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现代化”到“四位一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的范式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四位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095(2008)06-0007-08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3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巨变，经历了从最初的“四个现代化”到如今“四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这一现代化范式的演进，使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从最初的经济层面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规律的把握日臻理性，并向世界展现出一幅日益全面而成熟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回顾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念，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使传统上故步自封的“天朝大国”不自觉地卷入到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也使现代化在中国第一次成为一种自觉的国家意志。
1964年12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39
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抱病再次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第一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真正把现代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并明确了“四个现代化”作为全党的工作重心。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蓝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提出的，更不能说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发生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视野上，从深度和广度相结合的层面上，只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潮，才真正一往无前地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航船推向了时代的前列。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初还使我国的现代化概念不断得到科学化、合理化的完善。
1.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四个现代化”的顺序进行了重要改动，把“工业”放在“农业”的前头。这种变动更加符合现代化的客观发展规律，因为工业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农业现代化要依赖于工业现代化去装备和改造，先有工业现代化，才有农业现代化。
2.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十三大以后，“四个现代化”一语就很少提及，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更为规范的概念。
3.逐步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在20世纪末全部实现，而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此，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完成“第三步”的时候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正式确立了这一“三步走”的战略。
4.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他又明确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138这一思想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在当代中国内在共生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之后，“中国特色”也随之成为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标志，成为中国独创的现代化模式的代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也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如上所述，这一历史征程是基于“四个现代化”的历史遗产。
“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形成于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在当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迫切问题，但受制于时代的限制，其对现代化的内涵把握还很不成熟。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四个现代化”成为一个最脍炙人口的时代符号的时候，我们党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3]227
从今天的眼光看，“四个现代化”虽然字面上包含了四个方面，但从现代化的内涵上说实质上就是单一的现代化，即经济的或物质的现代化。实际上，就人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而言，现代化最初的确主要表现为经济现代化。所以最初衡量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也主要集中在经济或物质文明领域，如工业化、城市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识字率、入学率、医疗水平等。[4]138-150因此，当时我国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基本符合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的。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看，把现代化主要定位在经济的、物质的领域，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在当时非常具有针对性：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是，在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的时候，中国社会在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价值危机、道德失范的现象开始在社会上蔓延，党风和社会风气呈现出不良的发展势头。物质的进步伴随着精神的滑坡，产生了邓小平所指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于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把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党的一个战略方针。1986年9月26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度，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指导方针。自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两个文明”的概念，相对于“四个现代化”的单一的物质文明导向的现代化概念，无疑是一个重要进步和理论升华。
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进步和理论升华，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政治文明是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早在1844年计划写一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草稿中就使用过“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人类的文明体系作过经典的论述，从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政治与法律)和社会意识三层面提出了分析框架，指出人类生活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等方面。①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就够了，因为“精神文明”就已经包含了政治领域，没有必要再专门把“政治文明”单独提出来。实际上，精神文明并不能完全涵盖或替代政治文明。这是因为，政治文明既有价值形态的内容，也有制度形态的内容。如果说其价值形态基本可以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的话，那么其制度形态则很难由精神文明来涵盖。因此，按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分法”的概念，政治上层建筑应该归属哪里就成为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因此，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文明“二分法”的同时，又单列了一部分内容阐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指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这实际上已经为文明“三分法”埋下了伏笔。
人类的现代化和文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还是政治层面的——必然会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甚至有重叠交错的部分，但彼此并不能相互取代。就拿物质文明来说，除了包括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等方面的内容，还离不开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创造财富的理念。例如“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它们都是当代物质变明的重要成果，而这种价值观念也同时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能以其中的一个去否定另外一个。把人类的文明体系相对区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方面，强调的正是它们各自独特的、个性的内涵。如果说物质文明着重的是器物，精神文明着重的是文化，那么政治文明着重的则是制度。
不仅从理论上说政治文明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而且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来看，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也是大势所趋。如果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曾“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实际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由此不仅带来了诸多政治性问题，如腐败和寻租问题、党群和干群矛盾的问题、政府权力的越位和缺位问题、政治调控体系的僵化和老化的问题等，而且对经济改革的深化也形成了制约。有鉴于此，如何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达成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成为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战略性课题，这在当前世界政治文明演进背景下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就显得尤其紧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命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速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应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5]322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使亿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在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又贫穷落后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里实现高度的民主，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为之奋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贯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这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大战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这些方面是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6]把政治文明建设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格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上的一次重大提升。而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建设”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并在新修改的《党章》中加以权威确认，从而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上的又一次重大提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新阶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和谐社会”展示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具有特殊的涵义和高度。一方面，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看。从狭义上看，和谐社会建设主要是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此来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并使之彼此协调发展。这种“小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而从广义上看，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统一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因此，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要贯穿和落实到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不言而喻，这种“大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建设，展现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必然要求我们把“和谐社会”的理念和价值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要努力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另一方面，党的十七大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内在统一的视野上，进一步肯定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判断。这一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为我们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和判断，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当然也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前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党经历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形成了比较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时，多次讲到“我们过去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指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基于这样的背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探索。他从批判“贫穷的社会主义”着手，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重大问题所做的总结性的理论概括。
这一理论概括，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识的一次重大思想结晶和理论升华。当然，它没有也不可能完结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定位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以往“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必要纠正，但未能完全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为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就是还是巨大的，而且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极分化的问题，形成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何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进行更为全面的、独到的界定，依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判断，可以说是我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认识的又一次重大思想结晶和理论升华。如果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更加突出了社会现代文明的某些共性内涵的话，那么十七大报告的这一概括则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种种弊端，概括地说就是缺乏社会和谐，因此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足够的关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为“和谐制度”所代替；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对其提倡“社会和谐”则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如果说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资本主义更加注重竞争与效率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更加注重公正与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从以往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目前我们党把公平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值得关注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
可见，把社会和谐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并由此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刻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因而必将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相比，和谐社会是更为具体的、更为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基本价值；与以往所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相比，和谐社会的理念又更加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使社会主义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旗帜。“和谐社会”范畴的提出，无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出新的境界并展现出新的愿景。
“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范式，绘就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一总体布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中每个组成部分需要上升到整体来加以把握。概括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方面建设有机配合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结构框架。经济建设是中心，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提供物质基础和硬件条件。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相互联系，也发挥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政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民意基础和制度保障；文化建设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则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环境和社群的支撑。
真正贯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这一总体布局，必将使社会主义中国成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构筑争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平台，创造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范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基本范畴的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再加上作为基本保障的党的建设，构筑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蓝图；在提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广阔前景。在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断丰富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党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意蕴，不断拓宽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层次，在历史过程与逻辑过程相统一的高度上实践并丰富着现代化，在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和宽广领域中捍卫和发展着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范式，既包含建设的规划，也包含改革的规划。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并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和途径。
改革作为当代中国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必须是综合性、全面性和整体性的。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237我国改革的目标，在经济体制方面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方面则是不断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时候，要继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切实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就必须站在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的战略高度，以改革开放是中国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宏大视野，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特别是要按照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内容的综合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全面和深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的逐步深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有所凸现，利益结构分化不断加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对改革开放有所怀疑的新动向。有些人把目前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甚至敌视改革，否定开放。必须认识到，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而是改革开放还不够所带来的。如果说我们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思想解放得还不够，改革开放得还不够。只有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回头路是走不通的。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富有远见地指出：“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是着眼于下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2]268邓小平同志20年前说的这番话，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当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内容的综合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全面和深入。十七大报告在对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总结中，提出了“十结合”的经验和原则，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上述“十结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结晶和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从最初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个文明”范畴，再到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发展出的“三大文明”框架，最后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反映出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内容的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全面的过程。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选择。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四个现代化”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我们党对于现代化认识质的飞跃和范式革命，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艰辛探索的理论结晶，也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伟大成果之一，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前者见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后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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