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再认识_高尔基论文

对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再认识_高尔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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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的出现给苏联历史划上了句号,使苏联文学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当人们重新审视争议最多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时,作为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中介和桥梁的高尔基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高尔基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因影响早已超越前苏联的国境而享有世界声誉。科学地分析伟人的复杂的人道主义思想,客观地评价其性质具有文学的和社会的双重积极意义。

我们曾对高尔基创作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重大危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他在对待农民、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等问题上和列宁有分歧,原因在于他世界观中的人道主义思想。[①]高尔基曾经说过:“我的主要工作,我毕生的工作……是人学。”[②]事实也是如此,他无论是作为文学家还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始终都把人视为自己研究和表现的中心,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他一生的活动,和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缺点错误密切相连。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革命中,他曾反对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政权,反对人民政权对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镇压;革命后,他于1921—1922年间抗议政府对社会党人的审判。1926年9月27日他就创作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信给友人说,40多年来对生活的沉思,引起他对人们的怜悯,因为“所有的人,不论是坏人还是好人,都生活得令人难受地痛苦。”“假使政论文意味着反对某些人们,我不愿反对,目前我不愿意。”[③]20年代末、30年代初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先后自杀,他还象与列宁相处那样,请求斯大林赦免一些文人和老布尔什维克党人,他甚至企图调和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之间的矛盾,最终他还是失望地放弃了努力。[④]这些事实说明高尔基并不象以前一些研究者们所判定的那样,曾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彻底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了。我们认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演变之中,超越了资产阶级,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为积极乐观的人道主义比较合适。

(一)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曾经赞美人是“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高尔基同样认为人“是最优秀、最有意义、最宝贵、最神圣的……”[⑤]但二者之间却有明显的不同。莎士比亚及后来的启蒙思想家侧重人的理性,他们歌颂的人既是一般的、抽象的人,又是理性的人,而高尔基更侧重人的创造性。他在《在底层》中借沙金之口说:“什么是人?……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们……不!是你,是我,是他们,是老头,是拿破仑,是穆罕默德……合成一个人!”[⑥]高尔基赞美的人,是包括你、我、他们在内的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人,也是包括象拿破仑、穆罕默德等伟人在内的具有创造型特质的人。

高尔基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创造,在他看来,人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他在191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人的诞生》中描绘了出生在饥饿和艰辛中的人。小说中的“我”兴奋地帮助躲在树丛中的产妇生产。当一个“红通通”的人出现,“手脚乱动,胡闹着,有劲地喊叫着”的时候,“我”激动地泪水盈眶。[⑦]母亲因为儿子的诞生“被苦难的泪水洗暗淡了的”双眼“重新又奇异地明亮起来了,重新又神采焕发”了。[⑧]高尔基在小说中,把人的诞生看成是超越一切痛苦和灾难的伟大而神圣的壮举。富有创造性的人诞生后将会创造一切,正如沙金所说:“只有人存在,其余的一切都是他的手和大脑创造出来的。”[⑨]

高尔基坚信,只有劳动者通过劳动才能创造一切。无论是在创作早期还是在晚期,普通劳动者和创造性的劳动一直是高尔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重要主题。评论家们不止一次地让读者注意《我的大学》中驳船卸货的动人场面。高尔基在赞美劳动的同时,突出了劳动令人陶醉的欢乐和改造世界的力量。流浪汉、农民、面包师傅、排字工、火车司机、钳工以及革命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都挺胸傲立在高尔基的人物长廊之中。作者在塑造平凡的劳动者的同时抒发了对通过劳动创造世界的“人”的颂扬,表达了对“人”的创造性的价值的肯定。特别是在《小市民》中,高尔基借人物之口说出“谁劳动,谁就是主人”。这说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关于人的概念超越了19世纪西方进步作家和俄罗斯文学家对人的理解。

(二)

高尔基歌颂的人不仅是劳动的人、有创造力的人,而且还是英勇反抗压迫的人,是愿为人类幸福献身的人。出身于社会底层的高尔基清楚地看到,在社会现实中,身为创造者的人竟然成了他的创造物的奴仆。人“比起他们周围铁制的庞然大物、堆积如山的货物、隆隆作响的车辆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来,他们显得很渺小。他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倒奴役着他们,使他们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精神。”[⑩]人,被异化了。农民,都象《马卡尔·楚德拉》中茨冈老人所说的那样:“不停地工作,为什么?为了谁?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一代一代无声无息地来到世上,“连自己的坟也来不及挖好”,又一代一代地悄悄死去。而工人,就象《母亲》中描写的那样,随着汽笛的吼叫,“象受惊的蟑螂一样”涌进“牢笼般的”厂房,傍晚,“又象废渣一样”被工厂抛出。然后是酗酒、说下流话、斗殴、打老婆……最后被榨干血汗死去。在不人道的社会里,人被绑在土地上、机器旁,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尊严和人格。为了生存而变成了贼(《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为了钱而下跪苦苦哀求(《体尔卡什》),或者成为他人开心取乐的对象和玩物(《因为烦闷无聊》),甚至连姓名都失去了,只留下“戏子”之类的绰号(《在底层》)。在高尔基看来,失去了自由、尊严和人格的人就失去了人本来的意义,成为非人,象在阴暗潮湿的草丛中爬来爬去的蛇,存在只是为了“塞饱肚子”(《鹰之歌》)。

对于灵魂扭曲的异化了的劳动者,高尔基总是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在小说《夏天》中,高尔基展现了农民的贫穷、愚昧和保守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表示了真正的同情。对于弱者的不幸,高尔基从不吝啬同情之心。《在底层》中的男爵曾靠剥削农民过着奢侈的生活,破产后,沦落社会底层,靠妻子卖淫度日。作者憎恨他的过去,鄙视他的现在,但还是把他当成“零落人”,十分怜悯他的现状。

对于逆来顺受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高尔基只是同情怜悯而不欣赏赞美,因为弱者并不是高尔基理想中的人。他知道,人要获得自由,恢复尊严,关键在于改变不合理、不人道的社会。所以他一面大声疾呼“一定得尊重人”,[(11)]一面歌颂为了自由不惜牺牲爱情和生命的左巴尔和拉达(《马卡尔·楚德拉》),赞美切尔卡什豪放不羁,热爱自由,轻视金钱,敢于反抗(《切尔卡什》)。在他的笔下,小小的排字工人敢在谎话连篇的社论中加入一些真话(《莽撞人》),普通的火车司机公开提出“权力不是给的,权力是争取来的”(《小市民》)。敢于反抗,勇争自由,这还不够,还应为大众幸福斗争甚至献身。高尔基的小说《柯诺瓦洛夫》的主人公崇拜的英雄是农民起义领袖;《伊则吉尔老婆子》中的丹柯扒开胸膛,掏出燃烧的心,照亮前进的道路,引导人民冲出黑暗;《母亲》中的巴威尔为工人们的利益把生命置之度外。他们才是高尔基赞美的人。

但丁和浮士德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甚至以灵魂做抵押,去追求天堂美景和一瞬间的美,充其量也和拜伦式的英雄一样,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勇士。狄更斯笔下的公人最终与压迫者握手言欢,果戈理笔下的小人物逆来顺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最后在宗教中求得虚假的精神解脱,而托尔斯泰的玛丝洛娃却在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他们只能仰视高尔基“大写的人”,而不能与之相比肩。就是普洛米修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也不能和高尔基的“人”同日而语,因为普洛米修斯为人类盗天火甘受宙斯惩罚而没有反抗,“新人”只能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爱情。高尔基的人前所未有。

(三)

高尔基的“大写的人”是有理想的人,是永远乐观的人。高尔基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的氛围之中,却不相信原罪说和来世论。他是一个性本善论者。他不仅赞美人的诞生,而且在他笔下的人都有善良、勤劳、宽厚、乐于助人等善的本质,只不过是生活在不人道的社会里灵魂受到扭曲,变恶了。《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中的老人为了孙子的生存,偷了别人的一点东西,为此他受到别人的鄙视,侮辱和打骂,甚至遭到心爱的小孙子的责备。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自己良心和道德良知的遣责,最后他死在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的旷野。在《福马·高尔杰耶夫》、《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等小说中,高尔基塑造了一系列资产者。这些吸血鬼在创业时不乏善良品性,成为大亨后仍然时常受到良心的遣责而产生“赎罪”念头。

人性本善,不人道的社会扼杀了善,在充满了恶的社会里能表现出善的人就值得称赞,那些有明确思想,始终乐观的人就显得难能可贵。《在底层》中,沙金之所以被作者写成正面人物,就是因为他有思想,他意识到“人比塞饱肚子更崇高!”“人是为了美好的东西才诞生的,”“人就是真理”!

高尔基赞美人的思想甚于赞美人的创造力,这在散文诗《人》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人》是高尔基歌颂人的佳作,也是最能反映作者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作者本人也认为《人》比其它作品更能反映他的世界观和信念。在《人》中,“思想”能创造一切,既能创造神,也能创造人。[(12)]“思想”十分明确,它创造人是“为了推翻、破坏、踏碎一切旧的东西,一切狭隘的东西,一切丑恶的东西,在思想锻造出来的自由、美丽和尊重人的坚固基础上创造新的东西。”人有了“思想”,加上感情,才能真正具备创造力,才能改造世界。“我的武器是思想,而坚信思想自由,坚信思想不朽和思想的创造力不断增长,则是我的力量取之不竭的源泉。”高尔基坚信,“总有一天,我的感情世界同我那不朽的思想将在我的胸中汇合成一股伟大的创造性的火焰,我要用火焰烧掉灵魂中的一切黑暗、残暴和邪恶的东西,我将同我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和正在创造的那些神祇并驾并驱!”很明显,“人”有了“思想”,就有了坚强的斗志、自由的意志、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乐观精神,能消灭一切黑暗和罪恶,成为自我主宰的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人》充满积极乐观激情,“人的道路也永无止境!斗志昂扬的人就这样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永远向前!不断向上!”“向前和向上”是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积极乐观基调的标志。他认为,任何人,只要努力去争取,就能够改变非人的现状,获得自由、尊严和真正的人的地位。他在1927年发表的《一个读者的札记》中写道,人“要成为怎样的人,就能成为怎样的人。”“由于大胆的想象,大胆的直观,以及顽强的孜孜不倦的大胆工作,一切还没有的东西都会实现,如果有坚定不移的愿望,这些东西将来一定会实现。”[(13)]

在高尔基之前的进步作家们批判社会不人道的现象和揭露社会弊端时,意气奋发,斗志昂扬,但在揭示社会出路方面就暴露出自身的先天不足。他们因时代或阶级的局限,或象易卜生那样,把娜拉反抗出走后的结局留给读者去猜测,或象雨果的《九三年》那样求助于“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结局却都是作者们最不愿意的妥协和死亡。更多的文学家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在宗教和道德自我完善中寻求出路,结果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和虚幻的海市蜃楼。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超越前人,关键在于他不但揭示和同情劳苦大众的非人境遇,批判社会黑暗和不人道现象,而且明确指出改变现实的正确道路,即劳动者奋起砸碎旧世界,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只要意志坚定,斗志顽强,胜利最终属于劳动人民,对被压迫的人来说,前途永远是光明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表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动力的思想,在《复活》中意识到劳力者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但他就此停步不前,没能指出消除社会不人道现象的正确途径。契诃夫的作品表现出了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和美好未来的朦胧之光,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一样,距真理大门一步之遥停住了脚步。与前人相比,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更进步、更积极、更乐观。

(四)

高尔基对人的认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超越了前人,但是并不意味着高尔基完成了最后的飞跃而使其人道主义思想发生质变。

首先,高尔基的“人”在“抽象的人”和“社会的人”之间摇摆。如前文所述,他认为人是我、你、他们、拿破仑和穆罕默德合成的,这样的人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同时他又认为,人用手和大脑创造世界,谁劳动谁才是主人,这样的人是广大的劳动者,有了社会阶级的属性。在散文诗《人》中,“人”的“思想以”及与其相关的“友谊”、“爱情”、“疯狂”、“希望”、“谎言”、“憎恨”、“死亡”、“庸俗”等全是人类共有的特征,“人”在这里只表现出抽象的共性。在社会活动中,高尔基在人的认识上也表现出了摇摆性。他站在受压迫者这一边,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为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中,他又为被人民政权镇压的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不平,认为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技术家,总之,具有专门本领的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革命的。”[(14)]抹杀了教育的社会阶级属性。后来,虽然高尔基多次申明已经克服了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但他的实际行动却表明,他并没有彻底摆脱这种影响。在革命胜利后,他还反对人民政府对敌对的社会党人的审判,甚至认为好人和坏人都一样,“生活得令人难受的痛苦,”而不愿写政论文去“反对某些人”。

其次,善良为上的伦理观使高尔基反对一切压迫和不平等,一贯同情和怜悯弱者。善为上是含有宗法意识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群体主义思想的产物,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受其积淀的影响而尽力去挖掘人身上的善。鲁迅就说果戈理“共写了五个地主,讽刺固多,实则除了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15)]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杀人犯身上找善,让拉斯柯尼科夫去自首,托尔斯泰则塑造了可爱的“忏悔贵族”。高尔基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影响,他既从劳动人民身上发掘出美和善的品质,也从妓女、贼身上找善,甚至从资产者的内心发掘和表现善(《福马·高尔杰耶夫》、《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革命前,他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革命胜利后,他又怜悯由统治者沦为被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同情和资助贫穷的文学青年,也同情和支持受排斥的“同路人”作家。他还同情不堪忍受打击而自杀的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怜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加米涅夫。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怜悯人民的敌人,表现了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在宗派斗争激烈的文坛,在肃反扩大化的斗争中,高尔基同情被打击、被排斥的人,其作用和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不管怎样,高尔基到死都没有改变对不幸的人的同情和怜悯。

第三,高尔基的“人”的思想中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人》中的“思想”创造一切,决定一切,它不仅创造神、科学,还从“动物中创造了人”。思想变成人的精神就可创造世界,“各种东西都是人类精神的具体表现。”[(16)]高尔基受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曾鼓吹过“造神说”,主张为俄罗斯劳动大众创造一个神。高尔基的创作主观意识很强烈,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洋溢着乐观的主观激情,既使是被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母亲》也不例外。高尔基重视人的精神作用,所以,揭示人物内心伦理道德观念的质变和心灵的善恶斗争是他文学创作中的显著特点。

第四,高尔基歌颂的人的“自由”的绝对性大于相对性。在《马卡尔·楚德拉》中,高尔基赞美了左巴尔和拉达为了个人的绝对自由不惜牺牲爱情和生命,在《小仙女与牧羊少年》中也表现出了对绝对自由的歌颂。而在《伊则吉尔老婆子》里,高尔基以腊拉的形象和伊则吉尔老婆子的经历否定了个人绝对自由,通过丹柯掏出自己的心为大众照亮前进道路的英雄行为,号召人们把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联系起来,此时的自由具有了相对性。高尔基曾借柯诺瓦洛夫的嘴说:“应该建造那样一种生活,使所有的人在这种生活中自由自在,谁也不妨碍谁。”他借沙金之口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假如我是坏蛋,别怪任何人!”1927年高尔基在论证人的思想的重要性时说:“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读者的札记》)高尔基对自由的看法似乎又有些萨特的“自由选择”的意味了。我们知道,自由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因素,而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所鼓吹的自由大多是绝对的。

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放入他的全部创作和他一生的社会活动中去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在阶级阵线相对分明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战斗性,而在斗争尖锐复杂时,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在是以一般的抽象的人为基点还是以社会的具体的人为基点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左右摇摆而显得无力。正因为如此,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未能实现最后的飞跃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五)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思辩哲学不甚发达的民族,在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俄罗斯文学承担了在别国通常由哲学或其它社会科学承担的任务。所以,俄罗斯作家大多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其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强的政论色彩。赫尔岑在作品中提出“谁之罪”的迫切的社会重大问题,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进步作家们都在尽力寻找“怎么办”的答案。高尔基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最没有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17)]他也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文学家,他自己也知道自身的不足,曾用坦率的声明回答人们对他政治上的错误的指责:“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负不了多大责任的人。”[(18)]如前文所述,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已不属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范畴,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并非某个阶级的专利,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人类共有的美好的伦理观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分工和私有制产生以后,人类化为敌对的阶级和集团,社会充满了不平等现象,人性、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争取人的权力和自由的斗争也就随之出现。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完美的社会,阶级、国家、私有制及不人道现象都不复存在。到那时,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伦理观,人道主义就失去了价值和存在的条件。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人道主义始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他们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正式打出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的旗帜,并以此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武器。但人道主义从未陷入僵死的静态之中,它一直在动态的演变发展着,而且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进步作用或负面影响。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进步的艺术家们仍然以人道主义为武器,揭露和批判社会不人道现象。虽然他们中很少有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平身,但他们对社会的批判却十分深刻有力,使读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感到怀疑,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在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人民概念的内涵增大,阶级界线相对模糊。但由于不平等、不人道现象依然存在,海明威、卡夫卡、萨特等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仍想具有批判力和战斗性。随着无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的上升,人道主义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时候,用阶级属性作为新旧人道主义的区别的标志,是必要的。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昔日的无产阶级已变成小康人家。人道主义因社会不平等、不人道现象的存在而存在,依然显示出其勃勃生机。历史已经证明,当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时,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就十分明显,当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要任务时,人道主义的人类共性就上升,成为主要特征。所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都有它们与社会适应的阶段性,不宜无视其阶段性机械地套用或作为标签硬行贴用。就象当今我国社会中还存在不平等和不人道现象,但是就不能以阶级去划分施害者和受害者,法律也不允许受害者打着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旗号用不人道的手段去抗击不人道或不平等的遭遇。

据此,我们认为,高尔基经历了沙俄帝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三个历史阶段,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一直处于摇摆、演变和发展之中,而前苏联的一些评论家认定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后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高度。当今,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都发生了变化的那些俄罗斯评论家又照搬西方观点,否定高尔基在革命后的贡献,否认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超越。这些硬贴阶级标签的作法不仅与史实有异,而且无助于客观地再评价高尔基。根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界定为积极乐观的人道主义比较适宜。当然,这仅是我的不成熟的拙见。

注释:

①见拙作《高尔基再认识论——高尔基创作思想危机评析》,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27)⑧《高尔基文集〈30卷〉》24卷373页、8卷11、15页。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

③《致д.卢欣托的信》,《高尔基文献》,莫斯科,苏联科学出版社,1936年。

④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中译本4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高尔基:《文学书简》上卷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⑥ ⑨ (11)《高尔基小说、特写、书信选》66、208、208页。教育出版社,莫斯科,1983年。

⑩《切尔卡什》,《高尔基文集》1卷3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2) (16)有关“人”的引文参见《人》,《高尔基文集》5卷49—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3)《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4)高尔基:《列宁》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15)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6卷2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7) (18)转引自格鲁兹杰夫:《高尔基》中译本256、25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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