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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考察动物思维心理发展状况入手，对动物思维与人的思维的系谱关系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作者首先运用动物心理学的观察实验资料，描述了高等动物思维心理发展所达到的水平，随后，根据古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成果，阐明了人类思维心理发生、发展的过程，并通过二者的比较，指出了动物思维与人类思维的区别。作者认为，探讨动物思维心理活动与人类思维心理活动的关系，对于思维发生学与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人类思维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理机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曾经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与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分别揭示了史前人类思维与现代儿童思维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对思维发生学的建立和现代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拟从动物思维与人的思维系谱关系的角度，对人类思维的发生作一些探讨。
一
人的思维活动能力是在人类缘源系谱中经过漫长的进化逐渐形成的。如果从研究动物的思维心理发展状况入手深入考察人类思维心理能力发生、发展的史前史，就有可能找到人类思维心理活动起源和发展的踪迹。
心理学家们认为，对客体的映象、感知和记忆等心理能力在高等动物界已普遍存在。譬如，鸽子能远涉重洋飞向“目的地”；猫和狗被人偷走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在远隔江河的情况下都能找回自己的“家”。显然，这些动物的上述行为不是单靠各器官的直接“反射”，而是凭借过去的“经验”对新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以抉择去向。它们这种凭“经验”活动的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通常所说的本能的范围。这说明，即使在动物界，也不是经常单纯依靠无意识的冲动、本能和习性造成合目的的行动的。
动物所碰到的每一个个别问题都可以分别出一般的因素和特殊的因素。所谓“一般的因素”指重复以往的同样行动即可解决的因素，“特殊因素”指重复以往的同样行动无法解决的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动物合目的的行动靠的是本能和习性，在后一种情况下，则需要某种创造性的心理活动的参与。可见，动物个体在特定情况下的行动是否合乎目的，取决于对当前问题及其解决手段是否具有一定的识别能力。
动物在其生存环境中面临的特殊的新的因素越多，对其智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移居新环境，对智力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智力的发展，是和智力较低者的大量淘汰同时并进的。即是说，那些对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有较强的应变能力者，被保存下来，反之，则被淘汰。
动物的智力发展与脑的进化是分不开的，而它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又是以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和能力，以及相互间传递信息的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为主要标志的。质言之，动物思维心理活动向人类思维心理的过渡，主要看动物是怎样由单纯的适应环境，到能动地改造环境，即从本能的采集天然食物，向通过劳动自觉地生产食物的过渡；另一方面，还要看它们在群体内部传递信息方式怎样由动物的“语言”向人类语言过渡。下面，仅以智力较高的海豚和黑猩猩为例，说明在人为的环境里或在人工驯养的条件下动物智力可能达到的高度，借以考察动物思维心理向人类思维心理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具体表现。
动物心理学家们根据他们对海豚行为的研究，认为海豚是除人之外智力最高的动物之一。美国科学家在1965年做了一个代号叫“海洋实验—2”的开发性实验。他们在实验中，充分利用了一只经过精心训练的名叫达菲的海豚来工作。这只聪明能干的海豚载着各类物资，频繁地往返于海面与水下实验室之间，充当了一名称职的“邮递员”。达菲还能救援在水下迷失方向的潜水员。只要潜水员用哨声发出召唤，它便会立即采取救援行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火箭靶场，甚至以高价聘请达菲寻找坠入海中的回收装置。此后，美国海军、空军、国家航空管理局等许多部门，都开展了对海豚的各种研究，以便让它们去执行各项任务。其实，早在1961年就有人预言，只要掌握海豚的语言和行为，便可使之在军事上获得广泛的应用。例如，它可以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导弹弹头、人造卫星、火箭以及其他坠入海底的设备或物体；也可以用来搜索水雷、潜艇等军事目标。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利用海豚听觉特别灵敏的特点，在其耳内装上电子增音器，使它的听觉能力提高了几十倍，用来侦察和监听来往舰船的活动情况②。看来研究海豚的智能及其特有的语言，训练其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是大有可为的。
研究人类思维心理活动的起源，不能不研究另一种有较高智能的动物类人猿。一般说来，在自然状态下，猿人类总是首先依靠自己的器官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在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才转而考虑使用工具的行动。因此，它们使用工具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被迫的特征。原苏联科学家们对名叫苏丹、帕里斯和“美女”的三头黑猩猩使用工具的情况，做了如下一系列的实验：
起先，实验者给它们一个长而狭窄的管子，里头放着食物。黑猩猩光靠自身器官是拿不到的，只有用一根长竿子才能把食物捅出来。然后给黑猩猩一根木棒，经过人的示范，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木棒把管子里的食物取出来，并且做得很熟练。
接着，实验者在木棒的一端捆上一段横木，其长度超过管子的直径。黑猩猩拿到这个工具时，竟不加思索地妄想将装有横木的一头插到管子里去。经过几次失败之后，它才领悟到木棒两端的区别，用木棒的另一端从管子里捅出了食物。
后来，实验者在木棒两端都扎上横木。起初，黑猩猩仍然一再想把木棒塞进管子里，当然都失败了。这时，实验者给它一根长着侧枝的树枝，它用双手把侧枝去掉后，用其取出了食物。也许从这个成功中受到了启发，当它们再次拿到两端都扎有横木的木棒时，就用全力去掉横木，然后用这根光秃秃的木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下一步的实验中，交给黑猩猩的是一个在外表上丝毫没有工具形态的木制圆盘。经过再三尝试，它们终于找到了好办法：把圆盘折成木片，然后用它去捅管子，取食物。有趣的是，它们总是循着木质纤维的方向去折裂圆盘。当它们做得娴熟之后，实验者又在圆盘上画上了许多同纤维方向垂直的条纹。黑猩猩起先会循着画面上的条纹的方向折圆盘，这当然是徒劳的。于是它一面转动圆盘，一面施加压力，最后仍然是顺着木质纤维的方向把木盘折裂了。③。
黑猩猩完成这一系列的实验，无疑需要非常复杂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能力。实验的成功，证明黑猩猩既能使用工具取得食物，又能把某些材料加工成为合于使用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黑猩猩的知性分析能力与人类的儿童不相上下，与童年时代的人类，也可能十分相近。
猿猴的智慧不单是一种本能的遗传，也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动物学家们在观察中发现，黑猩猩能够在使用工具的活动中仔细地选择适合的器材，把器材准备得长短合适，而且每当它要出发去钓白蚁时，还会事先准备好几根备用的小树棍。它们的这种行为不是来自遗传，而是通过观察学会的。幼小的黑猩猩，常常注意观看它的母亲或兄弟姊妹如何钓白蚁，而且自己也要试一试。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一种本领，而不是先天所固有的本能。
美国人类学家D·匹尔比姆认为，黑猩猩在钓白蚁时，对小树枝的使用，“是工具制造的一个极好的例证，或者说是对实物加工的一个极好的例证。这种情形，和人科对石器的制造所不同者是其工序十分简单，又没有严整的规格化，而且制成的工具只用于一种非常特殊的用途。虽然如此，但是这一例证，仍然可以说明这类工具（与武器相对照）是如何起源的，而且也说明早期人科类起码也经历过上述程度的工具使用和实物加工的阶段。”④
黑猩猩的行为显示了它和人类另一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有时候喜欢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作舞蹈式的跪跳，同时还大声地互相喊叫。在动物园里，曾让一些黑猩猩作油画，它们绘画时，显得非常开心，而且每一个黑猩猩的画，都有它自己的“风格”。由此可见，黑猩猩已经具有雏形的感觉综合能力，它们完全可以像人类的小孩在尚未达到具有表现力的阶段以前那样画图画。这些事实说明，黑猩猩具有潜在审美感，以及类似人类感情的初步萌芽。
猿类较复杂的行为和群居生活，形成了较高级的动物语言。它们不光会发出招群、求偶、报警等单调的声响，而且还能发出多种变化的音调，配合相应的体态、手势和面部表情，传递更丰富的信息，以协调彼此间的行动和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
动物学习“语言”的实验研究，为我们展现了类人猿学习和掌握语言的潜在能力。同时，也证明由动物“语言”向人类语言过渡的可能性。
黑猩猩由于缺少语言神经中枢和正常的发音器官，因而缺乏说人话的能力（黑猩猩的最高成就是仅能发出三个音节的语音）。但是，它们在学习手势语言和符号语言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例如美国内华达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1966年开始用手势语言训练一头出生才六个月的雌黑猩猩沃休。在五年当中，沃休学会了近350个手势。其中许多手势不只是表示一个词，而是表示一组词。沃休能正确地运用其中的近150个手势，它懂得的手语更多。更加惊人的是沃休还能创造新的词和组词的句法结构。如当它第一次看到登岸时嘎嘎叫着的池塘鸭子时，用手势称之为“水鸟”；当它第一次拿到一只桔子时，称之为“桔子色的苹果”。这说明，它已具有与一般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相似的表达能力。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心理学家彭妮·帕特森对一头刚满周岁的大猩猩科科训练使用手势语言。在最初的一年半中，它大约每周可以学会一个新的手势。经过36个月的训练，科科已能准确地使用184个手势。到四岁半时，它已学会了222个手势。六岁半时，已能正确地使用645个不同的手势。其中经常使用恰当的有375个。它还会创造出一些复合名词，来形容初次见到的东西。如它把长鼻子木偶称为“象娃娃”，把不易咬碎的甜食叫“石头—点心”，把镶宝石的戒指称为“项链—手指”。按照斯坦福—比奈量表的智力级别，科科的智商可达84-95分之间，略低于同龄的人类儿童。
科科对手势语的运用，并不局限于称呼一些事物和行为，而且还能表示某些要求和自己的忧愁、欢乐等情绪。例如，它表示“科科想吃彭妮的香蕉”，而彭妮却递过去一个桔子。此时它会迅速用动作回答：“不，彭妮给科科香蕉，快点！快点！”科科在淘气之后，还会向彭妮表示：“科科坏，现在科科要聪明一些，彭妮喜欢科科吧！”
科科撒谎也很“高明”。有一次，彭妮在写东西，科科乘机偷了一支红蜡笔，放在嘴里嚼。彭妮发现后问它：“你在吃蜡笔吗？”科科居然用手势告诉彭妮：它不过是在用红蜡笔涂嘴唇。更有趣的是科科还会用手势语言来同人争吵。
上述大猩猩和人的复杂的对话，是需要很高的智力，即复杂的分析综合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普雷马克和安·普雷马克夫妇曾经训练过一头名叫萨拉的雌猩猩。他们设计了一套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小塑料片，作为“塑料词”，代表各种物体和事物。如蓝色三角代表“苹果”，粉红色方块代表“香蕉”，绿色大写M代表“Mary”（玛丽，萨拉的主要教师），沙斗状的绿色塑料片代表“给”等，以此作为给猩猩使用的“文字”。每个小塑料片背面都有磁铁，可以贴在磁性黑板上。若把塑料片自上而下地贴在黑板上，则可组成简单的语句。如在绿色M下放一个沙斗状绿色塑料片，再放一个蓝色三角，就是“玛丽给苹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六岁的萨拉掌握了130多个单词。其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比较词类等。此外，她还学会了一些祈求、提问和肯定的句型。后来，实验者又教它如何组合句子。如先贴摆出“萨拉把香蕉放在木桶里”、“萨拉把苹果放在水桶里”这样两个简单句，然后省略一个主语和一个谓语，变成“萨拉把香蕉和苹果放在木桶和水桶里”这样一个句子。萨拉完全懂得经简化的这个句子的意思。她甚至还学会了“如果……那么……”这样一种不那么容易掌握的表示条件的关联词。
萨拉还学会了贴摆、阅读这样一些较为复杂的句子，如：“玛丽给萨拉一个苹果”，“萨拉把苹果放在桶内、把香蕉放在盘子里。”，“哪一个是苹果？”，“如果萨拉拣出一块黄色塑料，那么玛丽就给萨拉一只香蕉”等等，而且还会按照句子的要求去做。
黑猩猩经过训练后，还可以按照男、女、老、少、水果、糕点等，对图形卡片进行分类。这说明，它们可以对不同的图形，形成某些简单的概念。
猿类学习语言的实验表明，在类人猿身上，的确存在着运用语言符号的潜在能力，以及借助于这些符号进行较复杂的思维心理活动的能力。它证实了人类的语言和概念思维能力，乃是直接从其祖先——猿人那里继承来的，类人猿的思维心理活动是人类思维心理活动产生的基础。但是，猿类学习和运用语言信号的这些潜在能力，需要在人工条件下进行艰难的训练。脱离了人为的条件，类人猿的这种能力，既不能典型地表现出来，也不能自然地发展起来。人和猿的区别正是在于：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改造无机自然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人工环境，而类人猿则不能。
人类由于处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决定他们行动动因的有意识的思考所发挥的作用，当然比在动物身上大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思考的作用也就越大。但即便如此，人类的行动仍然经常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思维和本能在人类和动物身上互相渗透，是人类思维心理活动源于动物思维心理活动的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动物思维心理活动如何向人类思维心理活动过渡，实际上就是思维和意识的起源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对思维发生学与现代认识论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的祖先从猿类开始分化出来，利用天然物作为御敌的武器和谋生的手段。这种活动本身，就表现出我们的始祖已经有了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朦胧的意识。这已经不是动物所能具有的而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和意识。当然，历史黎明时期人的思维心理活动，仍是本能多于理智，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能逐渐地减少，理智不断地增多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类意识的起源时曾经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⑤而“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⑥他们对意识起源的这些论述，同样适用于阐明人类思维心理活动的起源问题。
二
探讨人类思维心理活动的起源，还必须充分利用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就要追溯到上新世一千万年以前的“人科繁盛时代”⑦，即人科成员——腊玛古猿⑧从动物界分离的时代。在此之后，到三四百万年前早更新世的南方古猿⑨时代，又发生出一个人科成员的分支，出现了人科的旁系和人属的分离。这就是我们这颗星球上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时间大约为一千万年左右⑩。
漫长的过渡岁月，人科成员是处在大自然形形色色刺激的包围中。众所周知，进化是按照生物自身的优劣，听凭大自然选择的。因此，生存竞争的本身，要求这些过渡成员必须争取生存优势，从而对周围环境进行反反复复的弃取。除本能的反射外，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这些人科成员对身边的各种刺激还必须有目的地进行。大大小小的“体力活动”的尝试（心理学上称之为“探究反射”）。这种尝试本身，是人科成员萌芽状态的思维心理活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科成员的这种合目的性的思维心理活动，是推动它们进行“体力活动”尝试的决定性因素。
在东非、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我国西南地区出土的腊玛古猿，原本是林栖动物。随着环境的急剧变化，它们改变了林栖的生活方式，到地面来觅食，从而促使其从攀援、爬行到渐渐学会直立行走，“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11)
抬起头来、直立行走和经常使用“天然工具”，对大脑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长期对大自然给予的不同刺激的试探中，尤其在和猛兽搏斗中，这些人科成员逐步感知到“天然工具”的巨大威力，开始认识到它既是谋食的重要手段，又是抵御猛兽的重要武器，因而，终于在头脑中形成了最初的联想：手和棍棒、石块的关系；棍棒、石块和对象的关系。就是说，懂得了棍棒和石块在手和对象之间起着手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它们把手的功能延长了。
随着大脑对外界刺激物的映象、感知和记忆（印象）的加强，人科成员萌芽状态的思维心理活动能力在急剧的发展和提高。在使用“天然工具”的一千万年的艰难岁月中，终于使这些人科成员初步懂得了对事物的简单推断和想象，学会了制造工具，从而结束了摩尔根所说的“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
目前，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造工具，出现在大约三百万年前的东非。正是在这个年代，人科的旁系南方古猿和人属的成员（人类的祖先）分道扬镳了。从此，人类这一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学会制造工具，从事社会性的集体劳动，这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12)。
早期人类从使用“天然工具”过渡到学会制造工具，是在谋取生存资料的漫长的社会性“生产实践”中逐渐学会的。他们在频繁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中，慢慢体会到“天然工具”不那么得心应手，或者说，不能按照人的目的、要求去发挥作用，于是改变木棒和石块形态的推断和设想便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起初可能尝试用手来折断棍棒，或去掉多余的枝杈，后来偶然发现利用石块来加工比手锋利；可是，以大自然所赋予的石块去修整棍棒，也还不能称心如意。这时，我们那些比较聪明的祖先，就试图从记忆积累起来的以往经验中寻找办法。他们联想起过去在用石块猛击野兽时，因误中山岩，使石块破碎而变得锋利。从往日这些偶然现象中，他们想象出改变石块形态的方法，于是，世界上第一件打制的石器问世了。我们的远古祖先，就是用这种自己打制的粗糙石器，加工制造出所需要的各种原始的“人造工具”，从事集体性的渔猎活动，开始了人类独有的生产劳动。
工具的制造和改进，是人类思维心理发展的动力和标志。因为制造工具本身，需要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首先必须考虑使用上的需要，即所要制造的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关系，这样才能想象出制造什么样的工具。这就是说，在制造工具之前，必须预先在头脑中形成工具及其作用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3)其次是如何进行打制？这又要认识到有关材料的性质和特点，如加工石器，就要认识两种石头形状大小的比例关系，还要了解两种石头的不同硬度；最后是推断：这样砸击能否得到合乎要求的工具？这就是人类初始的思维心理活动。
这一系列思维心理活动能力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偶然发生的，而是人科成员在千秋万代的生存斗争实践中，对一些偶然的和必然的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和推理所产生的结晶。它标志着人类及其思维心理活动能力的基本形成。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思维的存在，如果不能完全有意识地，而不是本能地利用生活经验，如果不会建立一系列因果联系，进行概括和推理，是不能制作哪怕最原始的工具的。”(14)
人类的始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生产劳动，给人类智慧的形成和思维心理活动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目的。是劳动，使古猿的智慧上升为人类的思维。
三
动物的思维心理并不等于人的思维心理。人的思维心理，不仅与动物的思维心理有不同的生理心理基础，更有其独具的社会历史内涵。
我们知道，未经驯化的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因而，它们的思维心理活动，只是动物的大脑两半球通过第一信号系统的作用，对直接作用于它的具体信号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判断和推理。概括，在它们身上没有超出造成形象的表象这个范围。人类则不然。人类的大脑两半球，除了接受第一信号系统的作用以外，又附加了一个第二信号系统，“这就引来了神经活动的新原理——对前一个系统无数信号的抽象化与概括化，以及对这些新的概括化信号的分析作用与综合作用。”(15)因此，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能力，不仅可以分析与综合来自直接刺激物的具体信号，而且可以分析与综合概括化了的信号。经过训练，动物虽然也能形成对词的条件反射，但这个词只是以其声音起条件刺激物的作用。对于人类来说，“词”这个刺激物则是传达思想的工具。对于人，词是信号的信号。它以概括的形式，包含了这些信号所标志的现实世界的事物或现象的意义。例如，动物对火灾的反应是非常神经质的。它们认识火灾是用视觉器官（火焰）、触觉器官（高热）、嗅觉器官（烟雾）、听觉器官（燃烧时的爆裂声）来实现的。但对于“火灾”这个词，它们却毫无反应。人则不然，他们不用看到火灾，不用感到燃烧的东西的高温，不用闻到焦味儿，只要听到“火灾”这个词，就会按照人类认识在他们头脑里所留下的结果，即按照对火灾以及同火灾有关的一切现象、感情和体会的概念、表象而开始行动起来。这是任何动物也做不到的。因为动物的理性活动，只是在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直接刺激了感官而出现的形象、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词，对动物来说，只是声音；对于人来说，则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标志，也是这些事物和现象的形态、特征和属性的标志。词所以能够履行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标志这个职能，是因为它用物质的外壳，把在思想中反映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及其特征、形态和属性完全相符地体现了出来。词在物质上体现了主体同客体联系的复杂过程，体现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心理学家们对动物和人的思维心理活动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成三角形的模式性质对于有言语的人类来说是不变的，不管刺激物是物体还是图形，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目标是附着于刺激物还是离开刺激物。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类因素对于没有言语的动物并不是无关的。”(16)这就是说，动物不会像人那样，借助第二信号系统来进行思维活动。
虽然，在动物心理学家们的精心训练下，某些聪明的猿类也能运用手势语言和符号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人兽对话，但它们至今还不能创造语言符号来交流思维成果。
许多专门研究动物行为方式与心理习性的科学家曾观察到不少有趣的动物思维心理活动，如黑猩猩用棍棒和石块作工具摘取果实、击毙小动物为食，其他许多动物觅食捕猎或逃避强敌时表现出来的狡黠策略和巧妙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动物已有简单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有初级的思维活动能力。但这还不是像人类思维那样按照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精神活动。就此而言，可以认为猿类利用其周围各种自然物作为工具去解决各种课题仅仅是出于偶然的动机，而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对它们来说，使用工具的活动也同其他任何一种活动一样，是包括在实现机体的主要生存需求的过程之中的。换言之，它们利用某些对象作为“工具”来使用，只是在不利用它就根本不可能或难以获得食物及其它直接满足自身生理需要的客体时才会发生。
人类较之动物，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对象的特性，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对象作为工具。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是偶然地利用大自然所创造的物体作为“工具”，或仅能将某些天然材料作些简单的修整加工，成为所需要的“工具”，人类则有把自然界物质改变形状和赋予新的用途来制造工具的技能，从而能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劳动工具。动物只是使用者，但不是发明者。只有人类，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既会使用工具，又会发明和制造工具的生物。
人类的工具，与黑猩猩的那种稍加修整的“工具”不同。人类对某种工具的使用，也并非只限于一种特殊的用途；人类的工具复杂得多，而且能够根据实际用途，按照一定的规范，制造出不同器形的工具。这就说明，人类制造工具包含有更多的能动性。换言之，就是在制造工具的活动中，人类表现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给周围环境打上烙印的能力。
人和动物思维心理活动的区别，还表现在动物只知道使用工具，不知道保存工具。它们的“工具”是边用边扔，下次需要时，再到处寻找。人则不然，即便是初始的人科成员，也知道保存工具。日本动物心理学家西田利贞在谈到黑猩猩使用工具和人类使用工具有哪些不相同时说：“黑猩猩为捕集蚂蚁使用的工具，有的是天然的本身，有的则要经过某种程度的加工。说到加工，其实也是极其简单的，通常还用不到一分钟时间。工具寿命也只有四分钟左右，是用过就丢掉的工具。有人说得好，动物，不限于黑猩猩，都不会制作工具的工具（第一次工具），也不做供将来使用的工具，也不会为其它同类个体而制作工具。”(17)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里，用进化的思想阐述了人的思维心理活动和动物的思维心理活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的思维心理活动能力是在动物的思维心理活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他写道：“人类所完成的很多智力工作无疑是由于模仿，而不是由于理性；但人类的活动和低类动物的许多这等活动之间的重大差别，即在于此。这就是说，人类不会通过他的模仿力在最初一试中就能制造出比如说一只石斧或一条独木舟。人类必须通过实践去学习工作”(18)。这说明，人类的思维心理与动物思维心理的本质差别，正在于有无社会实践。因为，实践能够使人类的思维和认识得到检验，从而使人的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认识不断地深化，不断地向前发展。
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类生存技术不断得到改进，至此，人类在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上，才真正摆脱了像动物那样单纯依靠大自然恩赐的状态，取得了对食物生产的绝对控制权。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但不会改造环境，它们没有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然而，人类因为能够创造适合自己生存活动的条件，不断地扩大生活资料的来源，所以人类才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繁殖到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外地去，最后遍布于全球。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的足迹没有踏上的地方，几乎找不到了。这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能比拟的。其原因就在于人类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高度智慧，即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黑猩猩是灵长类中智力最高的一种动物，但与人类的智力相比，还相差甚远。“没有一个黑猩猩知道用火或做饭，没有一个野蛮人不知道。”(19)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沃尔夫·科勒曾经对黑猩猩做过这样的实验：先在实验室的天花板上挂了几只香蕉，墙边搁了几只大小不等的木箱，然后让它进到实验室里来。黑猩猩看到香蕉，就想拿下来吃，可是够不着。它急得上下左右乱旋目，一下子看到了墙边的木箱，犹豫了片刻，就跑去把一只木箱子搬到香蕉下面。它敏捷地爬上箱子，可是不够高。它无可奈何地下来，又去搬第二只木箱，这次搬来的比第一只大。它把大的摞在小的上面，就又急着往上爬。可是没等它爬上去，大木箱就倒下来了。它又把大木箱捡起来再摞上去，还是不行。它瞧着两只木箱愣了一会，好像悟出了些道理，然后才把大的放在下面，小的放在上面。这一次爬上去了，可是还不够高。于是，它又去搬来另一只木箱，先是又摞上一只大的，爬上去还不稳，又倒了。它失败了再试，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办法，把几只木箱按着下大上小的顺序摞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去，够着了香蕉，熟练地撕开皮吃起来。可是，隔了几天再照样试一下，它还是像上次那样反来复去地重新折腾了一番，经过几次失败，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前次已经解决了的那个老办法(20)。
由此可知，黑猩猩的思维心理活动与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有多么大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猿类思维心理活动的种种表现，只是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而发展起来的那种适应环境的动作方式，不具备对客体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它们只能对现实的具体事物作出反应，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只有处理当前事物的能力，而且只是暂时的现象。这只是一种具体的、初级的、直觉的“思维”，或者叫做“行动中的思维”。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则带有自觉的意识，有预见性，是一种长期性的活动。他们能对客体事物作出评价，保留对自己有价值、有效用的东西（如各种生产工具），又能够借助于词汇，进行抽象的分析、综合、概括和推理，因而使自身的经验在脱离现实情境的情况下，社会地传递下去。并且能借助在现实情境中所获得的新的经验，同前人经验相结合，构成新的行动计划。同时也可以知晓他未能直接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情境。这样，人就大大地高出于猿类，做到猿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在猿类的思维心理活动中，缺少人们通常所说的关系思维，即从抽象的意义上去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它们的思维心理活动，离不开具体的感性材料，即离不开视觉、听觉、触觉等等提供的直接材料。人类则不然，人类的思维，不仅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而且能够在客观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去思考和认识这些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交往和传递中，去认识信息本身。
简言之，动物的思维心理活动，主要是来自生物的遗传。虽然某些高等猿类也具有在行动前作出某些筹划的思维活动，但它们的这种前思维活动，主要还是一种“饥思食，渴思饮”的直接需要。它们筹划的只是眼前的利弊，缺少的是长远的打算。更主要的是它们思考的只是如何向自然界索取，而不可能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创造出客观世界不曾有过的“第二自然”。所以它们只能受自然界支配，为自然界所改造，循着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发展。然而，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则不是这样。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文化传递方式，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它源于本能，但又高于本能。因为人类的思维心理活动是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类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可能，去创造“人化的自然”，把思维转化为现实。这就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成为“万物之灵”的原因所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②参见王义炯等《动物的语言》，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94-96页。
③参见格·赫鲁斯托夫《黑猩猩会利用石块制造工具吗？》，《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19-121页。
④〔美〕D·匹尔比姆：《人类的兴起——人类进化概论》，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36页。
⑦见美国《科学新闻》1980年第4期第11页。
⑧腊玛古猿：人科之始，出现于一千四百万年前的第三纪上新世。据古人类学家推断，他们似乎已会初步的直立行走，能用前肢掌握木石之类的“天然工具”，向着人类的方向发展。当前国内外有关人类起源的学说，一般认为它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早的化石代表。
⑨南方古猿：出现在第四纪早更新世。当前，世界体质人类学家对其争论很大。有的说其为人属，因其体格结构起了根本的变化，能直立行走，并有语言的迹象。有的说其为人科的旁系，因其后来又朝着猿的方向转化着，尤其粗犷种的脑壳越变越厚。作为人科的旁系，它们仅仅生存了二百万年左右，到早更新世之末，突然绝种了。
⑩参见吴桂藩《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12)参见吴桂藩《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14)〔原苏联〕b·A·谢列勃连尼科夫：《论“语言与思维”问题》，见《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页。
(15)《巴甫洛夫全集》第3卷第2分册，莫斯科1951年俄文版，第215页。
(16)〔美〕D·A·德斯伯里和D·A·雷斯林沙弗主编《比较心理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2-593页。
(17)西田利贞：《钓棒记略——对黑猩猩使用的一种工具的考察》，载日本《自然》杂志1972年8月号。
(18)《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3页。
(19)〔美〕罗伯特·路威：《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
(20)参见范志勤《动物行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