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者吗——论现代性批判语境下的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形而上学论文,语境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10-0021-06
在当前的哲学视野中，将现代性树为批判之靶子已几乎成了后形而上学的标志，这种 批判的发动者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而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位居这类批判者之列似乎更是 不在话下，近来其间又纠缠了福柯、德里达等人解构性的后现代介入。现代性可谓受到 了形形色色的批驳。然而在这些批判中，使人感到不安的是马克思作为批判者的形象却 日益模糊起来，在很多场合下，马克思几乎成了现代性的同谋者；即便是作为批判者而 出现的，他也被等同于一位后形而上学者。为此，有必要分辨一下，自康德以后现代性 是如何成为批判的对象的，现代性都包含了哪些主题和内涵；这种批判是在什么样的语 境下展开的，以及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到底是作为受批判者、参与者，还是超越者而 在场的；马克思是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者吗?
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
如何定位现代性是个极为复杂的课题。如仅就历史分期而言，它同时与传统和后现代 相对立，但关键就在于这种对立是如何构成的。现代性成为一个明确的理论话题，在很 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韦伯的社会学努力，因为他首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了最为明确的区 分。韦伯认为，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最显著的变化就在于形式合理性(或工具理 性)取得了相对于实质合理性的优先地位。“形式合理性所描述的是合理化过程的形式 ；实质合理性附加了一些限制这一过程的固定内容。现代社会剔除了这些固定内容，而 留下的则是一个可以仅仅根据其形式来加以描述的生活过程。”(注：David Kolb,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Hegel,Heidegger and After,Chicago:The Universit y of Chicago Press,1986,p14.)在此，所谓实质合理性或固定内容即是指稳定的传统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这种形式合理性即已剔除了所有的固定内容，那么，其基础就只 能是那种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个人了。韦伯的区分受到了康德的极大影响，正因如此， 有人认为可以把他的理论前提称作为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
正由于韦伯的这种康德主义色彩，所以康德也就很自然地进入现代性的话语领域之中 了。但是，康德甚至韦伯对于现代性来说更多的仍是非批判性的，因为无论康德的主体 ，还是韦伯的现代个人都仍是空洞的。对于韦伯来说，在传统与自然都被祛魅以后，永 恒稳定的意义已成为不可企及之物，留下的只有纯粹功能性的目的-手段合理性和程序 机制的机械合理性。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是完全分离开来并彼此对立的，这就构成 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现代社会把一切都交由现代个人去加以选择，但它却不 给他们提供任何基础，因此尽管现代个人拥有了最为普遍的自由，但他们却丧失了与现 代性相抗衡的任何根据。
而黑格尔则把这种现代个人放到了他的逻辑学运动中来加以理解，这就使他获得了实 施批判的根据。更重要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个人的这种自由与空洞性不再仅仅表 现为个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即他不再是仅仅以自我意识为根据来描述现代性。在他看来 ，现代性范畴的实现主要是在市民社会中完成的。黑格尔给市民社会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 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 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 961年，第157节、第140节附释。)由于市民社会的这种普遍性以及它的形式化特征，因 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就成了对现代性的批判。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个 人“把自己看作最终审的主观性的顶峰，这不可能是别的，而仍然只是那种自命为真理 、法和义务的仲裁员和裁判员的主观性，……是规律和事物的主宰者，我可以玩弄它们 ，如同我玩弄我的偏好一样，而且在这种讽刺的意识中，我使最高的东西毁灭，而沾沾 自喜。这种形态的主观性不仅使权利、义务和法的一切伦理的内容变成虚无——它就是 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普遍的恶——而且还加上它的形式是一种主观的虚无性，它知道 自己是缺乏一切内容的虚无，并在这种知识中知道自己是绝对者。”(注：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7节、第140节附释。)这几乎接近于批判理 论对现代社会的描述了：即人成了自然的主宰者，消灭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而人本身却 一无所有，成了没有内容的虚无。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市民社会的财产和法律关系中完成 的，总之，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中完成的。因此，这可算是在理论范围内所能作出的对 现代性的最深刻的批判了。个人的这种随意性与空洞性应受到扬弃。但是如何实施这种 扬弃呢?黑格尔的做法是以其辩证逻辑学为方法、以国家为归属来完成这种批判。这也 就表现为普遍、特殊与个别这些现代性范畴在国家这个更大的共同体中的中介运动。
其实，黑格尔的本意是想通过寻找现代性的背景条件来进行这种批判，如果他不是那 么急于求得问题的答案，以便完成他的体系，那么他也许是可以走上一条更为真实的现 代性批判道路的。我认为，黑格尔从市民社会出发来进行现代性批判，这个起点是完全 正确的，而且他所用的方法即辩证法也是完全可取的。因为前者正体现了现代性的真实 条件与结构，而后者则是在中介运动中来寻求扬弃的关节点，这的确代表着一种真实的 历史努力。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急于求成地把这一切终结在了国家这个更大的共同体 中了，以便使历史最终能终结于他的体系之中。他似乎认为在国家中能找到那种既可作 为形式也可作为内容的绝对形式，并以此来扬弃市民社会中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之 间的二分状态。“这个绝对形式在自身中具有其内容……内容总之不外是绝对形式的这 些规定；内容是由绝对形式本身设定的，因此也适合于它。”(注：黑格尔：《逻辑学 》，扬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58页。)这也就使他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仅仅成 了一种理论批判。他从市民社会出发来批判现代性，但实际上却没能走出市民社会，而 是通过这种绝对形式在国家中重新肯定了市民社会。正如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曾指出的，黑格尔的批判仍局限于市民社会的范围内，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对市 民社会的批判的。
二、后形而上学与现代性批判的历史错位
无论如何，自黑格尔以后，现代性确已成了批判的对象。然而，不幸的是，由黑格尔 所开创的这条以市民社会为起点的批判道路除了在马克思那里得到响应以外，在现代西 方哲学话语中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应。相反，康德主义的影子却随处可见，后形而上学 思潮取代历史辩证法成了现代性批判的主题，甚至马克思也被定位在了后形而上学之中 。但是，后形而上学的批判语境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定位现代性重又成了一件尴尬之 事。因为形而上学是一个可以回溯到古希腊的传统，对它的批判从历史分期来讲理应是 现代性的话题，把后形而上学等同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就造成了一种历史错位。
哈贝马斯曾明确指出：“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的决裂。概括地说，这 四种现代思想主题是：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 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 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第7页。)在哈贝马斯看来 ，马克思就属于这最后一种现代思想主题，“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向极端最终颠倒了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古典关系”(注：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 ，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第7页。)。很显然，马克思在此并不是作为现代性的 批判者而是作为现代性的成员而出现的。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正在努力论证马克思的后形 而上学地位，不知他们是同意哈贝马斯的这个判断，还是认为后形而上学就等于现代性 批判呢?如果是前者，马克思就成了现代性的同谋者，而如果后者，他们就得面对我刚 才所指出的这种历史错位。
就此来看，海德格尔的地位同样也很尴尬，因为他也是从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来 批判现代性的，正如他本人所声称的，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在后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展 开的。从海德格尔本人的总体思路来看，这种尴尬在他那里还是容易得到理解的。因为 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展开的，而且他对于这种批判的前景还持一种悲 观的怀旧态度。在其前期，他的这种批判是根据现代性此在对存在的遗忘来展开的，他 曾认为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思想家们的真理概念(aletheia，“无蔽、真实”)(注：即 希腊文的“Αλγβεια”，海德格尔在其论文“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曾对这 个词作过详细的讨论，他反对用流行的名称即“真理”一词来翻译这个词，因为“就人 们在传统的‘自然的’意义上把真理理解为在存在者那里显示出来的知识与存在者的符 合一致关系而言，而同样也就真理被解释为关于存在的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我们不能把 “Αλγβεια”即澄明意义上的无蔽与真理等同起来。相反，“Αλγβεια” ，即被思为澄明的无蔽，才允诺了真理之可能性。”(参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 海三联书店，孙周兴选编，1996年版，第1257页。))根本不同于后来形而上学的真理概 念，前者是存在的返回式的在场，是作为澄明意义上的无蔽，它是从遮蔽中涌现出来的 ，而后者却是由存在者完成的，体现的是知识与存在的符合一致关系。而在其后期，他 虽不再认为古希腊思想家们曾在他的那种意义上使用过“真理”这个词，但他仍认为现 代性所体现的正是那个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就一直无法摆脱的命运，由技术所代表的那个 “座架(das Gestell)”就体现了那个本成事件(das Ereignis)(注：这个术语(das Ere ignis)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德文中，它的最基本含义是事件，但 其含义极为丰富也极为重要，相当于中文的“道”。汉译界对这个德语词汇有“本成事 件”、“大道”、“本有”等译法。)对人的召唤的一种特殊方式。
无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都在于，他认为人们至今仍未摆脱 形而上学的统治。“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这里，‘图像 ’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 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注：海德格尔：“世界图 像的时代”，见于《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0-91页。)形 而上学对根据的追寻既是人的传统命运，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在此过程中，主体也 就成了根据的给予者。他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仅仅在于，在后期他不再认为我们曾直接生 活在存在之中，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追溯出来就可以克服形而上学；相反，他认为在现 代，因为技术的发展，存在对人的召唤被普遍化了。在这种普遍化中，虽然人们所面对 的已是一些空洞的自我和纯粹的技术化过程，但正由于这种普遍化，人们通过技术反复 挑战存在本身，因此通过座架人们反而有可能感受到存在本身，反而有可能“转向”某 种更为基本的、更为深刻的东西，即：那个本成事件本身的自我抽身，即根据的不在场 。因而，形而上学有可能通过现代性自身的扬弃来得到克服。
然而，在海德格尔那里，现代性成为批判的对象仅仅是由于它把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 ，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把一种特殊的在场方式无限化了。他似乎认为只要破除了 这种幻觉，认识到人们当下在场的有限性，然后坐等那个更深刻的东西即本成事件的另 一次转向，现代性就可以被克服了。很自然地，在海德格尔的这种语境下，作为主体的 人的确是被最终消灭了，革命也就没有必要了，因而他后期对老子的道的爱好也就成了 顺理成章的事。
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作为形而上学主观性的一种反映而成为批判对象 的。我认为在这种语境下把马克思嫁接进来，并不是把马克思提升到现代性之上的高度 ，相反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背叛。我认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早已由黑格尔完成了，而且这 种批判也不等于对现代性的真实批判，黑格尔只是使现代性成了理论批判的对象。而一 旦现代性本身成了理论批判的对象，形而上学即便在理论上也都不成其为一个真实的批 判对象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即对现代史的批判。现代史是不同于 过去的历史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现代史是以自身为前提 的，“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 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457页、第456页。)所以，过去的历史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成为 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 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9年，第457页、第456页。)这可解读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特征的定义：现代史以资 本的自我增殖运动为前提，它超越一切疆界和束缚，交换价值的最大化是它的惟一目的 。它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逻辑自身运动中的矛盾必然 使它遇到它自身的限制。有限性既不是由黑格尔的绝对形式所规定的，也不是由海德格 尔的“思”所造就的，而是历史辩证运动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认同。鲍德里亚就把现代性看作 为一个根植于一种抽象价值秩序的政治经济(学)系统。“在鲍德里亚看来，政治经济( 学)系统使客体和需求变得理性化，从而产生了一个客体系统和一个被理性化了的主体 ，而这种主体在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又再生了劳动和消费系统。因此，政治经济学 不仅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符码，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一种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 的经济体系——的独特秩序的表现，因而，它等同于现代性本身。”(注：道格拉斯· 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1年，第148页、第149页、第289页。)尽管鲍德里亚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展望与 马克思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就把现代性定位于一种以抽象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而言， 他的确抓住了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理解的要点。无论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还是生产和社 会过程的合理化都是由生产过程所造成的。
但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过于生产主义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应仅从这个生产视角出发 ，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应是一种符号社会，因此他势必“用他的符号交换理想来反对支配 着资本主义(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逻辑、统一逻辑以及工具理性逻辑”(注：道 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 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第149页、第289页。)。这又体现了后现代批判的文 化学取向，因为鲍德里亚所谓的符号交换无非是指“互递眼色、礼品往来、挥霍、节庆 ”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的带有文化学意味的交换行为。而这要成为现在已全球化了的现代 性的对立面与超越者，无疑是出于一种新的乌托邦幻想。尽管如此，鲍德里亚对现代性 本身的把握无疑要比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要准确得多。甚至从这个意义上把马克 思称作为后现代思想家也无可厚非。
然而，总的来说，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语境中，马克思与他们的距离还是非常遥 远的。“某些后现代理论无疑也提供了对当代事件、制度和实践富有洞察力的分析。然 而，由于拒斥辩证法，后现代理论倾向于更加片断化和经验主义化，未能说明各种社会 现代之间的重要中介和联系。”(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 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48页、第149页、 第289页。)多元论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复兴，虽说原是出于对总体性的和启蒙理性的拒绝 ，对资本主义的压迫性统治力量在现代的普遍化也作出了有力的抨击，但由于它们对“ 本质主义”的过分恐惧，因而社会与历史在他们那里变得“随机化”了。各种批判之间 甚至变成是完全不可比的了，但这样做的结果显然只能导致各种“意见”的出台，而不 会有真正的批判对策被提出来。
可能正是由于后现代无法使自己真正构成为对现代性的对立面，因此才会反复有人把 后现代直接指认为就是现代性的。例如：“罗蒂的消解哲学的论点，带有福柯和德里达 的声调，它清晰地表达了现代哲学的两极对立：超历史的本质(实在、真理)及其理想化 (专业化)的哲学语言与历史的实在及其历史化的哲学叙述。如果把前者视为哲学的现代 性，后者就自然被视为后现代哲学。哈贝马斯则把后者仍然视为哲学的现代性表达。在 我看来，哈贝马斯的论点更为恰切……”(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 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57页、第157页。)因为，无论是用诗化哲学，还是用多元主 义、解构哲学、生态哲学或是女权主义来与现代性相抗衡，如果首先就以放弃对现代社 会的本质的把握为前提——尽管这种本质也许现在已具有了多样化的可能性，那么它所 能采取的态度就只能是浪漫的或反讽的，而这在现代社会的早期就已是一个曾被反复弹 唱过的论调(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57页 、第157页。)。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非后形而上学性
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成为批判对象并不是由于理性的作用，而在于它的自我批判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 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但是这种情形“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 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757页、第758页、第757页。)这个“ 很少”也就说明了现代性与后现代为什么常常纠缠不清、现代性批判的后形而上学哲学 语境为什么常常会发生历史错位的原因。正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很少能做到自我批判 ，所以哲学家们就常常把对过去的批判误认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这就有了后形而上学与 现代性批判的历史错位；正因为很少进行这种自我批判，所以对过去形式的理解和批判 也都是片面的，因而后现代思想家们也就常常以为可以借助于某种浪漫的文化学形式来 实现对现代性的克服，从而最终仍陷于现代性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在马克思看来，“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 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 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757页、第758页、第757页。)因此离开了对 现代社会结构的说明，历史分期就是不可能的。尽管海德格尔在时间上位于黑格尔之后 ，他在这种历史结构的映射下却仍位于黑格尔之前。现代社会是说明以往的历史发展的 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并不等同于形而上学的根据，因为从前一段引文我们还可以发现， 在马克思那里，它要成为这样的基础就必须进行自我批判。仅凭这一点，就足已保证马 克思的批判的非形而上学性了。因此，很明显，现代性是可以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的 ，但这种批判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语境下的批判，它对“本质主义”没有恐惧症。因为 他明确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 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56、757页、第758页、第757页。)只有找到了这 种支配性因素才能真正推动自我批判的发展。形而上学既已通过辩证法(黑格尔)得到了 克服，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主要对象，更为会成为马克思的一种 理论顾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要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 判来完成，而要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就必须找到这种支配性的关系。
同时，现代性的总体性、支配性、以及形式合理性，因为表现特定历史形式的产物， 因而也就丧失了它们的形而上学地位。“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 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 版社，1958年，第144页。)但是，不能因为它们的这种暂时性而放弃对那种支配性关系 的寻找，更不能因此而放弃消灭它的努力。必须注意：对蒲鲁东的批判还不等于对现代 性本身的批判。这也就是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绝不等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后形而上学 并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最终历史定位。现代性本身仍必须通过推动这种支配性关系的内 在矛盾来加以批判，即必须通过其自我批判来来加以扬弃。可以看出，后形而上学与现 代性批判的历史性错位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后现代式的碎片化思维方式，造成对革命的放 弃，造成对资本逻辑的现实后果的漠视，造成对资本的全球化的文化学认同。
实际上，海德格尔也同属此列，因为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在于把特殊的在场方式无限化了，因此它才应受到批判，或者应通过他所谓的“思 ”返回本成事件。但是，把特殊的存在方式永恒化或无限化，其实是形而上学的特征， 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能完成批判现代性的任务的。
很明显，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的自我扬弃与海德格尔通过座架所奢望的本成事件的自 我返回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海德格尔的这种自我返回或现代性的扬弃是通过指认人的 生存的有限性来完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自古希腊以来，对总体性在场和可获得性 的追求就一直在统治着西方，而普遍化强制(座架)则将这种追求发挥到了极致，现在它 已无路可走了。”(注：David Kolb,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Hegel,Heideg ger and Aft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149.)因此，海德 格尔认为现在已到了认识到这种在场与可获得性的本体论根源，即它与本成事件的有限 关联的时候了。海德格尔的“辩证法”是：正因为座架将对在场与可获得性的追求普遍 化了，所以在场者与本成事件的关联才反而有可能被揭示出来，——因为所谓本成事件 就是在场的自我抽身而退，在现代，本成事件本身已被普遍遮蔽起来了，所以这种抽身 也就彻底化了，而一旦这种可能性被揭示出来了，现代性也就实现了转向。这些说法尽 管极为晦涩，但其理论取向还是很清楚的，它是向后看的。而马克思所谓资产阶级社会 的自我扬弃却是向前指的。而且，与海德格尔恰恰相反，马克思不是用过去来说明未来 ，而是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来说明过去；而对于现代，问题就不是说明( 解释)了，而在于在实践中革命性地改造它。
同样，把马克思定位成哈贝马斯的同路人也是不恰当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马 克思大概比他所有同时代人都更清醒，他觉察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多么具有破坏性，并意 识到它是多么不可逆转。同时，对马克思来说，现代性正如哈贝马斯贴切地称呼的那样 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怪物是可以驯服的，因为无论人类创造出了什么东西，人类 总是能够对其加以控制。”(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 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吉登斯的前一个判断基本正确，但他把马克思与哈贝马斯 等同起来却是对马克思的一个误读。因为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工程 ”的现代性并不会受到彻底的批判，他只要求把这项工程更合理地加以完成，试图用理 想化的交往情境来代替工具理性，进而重建合理性。这显然是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抛 弃了革命这个主题，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只能成为现代性的同谋 者。
因此，结论很明显，马克思是以现代社会自身为基础来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即他 所力求推动的是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批判形而上学不是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后形而上学 也不是对马克思哲学准确的历史定位。马克思哲学是非后形而上学的。在现代性批判语 境下的马克思既不是现代性的同谋者，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批判的参与者，而是其超 越者。这种超越不是理论意义上的超越，而是在实践意义上完成的，因此甚至是这一理 论批判语境本身的超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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