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学还是文本学——对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人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文本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8]11-0029-05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内涵得以进一步释放，然而遗憾的是，讨论的无公度性又使得讨论研究难以达致更为深层的对话与交流，隐隐透出潜在理解的危机。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和治学方法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切入，仍然可以理出一个脉络来。在我看来，科学、人学是两种以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范式，而文本学则是近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兴未艾的新范式。反思和考量这三种研究范式，检讨学术界在这三种范式博弈中矫枉过正的一些做法，无疑对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开拓新的理论空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研究范式的兴盛和危机
所谓“科学”的研究范式，是指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其发现客观规律的研究模式。一般而言，它突出了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强调经济决定因素的核心观点；另一方面，向自然科学靠拢，表征出类似自然科学的严谨精密性。在各种讨论“科学”范式的研究中，有三种研究成果值得特别关注，即教科书体系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阿尔都塞鼓吹的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和柯亨倡导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科学”研究范式的始作俑者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当拉法格写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时，他已经现实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研究范式。不过，真正使“科学”范式站稳脚跟并影响深远者，则非前苏联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教科书莫属。正是该教科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政治领袖的名义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架设了权威的诠释范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这一经典教科书的说法，其科学范式的逻辑过程是这样确立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出辩证唯物主义，“赋予了辩证法一个现代的科学形态”，并把唯物主义“向前发展成了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①，而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推广研究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毋庸讳言，教科书体系作为最“正统”的“科学”范式长时间内占据权威地位，这与其背后强大的国家支持是分不开的。以此为滥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理论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圭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性的理论范式。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直接受此影响，直至今日，国内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框架的主体仍然很大程度上借鉴于它。
应该承认，“科学”范式建构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新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一范式的缺点也同样地不容忽视。首先其缺点是研究中的学理不足，当它以“推广说”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不但颠倒了历史的经验事实，而且无形中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其次，教条化、僵化等弱点更是授人以柄，激发出西方学者高唱人道主义的赞歌，以批判的马克思与之抗衡。在回击这些西方学者的过程中，“正统”的教科书体系没有太出彩的学理回应，倒是产生了另外两个具有讨论意义的“非正统”的辩护：
第一，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异数对“科学”范式做出独到的辩护。
阿尔都塞由于不满西方学者把马克思解读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也有鉴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重教条化的倾向，便另辟蹊径，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解释成为无主体的结构辩证法。他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在1845年前后马克思以科学的理论与此前的作为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完成了认识论的决裂。阿尔都塞的解读具有爆炸性的效应，不但重新定义了理论界对“科学”的马克思的看法，而且特别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在20世纪末又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阿尔都塞的辩护当时并不能取悦于论战的双方，他的“科学”范式打上了太多的个性烙印。正如多年后日本学者今村仁司所批评的：“在其两部重要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定义、构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确是引人注目的划时代的理论，但实际上与马克思没有关系，是阿尔都塞自己独特的理论。”②
第二，20世纪70年代末，柯亨作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对“科学”的马克思加以辩护。
作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关键人物，柯亨教授一直致力于为马克思的经济史寻找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的工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就是他的代表性的理论探寻成果，这部书1978年初版，2000年又修订再版。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强烈的主观个性的解读，他对马克思进行了功能性的诠释。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不对称功能的分析，有力批驳了阿尔都塞“结构因果性”、“多元结构论”的不足。公允而言，柯亨教授的理论确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更为精致化的诠释，难怪在学术界独树一帜。不过，柯亨的理论并没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结合好，而是更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经济决定论的一面，也就是说，在更加细化讨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理论结构时，作为社会转换机制中弹性因素的人的位置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定位。
以上简要分析表明，“科学”范式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怎样安置“人”的难题，这必然从逻辑上激起相对应的争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以及国内学术界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这一范式正遭遇到空前的危机。
二、“人学”研究范式的崛起与瓶颈
作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针对第二国际特别是以后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非人化的说教，力图把马克思的哲学引向关于人的学说的研究领域。而这种研究也直接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从研究范式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转向强调人的主体价值、批判意向和实践意义，也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可以称其为“人学”研究范式。进而细究，它又延展出两种学理路向：一个路向是国外理论界强调人的批判作用，另一条路向是国内理论界强调人的实践作用。
就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社会影响巨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尽管其流派林林总总，但是其主流无疑是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彰显历史发展中人的自由意志和批判作用。
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起点，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试图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属于“人类史前史”的论断作为总的参照，竭力从马克思那里发掘出人的主体自由、人的批判意识、人的异化克服等深具批判力的思想资源。从卢卡奇试图唤醒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努力，到葛兰西强调对市民社会领导权的夺取，从恩斯特·布洛赫构筑希望的乌托邦、萨特指认人从虚无中走出建构自己本质的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理论家们强调在文化领域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大拒绝，批判的锋芒都直指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异化生存状态，也即把资产阶级的发展建立在无产阶级的痛苦和不幸上的这一畸形社会现实形态。这些思想犀利而深刻，也得到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回应。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批驳，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补充，它把兴趣点从客观条件转移到主体革命意识和自觉，从经济因素的单面模式转移到在经济基础和非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那种复杂的相互影响作用的整体分析。在批判的研究路向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自己能达到的程度上冲到了最顶峰。
伴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这种批判的锋芒好景不再，即便没有摧折，也呈现出难以为继的颓势。现实政治运动的失败，使这些波澜壮阔的思潮霎时失去了言说的语境和对象。而从理论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有两大失误：第一，为理论赋予了太多主观的个人色彩，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上，而是在“西方”上，这种解读获得了“趋时”的喝彩，也付出了“过时”的代价；第二，正如西方学者自己承认的那样，“如果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因为避免政治的乌托邦主义而忽视了革命的政治前提的话，那么，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权力不适当的忠诚，则因为低估了达致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某种客观条件，使自身陷入经济的乌托邦主义。”③
不过，国外特别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家确实更新了理论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领域。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社会影响逐渐在我国学术界显现，影响了中国学者的治学旨趣与方向，间接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学术讨论。
有意思的是，西方学者是站在社会边缘反对中心，而我国学术界是站在改革的中心参与社会建设。通过对传统教科书的反思以及人的重新定位，国内学术界最大的成果是树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研究范式，突出强调人的实践性。由于国内的人学研究的范式是在时代的改革语境中呈现出来的，它理所当然地承载着一种奋发图强、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合乎逻辑地成为哲学研究的主流，而这也是不同于西方强调批判的关键所在。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讨论的延伸，这种研究范式也承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夹击：其一，如何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相协调，毕竟我们与西方学术界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尽管较为激进的学者声称应该以实践唯物主义代替前者，但是实践唯物主义本身有三个不足：1、本体论困境，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本体论”出发，还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这是深入研究的一大障碍。2、命名学尴尬，“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命名，虽然很好地概括了这一研究范式的主旨，但在寻求经典文本的材料支持方面缺乏有力的佐证；3、实践性吊诡，实践唯物主义曾经以强烈关注现实的姿态介入并伴随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思想动力，但令人难堪的是，今天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却面临着对社会焦点问题失语的危险，在理论上强调实践的过程中却走向难以实践甚至反实践的吊诡，无须讳言，这种讨论的危险性在于使人学的研究范式走向抽象的关于人的纯学术讨论的境地。其二，今天的人学研究外部语境不再只是人与人的危机，而更主要是人类与环境的危机。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衰落、后现代思潮崛起，特别是生态危机更加凸显了全球化问题后，主体性哲学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人学的研究恰恰是在高扬主体性的前提下向纵深讨论的，如何为自己的观点做有效的辩护或修正，难度很大，这使得人学研究范式有些进退两难。
危机往往也是研究突破的契机，学术界近年来在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路的过程中，认识到与其无公度性地热烈讨论，不如回到马克思，从原典出发来认识和解读这位思想大师和革命导师。在这种契机中，文本学的研究范式悄然兴起。
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与风险
所谓的“文本学”研究范式，是指通过文本考证、文献梳理和文义比照等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还原到其原初的文本语境中解读和释放其含义和意义的研究模式。它针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命题断章取义、无限演绎、过度诠释等等不良学风所引发的对马克思的理解危机。
应该承认，无论是在“科学”范式还是“人学”范式下解读马克思，其立论都是有“文本学”依据的。只不过，在选取文本的依据中出现了信息博弈的戏剧性效果，前者主要的依据是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寻求支持。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前期统率后期，还是后期统率前期，由此引发了两个马克思的解读形象问题。由于这里承载着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过多的期待，反而使得马克思形象有失真之虞。因而，从正本清源这一角度来看，文本学研究看来应是目前亟待倡导的研究范式。在我看来，它至少有三方面的基础优势。
首先，文本学的学术基础是立足整体的文本这一对话平台。由于我们想要了解的历史都已经收缩为文本，历史转化为文本的历史，所以要进入原初的历史语境，最可能的办法就是进入文本的历史语境。就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而言，文本学注重的是直接构成研究基础的三类文本：第一类是作品文本，也包括已经达到发表高度的未刊之作。这类著作系统、集中而且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创获，是马克思思想历程中的一个个地标，构成了定位马克思的最为重要的坐标系；第二类是实验文本，包括作者未发表的书信、札记、手稿等等。这是作者思想酝酿的重要母体，它不断丰富和充实着马克思的思想形象，修正着解读者的理解角度、广度和深度，对“作品文本”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要参照“实验文本”，比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发现和出版。著名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诺曼·莱文这样评价这两部手稿的出版，认为它们“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一场革命。无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比如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比如列宁和斯大林及辩证唯物主义(Diamat)——的马克思都完全被修正了。”④第三类是参照文本，包括马克思时代语境的文本记录，马克思论敌的相关文本，直接与马克思关联的亲友的文本以及后世研究者们所获致的宝贵研究成果等，这构成了探究马克思思想的外在脚手架，忽视它们，我们探究马克思的道路就会更为艰难。可以说，文本的残缺还是周全直接制约着我们对经典作家的解读的可信度和深广度。
其次，文本学在政治立场上接近价值中立或价值悬设，力图最大限度地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做出合理的界分。当然，任何解读最后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可能表达一定的政治立场。但是即使这样，文本学的争论也有一个建设性的对话交流平台。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艰苦卓绝的研究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比如，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人物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强调，其治学旨趣就在于鼓吹以一种政治中立的立场来研究马克思，力图去掉加诸马克思头上的宗教光环。而戴维·麦克莱伦可能说得更为中肯，他认为在诠释马克思时，应该“以一种同情批评的立场进行写作，避免要么偶像化、要么玷污的两个极端。”⑤尽管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还大有可商榷之处，但是从接近和还原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的角度，他们的许多观点更有说服力，更能够赢得学术界的称许与尊重。
第三，文本学在解读方法上强调文本中心，不但开启读者的诠释自觉意识，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提醒读者的诠释自律。这样，就真正摆正了诠释者与文本的关系。正如安贝托·艾柯所说，只有在解读者意图必须与作品意图合拍的情况下，文本的意义才能有效释放出来。“文本不是可以用单一方式就能诠释的水晶般的清晰结构；恰恰相反，文本是一架懒散的机器，它迫使它可能的读者群去做一部分本文联系的工作，但是，诠释运作的样式——虽则多样，甚至可能是无限的(infinite)——却绝不是模糊的(indefinite)，而必须是由文本展示的症状特征表明的。”⑥这也就是说，文本的内在的逻辑才是至关重要的，随意引用一段文本便证明作者思想如何，实际上是对文本内在逻辑的不尊重，也是对思想资源的任意开采，其后果只能是造成研究中的学术生态失衡，诠释不足或诠释过度。所以，只有采取文本学研究的方法，通过考证、评估、比照不同时期的文本，才能解读到文本思想与作者思想共生和冲突的关系，捕捉到作者真实思想的演进逻辑。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解读者能做到比作者本人更了解作者自己。
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文本学研究的重要性，对西方马克思学做出了重新估价，并且试图通过借鉴和反思，创立中国的马克思学，有些学者已经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⑦。在我看来，尽管文本学研究有着极大的正本清源作用，但文本学研究骤然勃兴的背后不是没有风险的：
第一，价值悬设似乎是一种新的乌托邦立场。一般研究认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政治立场上轻装上阵，可以做到价值中立，但是审视他们的研究结论，很少有不带反马克思倾向政治色彩的。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价值悬设就更难了，他们一开始就难以暂时把研究的政治立场轻松地放在一边。沉甸甸的责任意识，始终纠缠在学理性的研究当中。即使这样，这种研究范式因为其过于学理化的探讨，已经遭到许多批评人士所谓不问政治、新经院哲学的非议和质疑。
第二，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文本学研究的冲击。从罗兰·巴特宣布“作者死了”，剩下的是“文之悦”，到德里达宣称“文本死了”，阅读什么和怎样阅读已经变得任意，剩下的是“读者的欢悦”，客观性的解读似乎在一步步退却，任何的阅读诠释都是在解构掉文本之后读者的建构。德里达似乎已经打破了客观性解读的神话，如果这样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回到马克思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命题，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了。
第三，马克思的文本世界还没有真正完整地呈现全貌。做为文本学研究之根的新国际考证版MEGA2，由于资金匮乏、人员老化，其出版终结之日变得非常模糊。也就是说，还有部分的马克思的形象隐藏在大量文本世界内。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随着这一新的国际考证版的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对话将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马克思的形象将会继续更新人们的视角。但是，也可以说，在完整的文本世界形成前，任何解读在理论上都有修正的可能。
四、结论：在相竞与相生中发展
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一种研究范式在力争其合法性过程中都会对其他范式进行批评，甚至一定程度上攻讦。托马斯·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研究范式的革命来实现的，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是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然而，对于相异于自然学科的人文学科，不同范式的研究和博弈，似乎不必非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较量，而毋宁是相竞相生的关联，同场竞技、各放光彩。
审视历史，我们不难体认到危机对范式兴起的重要性。由于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的哲学体系，“科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发掘、整理和提炼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辩护者；“人学”的研究范式则是在社会主义遭遇资本主义更新了自身的发展模式，变得更加强大而原有的科学研究范式变得僵化的历史语境下出场的。而当西方左翼运动失败和前苏联、东欧剧变之后，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受到了重创，反思马克思本身，寻找新的理论活水源泉成为一种必须，“文本学”的研究范式便从不受瞩目的地位悄然兴起。
但是，三种研究范式并非水火不容的，无论是“科学”的研究范式还是“人学”的研究范式，都必须有文本依据，参照“文本学”的研究成果；而文本学的研究努力方向也并非不问政治，而是注重在考证探究之后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本价值。每一种范式都不是完美的，但都因为补充着别种范式的不足而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相竞”、“相生”关系应该得到指认和理解。
“科学”研究范式带来的启迪是，能够保持马克思哲学对科学精神特别的关注，包括体系的精致化、逻辑的严密性，特别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来整合进新的信息资源，发展和丰富自身，这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对话空间和延展空间。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体系，在科学的框架下直接借鉴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比如，教科书体系总结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之一，是吸纳了19世纪三大理论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和生物进化论。同样，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已经把科学界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老三论SCI）与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即新三论DSC）融入自身发展之中。因此，当前苏联的解体以及我国理论界对传统教科书僵化教条痛定思痛的反思后，当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很多人刻薄挖苦和极力揶揄嘲讽之时，有资深专家呼吁：辩证唯物主义只会被发展不会被消解⑧。所以，人们对“科学”范式，大可不必抱定诛之而后快的心态。
“人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力度、实践诉求都是值得“科学”范式和“文本学”范式学习和借鉴的。在与现实问题密切结合方面，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社区运动、生态运动等等都曾被纳入这一视野。虽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于丰富的诠释，但是这种诠释却始终因为更新血液，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全球化的问题凸显后，又有学者力图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匮乏的辩证法”，通过求助于人道的救赎计划，把人类而不是工人阶级从自在的政治主体变为自在自为的政治主体，来实现自由民主的非资本主义社会⑨。可见，这一范式也努力把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而“文本学”研究范式，强调分析、考证，以立场中立的姿态，剥离意识形态的干扰，把马克思置于一个思想史上的大家的位置来研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人学”和“科学”研究范式下马克思的形象误差，尽管这一工作不是没有弱点的。而事实上，如果没有“科学”、“人学”研究范式的铺垫，“文本学”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言说的重要参照，真的变成了经院哲学。因此，尽管“文本学”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新的为学术界瞩目的范式，也应注意在做到正本清源后，必须回到时代的主题中，面对“科学”范式和“人学”范式所开启的视角。因为任何严肃的研究都是在时代语境和历史语境交织成的道路中艰难推进的：一方面，回归马克思(the return to Marx)，走进马克思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是马克思回归(the return of Marx)，时代语境迎来马克思的讨论主题。
为此，保持足够的张力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有必要的。我们不必先谈各种范式的整合问题，整合的可能性在于对话与交流的可能性。当我们体认到，当这三种范式不但是一种“相竟”的关系，而且也应自觉反思到三者之间的“相生”关系时，也必然要为研究的深入构建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而当每一种研究范式都能平等对待其他范式所展露的优势和缺点后，整合与突破的契机就到了。
收稿日期：2008-08-24
注释：
①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6，137页。
②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③Alvin W.Gouldner,The Two Marxism: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New York:Seabury Press,1980.p.54.
④Norman Levine,"Two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by Karl Marx,"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9,No.3(Sep,1976),p.294.
⑤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Umberto Eco,"The Theory of Signs and the Role of the Reader," The Bulletin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14,No.1 (Spring,1981),P.36.
⑦王东：《马克思学的新奠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黄楠森：《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只会被发展而不会被消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⑨Costas Panayotakis,"A Critique of Marx's Theory of History:Beyond the Dichotomy Between Scientific and Critique Marxism," Sociological Theory,Vol.22,No.1(Mar.,2004).pp.12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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