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日本经济论文,外交论文,时期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形成及其新变化
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是在战后的日本产生的。1952年11月24日，吉田茂在组 成第四次内阁之后的施政演说中讲道，“政府准备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 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个外交蓝皮书，提出三项外交上 的重要课题，即“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经济外交与调整对美国的关系”。这是“经 济外交”概念第一次明确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件中。
在战后几十年，日本解决了诸如“赔偿外交”、“援助外交”、“多边经济外交”、 “贸易摩擦外交”、“资源外交”等众多的经济外交课题。可以说，日本从战败国成长 为经济大国，经济外交功不可没。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 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冷战体制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的国际化、 区域化趋势加强，世界进入了大竞争的时代。在国内，“1955年体制”终结，社会政治 思潮出现了总体保守化倾向，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整体处于转型时期。在这样复 杂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表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经济外交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大国国家总战略。经济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各 国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经济外交所展开的活动都是为实现国家既 定的发展战略服务的，各国所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并随着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变化而调整。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所服务的目标是实现由战败国到经济大国 的转变，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所服务的目标则是实现由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转变 ，成为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从国际 大环境看，美国支持日本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使日本获得了最重要的国际支持。世界 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因经济低迷而动摇，日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提供政府 援助最多的国家，这些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经济外交所涉及的领域日益广泛，“环境外交”、“金融外交”成为经济外交 活动的重点。经济外交追求的目标系统，包括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各个领域所追求的 众多目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环境外交”、“金融外交”、“汇率外交”、“贸 易摩擦外交”、“多边经济组织外交”、“经济政策协调外交”等众多领域的“综合系 统”，环境外交在这个系统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日本由于国内资源匮乏，严重依赖进 口，世界环境和资源保护对日本关系重大。此外，日本历史包袱沉重，但想在政治、军 事领域成为大国，通过在环境这一全球性热点问题上有所作为来扩大其国际影响。1989 年日本首先提出“环境外交”概念后，不断加强双边、区域性和全球性三个层次的环境 外交，在世界环发事务中积极参与，主动出击。在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上，日本承诺限 制有害气体排放和在5年内提供1万亿日元的环发援助，赢得了超级环保大国的声誉。19 97年日本作为世界气候会议的东道国，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发 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经济外交手段的选择更具多样性，且更具政治色彩。经济外交手段的运用因其 作用的后果不同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有利于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手段选择，包括经济援助 、经济谈判和多边国际经济协调；另一类是不利于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手段选择，如经济 制裁、经济封锁等[1](第107页)。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是日本发展对外政治、 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参与、影响国际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日本的ODA 包括无偿援助、日元贷款和技术合作三大类型，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日本的ODA在 数量上不断扩大。冷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上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从“人道主义”、“不干涉内政”原则发展成为附加许多政治条件 的有条件援助，企图对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1992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第一个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确定了对外援助的四项原则：(1)军事支出动向；(2)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导弹的开发、制造动向；(3)武器进出口动向；(4)民主化、市场经济的进程 及基本人权、自由状况，并强调“对那些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取得了显著进步的国家要给 予直接支持；对那些严重违背上述目标的国家，在给予他们援助时要重新予以考虑”。 这表明，日本已将其政府开发援助“政治化”，使其有助于日本成长为“政治大国”。
与经济援助给予经济好处相反，经济制裁是制裁国对被制裁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 ，是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来限制或剥夺被制裁国的经济利益，如不给或减少经济援助，禁 止向被制裁国输出商品、技术或资本，以迫使被制裁国改变其某一对外政策或行为。战 后日本参加了战略禁运项目最广、执行标准最严、持续时间最长的集体制裁行动组织“ 巴黎统筹委员会”，该组织是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限制出口，尤其是高技 术出口的主要机构，该组织下设专门小组负责对华禁运。这一时期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 条件苛刻，管制严格。1994年巴统自行解散之后，日本政府在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方面 仍然存在不透明、管制严格和手续繁琐等问题，造成日本企业对华高技术出口难，也使 其因害怕得不到批准或遭到政府制裁而顾虑重重。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本质并不 是以市场和经济利益为惟一目的，而是运用经济手段，通过保持中日两国在技术上的差 距，使日本处于有利地位，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
二、后冷战时期日本经济外交面临的世纪性课题
第一个世纪性课题。冷战体制下形成的“日本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 济的发展要求，使日本在经济国际化、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知识经济等方面均落 后于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不是由暂时的和偶然的因 素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模式”形成的特殊经济结构和体制缺陷成为日本走向国 际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最大阻碍，而且这些缺陷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
日本经济在战后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这种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 被称为“日本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追赶欧美，以成为重化工业的先进工业国为目 标。“日本模式”的基础是“后发效应”，即利用低廉的费用购买欧美半个多世纪投入 大量资金和智力形成的先进技术和相应的技术设备，在短时间内形成生产能力，从而高 速地发展经济。但是，当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基本消失，已经发展起来的重化工业和出 口产业积累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时，日本没有找到新的带动经济增长的主 导产业，仍陶醉于“日本模式”，从而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 于一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而创新更多的表现为个体的创造性活动。而日本的文化传统和 企业精神不鼓励个人的创新行为，在公司共同体中，终身雇佣、年功序列既阻碍了人员 的流动，又扼杀了等级制度下个体的创造精神。据日本专家估计，日本的IT产业比美国 落后10年，甚至20年。如果日本不加大开放力度，发展IT产业仍会困难重重(注：《日 本经济新闻》2002年3月14日)。此外，在日本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保护 产生了两个恶果：一是为谋求保护的“寻租”行为替代了产业结构的正常调整，造成了 经济结构的停滞；二是这种封闭阻碍了日本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与世界经济国际化、全 球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方面，1993年1月1日，欧洲统一大市场形成，1994年1月1日，北美 自由贸易区协定正式生效。至此，西方发达国家除日本以外，都组建了各自的经济集团 ，并以此不断提高其国际经济地位。相比之下，日本则显得形单影只。这使严重依赖海 外市场的日本日益面临着日本以外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对外 经济贸易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迫使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其对外经济战略问题。
第二个世纪性课题。冷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使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 之中，国民意识总体趋向保守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文化出现转折，政治大国战 略目标的推进更加倚重军事外交，国家发展战略方向出现重大转向。
关于后冷战时期日本社会经济的状况，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指出：如今日本“政治、经 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已破灭。政治泡沫的破灭表现为接连出现短命内阁，经济泡沫的破灭 暴露了日本‘护送船队方式’(指政府为大型企业保驾)的缺陷，社会泡沫的破灭则体现 为犯罪案件激增和教育状况恶化。”(注：《朝日新闻》2001年4月7日)长达10年的经济 萧条使日本人彻底丧失了自信，渴望改变现状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促进了大众民族化情绪 的高涨。面对民众严重的不满情绪，笼络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 急，以“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利益”为旗号的民族主义主张迅速发展成为席卷 全社会的社会思潮，其基本要求是：甩掉历史包袱，修改和平宪法，逐步扩充军备，提 升国际地位。
首先，以法律形式确定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之丸”、“君之代”为国旗、国歌， 企图以此引导国民对国家主体的认同，提高内聚力，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营造氛围。
其次，右翼政治家和保守党公开打出“修宪”旗帜，奠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和平宪 法面临严峻挑战。日本现行宪法是1947年5月开始实施的，其基本理念是放弃战争、主 权在民和保障基本人权。然而，冷战后，日本部分政治势力愈来愈感到这些理念和规定 是本国走向“普通国家”的障碍，为此极力想冲破宪法的樊笼，日本政治势力保守化、 右倾化趋势，为日本修宪提供了政治条件；日本国民心态发生重大变化，整个社会浮噪 心理甚强，“护宪派”力量分化，而支持修宪的人数在增长，这为日本修宪提供了一定 的社会条件。现在的小泉内阁是鸠山一郎政权以来，时隔46年第一次公开提出修宪的内 阁。由于掌权者赞同修改宪法，各种鼓吹修宪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日本的改宪派已占 上风。和平宪法的最终修改，将为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破除最后的禁区。
第三，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日本更加倚重军事外交走向世界，政治军事大国战略 目标显型化。1996年日美共同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定义”；1997年美日完成防卫合作 指针重新修订；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等新指针相关法律，使日本为美军 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提供支援有了法律依据和现实可能，确保美军有了较完善的后 勤保障体系，从而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部署基本到位。“9·11”恐怖袭击事 件发生后，日本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通过《反恐怖对策特别法案》，该法案规定：日本自 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包括日本领海、公海及其上空以及得到对方同意的外 国领域。该法案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开辟了战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放宽了自卫 队武器使用标准。在防卫政策上，突出防卫的“自主性”，加快扩军步伐。美日安全同 盟重新定义后，1998年12月日本正式决定参加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研究开发 ；1999年8月，美日就日参加TMD研发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规定4个研究项目及费用分担 、技术转让等实施细则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厅已成立由300人组成的负责卫星数据 解读和分析的“情报中心”；购进空中加油机和大型、快速舰艇，加强空军远航能力和 海上军事力量；计划在2005年前使其主力护卫舰大型化并在2015年前建造2艘排水量为4 万吨级的轻型航空母舰。此外，还将陆续购进10艘高速导弹艇和3艘高速巡罗艇。
后冷战时期，日本军事大国意识的膨胀和步伐的加快，使传统的经济外交黯然失色。 今后，日本必将以修宪为突破口，以日益强大的军事存在为筹码，充分利用布什政府推 行地区导弹防御计划的时机，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能否坚守和平宪法，通过和平 主义道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经济大国应有的贡献，是日本在新世纪面临的又一重大 课题。
三、21世纪初日本战略转型的方向及其前景
21世纪初日本面对的外部环境，是一个正处在消化冷战遗产、探索构筑冷战后全球政 治、经济、安全新秩序框架的世界和东亚；面对的内部环境，是一个急欲摆脱工业化成 熟信息化不足、国家过强社会过弱、集体过强个人过弱、内政强大外政软弱的日本。受 制于上述内外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日本，将经受一场 近代以来继明治维新、战后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三次重大转型的严峻考验。但与前两次转 型明显不同，第三次转型是日本第一次在无明显模仿和追赶目标的情况下自己寻找目标 的转型，这是对日本民族和国民创造力的巨大考验[2](第34页)。其未来走势最终将取 决于它自身各项改革的进展状况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取决于日本对两大世纪性 课题的正确把握。
第一，经济中低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其政策走向。从目前日本经济现实来看，确实问题 成堆，工矿业生产下降，个人消费低迷，银行不良债权有增无减，财政赤字再创历史新 高。但从日本整体经济实力来看，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00年度的日本国内 生产总值相当于世界第三位的德国的2.5倍。日本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贸易盈余 国和外汇储备国。日本仍具备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技术人才 和企业管理人才，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发 达的教育，还有国民的敬业精神。因此，日本仍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第二，政治大国实现的可能性及其政策走向。目前日本的政治家不言政治大国，也讳 言军事大国，只提“普通国家”，这是日本政治家的对外一致口径，但关键在于“普通 国家”的目标内涵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面临三大难题。首先，在历史和现 实的关系问题上，日本对过去侵略历史采取模糊政策，甚至歪曲历史，小泉首相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两次参拜靖国神社，凡此种种，使它很难成为让亚太国家放心的政治 大国。日本要获得亚太国家的信任，必须坚持反省过去侵略历史的立场。其次，在日美 关系与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基于利益考虑，战后日本一直坚持日美基轴，借 今后日本仍会把日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借重美国的影响来实现政治大国目标 。虽然为了回避其他国家的批评，日本时常又提出全方位外交，但日本很难保持日美关 系与日本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平衡。再次，在利益追求和政治理念的关系问题上，战后日 本的外交轨迹给世人留下的是一味追求自己利益、无原则无理念的印象。日本要成为像 样的政治大国，应当拥有独立的政治理念，拥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和超越日本狭隘民族 主义观念束缚的新世纪的政治家。
第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面临着军事大国政策取向的严峻挑战。战后的日本以《和平 宪法》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现了经济大国目标。现在，日本 的GDP约占世界的10%，不能想象，日本垮掉了会对世界的繁荣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 日本的和平发展与繁荣，符合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创造和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氛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从后冷战时代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看 ，日本更热衷于通过推进军事大国目标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今后一个时期，日 本的军事实力会进一步增强，借助于在美国全球军事战略中地位上升的机遇，谋求到海 外发挥军事作用的行动会日益增多。“日本的行为是随情况而定的，如果形势允许，日 本将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找其位置；如果不是这样，它将在一个组成武装阵营的世界上寻 找其位置”[3](第265页)。这是50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在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特性之后 得出的结论，尽管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仍适用于今天的日本。
在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断增强的全球化时代，日本的和平发展 和繁荣已不仅仅是日本自身的问题，而与亚太地区及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息息相关。鉴于 历史的教训和日本社会发展转型期出现的新动向，人们在希望日本朝着世界伙伴关系方 向发展的同时，又不能不密切关注它的一举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