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军[1]2001年在《CT引导下经皮介入治疗新技术的临床应用及相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皮非血管介入治疗技术在国内开展的项目少、例数少，未形成规模。本项目对叁项CT引导下经皮穿刺介入治疗新技术进行了研究，旨在推动CT引导下经皮非血管介入治疗技术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以微创手段解决临床治疗上的难题或不足，为患者解除痛苦。 第一部分 CT引导下经皮腹腔神经丛阻滞术的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 评价CT引导下经皮穿入淋巴结内阻滞术对伴后腹膜淋巴结广泛肿大、融合成块并侵犯、包裹腹腔神经丛的难治性、顽固性癌性腹痛的止痛效果。方法53例晚期癌症患者，男31例，女22例，年龄34～71岁，平均47岁。均伴有后腹膜淋巴结广泛肿大，并融合成团块状。全部病例均有严重的上腹部疼痛，呈持续性，向背部放射。疼痛发生时间为12天～2月，平均32天。临床上均采用过麻醉类止痛药治疗石例还接受过放射治疗，止痛效果不佳。应用CT引导下穿入淋巴结内酒精阻滞方法治疗 25例，应用传统隔脚前阻滞方法治疗28例。两个治疗组均加做了隔脚后内脏大神经阻滞术。止痛效果分为叁级，0级：无止痛效果，阻滞术前后疼痛程度无改变。I级：疼痛轻度减轻，但仍需一定量的止痛药。Ⅱ级：疼痛较前明显减轻，偶用或少用止痛药。Ⅲ级：疼痛消除，不用止痛药。结果 穿入淋巴结内阻滞治疗组在治疗后二周、一月、二月、叁月、四月的止痛有效率均比传统隔脚前阻滞治疗组高，两者具有显着性差异。穿入淋巴结内阻滞治疗组在治疗后4个月的死亡率比传统隔脚前阻滞治疗组低，两者具有显 一1 一着赠异。穿入淋巴结内阻滞治疗组在治疗后，肿大淋巴结均有明显缩小；而传统隔脚前阻滞治疗组在治疗后，肿大淋巴结不缩小，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不同程度的增大。结论 对伴有后腹膜淋巴结广泛肿大、融合成块，胞犯、包裹腹腔神经丛的难治性、顽固性癌性腹痛患者，用传统的隔脚前阻滞治疗方法止痛效果有限，应采用穿入淋巴结内阻滞治疗方法，可取得较好的止痛效果及使肿大淋巴结缩小的双重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第H部分 肾上腺良性功能性肿瘤CT引导下经皮穿刺酒精介人治疗 目的 评价CT引导下经皮穿刺酒精注射疗法对肾上腺良性功能性肿瘤的治疗价值。方法 对20例肾上腺良胜功能性肿瘤u例嗜铬细胞瘤J 7例醛固酮瘤)进行 CT引导下经皮穿刺酒精注射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血压、血醛固酮、血钾及尿儿茶酚胺的变化；行CT平扫和增强扫描，观察肿瘤坏死情况。结果3例嗜铬细胞瘤经治疗后一年随访，未发生阵发性血压增高，尿儿茶酚胺也正常＊ 例醛固酮瘤治疗后5～6天，血醛固酮降至正常；血钾升至正常。治疗后7～10天l 例血压降至正常；2例需口服小剂量氨体舒通使血压维持正常，一月后不服任何降压药血压降至正常；5例血压明显下降，但仍需口服小剂量降压药使血压维持正常／疗后 7～15天 CT复查d 5例肿瘤全部坏死石例绝大部分坏死。一月后复查d 7例肿瘤明显缩小，3例肿瘤基本消失。结论 CT引导下经皮穿刺酒精注射疗法对肾上腺良性功能性肿瘤具有较好的疗效，且简便、安全尤伤小及费用少。 第叁部分 娜介人疗法治疗重觎无力 目的 探索一种对重症肌无力具有确切疗效，又能减少创伤性和并发症的新疗法。方法 21例重症肌无力(MG人厂T引导下于胸骨切迹上方 一2 一经皮穿刺胸腺，用本院研制的微波治疗仪作多点微波辐射治疗，并局部注射地塞米松。结果ZI例MG的症状和体征于治疗后3天内均好转，其中6例于治疗后肌力即好转。随访3年，显着好转15例，好转6例。胸腺体积于治疗后有不同程度缩小，上下径、左右径、前后径缩小率分别为引．14％J3．00％＊0．11％。胸腺内可见低密度区，由胸腺组织凝固性坏死和水分气化所致。结论CT引导下经皮穿刺胸腺介入疗法对MG疗效确切，操作简便，显效快，并发症少。适用于MG伴胸腺瘤或胸腺增生，不愿做胸腺手术切除或无法切除、胸腺放疗效果差k较好配合治疗的MG患者。 相关研究部分 重症肌无力纵隔CT与血清学、胸腺病理对照研究 目的 评价重症肌无力(MG)胸腺CT表现与血清学CAE—Ah检测、病理检查结果的关系。方法 108例 MG，均经纵隔胸腺 CT检查、血清CAE—Ah检测、胸腺手术切除及病理检查。男35例，女73例。年龄19～35岁。病程 10天～20年不等。使用 Picker PQ 5000V超高档螺旋CT机，层厚smm，层距smm。扫描范围自肺尖至隔顶部。均行直接增强扫描。血清CAE—Ah检测应用间接血凝法或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胸腺手术标本主要进行镜检。结果 胸腺瘤良胜33例，恶性3例，胸腺增生58例，正常胸腺 14例。良胜胸腺瘤 CT表现为肿块边缘清楚，密度均匀，其中 3例可见低密度囊变区。恶性胸腺瘤CT表现为肿块较大、不规则，密度不均匀，边缘不光整，与心脏、大血管、胸膜分界不清。3 9例胸腺增生 CT表现为胸腺前后径、宽径超过同年龄组正常值上限；18例胸腺增
张丽云[2]2016年在《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伴脊髓压迫的临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CT四维电磁导航在引导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脊柱转移瘤术中的作用研究目的:通过对CT四维电磁导航和传统CT在引导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术中的对照研究,记录并分析两种影像引导方法下穿刺靶目标的时间、辐射剂量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对这两种引导技术的优劣做出初步评价。方法:共收治45例椎体转移性肿瘤伴脊髓压迫的患者,其中男性22例,女性23例,年龄52-76岁,平均年龄62岁。随机分为两组,其中20例患者行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经皮穿刺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脊柱转移瘤,对照组25例患者行常规CT引导下经皮穿刺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脊柱转移瘤。记录两种引导方法下穿刺靶目标时间、穿刺针调整次数、CT扫描次数及CT辐射剂量(剂量长度乘积)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两组125I粒子植入针穿刺操作均获得成功。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组(简称导航组)穿刺针调整次数平均为(0.3±0.1277)次,对照组传统CT引导组(简称CT组)平均为(2.08±0.1143)次。导航组穿刺靶目标时间平均为(234.7±11.71)s,CT组平均为(421.5±10.51)s。导航组穿刺过程中扫描次数平均为(2.300±1.277)次,CT组平均为(4.080±0.1143)次。导航组穿刺过程中总的CT照射剂量平均为(176.4±11.19)m Gycm,CT组平均为(299.9±8.402)m Gycm。经统计分析,两组引导方式下的扫描次数、穿刺针调整次数、穿刺靶目标时间、辐射剂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01),导航组的穿刺靶目标时间、调整次数、扫描次数均较CT组少,辐射剂量也小于CT组。电磁导航图像瞄准精度(以电磁导航图像与实际CT扫描图像中穿刺针位置之间的相对位移表示)<5 mm为18例,5~10 mm为2例,未出现>10 mm的情况。两组手术过程中均未出现大出血、脊髓损伤等相关严重并发症。结论:在引导125I放射性粒子穿刺针置入脊柱转移瘤的过程中,CT四维电磁导航较传统CT引导能有效减少穿刺调整次数、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扫描次数、降低辐射剂量,穿刺精确度较高。两组引导方法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二)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伴脊髓压迫的疗效研究目的:探讨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经皮穿刺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椎体转移瘤伴脊髓压迫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收集我院连续治疗的20例椎体转移性肿瘤伴脊髓压迫的患者,其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48-75岁,平均年龄65岁。20例患者均有明显的腰背部疼痛症状,其中12例伴有神经功能损伤。125I粒子植入术前采用治疗计划系统重建出椎体转移性肿瘤的叁维图像,计算出所需的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数量以及剂量分布率,肿瘤匹配周边剂量为90~130Gy。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125I粒子植入脊柱转移瘤,共24个椎体,中位植入粒子数为19颗(4-43颗)。术后应用数字分级法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疼痛情况,应用ASIA标准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功能,WHO疗效评估标准评估肿瘤治疗的疗效。结果:20例患者随访7-3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5.3个月。术后疼痛缓解率为95%。中位生存时间为16个月(95%可信区间:13-27个月)。6和12个月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100%和78.81%。中位疾病控制时间为12.5个月(95%可信区间:8-15.5个月)。术后3、6、12个月的累计局部控制率分别为100%、95%、60%。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术后3个月时神经功能恢复率为50%。脊髓剂量≤30Gy,其他危及器官,如肠道、肝脏等的剂量小于25Gy。125I粒子植入术中及术后随访期间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术后未发现125I粒子遗失或移位至其他组织器官中。结论:CT四维电磁导航引导下经皮穿刺125I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脊柱转移瘤伴脊髓压迫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方法,能有效缓解疼痛、改善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可作为无法手术的脊柱转移瘤患者的替代治疗。
杨丽[3]2017年在《孤立性肺结节的癌症风险评估与经皮穿刺肺活检术的应用价值》文中认为背景近年来随着CT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肺结节的检出率越来越高[1-3]。多项大型肺癌筛查试验中,肺结节的检出率已经升至8-51%,而恶性肺结节的比例为1.1-12%[2]。事实上,大部分吸烟的人群行胸部薄层CT检查均可检出肺部小结节,大多数直径均<7mm,且大部分为良性[4]。临床医生面对的主要挑战就是筛查出肺结节比例高,而恶性结节检出率低,针对肺结节最佳的管理策略尚不规范[3],临床处理流程显得非常混淆。因此,临床上迫切需要适合的肺结节风险评估方法与管理策略。孤立性肺结节是被充气肺组织完全包围,边界清晰的单个、单发的不透X线阴影,直径≤3cm;<1cm称作小结节[5,6],<8mm称作亚厘米级的结节,<4mm称作微结节[7]。肺结节的病因可能是肺癌、转移癌、感染、瘢痕形成以及良性病变[2]。癌性结节尽早明确诊断,可显着提高肺癌的5年生存率,这对于肺癌的治疗尤为重要。<8mm的肺结节短时间内发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性较小,或倍增时间较长。Fleishner及ACCP指南都推荐≤4mm肺结节,低风险人群不需要随访,高风险人群12月随访CT;4-8mm肺结节随访2-3次CT,超过2年,据肺结节体积变化及倍增时间评估良恶性;≥8mm的肺结节恶性风险显着增高,需根据临床资料或预测模型,评估恶性肺结节的风险高低,通常最终需要活检获取组织学标本明确诊断[8]。外科手术对早期肺癌起到根本性治疗作用,可能得到最好的生存率,但并发症不可完全避免,并且良性肺结节及晚期恶性病变并不需要行外科手术[2,9]。许多研究认为PET-CT可精确地鉴别孤立性肺结节的良恶性[10]。然而,在大部分感染或活化巨噬细胞的炎症性疾病时,FDG-PET可得出假阳性的结果(10-25%);类癌、肺泡细胞癌以及黏液性肿瘤由于结节小或代谢活性低,PET代谢值可正常或轻-中度增高,从而可得到假阴性结果[11]。纤维支气管镜是简便、安全的活检技术,但对于周围性肺结节的诊断有限,因为它很难到达小的周围肺结节的位置,并且病灶经常不可见,通常也不能取得足够多的组织量完全除外肿瘤[12]。近年来兴起的超声支气管镜(EBUS),电磁导航支气管镜(ENB)和虚拟导航支气管镜(VBN)下的肺活检,阳性率与肺结节病灶大小以及位置有关,但价格比较昂贵,尚未普及使用,并且非诊断性结果不能完全除外肿瘤[13,14]。经皮穿刺肺活检术作为非外科手术活检具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适合周围性肺结节[2,9]。恶性疾病可以明确诊断,良性疾病可以指导治疗。但是,当穿刺结果为阴性时仍不能完全除外肿瘤的可能[9]。而长期定期随访肺结节影像检查也会过多地让患者暴露在射线中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心理负担,并且如果不能精确地评估肺结节的恶性风险,可能延误诊断和治疗[15]。目前大多数临床医生均采用他们自己的经验来判断肺结节的良恶性[16],而研究显示有效的管理肺结节依赖于通过肺结节临床、影像特征的风险预测模型来预测良恶性风险的大小[17,18]。现有的肺结节风险预测模型主要有Mayo模型、多中心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VA模型、Brock模型、Herder模型[16,19-21],以及我国内的PKUPH模型[22]。但他们没有采用更细致的影像特征来评估征肺结节的风险。并且,目前尚没有大样本或精确的预测模型来评估孤立性肺结节的癌症风险大小,尤其是没有针对中国肺结节人群的大样本风险预测模型[23]。本研究主要是回顾性分析近5年来在西南医院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活检的1422例孤立性肺结节(SPNs)患者的临床、病理、影像资料。1、筛选恶性SPNs的风险因素;2、用1078例SPNs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比较与Mayo模型、VA模型的风险因素、敏感性与特异性的差异;3、用344例SPNs验证该模型的精确性;4、统计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活检术对SPNs的确诊率,评估其诊断价值;5、分析SPNs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活检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风险因素,评估其安全性。最终目的是通过结合肺结节的风险因素,规范孤立性肺结节的诊断流程,选择合适的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的患者人群,提高肺结节的早期诊治水平。方法1.研究人群回顾性收集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西南医院各科室门诊或住院来源,在放射科介入病区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活检的连续性的1422例孤立性肺结节患者临床、影像及病理资料(信息来自PACSKJLCT08-SYSTEM,重庆,中国)。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患者纳入研究数据组,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患者纳入验证数据组。本研究中的所有患者均有组织病理诊断报告。2.临床资料本研究中收集的临床资料包括:姓名、性别、ID号、门诊或住院来源、年龄、吸烟史、戒烟时间、主诉、病程、既往史与家族史、二次穿刺、纤支镜、PET-CT及胸外科手术情况,穿刺标本、部分纤支镜及外科手术病理结果。3.孤立性肺结节的胸部CT影像特征收集所有患者的影像资料包括结节大小(最大长与宽的平均值)[24,25]、边缘(包括:小棘突、分叶、毛刺、分叶+毛刺、不规则、光滑)[7]、密度(包括:实性、纯磨玻璃、部分磨玻璃、薄壁空洞、厚壁空洞、坏死、钙化)(图1)及病灶位置(上叶、中叶、下叶)。4.病理诊断病理定义的恶性诊断是通过穿刺组织活检或外科手术确诊;良性诊断是基于组织活检或外科手术确诊,或者孤立性肺结节影像学上稳定至少2年,以及肺结节病灶短期内吸收;没有达到上述诊断标准或没有随访资料的孤立性肺结节患者归类为非诊断性结论的肺结节。5.经皮穿刺肺活检流程及并发症患者术前胸部CT扫描均发现孤立性肺结节,术前行血常规、凝血功能、HIV及心电图等检查基本正常,排除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禁忌症后在我科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肺活检术。若肺结节靠近肺门或血管,术前需有胸部增强CT评估,或者我们在穿刺活检术中行增强CT,了解病灶与血管的关系。每个患者穿刺取样直至取得满意的样本,平均1-3条组织。收集研究数据组孤立性肺结节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中穿刺针进针深度、角度、穿刺针是否过斜裂、过胸膜次数、所取组织条数、穿刺时间以及CT表现是否合并COPD、肺大泡。收集所有患者的穿刺并发症,主要包括:气胸(少量、中量、大量或胸腔闭式引流术)、出血(肺出血、胸腔出血),以及其他严重并发症。6.统计分析除AUC曲线采用Med Calc处理外,其他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20.0(IBM)软件包处理,以p<0.05为统计学差异。计数资料采用具体数值与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描述。比较研究数据与验证数据的差异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计量资料的差异,卡方检验比较上述计数资料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恶性孤立性肺结节的风险因素,将性别、年龄、主诉、吸烟状态、既往史、家族史、结节大小、结节边缘、结节密度、结节位置为潜在风险因素纳入分析。采用研究数据开发预测模型,验证数据验证模型。我们同时还比较我们的模型与Mayo模型、VA模型预测每个患者的最终诊断的精确性。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孤立性肺结节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并发症的风险因素。本研究中总共纳入了1422例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的连续性的孤立性肺结节患者。研究数据包含了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1078例患者,验证数据包含了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3月30日的344例患者。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肺穿刺活检术,均有病理组织学诊断结果。结果1.临床数据1.1人口统计学资料在研究数据组中,男性647例,女性431例,平均年龄55.41±11.94岁(范围17岁-87岁)。414例患者有吸烟史,平均吸烟指数38.95±39.71包年。54例患者有癌症既往史。在验证数据组中,男性196例,女性148例,平均年龄55.34±11.24岁(范围13岁-85岁)。112例患者有吸烟史,平均吸烟指数35.81±20.63包年。16例患者有癌症既往史。两组患者上述资料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1.2孤立性肺结节胸部CT特征在研究数据组中,孤立性肺结节平均大小18.43±5.03 mm(范围4.625 mm-29.965mm),其中98.42%的结节>8 mm;边缘为棘状突起、毛刺、分叶合并毛刺及光滑的肺结节有244例、234例、83例及76例;钙化密度的肺结节有42例。在验证数据组中,孤立性肺结节平均大小18.16±5.05mm(范围5.87 mm-29.515 mm),其中97.67%的结节>8 mm;边缘为棘状突起、毛刺、分叶合并毛刺及光滑的肺结节依次有88例、73例、35例及32例;钙化密度的肺结节有12例。上述资料两组无显着性差异(p>0.05);研究数据组中边缘为分叶、不规则的肺结节有363例、78例;验证数据组分别为70例、46例,前者中的比例显着性少于后者(p<0.05)。1.3病理结果在研究数据组中,恶性结节721例(66.883%),其中腺癌有539例,占总数的50%;196例良性结节(18.882%),包含了良性肿瘤45例,结核90例,真菌感染12例,吸收的肺炎49例;161例非诊断性结果(14.935%)。在721例恶性患者中,5例是通过重复肺活检确诊,3例通过外科手术确诊。在验证数据组中,恶性结节236例(68.605%),其中腺癌有169例,占总数的49.13%;50例良性结节(14.535%),包含了良性肿瘤17例,结核24例,真菌感染6例,吸收的肺炎3例;58例非诊断性结果(16.860%)。两组患者的良恶性病理结果没有显着性差异。2.Logistic回归分析恶性肺结节的风险因素孤立性肺结节的癌症风险因素包括:女性(OR 3.893,95%CI 1.372-2.319,p<0.001)、年龄(OR 1.784,95%CI 1.858-8.155,p<0.001)、吸烟指数(OR 1.756,95%CI 1.139-2.707,p<0.05)、癌症既往史(OR 3.382,95%CI 1.512-6.283,p<0.05)、结节大小(OR 2.319,95%CI 1.494-3.599,p<0.001)、分叶和毛刺边缘(OR 13.433,95%CI 2.512-71.833,p<0.001),分叶边缘(OR 2.203,95%CI 1.100-4.416,p<0.05)以及毛刺边缘(OR 1.556,95%CI0.766-3.162,p<0.05)。而不规则边缘(OR 0.276,95%CI 0.101-0.753,p<0.05)与钙化密度(OR 0.106,95%CI 0.028-0.410,p<0.05)是孤立性肺结节的保护因素。2.1恶性孤立性肺结节的风险预测模型我们的模型:X=-6.173+1.207×性别+0.580×年龄+0.520×吸烟指数–0.226×既往肺外疾病–0.685×既往肺内疾病(除外癌)+2.739×既往癌症+0.933×结节大小+0.702×分叶+0.466×毛刺+21.060×分叶合并毛刺–1.428×不规则边缘–2.062×钙化。定性因素:性别(男性1,女性2),既往史(有1,无0),影像特征(有1,无0),年龄(<40:1,40-50:2;50-60:3;60-70:4;>70:5)。X:0-30%低风险;30-65%中风险;>65%高风险。2.2预测模型的ROC曲线的AUC值:在研究数据中,我们模型的AUC值,敏感性与特异性(0.807±0.015,95%CI0.778-0.834,85.71%,60.36%)均显着性高于Mayo模型(0.566±0.022,95%CI 0.53-0.6,71.99%,41.91%,p<0.001)与VA模型(0.636±0.02,95%CI 0.601-0.669,66.11%,53.01%,p<0.001)。在验证数据中,我们模型的AUC值,敏感性与特异性(0.784±0.027,95%CI0.731-0.831,70.10%,78.57%)均显着性高于Mayo模型(0.649±0.037,95%CI 0.59-0.706,82.63%,53.57%,p<0.001)与VA模型(0.599±0.036,95%CI 0.539-0.657,63.40%,57.14%,p<0.001)。3.研究数据组孤立性肺结节患者行经皮肺穿刺活检术与PET-CT、外科手术准确率比较171例同时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与PET-CT的肺结节患者,其PET-CT结果与经皮肺活检病理结果良恶性具有中等一致性(kappa=0.534,p<0.001),但PET-CT假阳性及假阴性率更高。186例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的肺结节患者行了外科手术。其中,经皮肺活检术病理结果为恶性的肺结节患者有169例,这些患者外科手术全部证实为癌症;经皮肺活检术病理结果为非癌的肺结节患者有17例,其中4例证实为癌症,其余14例均为良性病变。所有外科手术的病理结果与穿刺病理良恶性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4.孤立性肺结节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后并发症4.1研究数据组孤立性肺结节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操作流程穿刺活检针平均进针深度为3.23±1.87cm,平均穿刺角度为63.85±16.70°。有COPD病史或CT上显示有肺大泡的肺结节患者共有143例,占总数13.27%;穿刺经过斜裂的肺结节患者共有48例,占总数4.45%;995例患者取1条组织送检,83例患者取2条及以上组织送检,占7.7%。974例患者穿刺经过胸膜1次,104例患者穿刺经过胸膜2次及以上。上述指标的癌症组与非癌组之间无显着性差异(p>0.05)。所有患者平均穿刺时间为10.38±8.44分,癌症组平均穿刺时间为9.97±8.25分,非癌组平均穿刺时间为11.23±8.77分,癌症组显着性短于非癌组(p<0.05)。4.2 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并发症参与本研究的1422例患者,气胸、肺或胸腔出血是主要的并发症。经皮肺活检术后并发气胸的患者共有235例,占总数16.53%。少量气胸患者206例,中量气胸患者17例,大量气胸或行胸腔闭式引流术的患者共有12例。14例患者经皮肺活检术后出现了皮下气肿。共有125例患者经皮肺活检术后出现肺出血,占总数8.79%;其中CT上出血宽度为2-4cm的患者共有120例,>4cm的患者共有5例。58例患者术后出现胸腔出血,占总数4.08%;其中53例为少量出血;4例患者出现中量及以上出血。共出现2例严重并发症,其中1例穿刺术后5分钟内出现窒息,1例穿刺术后8小时出现脑梗塞。二者经抢救治疗后均康复出院。没有出现致死性气体栓塞及死亡的严重并发症。4.3研究数据组孤立性肺结节患者行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并发症的风险因素经皮肺活检术后并发气胸的风险因素按风险高低包括:穿刺针经过斜裂(Exp(B)6.080,95%CI 3.141-11.773,p<0.001)、COPD或肺大泡(Exp(B)4.202,95%CI2.747-6.428,p<0.001)、下叶病灶(Exp(B)2.971,95%CI 2.039-4.329,p<0.001)、中叶病灶(Exp(B)1.791,95%CI 1.005-3.192,p<0.05)、穿刺进针深度(Exp(B)1.145,95%CI1.048-1.251,p<0.05)、穿刺角度(Exp(B)1.015,95%CI 1.013-1.024,p<0.05)以及穿刺时间(Exp(B)1.022,95%CI 1.004-1.041,p<0.05)。经皮肺活检术后并发肺出血的风险因素按风险高低包括:上叶病灶(Exp(B)3.796,95%CI 1.900-7.584,p<0.001)、取组织条数(Exp(B)2.927,95%CI 1.304-6.570,p<0.05)、穿刺进针深度(Exp(B)1.573,95%CI 1.387-1.785,p<0.001)、年龄(Exp(B)1.027,95%CI1.004-1.051,p<0.05)以及肺结节大小(Exp(B)0.948,95%CI 0.900-0.998,p<0.05)。结论1.孤立性肺结节女性患者风险高于男性、年龄越大、既往吸烟、有癌症既往史、结节越大、有分叶合并毛刺、单独的分叶或毛刺边缘时,恶性风险大;2.我们建立了1078例中国人群的SPNs的风险预测模型,尤其适用于评估大于8 mm的SPNs的恶性风险;3.经不同人群验证,我们的SPNs风险预测模型的准确性高,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均显着性高于Mayo模型与VA模型;4.CT引导下经皮肺活检术对于SPNs的诊断价值高,安全性好;当患者年龄越大、肺结节越小、合并COPD或肺大泡、穿刺经过斜裂、进针深度越深、取组织次数越多、穿刺时间越长时,穿刺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增大。
张玉[4]2018年在《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系列新技术在肺癌精准诊疗中的应用价值研究》文中提出目的:分析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常见并发症如气胸和出血的发生情况与100例肺癌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等临床特征、病灶最大径、病灶边缘距离胸壁距离等影像学特征的相关性,为活检系列新技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地收集了自2016年9月至2017年12月在南京鼓楼医院肿瘤中心行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的100例患者的活检前后相关影像学数据和对应的临床特征、病理类型等资料,分析其气胸和出血的发生率。运用SPSS 18.0软件对所统计的数据进行统计学方法分析。年龄、性别、吸烟史以及病灶最大径和病灶边缘距胸壁距离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性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结果: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的活检确诊率达99%(99/100)。其气胸发生率为24%(24/100),出血发生率为21%(21/100),未发现针道种植转移及空气栓塞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气胸程度发生的危险因素是病灶大小(>3cm和≤3cm)(p=0.033),而出血程度的各项危险因素没有统计学差异,分析是我们应用的活检新技术减少了传统PTNB的危险因素对并发症的影响。结论:改进后的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系列技术能明显减少气胸和出血的发生。应用活检新技术后,病灶大小是影响气胸的显着危险因素。目的:病理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对于肺癌患者来说,肺部病灶穿刺活检是主要的确诊方法之一。在肺癌个体化精准诊疗的背景下,本研究拟探讨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系列新技术能否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提高穿刺的组织获取量,从而使患者获取可靠的分子诊断,指导其精准治疗。方法:设计一项单中心前瞻性单臂临床研究,时间自2017年2月起,根据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共入组50例患者。所有患者经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活检肺部病灶,联合应用活检系列新技术,术后观察常见副作用包括气胸、出血的情况,并分析其病理类型,分子检测情况。结果:自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共入组50例患者。所有患者均应用活检系列新技术,50名患者中气胸发生率22%(11/50),出血的发生率为14%(7/50),无严重的气胸和出血并发症的发生。50名患者中45例明确诊断为肺癌:其中肺腺癌30例、肺鳞癌3例、肺小细胞癌7例、1例为右肺腺癌左肺小细胞癌、4例最终只能确定为肺非小细胞癌。余下肾透明细胞癌肺转移1例、乳腺癌肺转移1例、肠癌肺转移1例、机化行肺炎1例、1例送检为坏死组织。总穿刺活检确诊率达98%。对38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行分子检测,其中5例患者因穿刺组织较少难以行分子检测,其余33例患者分子检测结果显示EGFR敏感突变阳性率45.5%(15/33)、ALK基因融合突变阳性率9.1%(3/33)。结论:在精准医学指导下,应用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系列新技术,能有效减少患者气胸、出血的发生,并且能保证穿刺的组织获取量,从而使患者获取可靠的分子诊断。因而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系列新技术可以运用到更多患者身上,以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观察其安全性与有效性。
尚红磊[5]2011年在《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279例结果分析》文中认为背景和目的当今世界,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大严重威胁。癌症给世界及我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因此,对癌症的预防、诊断、治疗是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肿瘤防治的关键所在。随着影像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癌症的早期诊断率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CT引导经皮穿刺活检以其定位准确、穿刺成功率高、诊断准确率高及安全、创伤小等诸多优点,成为临床早期诊断肿瘤的一种重要影像学检查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279例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病例,分析影响诊断准确率及并发症发生率的相关因素,其中主要分析、比较病理细胞学及病理组织学的诊断符合率,以进一步提高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的诊断准确性及安全性,更好地发挥其临床应用价值。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2月至2011年3月在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行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病例279例的病理诊断结果,每个病例均同时作病理细胞学及病理组织学检查,由同一名病理科医师现场确定穿刺样本是否足够。诊断结果由手术病理及临床随访证实。同时计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及穿刺过程,对包括气胸、出血等并发症进行随访评估。结果279例病例均取得了足够的病理细胞学检查样本,92.1%的病例取得了足够的病例组织学检查样本。组织学检查的诊断符合率为79.3%,病理细胞学检查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81.7%,两种方法结合的总体诊断符合率为93.9%。只有4例气胸发生,出血10例。结论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检查方法。病理细胞学及病理组织学检查均可以获得满意的诊断结果,两种方法的结合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诊断结果。
林义秋, 李莉, 夏冬梅[6]2018年在《认知干预配合心理干预对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患者并发症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目的:探讨认知干预配合心理干预对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患者并发症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以2017年1月~2017年10月我院收治的260例行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患者为对象,盲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n=110)和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另实施认知干预配合心理干预,n=150),观察护理干预前后两组血压(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焦虑抑郁情绪[Zung氏焦虑自我评价量表(SAS)、Zung氏抑郁自我评价量表(SDS)]变化,比较护理干预后两组穿刺成功率、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干预前两组血压、心率、SAS、SDS评分相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与干预前相较,干预后仅对照组血压、心率明显升高,穿刺前30min、术后仅对照组SAS、SDS评分明显升高(t=16.781、17.543、5.528,F=12.065、14.361;P<0.05),且干预后研究组血压、心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穿刺前30min、术后研究组SAS、SDS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t=-12.908,-12.695,-4.007,-8.076,-5.249,-13.091,-5.719;P<0.05);研究组穿刺成功率99.33%,明显高于对照组95.45%(χ~2=4.235,P<0.05),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8.00%,较对照组18.18%明显低(χ~2=6.096,P<0.05)。结论:认知干预配合心理干预应用于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患者中,在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稳定血压、心率、提高穿刺成功率及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明确。
雷志锴[7]2018年在《超声造影对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临床研究及在其穿刺活检中的临床应用》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超声造影特点及模式的研究目的:对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特点及增强模式进行研究,探讨超声造影在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46例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患者,患者均行CEUS及CECT(contrast-enhanced,CT)检查,CEUS检查记录中央型肺癌及肺不张组织的始增时间(time-to-enhancement,TE)、达峰时间(time-to-peak,TTP),分析中央型肺癌的CEUS特点及增强模式,并比较两种组织在这几方面的差异。CECT分别在肺动脉期、支气管动脉期对患者肺部进行扫描,然后通过分析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肺动脉期及支气管动脉期图像,并综合评估CECT对中央型肺癌与肺不张组织之间的区分率,并与CEUS的结果相比较。另外选取40例周围型肺癌的患者进行对照,同样进行CEUS并记录下以上超声造影参数。结果:所有46个病灶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患者中,有40例中央型肺癌与不张的肺组织相比,中央型肺癌肿块呈现“慢进快出”模式;4例与肺不张组织相比,中央型肺癌呈现“快进快退”模式,另外2例中央型肺癌呈“同进同出”模式。本组病例95.6%(44/46)的患者通过CEUS能区分肿瘤与不张的肺组织,76.1%(35/46)的患者通过CECT检查能区分肿瘤与不张的肺组织,两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068,p=0.019)。中央型肺癌与肺不张的始增时间分别为12.97±1.31s,5.5±0.69s;达峰时间分别为25.46±2.89s,9.6±1.8s。两者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262,p=0.000;t=81.550,p=0.000);中央型肺癌与对照组的周围型肺癌相比较,始增时间分别为12.97±1.31s,12.96±1.42s;达峰时间分别为25.46±2.89s,25.96±2.50s。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57,p=0.95;t=-0.839,p=0.404)。结论: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具有较为典型的CEUS特点,多数表现为“慢进快出”的模式,部分表现为“快进快出”、“同进同出”的CEUS模式。通过CEUS可以区分肿瘤与肺不张组织,可以发现隐藏在肺不张中的肿瘤,有利于合并肺不张病灶内肿瘤的发现。对于无法耐受纤支镜或因碘过敏无法进行CECT检查的该类患者,CEUS可以发现隐藏在肺不张中的肿瘤。第二部分超声造影在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穿刺活检中的应用价值研究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在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穿刺活检中的临床应用的价值。方法:选取26例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患者随机分为CEUS引导下穿刺组13例及常规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组13例。13例CEUS组先CEUS然后再行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对照组不行CEUS检查,常规超声检查后直接在常规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该研究记录了穿刺的针数、取材的成功率、病理诊断的情况及穿刺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另外选取同期在我院就诊的周围型肺癌30例患者行CEUS引导下穿刺活检,比较CEUS引导下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穿刺活检与CEUS引导下周围型肺癌穿刺活检之间的穿刺取材成功率及并发症的发生率。结果:CEUS组的13例患者取材平均穿刺次数为2.3次,穿刺成功13例,成功率为100%。有2例出现轻度并发症,均为少量咯血及痰中带血。常规超声对照组13例(其中3例因常规超声无法区分中央型肺癌与肺不张组织,放弃穿刺,记为失败病例),10例患者实施了穿刺,每个患者穿刺平均次数为2.5次。穿刺活检并获得满意病理结果8例,成功率为61.5%。其中3例出现轻度并发症(1例出现咳血或痰中带血,2例少量气胸),程度均较低,密切观察,未做任何处理。CEUS组与常规超声组穿刺成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9),CEUS引导下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穿刺出现并发症的发生率与CEUS引导下周围型肺癌穿刺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47,p=0.42)。结论:CEUS检查可以使肺不张与肿瘤之间的界限更清晰,CEUS引导下穿刺活检可以避开坏死区、避开穿刺路径上的大血管,提高取材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对于部分高龄、全身状况差或无法耐受支气管镜下活检的中央型肺癌伴肺不张的患者,CEUS可以应用于对其进行穿刺活检。
李海青[8]2011年在《改良法兔VX2肝移植瘤模型建立及综合治疗的实验研究》文中指出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第叁位。早期肝癌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切除。但由于其发病隐匿、就诊较晚及合并肝硬化致肝功能差等原因,手术切除率仅20%-30%。对不能手术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采用微创治疗,仍可取得较好疗效。随着现代物理学技术向医学领域的延伸以及现代影像技术、微电子学、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微创治疗已成为中晚期肝癌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肝癌常用的微创治疗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血管内微创治疗,包括肝动脉灌注化疗(transcatheter arterial infusion, TAI)、肝动脉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TAE)和肝动脉化疗栓塞(1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另一类是非血管性微创治疗,包括经皮化学消融和经皮物理消融,前者常用的有经皮穿刺无水乙醇注射(percutaneous ethanol injection therapy, PEI)、经皮穿刺乙酸注射(percutaneous acetic acid injection therapy, PAI),后者包括经皮穿刺微波凝固(percutaneous microwave coagulation therapy,PMCT)、经皮穿刺靶向氩氦刀冷冻消融(percutaneous targeted argon-helium cryoablation, PAHCA)、经皮穿刺射频消融(percutaneous radio-frequency ablation,RFA)、经皮穿刺激光间质热疗(percutaneous laser-induced thermo therapy, LITT)及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等。其中微波凝固、氩氦刀冷冻消融和射频消融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这叁种微创治疗都属于经皮物理消融技术,即采用冷或热效应来杀灭肿瘤细胞,达到“一次性损毁”的治疗效果。所谓“一次性损毁”是指使用该项技术治疗肝癌时能一次性毁灭、杀死其治疗范围内的肿瘤细胞。各种微创技术治疗肝癌各有其优缺点,临床疗效各有千秋。TACE联合PMCT治疗肝癌的效果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实验对比研究的报道。兔VX2肝癌模型是少数建立在大动物身上的肝癌模型,比较适合于肝癌的微创治疗实验研究。其瘤源VX2肿瘤细胞株起源于Shope病毒诱发的兔乳头状瘤衍生的鳞癌,经过72次移植传代后正式建立株,命名为VX2,是目前最为理想的肝癌实验模型之一,被广泛应用于肝癌肿瘤学、肿瘤治疗学、放射生物学、抗癌药物药代动力学及肿瘤影像学等实验研究。本实验研究的目的在于采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设备导引下使用Angiotech SKATER穿刺针经皮穿刺接种瘤组织块于肝脏制作兔VX2肝移植瘤模型,并使用经动脉化疗栓塞、微波凝固和经动脉化疗栓塞+微波凝固叁种微创治疗技术进行分组治疗,通过对比各组CT测量肿瘤体积、外周血CD3+、CD4+细胞分布、肿瘤组织坏死率比较各自的治疗效果,为临床上正确地选择肝癌综合治疗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本研究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改良法兔VX2肝移植瘤模型的建立目的：探讨DSA设备导引下经皮穿刺瘤组织块接种法制作兔VX2肝移植瘤模型的可行性方法：新西兰大白兔50只,DSA设备导引下采用Angiotech SKATER穿刺针经皮穿刺接种瘤组织块于肝脏,14天后行CT平扫评价肿瘤接种成功率,测量肿瘤体积并随机处死10只实验兔进行病理分析。结果：DSA设备导引下经皮穿刺瘤组织块接种法制作兔VX2肝移植瘤模型成功率为100%。结论：1采用Angiotech SKATER穿刺针经皮穿刺瘤组织块接种法建立兔VX2肝移植瘤模型具有方法简单、成功率高、动物损伤小等特点,能为肝癌临床治疗研究提供成熟的大型实验动物模型。2兔VX2肝移植瘤为富血管性肿瘤,其供血动脉主要为肝动脉,类似于人类原发性肝癌。病理学上肿瘤为巨块型实体瘤、侵润性生长,血供丰富,类似于巨块型肝癌。3应用DSA作为穿刺导向设备,尤其是应用C臂CT的特殊功能,可使穿刺定位更加准确,造模成功率高,表明该方法安全可靠第二部分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经皮微波凝固、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经皮微波凝固对兔VX2肝移植瘤治疗效果对比研究目的：对比TACE、PMCT、TACE+PMCT叁种方法治疗兔VX2肝移植瘤的效果。方法：取制作成功的肝移植瘤模型30只,随机分为TACE组(A组)、PMCT组(B组)和TACE+PMCT组(C组),每组10只,治疗后第14天对比各组CT测量肿瘤体积、外周血CD3'.CD4.细胞分布、肿瘤组织坏死率。结果：治疗后14天,C组的肿瘤体积为(0.624±0.031)cm3,明显小于A组(0.799±0.057)cm.和B组(0.858±0.112)cm3,(P<0.05)；C组外周血CD3+细胞百分数为(66.30±1.36)%,明显高于A组(53.34±2.12)%和B组(60.68±1.06)%,(P<0.05)；C组外周血CD4+细胞百分数为(48.19±1.43)%,也明显高于A组(40.21±1.07)%和B组(44.03±0.08)%, (P<0.05)；C组肿瘤组织坏死率明显高于A组和B组, (P<0.05)。结论：1 TACE.PMCT均可使兔VX2肿瘤产生治疗效果,但单独使用两种治疗后肿瘤仍有残余生存。TACE+PMCT综合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地治疗方法,且优于单一方法的治疗效果,为临床肝癌的综合治疗提供了依据。2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PMCT或TACE+PMCT治疗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且后者对免疫功能的增强作用优于前者。
佚名[9]2011年在《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说明:(1)本索引按主题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2)冠有阿拉伯数字、西文字母、西文姓氏的主题词,按其后的汉字拼音顺序排序;在汉字相同的情况下,按数字、英文字母、希文字母顺序先后排列。
刘彦立[10]2017年在《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肺部磨玻璃样结节的诊断价值、安全性,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探讨磨玻璃结节的MSCT征象在良恶性鉴别中的价值。方法收集从2015年-1月-2016年1月就诊于我院行CT检查的81例肺磨玻璃结节,接受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分别根据结节大小、GGO性质、位置、距离胸膜距离、所采用穿刺活检方法分组,分析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及并发症发生率,并进行相关因素分析。同时记录GGO病变的影像学表现,包括结节性质(pGGO或mGGO)、形态(圆形、类圆形或不规则形)、边缘(毛刺、分叶或棘突)、界面(清楚或模糊)、内部结构(空泡征或支气管充气征)、临近结构的改变(血管集束征或胸膜凹陷征)等。结果所有81例患者均一次性取得足够组织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成功率为100%,其中真阳性病变47例,所占比例约为58.0%,包括腺癌31例,细支气管肺泡癌12例,不典型腺瘤样增生4例;真阴性病变26例,所占比例约为32.1%,包括炎症9例,结核6例,机化性肺炎5例,错构瘤4例,肺出血2例;假阴性病变8例,最终均证实为腺癌。其诊断的准确率90.1%。敏感性85.5%,特异性100%,假阳性率0%、假阴性率14.5%,阳性预测值为100%,阴性预测值为76.5%。整体并发症的发生率为49.4%,7例(8.6%)患者术中或术后给予处理,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直径≦1cm(n=27),准确率88.9%,敏感度86.2%,并发症发生率62.9%;直径1-2cm(n=36),准确率92.6%,敏感度88.9%,并发症发生率47.2%;直径≥2cm(n=18),准确率94.4%,敏感度92.9%并发症发生率33.3%;pGGO(n=35)准确率88.5%,敏感度80.9%,并发症发生率57.1%。mGGO(n=46)准确率91.3%,敏感度88.2%,并发症发生率43.5%;距离胸膜>1cm(n=43)准确率90.7%,敏感度85.7%,并发症发生率51.2%;距离胸膜≦1cm(n=38),准确率89.5%,敏感度91.3%,并发症发生率46.4%。上叶病变(n=38)准确率97.3%,敏感度96.2%,并发症发生率44.7%;中叶病变(n=10)准确率80%,敏感度71.4%,并发症发生率40%;下叶病变(n=33)准确率84.8%,敏感度77.3%,并发症发生率57.5%。软组织穿刺活检针(单针法)(n=30)准确率86.7%,敏感度82.6%,并发症发生率40%;同轴套管针(活检枪)(n=51)准确率92.1%,敏感度92.2%,并发症发生率54.9%。良恶性GGO病变在结节性质(χ~2=5.24,P=0.022)、界面(χ~2=5.01,P=0.025)、形态(χ~2=15.03,P=0.000)、毛刺征(χ~2=5.30,P=0.021)、分叶征(χ~2=6.94,P=0.012)、胸膜凹陷征(χ~2=10.235,P=0.001)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性别(χ~2=1.37,P=0.338)、支气管充气征(χ~2=0.198,P=0.656)、空泡征(χ~2=1.784,P=0.182)方面比较P值均>0.05,无统计学差异。本组81例病例中,术中、术后发生气胸18例,发生率为22.2%;肺内出血19例,发生率23.4%;咯血/痰血10例,发生率12.3%。分别单因素分析了结节直径、病灶到胸膜距离、肺内穿刺深度、穿刺针-胸膜角度、术中调针次数等方面与气胸、肺内出血、咯血/痰血的关系,筛选出相关因素后,再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气胸与病灶到胸膜的距离呈负相关,与穿刺针-胸膜角度呈正相关,肺内出血与病灶到胸膜距离及调针次数呈正相关,咯血/痰血与调针次数呈正相关。结论1.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法诊断肺磨玻璃病变具有高的准确度、灵敏度及特异度,其准确率与所选择穿刺方法无关,常见并发症有气胸、肺内出血、咯血,严重并发症少,安全性高。2.磨玻璃结节的MSCT的征象中出现毛刺征、分叶征、胸膜凹陷征提示恶性可能性大,GGO中实性成分越多直径越大,恶性可能性越大,随访过程中结节直径增大实性成分增多,恶性可能性较大。3.病灶到胸膜的距离、穿刺针-胸膜角度、调针次数与并发症发生率相关,与结节大小、位置、肺内穿刺深度、所选穿刺方法等无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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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认知干预配合心理干预对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患者并发症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 林义秋, 李莉, 夏冬梅.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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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1年第5卷主题词索引[J]. 佚名.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2011
[10]. 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肺部磨玻璃结节的临床研究[D]. 刘彦立. 郑州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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