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议郝尔格#183;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尔格论文,欧洲论文,语言学论文,读议郝论文,裴特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传统学问中有“评点”之学，为学人所盛赞的有李卓吾评点《水浒传》、《西游记》，金圣叹评点《西厢记》，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等。即令“旧时”印行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史记菁华录》等也有大量双行小注，评点是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如果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崛起的“接受学”的理论来观察，中国传统的“评点”，实际上是第三环节“接受者”对第二环节“文本”（往往也兼及第一环节“作者”）的探究、评骘、彰扬、贬抑。勿因其时有迂腐之论或不当之言而“倒洗澡水连孩子都倒掉”；评点中闪光之处不在少：要言不烦，一语中的是其长处，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与令人解颐的幽默风趣是其靓点。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评点”之学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估：它有价值，应取其精华，作为优秀的文化遗产，承继发扬。 笔者近三十年来多次拜读西方比较语言学的经典性著作郝尔格·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又为该书的2010年校订本尽了绵薄之力，因而对“文本”比较熟悉。如果从入大学之年算起，我学习语言学的“学龄”已近六十年，虽然愚鲁，也还有点学术积累，所以读书还能偶“有会意”，现将读《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后的一些愚见写出来，名之曰“读议”，实际上是师中、外前贤之意。之所以不敢叫“评点”，是因为传统的评点首先需要原书的完整文本毕具，这篇短文自然绝对做不到；更重要的还是笔者的水平有限，不足以全面而准确地评点，只是就一些问题提出一己之见，姑且叫“读议”吧。本文的宗旨主要在于扬搉《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及其述论的比较法的长处，但也不为贤者讳，对其短处也不掩饰，总之，以批判精神审视《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及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盛行的比较法。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法学家和哲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说过： 如果对在你出生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那你就始终是个孩子。 对于当今中国的语言学人，无论是已经学有大成的知名学者，或是刚刚入门的青年学子，都应该学习、了解、研究语言学的历史。因为中国语言学人的神圣任务是： 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基，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① 要继承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就必须学习中国语言学史；要吸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就必须研究外国语言学史。 王力先生的名著之一《中国语言学史》，是中国语言学的通史，这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指引我们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先贤在语言学领域里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自1964年王力先生著成《中国语言学史》之后，中国出版了不少以“语言学史”、“小学史”为名的著作，其中通史类占多数；也有断代史，多以“古代”和“现代”作区分。 我们也应该了解、学习外国的语言学史，旨在撷其精华，借鉴融通，以营养自己，丰富自己。在西方，语言学史的专书很多，中国引进的通史著作有英人罗宾斯（Robert Henry Robins）的《简明语言学史》，此书在中国流播最广，其第二版、第四版都先后译成中文出版，英文原版也被引进。 西方语言学的断代史的著作，引进的有威廉·汤姆逊（Wilhelm Thomsen）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和郝尔格·裴特生（Holger Pedersen）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于中，《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堪称翘楚。此书的英译者斯帕果（John Webster Spargo）于1930年揄扬道： 本书既真实又清晰地记载了几世纪以来这一最重要时期的语言学研究的问题与成就。在描述每一个重要步骤之前，先论述其必要性。因此，本书不仅逐一复述每个事件，同时也展现了由一系列生动画面组成的故事。它反映了学术先驱们如何探索不同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也表现了迄今最为轰动的一个历史篇章，这段历史是人类不断赢得新知识的成就史。② 中国当代杰出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于1991年赞誉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这是最好的一本介绍历史比较方法的书。③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主线是叙述发端于十八世纪末而大盛于十九世纪的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历史，以材料丰赡、条理秩然、扬抑适度、论断中肯而著称于学界。此书影响深广，历九十载而不衰，确是经典性的著作，如果从事历时语言的研究和汉藏语的研究，而不读此书，就是个营养不良的病夫。 欧洲进入十九世纪，诸般领域都取得远迈前代的辉煌成就。学术亦然，在语言学园地，产生了比较语言学，可谓彼时彼地的显学。比较语言学，百载风靡，精英汇聚，名家辈出，著论蜂起，蔚为大观，这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 丹麦乃北欧小国，但它却是比较语言学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按，另一是德国）。被裴特生誉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比较语言学专家”的拉斯克（Rasmus Kristian Rask），以及后继的维纳尔（Karl Verner）、汤姆逊等对比较语言学颇有贡献的学者都是丹麦人，所以，丹麦的语言学有悠久而光辉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为前一世纪的语言学作全面总结的任务就落在丹麦学者、著名比较语言学家郝尔格·裴特生的双肩之上。 裴特生著Sprogvidenskaben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Metoder og Resultater④，它是《十九世纪》丛书的第十五种，这套丛书出版于二十世纪初年，旨在总结十九世纪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裴特生书1924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出版。 斯帕果将此书翻译成英文，书名Linguistic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ethods and Results（笔者按，中文直译应为《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方法和成就》），1931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有所增改（见“英译者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学者钱晋华女士据英译本翻译成中文，书名则为《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1958年5月由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1月第二次印刷。钱晋华女士的中译本如此命名，有其深意在。在近代世界史上，欧洲占了主导地位，“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⑤此形成了欧洲中心观或西方中心主义，近两个世纪尤甚⑥。欧洲人的论著往往不加表示地区的限制词，郝尔格·裴特生的这本书原名如此，他的老师威廉·汤姆逊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的书名也是如此。欧洲中心观在觉醒的中国受到质疑，裴特生书中译本书名加上“欧洲”两字，是对欧洲中心观的抵制。近年，与欧洲中心观相对立的“全球史观”，在国际史学界崭露头角，已成气候，影响甚大。坚持或接受欧洲中心观者，均可以休矣，此可告慰当年的反对欧洲中心观的先行者们⑦。 近半个世纪以来，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一直受到中国语言学人，尤其是研究历时语言学的学者的重视。钱晋华女士对裴特生书的翻译，很忠实，文笔优雅，语言流畅，这都显现了译者的严谨精神及英语、汉语的深厚功底。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许多人名、地名的翻译尚处在“各行其是”的阶段，时至今日，钱译的若干译名需按现时通行的译法做必要的更动。又，由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钱译本涉及苏联及其前的俄国的时候有漏译之处。因此，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于2010年出版了由鲁国尧、侍建国合作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校订本。笔者按，本文引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中的文句，悉据中译本的2010年校订本⑧。 郝尔格·裴特生，1867年生于丹麦的Gelballe，1953年卒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附近的Hellerup。他早年曾跟随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新语法学派的主将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到希腊西海岸与阿尔巴尼亚隔海相对的科孚岛（Corfu岛，希腊语称克基拉岛）上搜集阿尔巴尼亚语的材料。裴特生1897年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母校任教。一生著书多部。他对比较语言学的贡献主要在凯尔特语语法的研究，此外，他对赫梯语和吐火罗语等语言也颇有造诣。在裴特生的诸多著作中，应以《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最为杰出，影响广泛而深远。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在短暂地叙述西方语言学从处于萌芽状态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晚期的前比较语言学时期的历史之后，进入正文，即十九世纪时期。以四章的篇幅铺叙了印欧语系各语族的百年研究的历史，堪称详密。接着也略叙了非印欧的诸语系的研究状况⑨。裴特生对在众多领域里作过贡献的诸家的学说做了具有深度的介绍和评论。裴特生将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付予第七章“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从时间的纵度缕述比较方法的演进与提升，显然这也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具有总结的性质。澳门大学的侍建国教授对这一章（兼及第六、八章）做了全盘的梳理与评点，很为成功，值得研读。⑩ 为什么西方语言学至十九世纪而臻鼎盛？这不能仅仅从语言学本身的发展历史来探寻，还需要从广阔的历史背景来体察。我们认为，其所以获得很高成就，首先在于得“天时”。中国古代有“时势造英雄”的俗谚，我们在此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十九世纪的西方比较语言学。 在十五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从此许多国家竞相寻找海外市场，东方的亚洲是他们“探险”的目标。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首次西航，此举意义非同寻常，当代全球史专家都将1500年作为一个历史新阶段的起点。从此时开始，西欧实力不断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向外扩张和侵略，历三百年，欧洲人成了人类的“最先进”的“一小部分”，而将全球的“大部分”置于其统治或支配之下。已故美国著名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说道： 大约1500年，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这种传统的地区自治便开始让位于全球的统一。……由于欧洲人在这一全球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正是他们支配了这个刚刚联在一起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帝国，在经济上以股份公司控制了全球。他们还享有文化上的支配地位，于是西方文化变成了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等同于文明，非西方文化开始被认为天生地低劣。这种西方的霸权在19世纪时不仅被欧洲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的。它被认为几乎就是神授的，是事物自然规律中的一部分。（11）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开始的一段话很精彩，很生动： 欧洲的语言科学，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还没能在古希腊罗马人已经获得的语言学知识上有多少进展。不错，在克服古人的缺点和错误上，早已逐渐地有了向前发展所必备的一些因素，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发生什么作用。土壤是准备好了，可是注定要等到十九世纪，才长得出青枝绿叶来。（《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2010年校订本第1页。按，以后引文所注页码皆源自裴特生书校订本，不赘。） 无独有偶，裴特生身后数十年，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物，同样的帆布和帆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表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纺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取代了蜡烛，并已成为只需按一下开关便可做许多事的动力之源。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12） 一位语言学家，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论点何其相似乃尔！ 裴特生以及后来的罗宾斯等欧洲学者，在论述十九世纪西方语言学的重大成就时，就事论事，局限于语言学本身的进程和内在因素，这是他们的不足。我们不应为贤者讳，故引用当今全球史专家的论点略述十九世纪西方语言学的时代背景如上。 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已有时日，由于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这三大革命，到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文化、学术有了迅速的发展，不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它们的任何一个分支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语言科学是其中之一。每一学科都不是“单科独进”，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必受其他学科的影响，也影响其他学科。比如我们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里看到：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对语言有浓厚兴趣的人士搜集了数以百计的语言资料，多次结集出版，1786-1787年出版了一本包含200多种语言的书；1800-1805年出版的一本，则包括300种语言；同类的《米色雷得》一书，也包罗了许多语言，于1806-1817年面世（第10页）。大规模语言材料的搜集，呼唤着由新方法主导的语言学的新世纪的到来，1814年（1818年）拉斯克《古北欧语或冰岛语语源探讨》、1816年包普的《希腊语、波斯语、日耳曼语与梵语的动词变化之比较》应运而生（第231、17页），掀开了比较语言学的首页。（13）我们再看看同时代的另一学科生物学，何等的相似！“到了18世纪，博物学家所积累的物种数目大大增加，生物学客观上面临着由积累材料向整理材料，由经验向理论概括的过渡。这时候，生物分类学出现了，物种起源问题也被提了出来。生物进化思想开始了由萌芽状态不断成熟的历程。”（14）“在十九世纪的飞跃进步中，最有效地扩大了人们的心理视野，促成思想方式的另一次大革命”，是“生物学和生命的现象”，“达尔文成为生物学中的牛顿——十九世纪思想界的中心人物”（15）。1735年，林奈开始出版《自然系统》，建立了为后世所遵循的植物、动物的分类体系（16）。1801年，拉马克《无脊椎动物的分类系统》第一次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拉马克认为“生物的进化并不是严格的直线发展，而是不断分叉，形成树状谱系。系谱树描画了一幅生物不断进化的图景（17）。赖尔1830年出版了《地质学原理》，倡导“地质学研究中的比较历史方法”（18）。至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揭示了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源于共同的祖先，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发展。 科学的门类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其发展的进程却有其相似性，因而彼此必有交叉影响。在十九世纪，最能说明语言学与生物学的“亲密”关系的是两位学者，一是英国人威廉·琼斯（1746-1794年），他在印度发现了当地的古老语言梵语与欧洲的古希腊语、拉丁语等诸多语言的密切关系，他可以说是比较语言学的先行者。他同时又是一位博物学家，亲自调查、研究了许许多多的印度物种，他对印度植物和动物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是提出严密分类方案的第一人。数量巨大的动植物的分类自然来不得半点杂乱无章，必然将科学家引导至谱系、等第的有序安排。可以说，生物学的进化谱系与语言学的亲属关系的研究很有相通之处，而这相通则集于威廉·琼斯一人之身（19）。在语言学史上，德国学者奥·史莱海尔（1821～1868年）是一位“怪杰”，他接受了进化论，将它引进到语言学，绘出了语言进化谱系树（20）。且看裴特生的叙述：“史莱海尔就这样认真地把语言当作一个有机体，把语言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看待。”（第225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共出六版，其第一版于1859年11月24日面世，当日即销售一空。1860年出第二版，1861年出第三版（21）。而史莱海尔的《印度日耳曼语系比较语法概论》出版于1861-1862年，书中“为印欧语言的系属关系画了一个树形系谱图”（第255、290、292页），他的谱系树的图式至今仍在沿用（22）。不仅威廉·琼斯与史莱海尔，其实欧洲十九世纪的众多语言学家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学，努力理清各语族、各语支的亲属关系，然后“寻根”，追寻“共同祖先”，即重构原始母语，其学术思想显然跟当时如日中天的生物学有密切关系（23）。 如果裴特生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对十九世纪的众多学科的发展大势做比较充分的叙述，然后在这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铺陈十九世纪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就会显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 中国明代末年大科学家徐光启于1631年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24） 五十年前，中国学术界提倡读原著，诚为不刊之论。而时下则求速成、走捷径成风，那些“耳食纷纷说开宝”（25）的二手、三手类书籍（无论是从外国翻译引进的，或是在中国抄撮转生的）不足为训。《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这样的重要著作需要精读：研读真正的西方语言学家的“原装”的学术综述和真正的学术观点，其目的在于会通中学与西学，走自主创新之路。又，研读真正的西方语言学家的“原装”的学术综述和真正的学术观点，也可识别时下某些自我标榜懂得西学者的欺人之言，而不为其所惑。 为了了解外国先贤对语言学史的贡献，我遵照朱德熙先生的教导，三十年内读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英译本和中译本数过，发现该书可圈可点者甚多，曾摘录其堪称“高见”、“名言”的句、段若干，今撮聚、董理以飨同道。 下面所列，都是有关比较语言学的内涵、演进历程、方法手段等的重要语句，是裴特生书“原装”的解说，对于真正了解、理解西方的十九世纪的比较语言学不无裨益。在汇辑之余，或间述己议。（考虑到篇幅有限，若干也值得介绍的语句不得不割爱。） 欧美学者很重视传统、珍视传统，这是他们的长处。其通论性的语言学著作都讲学术史，即学术源流。例如，被奉为经典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一章就是“语言学史一瞥”，其中的主要篇幅都给了“比较语言学”或称“比较语法”，述及威廉·琼斯、包普、格利姆、史莱海尔、缪勒、勃鲁格曼等十几位比较语言学家。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的第一章“语言的研究”绝大多数的篇幅讲的是语言学史，比较语言学自必是其中的重点；其第十八章则专讲“比较法”。法国名家房德里耶斯《语言》的“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比较法”一章，对比较法的价值和弱点做了深刻的分析。 而语言学史的专著自然更要将重点放在比较语言学，丹麦学者汤姆逊的《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该书在十九世纪刚刚过去的1902年问世，可谓“及时雨”，叙述比较语言学及其诸大家的成就，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英国学者罗宾斯的《简明语言学史》将“19世纪”单列一章。郝尔格·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则专论十九世纪的西方语言学。俗谚：“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统观上述诸书对十九世纪的比较语言学的介绍与评估，从总体来说，皆逊于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我们这样说，不完全是因为裴特生书以材料翔实取胜，裴特生书是断代史，自然应该在详赡上远远超过通史类的著作和通论书的专章。读过汤姆逊书与裴特生书的读者，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两者相较，自然后者胜，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笔者这篇“读议”在上面的第五节，曾引用当代美国全球史专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及裴特生的话，在西方，无论在哪个方面（自然也包括语言学），十九世纪都是“划时代的”。裴特生的书展示了比较语言学的一百多年的演进脉络，包罗宏富，穷源竟委，甄综贯穿，条例秩然。此书于重点尤为致意，如对多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按历时次序缕述，夹叙夹议。又辟专章详述古碑铭的发现及古文字学的进展史，因为古文字的释读有助于古代语言史的研究（这种重视碑铭及考古资料的做法与我国的王国维先生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如出一辙）。这些都是超越前述诸书的。 裴特生全书叙述的、解释的、评论的主题，就是一个“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而裴特生的书名是《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方法和成就》，因为比较语言学在当时的欧洲，是显学，是主流，所以在裴特生的心目中，十九世纪的欧洲的语言科学就是比较语言学，他将二者画上了等号。另一原因，裴特生自己是道地的比较语言学家，他自必特别重视、颂扬比较语言学。在十九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当然不只是比较语言学，裴特生的做法不免引起訾议，但是，我们从裴特生的观点，从裴特生的著作，可以窥见当时的学术思潮、学术思想（26）。 在裴特生的书中，“比较语言学”术语使用得很多，特别在论及早期三大家拉斯克、包普（Franz Bopp）、格利姆（Jacob Grimm）时。例如： 包普的小小论文可以看作我们所谓的比较语言学的真正的开始。（第240页） 十九世纪的比较语言学，经过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可以说已经达到充分成熟的阶段了。（第227页） 比较希腊语言学远比不上格利姆所建立的比较日尔曼语言学的意义重大；而且在比较希腊语言学的代表人物里面，我们也找不出一个格利姆来。（第83页） 裴特生书也使用“比较语法”，“比较语法”这一术语是弗·冯·施莱格尔首先创造的。请读： 1803年弗·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卜居巴黎，就开始了这项工作（笔者按，指对梵语的研究）。他将研究的结果，刊印了一本书，叫做《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海德堡，1808版）。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唤醒人们对印度文化发生活泼的兴趣和热诚，而且在语言方面也有一些正确的见解。我们在这本书里第一次遇到“比较语法”这个术语。它的全套纲领大意是：“比较语法可以使我们对语言系谱有一个焕然一新的知识，它和比较解剖学给自然历史放一异彩有异曲同工之妙。”（第17页） 按年代说，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比较语言学专家是拉斯克（1787-1832）。他的主要著作“古北欧语或冰岛语语源探讨”，堪称印欧语比较语法的胚胎。（第231页） 正因为梵语清楚的结构才产生了那么值得赞美的清楚的印度语法，所以当它在欧洲的学者们的头脑中起作用的时候，也就产生了比较语法。（第239页） 德国学者格利姆对自己的研究，使用的字眼是“历史语言学”，但是裴特生特别指出，它实际上是“比较语言学”： 除拉斯克和包普以外，在建立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里面，我们也必须提到格利姆。按照格利姆自己选择的字眼，他常常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创始者，而不是比较语言学的创始者，而且人家总拿他同拉斯克和包普这般专家做对比。但是这并不是追求事物根源的办法。格利姆的《德语语法》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研究，虽然他只拿一些近亲语言，或是同一语言的不同阶段，来互相比较。他的比较限于日尔曼语支的诸语言。（第241页） 给整个日尔曼语族作比较研究的奠基工作者，则是德国学者格利姆。（英译者注：“格利姆自己的术语是‘历史的研究’。”）（第33页） 关于“比较语言学”的内涵，我们通读裴特生全书后，摘其警策之言以述“比较语言学”的大意如下。十九世纪西欧比较语言学家倡导的“比较语言学”，其所谓“比较”，并非是将任意的两个或多个语言加以比较，而是有其特定的涵义，他们指的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的比较。寻觅被比较的语言之间形态变化的体系的相似，是确认它们具有亲属关系的准绳，是指引比较语言学家的北斗星。从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比较，构建“共同来源”的原始母语，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27）。 裴特生是这么说的： 只是在1814（1818）和1816年拉斯克和包普二人井井有条地指出印欧语系中相距最远的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后，语言学的新时代才算开始了。（第223页） 学者们有充分机会屡次发现一些令人合理地猜想互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似的形态变化的体系，于是他们就把这种形态体系的近似作为语言亲属关系的准绳。（第222页） 一个原则：即语言比较的重点该放在形态变化的体系上，这是指引印欧语言学入门的北斗星。（第97页） 裴特生的著作对确认语言亲属关系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指出，音韵和形态的符合，对于辨认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符合之点必须是语源上的一致。请看： 形态变化体系的相同是语言亲属关系特别清楚而显著的证据，这是无人否认的。可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符合如果仍然认为是唯一可靠的考证，那么在理论上是不合时宜的，对实际应用也没有什么意义。初发现吐火罗语时，虽然当时在形态变化上并没有看出它跟印欧语有任何相似之点，但是谁也没有怀疑它是印欧系的语言。这样的相似点后来被指出来了，可是即使这种相似点已经模糊不清，从词汇和语音规律上也仍然可以找到亲属关系的证据。例如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形态变化体系的相似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谁也不会说是不可辨认的，即使不借助于其它有关的语言或是它们自己的较古的形式。（第227—228页） 语音演变是遵照规律的，这一点已经搞明白了，于是再没有人怀疑拉斯克早就设想的了：两个语言词汇的中心组成部分，如果受一定的语音定律所制约而且互相符合，那么这样的符合也和形态变化的体系互相符合一样，足以证明这两个语言有着亲属关系。（第227页） 我们必须承认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非得把各语言全面地，包括词汇和语法，加以系统地比较，才能得到证明。（第228页） 音韵和形态的符合对于辨认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符合之点必须是语源的，词汇和词类的变形不仅是“平行的相似”，还必须追溯到同一的来源。（第228页） 在音韵系统上，要证明亲属关系必须是语源上的一致，仅是声音的相似，或语音习惯的相同，而不能追溯语源上的符合，那么至多只能证明古老的接近。（第230页） 比较语言学认为，现知的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都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共同原始语言的后裔”（第2页），比较语言学家应该有“从同一个早已不存在的语言产生了一系列平行的语言的这一正确概念”（第7页）。 以上将裴特生关于“比较语言学”的若干见解辑出汇集，可供编写教科书、通论书的学人采用，因为这是比较语言学一百多年历程的总结，须知，这是对比较语言学做过大量研究且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自己的总结，可谓“作者”之言，而后来的若干并未从事过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人士的撮述，则只是“编者”之言，二者的价值岂能等量齐观？ 裴特生提到“形态变化体系”，誉之为“北斗星”，这显然是植根于“印欧语系的沃土”之上的见解。但是裴特生不是拘执之人，他指出：“音韵和形态的符合对于辨认语言的亲属关系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这些符合之点必须是语源的。”下面的话，显得更是高屋建瓴：“我们必须承认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非得把各语言全面地，包括词汇和语法，加以系统地比较，才能得到证明。” 为什么比较语言学在印欧语而不是其它语系的土壤里产生？这是每一个企图了解或研讨语言学史的学人在初始时必然想到的问题，这可是个难题。 在裴特生看来，只有印欧语系是最适宜于比较语言学滋生、繁荣的沃土，因为它的各语言之间存在着诸多“出人意料的问题”，需要比较，且有难度，能满足学者的好奇心，有刺激性，但又“不是无法识别的区分”。 裴特生的讲述，可谓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可圈可点”： 希腊人——或罗马人——深入追究词语的起源或语言间的关系时，他们就不免走上了歧途。由于没有可供比较的材料，他们不可能对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有清楚的观念。希腊文学里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可是这些方言间的差别太微小了，不能激发深刻的思考；至于外国语的研究，古代人是不感兴趣的。（第1页） 拉斯克和包普二人的辛勤工作给语言学开辟了新的土地，这块土地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适宜于语言学的培植。谈到语言的年龄，传播领域的广阔和花样的繁多，以及语言之间深奥而并不是无法识别的区分，那么印欧语系该是独一无二的。更因为这一语系中的语言，曾经是，现在也还是文化与学术发展较高的许多民族的语言，所以所有关于它的问题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兴趣。于是在这个领域内，比较语言学就毫无阻碍地迈进了。（第223—224页） 有很多理由，不可能首先在芬兰—乌戈尔语的范围内发展语言学。芬乌语群跟欧洲学者的视野和兴趣相距过远，而其中的问题也太难解决，因为这些语言间关系很疏远，而且古代文献非常缺乏。所以它们的问题，凭这门还在襁褓时期的科学的微弱力量是对付不下的。闪语系同样也不适于首先作为培植比较语言学的园地。这语系丰富地保留了芬乌语群所缺乏的东西——古代文献。如果我们将十九世纪考古学所发现的碑碣铭文都包括在内，闪语系在年代上甚至于还超过印欧语系的语言。可是不利的条件是，尚存的最古的语型，亚述利亚语和希伯来语，形貌上并不怎么古老和原始，而是经过很多发展和简化的（何况在十九世纪初，只知道希伯来一种语言）。因此，它们几乎还不如阿拉伯语形态的古老；虽然事实上阿拉伯语要年轻得多。再说，这两种语言如今都不是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最后——这一点是最主要的——闪语系的语言不像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有着出人意外的问题，能够刺激新兴的语言学。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太容易辨识，显示得太直截了当。当时一般学者对语言发展的规律还没有发生严格考证的兴趣，只因为这样的规律的存在还无从设想，因此这些语言就不能吸引学者们去努力钻研。十九世纪初期，对于语言科学的精细微妙还茫无所知，一般人在这方面也就看不出什么问题来。（第223页） 西学东渐，近一百年来，西洋的比较语言学在中国受到重视。有人责备，有人惋惜：“为什么中国清代学者不重视、利用方言，甚至外族语言，从而创造出类似欧洲的比较语言学？”这就如同要求关汉卿写出《哈姆雷特》、《奥赛罗》，要求戴震写出《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笔者按，戴震与康德同年出生）。 裴特生在他的著作里指出，古希腊、罗马创造不出比较语言学，即使芬兰—乌戈尔语系、闪语系也不能作为比较语言学的温床，只有印欧语系这片沃土才能滋长比较语言学，用中国的老话说：“得天独厚”。语言本身的因素、十八九世纪的人文因素都讲到了，堪称鞭辟入里。裴特生的逻辑能说服人，裴特生的行文能吸引人。其他诸书岂能比拟？ 只要读过《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就可以断言，同时期的中国语言学家们是不可能创造出比较语言学来的，因为不具备那诸多优越的条件，汉语有丰富的形态吗？只此一条，即可知矣。请看，时至今日，可谓学术昌明，然而以汉藏语为资源的比较语言学，路何等的崎岖！走得那么艰难！至今各语族是否具“亲属”关系还出主人奴，呶呶不休，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何苛求于古人？ 中国俗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可以生发开去：“一方水土活一方树。”闽粤生榕树，戈壁长胡杨，不能以榕树之庞大傲视胡杨，亦不能以胡杨之坚强贬抑榕树。各擅其长，互有千秋，方是正理。欧洲人的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滋生、成长于特有的沃土之上，裴特生讲得何等精彩！我们来看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由于其古代语言梵语的特有的清楚的结构，这是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所赞叹不已的，在公元前就产生了像波你尼语法那样的熠熠生辉的语言学；梵语悉昙学也影响了中国的音韵学。而我们中国古代语言学自有其胜境，乾嘉大师及其后继者们充分利用中国特有的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源（28），对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具有不中断的悠久文化传统的汉语（29），其历代文字、音韵、词汇、方言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在世界语言学上自有其独特的地位。 总而言之，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树立“全球史”的观念。世界文明是多元的，“一方水土活一方树”，不同的土壤、不同的环境都能培育出各自的参天大树，各民族的语言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做出了自己的重要的贡献。 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论及梵语的学术意义时说：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梵语文学作品引起了欧洲学者的注意，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梵语，从此开始。一方面产生了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新兴学科之一：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另一方面又促成了德国学者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学科，由后者又衍变出现在几乎风靡世界的比较文学。（30） 一个杰出的人可以有传奇的一生，与之类比，一门曾放异彩的学问也可以有传奇的过程，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即有其传奇式的百年历程，这“传奇”缘于它的“机遇”，这“机遇”就是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向印度的扩张、侵略，英国学者发现了他们从不知道的梵语。毫不夸张地说，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成长，应该归功于梵语的发现与它的非凡作用。英国驻印度孟买的法官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于1786年在印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密切关系的证明。（第17页）如果说西方的比较语言学发轫于此，绝不为过。此后一百多年众多有识之士勇于攀登高峰，占领梵语学这一学术高地，从而成就了这声名赫赫的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 裴特生多次叙述梵语的历史作用和印度古代语法学家的功绩： 梵语有一种无比的鼓舞人去钻研的力量。（第239页） 梵语知识还产生了革命的后果。（第18页） 关于古印度语言的知识是一个纯真的启示，不仅因为它年代的古老和形态的明澈，意外地使有关的欧洲语言得到新的光芒的照耀，并且也因为欧洲的学者们在这儿认识了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科学，它的出发点和演进过程不同于希腊人的语言科学。（第12页） 如果说梵语是早期比较语言学的北斗星，这就容易理解了；没有这颗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道路。（第19页） 梵语，对欧洲语言学家来说，不啻是“天赐”良物，尊之为比较研究的北斗星，梵语的介入起到了革命性的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比较语言学，初期的学者以为梵语即他们梦寐以求的原始母语。但那是早期比较语言学的情况，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梵语跟其他印欧系的亲属语言都是“早已不存在”的母语即原始印欧语（或曰“共同印欧语”）的后裔，梵语也离开了原始的语型。 裴特生的观点： 古代著作家对于语言亲缘关系的议论都是极端幼稚的。比如他们要是遇见两个语言间相似的类型，照我们今天的办法就得设法说明它们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共同原始语言的后裔，可是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假定为互借的结果或者认为一个语言是另一个语言的渊源。（第2页） 从同一个早已不存在的语言产生了一系列平行的语言。（第7页） 最初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们，盲目地跟随着这颗星，竟至没有充分地看到梵语本身也离开了原始的语型。（第19页） 梵语也从它那突出的地位往后退缩了一点儿。（第226页） 裴特生在《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中既阐明了“梵语”的发现及其在推动印欧语比较研究中的突出的作用，也指出其负面作用是“盲目追星”。裴特生接着客观地叙述了因众多学者的研究，“梵语”的光环也就有所失色了，梵语在印欧比较语言学里最终得到了正确的定位。 科学研究，对个人来说，是一个不断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对一门学问来说，也是一个不断认识客观并深化认识的过程。在“不断”和“深化”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西方比较语言学发现并利用梵语资源的百年历史发人深省：不盲从前人，唯真理是求，方能谓之科学，学者们的这种严谨的精神、正确的态度，值得今日的我们取法。 “拟构”是比较语言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中国历时语言学来说，“拟构”是舶来品，源自西欧。英文reconstruction，中文译为“重建”、“重构”、“拟测”、“拟构”、“构拟”，等等。 裴特生在书中叙述史莱海尔的创造，加上自己的发挥： 史莱海尔对于方法的改进所作的特别贡献是他的简明的拟构。以留存的印欧语言的比较为基础，他将母语的单词和词形以及音韵系统都拟构出来。这样的拟构工作的需要早在1837年彭飞为波特的《语源学研究》写书评时就指出来了，史莱海尔却是第一个见诸实行的人。他在“概论”的第一版里应用了这方法，可是并没有加什么按语；第二版里他详细地说明了理由，强调拟构工作一则可以将最近研究的结果具体地放在眼前，再则这样拟构以后更可以完全明白确定梵语并不就是印欧语的母语。这两者是正确而且恰当的。把可认为最早的或原始的印欧语的形式重新拟构出来，的确是最简捷的方法，可以显示各别语言里后来发生的变化。这种方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使初学的人或门外汉一目了然地知道所有列入比较的语言没有哪一个语言可以算作其它印欧语言的根源；否则他们可能再犯语言学的幼稚病的。我们还可以说，这样拟构的需要，可以迫使学者专心地来注意语音发展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这个方法一直维持到今天，仍然认为是少不了的。拟构出来的形式现在经常用一个星形符号放在前面，这样一来便不至于同历史上有所依据的形式相混了……这种方法最初是由史莱海尔发起的。 但是当史莱海尔谈到拟构工作时，他的措辞在现代学者听来总有些不顺耳；尤其当人们知道他想给印欧语的母语写一整套故事时，这印象便更加强烈了。史莱海尔虽然是十分谨慎的，可是他在重新实现那已经失踪了几千年的语言时，他对语言学的力量比我们现在要有更大得多的信心。我们还完全相信以拟构“作为公式”的用处。……可是如果有人问我们*ekwo-s的发音是不是跟操印欧语的种族的老祖宗在好几千年以前的老家所说的完全相同呐？那么我们只好回答说，我们没有把握。（第249—250页） 最后一句可谓通达之言！千万不能以为“拟构”的音是古人（或先民）口中真实存在过的音，可是，至今现实中还有浅人却迷信构拟，这些人应该听听郝尔格·裴特生九十年前的忠告。 不妨看看中国学者的见解。1983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上古音学术讨论会”，李方桂先生的发言提到“拟测”（亦即“构拟”）： 我们对上古音的拟测只是个大略的情形，不可能研究得很仔细。有些人研究上古音研究得很仔细，说这个音舌头往前挪挪，那个音舌头往后挪挪，就变成这个音那个音了。我想这有点儿强不知以为知，所以我往往不大提上古音某个字究竟该怎么念，因为有许多小问题不是我所能解答的。（31） 王力先生的发言也论及拟测，他说： 搞构拟有个事儿很不好办，古人离开我们几千年了，你怎么知道古音是什么样子？在四十多年前，我跟李先生谈过这问题。当时我说，清朝人只知道古音系统，但是不知道那实际读音，他们不懂得拟测，不知道那个音值。李先生说，现在搞拟测也是搞系统，真正的读音是不是那样子的，还不能说。这话是对的，我永远记住。我们现在搞古音拟测也是搞系统，不过是用声音来说明系统。……搞拟测虽然得不到真实的音值，但是它是构拟一个系统。（32） 李、王两先生对构拟和语音系统的看法很是正确，可谓得比较语言学的精髓，足为后来者法。如果用中国历来的皮毛之喻作形象的说明：语音系统是“皮”，而构拟是“毛”，“毛”须附着于“皮”，因此学者的注意力应放在语音系统上，而不是相反，构拟是为系统服务的。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地看待“构拟”？谨述鄙见如下：“构拟”，我想借用钱钟书先生喜欢使用的词儿，这是欧人的“巧思”，用当下的词儿，是“创新”。“构拟”的生命力很强，至今仍在沿用即可证明它确是历时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良好的“方法”（注意：上引裴特生语论及“构拟”时，四次用“方法”一词）。裴特生书于“构拟”，历数其优点四则（第259页），我则以现代中国语来简括：“直观形象”。这虽不足以覆盖裴特生所言，但似乎更鲜明。“构拟”，可以这样界定：以现代记录语音的视觉符号在“文本”上标注研究者所设想的古代（更多的情况是“很古的古代”，甚至是“史前”）的语音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对“接受者”而言，目睹这基于现代语音的视觉符号，可收“直观形象”的功效，对“作者”而言，便于“文本”的制作。 但是，任何工具，本是良器，用得不当则走向极端，出现了负面形象，这在人世间是经常的现象。中国著名学者陆志韦先生在他的古音学的著作中提到“鬼画符”，这是个形象的比喻，那些言必称“构拟”、行必信“构拟”者过分崇拜“构拟”竟至迷信的程度，对千年前、几千年前的古人的语音，言之凿凿。这种人无代无之，即以“始作俑者”史莱海尔而言，他就遭到后世学者（如1924年的裴特生）的讥评：“他的措辞在现代学者听来总有些不顺耳；尤其当人们知道他想给印欧语的母语写一整套故事时，这印象便更加强烈了。……他对语言学的力量比我们现在要有更大得多的信心。”裴特生的话婉转而幽默，令人解颐。史莱海尔如此，谓之前人的痴迷，可谅。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只能谓之浅人的迷信，可恶。李方桂先生抨击美国汉藏语研究中的从词典中抽出一些相似词形以构拟原始形式的所谓核心词汇的方法：“我以为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这种“方法论使人误入歧途”（33）。 对于“构拟”的质疑，无须运用高深的学理，只需要“常人”（不是“弱智”的普通人之谓也）的“常识”层面的思维即可。“古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你怎么能知道他发音的音值？”（1924年的裴特生，1983年的李方桂、王力两先生的话我就不再引录了。）《韩非子》载，为回答齐王的问题时，画师说，“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理由是：“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画师讲的是常识，却很有哲理。师《韩非子》之意，我们说：“汉语史中，越近于近代，‘犬马’的成分越高；越是到上古、远古，‘鬼魅’的因素越多。”（34）不信，请看，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对“中原音韵音系”的构拟，方案不多，出入也少，容易得到接受者的认可；而“诗经音系”的构拟，治此学者大概总有二三十家了，可谓言人人殊。何以分歧很大？即源于它是两千多年的古音。近现代音是“犬马”，岂容怀疑？相较之下，上古音，尤其远古音自必是“鬼魅”，尚有何疑？正因为是“鬼魅”，招来的构拟必多。至于美国人（加上中国的拾人牙慧者）所玩的汉藏语“核心词”构拟，更是如李方桂先生所说的“所有此类构拟纯属胡闹”。 总之，史莱海尔发明构拟，其效果和弊病，前已述论，其创造性应该肯定。其他学科有两个术语“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现在我引进来说道：“构拟”具有“不确定性”，它不可能具有“确定性”。凡滥用者必走向反面，此所谓“过犹不及”，史莱海尔即为学界所讥。而时下的浅人滥用“构拟”的程度则超过史莱海尔。 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的特色之一是文字流畅，议论风生，富幽默感，令人不觉心折。这是绝大多数板着面孔的语言学论著所欠缺的，汤姆逊、罗宾斯的两本史书也不免令人读后有索然无味之感，尤其在与裴特生相比之时。请看裴特生的优美文字： 十九世纪的语言科学，虽然面目和过去很不相同，按逻辑讲仍然是早期发展的继续；蝴蝶终于从它的茧子里钻出来了，因为它在蛰伏的冬眠状态里已经经历了相当时期的生长了。（第12页） 有一位巴威利亚的小学教员柴乌氏，利用他的闲空时间，假期，他的积蓄和他卓越的科学才能与知识，从事涉猎并研究大陆上各图书馆收藏的中古时期早年足迹遍天下的爱尔兰学者们留下来的遗物。他发现了这些东西，并谙知如何使用它们。它们只是些夹在拉丁文行款里的爱尔兰语的译注和诠释，其中有三种最重要的抄本，是从符次堡、米兰（原来在波比欧）和圣高尔找到的；这些译注和诠释所保存的古爱尔兰语比其它任何文献要纯洁清楚得多，为一般凯尔特语群进行科学了解提供了线索。这位曾想在巴威利亚各大学谋得一席而屡遭拒绝的巴威利亚小学教员，读了这些抄本（读这些抄本是够艰巨的），加以解释，并从语法方面着手研究。他拿这些抄本同一些更稀罕的古不列吞语的材料作比较，同威尔士、康瓦尔和不列塔尼的最古文献作比较，又同高卢语的人名地名，以及其它不多的高卢语的残留片断作比较。他操纵自如地完成了这一项工作。这以前他从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预示他的成就，好像雅典娜女战神从天神宙斯的额头上突然全副武装地跳出来一样，他的巨著“凯尔特语法”出现了（Grammatica Celtica，1853，莱比锡，是用拉丁文写的）。有了这部著作，凯尔特语言学算是奠下基础了。直到今天，凯尔特语言的一切学术研究都得以此书为出发点（第54—55页）。 “这以前他从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预示他的成就，好像雅典娜女战神从天神宙斯的额头上突然全副武装地跳出来一样”，请问，有哪本西方语言学论著有这等优美、神奇的文字？读了太多的板板六十四的西方语言学理论书的人，我劝阁下，读读《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吧。 陈述史实，必有议论，必含评骘，这是通则。我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重视“史德”，“史德”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不因史家的个人好恶而编造或掩盖史实，对人物妄加褒贬。“不虚美，不隐恶”是衡量史家之德和史书之质的准绳。现代语言学人，往往只认裴特生是语言学家，其实我们还要从史家的角度来评估裴特生，因为他是一部断代史名著的作者。 裴特生在他的这本断代史中，对很多前辈、同辈学者，既胪陈、褒扬其成就，也指出、评论其缺点和错误，可谓“不虚美，不隐恶”。全书多处都可以看出裴特生对其“乡前辈”拉斯克是顶礼膜拜的，但是，他也不止一次公正地指出拉斯克的不足。他尊崇拉斯克为“十九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比较语言学专家”（第231页），裴特生以6页的篇幅（中译本第231—237页）详细地叙述拉斯克的功绩，摘其数语如下： 拉斯克的大功不仅在他对语言亲属关系的正确判断，同时也在他细心的推敲，用充实的例证来说明这种关系。后者是他更大的优点。（第233页） 裴特生也说： 作为第一部印欧语比较语法概论的书，拉斯克的探讨有其优点，但也有很明显的缺点。（第237页） 请再读另一段： 必须承认，拉斯克的著作里还缺少足以激发比较语言学的创造的因素。……虽然拉斯克的著作在许多方面是更成熟更透彻些，可是包普的书尽管有那么许多缺点，却不乏推动研究的更强的刺激力量，甚至于拉斯克的书即使是用一种世人皆知的语言来写，其鼓舞刺激的力量也还是敌不过包普的书。所以包普的小小论文可以看作我们所谓的比较语言学的真正的开始。（第239—240页）。 在此我们引用《汉书·司马迁传》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语，移来评价丹麦学者裴特生及其《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 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裴特生，良史也。 《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实录也。 郝尔格·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是一本名著。 我们尊敬裴特生，赞誉这本史书的高明之处，但是，也不掩盖其不足之处。 一个时代的学术，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其特色，冥冥中有一“主宰者”，那就是这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家应该刔发、揭示、把握这一学术思想，在具体的学术史的述论中贯穿这一思想，如果求全责备的话，裴特生的《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在这方面尚有欠缺（35）。 裴特生这本书，未能叙述十九世纪欧洲比较语言学产生、繁荣的广阔的社会、时代背景，也未能展现欧洲十九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多学科的学术史背景，前已论析，不赘。 我们还认为，裴特生未能在全书之末立专章“点睛”，对比较语言学的长处与缺点作一中肯的总结（时下用语则为“评估”），什么可以为后来者取法，什么应该为后继者避免，他本应做，但却未做。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国，很多赞誉比较语言学的论著只顾“一个劲儿”地揄扬，而不愿述及比较法的缺点。显然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无补于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和汉藏语的研究。兹将笔者所见到的四则资料辑聚、迻录于下： 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在其1909年所著《语言》一书中说： 不过，从本身的能耐看，比较法有时是无能为力的。比较法假定语言的发展总是有规则的、连续的，没有任何外部的事故。比较法虽然是历史的延伸，却反而轻视历史，因为它只利用理论上的资料，假定出一种简化的历史，把它归结为一系列因果的有规则的衔接，缺乏构成历史的真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人说，这是出于无奈：比较法正是要用语言学的方法重建语言的史前史，不问语言发展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它踩的这块土地是坚实的，因为经验表明语言的传授具有连续的性质。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关于历史发展条件的确切资料，人们从比较法可能得出的有关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结论就会大大减弱。（36） 故复旦大学李振麟教授（1914-1993年）的文章《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似乎已为当今学人所忘却，而其中精义值得推介，现刔发以飨同道。此文近14000字，逾半的篇幅讨论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历史局限”，兹摘其要者： 就语言论语言和封闭式的语言发展观，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严重缺点之一。由于历史比较法是历史方法的极端发展，它单纯通过语言资料由已知推未知，对无文献的史前时期的原始共同语进行无止境的构拟。它既不问语言之间、方言之间有何相互影响，更不管社会历史与语言的发展有何关系，即根本不管构拟语言的社会历史背景如何。这样的构拟就是脱离现实社会历史条件的、封闭式的语言发展观。 历史比较语言学另一方法论的缺点在于它对语言的发展史作了简单化的类生物学分析。它从现实语言资料的比较分析中，通过音变对应规律而寻求谱系关系，是有可信成果的。但它在把溯本求源的方法推向远古史前时代时却在方法论上存在形而上学的推论，即假定在人类语言史上不论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共同语。比方，日耳曼诸语的祖先是“共同日耳曼语”，罗曼语的祖先是“共同拉丁语”以及“共同斯拉夫语”，等等。从现代语言资料中通过研究语言之间的对应规律而作出上述理论性的语族划分，有文献事实为据，在一定程度上尚可说是信而有征。但从这一颇带有理性的语族作为精确可靠的依据出发，再按树形谱系分结（node）上推，建立印欧语系并作出古印欧音系的构拟，就未免是从理论的语族到理论的语系，最后到印欧原始共同语的终点，那就可信程度愈远而愈弱。语族归纳为语系，尚有一定理论意义（虽然至今对某些问题尚有疑问），但从理论的构拟再推论原始共同语的音值体系，则是无可争议的徒劳。十九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施来歇尔（A.Schleicher）对此毕一生之力，构拟出所谓亚利安母语（Aryan Ursprache）并用他的“体系”写了《羊与马》的故事，百余年来传为笑谈。卅年后，另一德国语言学家布鲁格曼（K.Brugmann）也构拟古印欧母语，结果与施来歇尔的创作相去甚远，时人嘲笑说，两人构拟“母语”相去二、三十年，亚利安语已变得无法辨认。…… 在语言分化与统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上的严重缺点。它的研究方法是用现存的文献资料来揭露语言之间的对应规律，并按对应体系中的事实再追溯、构拟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说，它假定一定原始共同语经过历史分化后产生亲属语言，而亲属语言中的相似或对应现象反映了前者的面貌以至体系性的存在形式。这些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现代人类语言中的若干谱系关系，但在无限止地构拟原始共同语的工作中把这一假定加以绝对化，那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一是不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使用某种原始共同语的社会中语言都是统一的；二是一个母语社会可以突然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使用亲属语言的社会，以后就中断了社会历史关系。根据这样的理论，它就必然认定远古时期就有一个原始社会的突然分裂，原始印欧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使用的是统一的印欧原始共同语，经过分化后产生的对应形式只能是纯粹的原始共同语的变化形式。这样语言的分化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就被描写成为简单的生物发展过程，即树形发展理论。其理论实质就是轻信统一的母语突然分化，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语言都是由原始共同语以树形分枝形式分化、再分化的发展过程。这就无异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只有分化没有统一，语言也与之相适应；社会分化后即彼此隔离，语言一经分化除了纵向关系外，互相也封闭发展。但语言史事实证明，没有一种语言在发展中是不受外来影响的。…… 其次，这种理论实际上在肯定历史共同语之同时，也否定了语言史上共同语与方言分歧的对立关系。但世界上从来不会存在单一的、无方言分歧的共同语。 再其次，这种理论假定一切亲属语言中的所有对应关系全部来源于原始共同语，在整个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存在阶段性的质的变化和语言融合现象。…… 详于求同，略于见异，重历史构拟，轻共时描写，是历史比较法中比较更为明显的缺陷。 形态三分，语排高下，是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另一严重缺点。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发源于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创始者是葆仆（Bopp），把世界语言分为三种类型：1.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2.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3.屈折语（inflexional language）。其后施来歇尔（August Schleicher）和洪堡特（W.Humboldt）发扬其说，并提出较完整的类型三分理论，认为三种语言类型与语言发展的三阶段相适应，即孤立语是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屈折语为最高级阶段。类型三分论者把汉语列为孤立语的典型，印欧语言大多数属于发展高级阶段的屈折语类型。这一理论是早期语言类型学中的糟粕。（37） 故北京大学教授徐通锵的《历史语言学》说道： 历史比较法也有严重的缺点和局限。……就历史比较法本身来说，所重建的原始形式属于哪一个时代，无法确定，因而拟测出来的原始形式都被看成为同一年代层次上的语言现象，其实，重建出来的各个形式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年代层次。……语言发展的情况是复杂的，有分化，有统一，也有相互影响，但是历史比较法只适用于语言的分化，好像讲亲属语言的各个社团是讲原始母语的那个社团的突然分裂的结果，而且在分裂之后就各自发展，相互间没有影响。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语言现象还会通过扩散而渗入其他语言，社会往往也不是一次突然性的分裂造成的。如果从原始语的状态来说，也会有方言的分歧，但历史比较法无法照顾到这一点。这些可以说是历史比较法先天的缺点，仅仅改进方法本身的一些细节和技术是难以克服的。所以布龙菲尔德说历史比较法“只能带我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要素如果消亡了，在方言或亲属语言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就没有可能拟测出这些消亡因素的原始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要重建的原始语的时代越古，历史比较法所受材料的限制就越大。总之，运用历史比较法所能取得的成果是与材料的丰富性可靠性成正比例的。（3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说道： 对在所有子语言中都无残存表现的母语特征，比较方法是无法揭示出来的。同时，它也很难确定某一特征到底是原始母语的特征，还是在分化后的子语言中独立发生的平行性变化。再者，历史比较方法偏重于语言的前后相继，忽略了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据说这套方法所拟定的原始母语，是一个内部无差别的语言系统。……一般看法是，把原始印欧语看做单一性的规律绝对严格的、内部无分歧的语言，未免理想化。（39） 不揣谫陋，我也略作补充：十九世纪的比较法，追求的目标是，通过有亲属关系的诸多语言的比较，重建原始母语。原始母语诚然值得觅寻，但是它只是长长的“语言史”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绝不是全部。我们的目标则广大得多，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的自古及今的全部的历史。汉语史最粗疏的分期法还有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英语史分古英语、中古英语、现代英语。语言的中古时期、近代时期也有自己的历史啊，岂容弃之不顾？（40）再往深处说，“原始母语”只不过是语言上古时期的一个时段。 事物，总有正反两面，我们不应只赞誉其正面，而掩盖其反面；亦不应因其缺点和不足，而抛弃它的高明之处。实事求是，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应具的品质，如此方合于中国的古语：“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41） 对比较语言学、比较法，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 我们在上述诸节里褒赞比较法的优点的同时，在这一节里也辑出揭示比较法缺陷的四家之说，可以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从事上古汉语音系构拟者和汉藏语研究者可以从中获益多多；而读者则可提升辨识当下论著的真伪、是非、优劣的能力。 “不崇洋，不排外”，应是当今中国学人的治学的“北斗星”。崇洋，则泯没自我的心智；排外则堵塞启迪的途径。人贵立志，作为学人，应该有“宏大”追求，即贯中外，通古今。明知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但纵不能达到“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境地，至少也可至山腰，或许更高；若无登山的志趣，则必然老死山麓之下，落得庸夫一个。 欲审视溪流，必须力图使自己是江河；欲审视江河，必须力图使自己是大海。不跳出语言学的井底，终究一蛙。 不偏不党，唯真是求。优长务举，缺失不掩。实事求是，乃治学的基本准则。 经世致用，治学之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读裴氏书，议比较法，旨在鉴往知来，祛时下之病，强体健身，走创新之路，为中国语言学的繁荣而奋斗！ 本文先后承侍建国、张渭毅、宋洪民、桑宇红诸同志赐阅批评，谨致谢忱。 ①《中国语言学》发刊辞，载《中国语言学》2008年第一辑、2009年第二辑、第三辑。 ②见《英译本序》（侍建国译），载《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卷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校订本。 ③朱德熙《致鲁国尧论学书》，见鲁国尧《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语文研究》2002年第4期，第4页。 ④承北京大学王超贤教授赐教：丹麦语的sprogvidenskab（-en为后置定冠词）对应德语的Sprachwissenschaft，一般情况下都可以直接理解为英语的linguistics“语言学”。它们可以拆解成： sprog+videnskab Sprach+wissenschaft 语言+科学 后一成分还能分解为： Viden-skab Wissen-schaft 知识表示集合名词的词尾 ⑤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修订版），第4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持这种观点的欧人不胜枚举，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是一个典型。于沛等《西方史学史》：“黑格尔在突出日耳曼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地位和作用时，明显地表现出种族歧视，不仅将印第安人、非洲黑人和斯拉夫人排除于世界历史之外，认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历史民族，而且对中国也多有轻蔑和偏见。”（第170页）德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年）是又一个典型。同上书：“兰克是一个‘西欧中心论者’，他认为‘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人类的思想，只有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所谓‘伟大民族’由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英吉利、斯堪的纳维亚等6个民族组成，自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以来，这6个民族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其他国家或民族则是这一主流的‘附加物’。”于沛等《西方史学史》，第12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⑦钱乘旦《兰克传统与20世纪“新史学”》一文论全球史观：“‘新史学’中最新出现的流派是全球史，它从1990年代起风靡全球，至今仍有极大影响。”“全球史是又一个宏大叙事、宏观的历史。通过讲述全球的历史，全球史真诚地否定西方中心论，它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都是平等的，文明没有高下；全球史学家——像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麦格尼尔等人确实反对西方中心论，希望通过他们的陈述，表达文明平等的理念。”“正直的历史学家们……提倡全球史，恰恰出自于对西方中心论的真诚的反思。”《文汇报》2013年4月1日。 ⑧此2010年校订本，部分专名以通译置换旧译不彻底。 ⑨其中包括汉语，仅2页，述及的专家仅2人：“致力于汉语历史研究的学者们，有一位叫康拉德，他在1896年指出声调的变异有时与音节的脱落有连带关系；最后还有一位瑞典学者高本汉。”（第119页）高本汉在裴特生书里的地位，我曾经戏语为“一笔带过”，见《愚鲁庐学思脞录：“智者高本汉”、接受学与“高本汉接受史”……》，载《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⑩见《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述论”。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修订版），第4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修订版），第479、4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第231页云：1814年拉斯克将其著作寄到丹麦科学院，1818年出版。 （14）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5）W.C.丹皮尔《科学史》第383、384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 （16）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3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同上，第358页。 （18）同上，第412、414页。 （19）陈满华《威廉·琼斯与博物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7日。 （20）他还把黑格尔“三段式”运用到原始印欧语的研究中。见《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中译本校订本），第25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他发明了“构拟”。同前，第255页。 （21）庚镇城《达尔文新考》，第13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 （22）关于史莱海尔接受达尔文的影响，见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第234—24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23）李振麟《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指出，比较语言学“对语言发展史作了简单化的类生物学分析”。《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第127页。 （24）徐光启《历书总目表》，见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下册，第374页，中华书局，1963年。 （25）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十六。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士祯《精华录》卷五。 （26）《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述论的主线是比较语言学，但也提到他所谓的“语文学”与地理语言学。 （27）参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如果重建的唯一方法是比较，那么，反过来说，比较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重建。”（高名凯中译本第305页）“有了整套重建，印欧语的大致轮廓即可了如指掌。”（同前，第308页）布龙菲尔德《语言论》：“比较法是我们重构史前语言的唯一方法。”（袁家骅等中译本第400页） （28）季羡林：“在世界上所有古代语言中，梵语文献的数量仅次于汉语，远远超过希腊语和拉丁语。”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7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9）任继愈《重学史才能强“立志”》：“中国历史在世界史上有很特殊的地位，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像我们中国这样长，由古至今五千年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曾经是中心，那些地方的国家却是有古无今。唯有黄河和长江流域孕育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中断过。所以讲历史，只有我们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光明日报》2002年1月29日。 （30）《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75、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31）《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第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32）同上，第12、13页。 （3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第94、9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34）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载《语言学文集：考据、义理、辞章》，第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5）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拟苛求裴特生，因为刔发学术思想，往往是从事具体研究的专家所难能之事，正如今谚所谓“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事实上每一个学科都有其“思想”，请看下列几本西方学者所撰写的科学思想史的书名：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见吴国胜《科学的历程》，第6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6）房德里耶斯《语言》，第33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 （37）李振麟《关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问题》，《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38）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99、100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39）《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25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40）参见鲁国尧《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载《语言学文集：考据、义理、辞章》，第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1）戴圣《礼记·聘义》。标签：语言学论文; 亲属关系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中国语言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语言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语言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