，重点培育自下而上的创新能力。总之，两者的创新方向是趋同的，即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的民本经济。其三，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是一体化和国际化，江浙沪之间在文化、资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补性。通过鼓励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大规模的收购兼并，或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形成产权联合，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整合必将推动经济发展机制和模式的一体化。
从总体上看，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以说江苏省在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创新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可提的骄傲之处。虽然从90年代初以来，民营企业家和社会各界对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呼声十分强烈，对政策创新的需求十分旺盛，但有效的政策供给显得十分不足和滞后，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7—1998年之后才有所改观。（注：人大议案、工商界在政协大会的发言、提案等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详细资料参见江苏商会网站http：//www.jssh.org.cn/jssh_02.htm选编的提案。）但是在这之后出台的政策，绝大部分属于中央对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明朗之后的模仿性创新，自主性的独创并不多。
四、结语
江苏省民营经济发展主要受省际竞争的外力驱动和存量改制的内生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在1997年之前，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因受制于宏观政策因素，走过了一条完全有别于浙江和广东的道路，这当中回避政治风险是主要的考虑因素。1997—2004年的政策创新，则主要是模仿性的制度改进型发展。由于江苏经济自身存在较大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存量规模，因此制度改进带来了江苏民营经济的迅猛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跨国公司纷纷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极有可能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背景下，江苏民营经济如何进一步利用千载难逢的机遇发展自己，是江苏省委、省政府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模仿性的制度改进型发展进一步转型为创新性的技术能力型发展，尽快实现民营经济的产业水平从低端的国际代工，转向产业高端的加工、设计，或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著名品牌，是最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标签：民营经济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集体经济组织论文; 模仿创新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苏南模式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