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化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依傍与起步
中国文化哲学如何现代化？怎样现代化？本世纪几代学人都在孜孜求索，五四运动前后，他们以西方文化为尺度，依傍西方哲学，从文化哲学定义的界说、内容的分类、问题的范围、概念的运用、文本的解释等，试图与西方文化哲学接轨，以回应中国文化哲学现代化问题的解决。这个回应的首创之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1919 年2月上海商务版），蔡元培在《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他提出材料与形式，即“汉学”与“西学”问题，主张两者兼修会通，才能构成中国哲学史，批评两者分离而不能兼通的弊病。胡适依傍杜威实验主义哲学观，撇开“本体”、“现象”等“哲学的问题”，把人生切要问题作为哲学内容、范围、对象。
1920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演讲“东西文化与哲学”，次年又在济南演讲，财政部印刷局结集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在文化哲学界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一场文化哲学的论战。梁氏提出“世界文化三期论”，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为第一路向；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为第二路向；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为第三路向。这三种路向代表了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
如果说胡适依傍西方哲学，并冲决黑格尔中国没有哲学的网罗，创建了中国哲学史，那么，梁漱溟则从文化哲学角度，开中、西、印文化哲学比较之先河。文化哲学的重要方面是人生观问题，1923年发生了“科学与玄学”论战（又称人生观问题论战），这个论战是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给学生演讲《人生观》所引起。张氏认为“人生观问题必须由玄学来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他认为，“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要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次人生观问题的论战，对提高人生观问题的认识有积极意义。
五四期间，中国文化哲学经历了一次典范转移，其意是指一种思想观念的突变。在这个典范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思潮，如果以一宽泛的概念来统摄，可将其分为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若单纯一些划分，可分为实用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后两种在20世纪后50年文化哲学界仍有很大影响。
从前50年中国文化哲学的自我定位、自我发展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心学的建构。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梁漱溟、熊十力，均大力发扬陆（象山）王（阳明）心学及其致良知精神。梁漱溟为五四以来倡导陆王心学最有力者，他接续陆王，重在人文精神和人生态度。认为宇宙大生命的核心是人心，人心是通向生命本性或宇宙生命本原的一种特殊性质的主观世界。熊十力以形而上学本体是无形相、无质碍、清静本然的、全的，这是本体所以成为其为本体的品格。他认为只有“本心”（仁体）才具备这种品格。熊氏是陆王心学最具独创性的学者。马一浮以其深睿的识度，圆融的无碍，出入程朱陆王，归宗于陆王心学之所以得到学者的青睐和接续，是因为陆王反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反传统，反权威，注重自我意识，这与五四以来的时代需要相符合。
其次，新理学的建构。冯友兰在民族危亡的抗战期间，以忧国忧民的悲悯，完成《新理学》等“贞元之际六书”，以接续朱熹于南宋民族存亡之时的忧患，《新理学》作为冯氏“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在突破程朱旧理学迈向新理学，从依傍西方新实在论的《中国哲学史》转向“接着”程朱理学讲，标志着中国文化哲学在自我定位、自我发展的途径上迈出可贵的一步。金岳霖与冯氏互相影响，金氏的《论道》与新理学在概念上有相通之处。
再次，儒释文化哲学的融会。章太炎文化哲学上深造自得，既以佛学诠释老庄，又以儒释会通，冀求精神上的不二法门。为唤起人们投入反清革命，他认为大乘佛教中的法相宗的唯识论，是唤起民众的理想文化哲学武器。
第四，唯物史观的运用。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文化哲学思想，具有“荜路蓝缕”之功。贺麟认为，辩证唯物论思潮盛行于9·18前后， 当时有理想的青年几乎都受此思潮的影响，辩证法唯物论提供了一个主义的信仰。于是在30年代李石岑和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十讲》（1935年），《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来阐述、解释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哲学，他与胡氏、冯氏中国哲学史相比，是一种新气象。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侯外庐等编著《中国思想通史》。他们批判新理学、新心学，以唯物辩证法审视、分析中国思想学术，是中国文化哲学自我定位、自我发展旅途中有价值和意义的一段路程。
二、煎熬与繁荣
中国文化哲学后50年的研究，“史”的视角与“学”的视角基本上是统一的，其价值目标仍然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接轨；其价值取向是西方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文化的会通，从简单依傍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转向，据此可把1949—1999年的文化哲学分为前30年与后20年两阶段。
50年代初，哲学界以《联共（布）党史》为教材，以日丹诺夫《关于哲学研究的讲话》为重点，以文化哲学史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历史，其阶级基础是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分野。当时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有二，一是以侯外庐为代表从经济基础的演变，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发生、发展进程及其规律，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1962年出齐）；二是由北大、人大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为代表对各时代哲学学派、人物进行逻辑的、理论的解释，撰写了《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任主编，四册，1962—1974年出齐）。冯友兰自撰《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展开对《周易》、孔子、老子的讨论，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此30年的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受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的干扰和影响，而陷入公式化、单一化而无力超越。在“文革”中哲学史成了“四人帮”手中的儒法斗争史，成为他们的工具。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文化哲学的春天。其研究方法、视角呈现多元化态势，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化哲学著作如雨后春笋：（1 ）就整体性把握的通史类来说，有以记传本为主，有以思潮、学派为主，有以范畴发展为主，有以学案体为主等。（2）就专题整体性考察而言，有中国儒学史、 黄老学通论、中国文化史等。（3）就断代而言，有先秦、两汉、魏晋、宋明、 近代、现代等哲学文化史。（4）就个案的深入而言， 几乎每个时期的重要文化哲学家，都有一部和几部研究专著问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之所以如此是与其研究方法多样化相联系的。从方法特征上看，可分为二：一是“我注六经”，通过对文化哲学文本的解释，以符合文化哲学本义为宗旨，注重文化哲学演变的历史过程；二是“六经注我”，凸显解释者主体自我，借历史上哲学家的文本发挥自己的思想，重文化哲学本身的建构。从多元方式的形式上看：一是偏重于哲学家哲学属性的确定及政治态度的影响。二是关注哲学逻辑结构的分析。它通过范畴分析及其对哲学逻辑结构网络中心的地位体认，深入把握中国文化哲学内在逻辑。
80年代到90年代，文化问题空前突出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下，中国文化能否、怎样作出回应？成为文化论争的重要问题。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所要回应的各种现实冲突面前，激发了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超越以往“我注六经”的模式，呼唤有“六经注我”型的中国文化哲学的诞生。中国文化哲学的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被凸显出来，中国哲学新体系建构的努力已见端倪，冯契的《智慧说三篇》和张立文的《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是这个努力的尝试，史与智、事实与思维的融突，必将结出新的和合之果。
三、挑战与创新
百年中国文化哲学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自我定位的历程。前50年的中国文化哲学著作，寥若晨星，研究人员屈指可数。后50年各种类型著作，可谓满天星斗，竞放异彩。但在此高科技、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又处世纪和千年之交，在文化思想激烈冲突中，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已显缓慢。然浮躁是浅薄的，沉思是厚重的。据此我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走向世界。全球化是当今必然趋势，不可抗拒。中国文化哲学如何、怎样走向世界？不是一厢情愿所能做到，而必须获得世界文化哲学界的认同，这种认同有赖于中国文化哲学自身睿智和生命活力。如当前东西方哲学、伦理、宗教、社会各方面学者都关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由此五大冲突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中国文化哲学有丰富资源，能为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是提供理论依据、指导原理和修养功夫。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对化解人类五大冲突和危机也将有所裨益。
第二，回应挑战。中国文化哲学在此严峻挑战下，要自强不息，勇敢回应；回应才能完善自我定位，才能获得发展；回应才能激发生命智慧和活力。一方面不排斥研究中的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的取向；另一方面厘清中国文化哲学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区别和联系。打破西方文化哲学中心论，确立中、西、印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的“殊相”，统摄为世界文化哲学的“共相”，各民族文化哲学都有其智慧和生命力，无优劣之分，有强弱之别。中国文化哲学只有不断发展自己，而不是照搬西方，才能在世界文化哲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日新盛德。中国文化哲学只有日新日日新，才能适应全球化需要和在西方强势文化哲学的冲击下不被淹没。这一方面要凸显中国文化哲学的特色，进入中国文化哲学的内核，发扬中国文化哲学的智慧。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全球化的多元民族化，多元民族化的全球化。中国文化哲学要在追求自我民族特色中，立足世界。再一方面，中国文化哲学的生命力，其永葆青春的魅力，就在于“日新之谓盛德”。因此中国文化哲学的沉思只有立足于创新。在中国的与西方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磨荡氤氲，融合化育，而化生中国文化哲学新的和合体，即是中国文化哲学新理论体系的诞生。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具有忧患良知的中国文化哲学工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