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等教育还有很大空间——访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科院论文,院士论文,很大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以下简称记）：先问一个常规问题。您是一个科学家，怎么关心起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问题，并写了与您的研究方向距离很远的《高等教育是适度发展还是大力发展》这篇论文？
何祚庥（以下简称何）：要迅速发展科技与教育，更为现实的是发展高等教育。真关注科技就应关注高等教育，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关注高等教育的原因。
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上，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何：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大力发展，与此相应，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需求的需要。
记：能不能详细说说这种需要，或者说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依据是什么？
何：首先，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的发展与其相适应。我国正由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也急剧上升，但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70个国家和地区90年代初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看，中国是很低的。1990年我国的这一数字是2.0%， 但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也有2.7%，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8.8%，高收入国家则为27.6%。我们1990年的比例数甚至还不如印度1981年的水平。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及每10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比较，我们也比较低。1994年我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6%和440.4人，刚刚达到低收入国家90年代初的水平。1996年的毛入学率达到了5.78%，但也只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90年代初平均水平的1／4。
下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10万人口中的在校生数都是低收入国家的近5倍，而受过高等教育者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前者也是后者的3倍。这表明， 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化过程中，对高素质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数量客观上存在着急剧扩大的需求，也就是要求高等教育在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上比以往有更为迅速的提高。
其次，社会或者说老百姓对高等教育有强烈的需求。现在高考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4个里面取一个。国家统计局1997年11 月对全国所有城市6250万户非农业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大规模调查表明，储蓄是居民最喜欢的投资方式，而储蓄的目的，“子女教育”则居第一位。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超过了53000亿元，相当于GDP的60%多。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供给不足的卖方市场经济转变为消费不足的买方市场经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到抑制，国内需求亟待启动，而高等教育又是一个巨大而现实的市场。在中国科技大学40年校庆时，我发言时讲了这个观点。我说：“在座的大概都有存款，要作什么用呢？第一恐怕就是子女的教育，第二才是老人的赡养。”这些看法引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毫无疑问，子女教育投资将是一个新的，也是最大的消费增长点。
记：有这种需求，但是不是很快能做到呢？比如说高校师资、后勤等因素的制约等。
何：我想我们还是有能力有潜力提供这种需求的，换句话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做得到的。
大家都知道，教育投资不足，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办教育。《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已明确规定到本世纪末公共教育经费支出达到GDP4%的目标，但近年总在2.5%左右徘徊，甚至下滑。 我说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并不是主张大规模兴建新校舍甚至再搞什么大而全、小而全的重复建设。我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效益太低，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明显低于其他国家。1997年对122 所高校的调查表明，我们的这一比例为3.7∶1（本科生），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0∶1，差距很大。除了师资潜力外， 高校的实验室和其他教学设施也都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只要改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高校既包教学，又包学生的吃、住及其他后勤服务的旧体制”，将后勤社会化，高校的学生规模就会很快扩大，一些重点大学，容量会增加1～3倍。
很多困难其实都是比较好解决的。比如没有校舍，完全可以扩大走读生规模。我当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就是走读。当然这一问题最好还是通过社会化来解决。仪器不够用，可以采取轮流使用的方法。现在很多学校精简人员，有的大约减少三分之一左右的教职工。我认为，与其精简，不如多招学生，增加服务对象。
记：现在民办教育发展很快，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何：我赞成民办教育，但期望值不要过高。中国有具体的环境，办学如果以赢利为目的，肯定办不好。
记：一些人认为高等教育应控制发展，并提出了诸如大学生就业难、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等理由，您是怎么看这一说法的？
何：近10年来实际执行的就是名为适度发展、实为控制发展的方针。近两年来，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呼吁日益高涨，政策有所微调，但仍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我对这一做法是不赞成的。当然，这样做有这样做的论据。
比如，担心“高等教育发展快了，质量会受到影响。”这种关心是好的，但是质总是和一定的量相联系的。有了数量上的增长，就会涌现出相应的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即使学生的平均质量有所下降，但只要涌现出的高质量人才比控制发展时期的多，就不能认为是质量下降。发展是硬道理。即使是新增加的大学生质量较低，但受过高等教育总比未受过高等教育要好。当然，严把质量关也是必需的，但不应是像现在控制人口那样去控制，关键的工作应做在出口上，也就是大学真正实行“宽进严出”，使高等教育发挥培养和筛选两重功能。
再比如，还有人认为，如果高校毕业生供过于求，就业不足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渠道不畅是重要原因之一。
记：对，看看民办大学，也不包分配，也没见有什么不稳定的事发生。更何况现在的就业困难，政策是否配套是一个重要原因。
何：有人进一步说：大学毕业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不满要比上不了大学的不满“危险更大”。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年鉴》给出的30个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状况数据看，无论在哪个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都有人失业，但其失业的比例比其他群体低得多。
记：您觉得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
第一步，到2003年，将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18%左右，等于在199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其年均增长不低于14%。第二步，到2005年，将毛入学率提高到22%。第三步，在此基础上，再用5 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将毛入学率提高到34%以上。
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比1991年就翻了一番，相信我提出的这几个目标也是可能实现的。新世纪就要来了，我们热切地期待着高等教育有个大的发展。
何祚庥：理论物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现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近10年来，何祚庥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和意见，被戏称“功夫更在物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