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逻辑学发展对新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前苏联论文,新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8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6X(2001)04-0104-07
前苏联的逻辑学的发展对于新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以形式逻辑为例，前苏联的逻辑教科书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新中国逻辑教材的样板，在辩证逻辑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前苏联逻辑发展分期及其概况的述评，考察前苏联逻辑学界高潮与低潮的交替，主流与非主流的变迁，传统与现代化的撞击，见仁见智各种观点的并存，意在追根溯源，弄清前苏联逻辑学界对中国逻辑学界的影响；相互借鉴，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简单重复争论；取长补短，加快我国逻辑学界赶超世界水平的前进步伐。这对于当前“我国的逻辑教学”的争论，应当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注：参见王路《论我国的逻辑教学》，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马佩《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前苏联逻辑发展的分期及其概况
前苏联逻辑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1.1917～1924年，沿袭旧逻辑时期。其特征基本上是从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讲授逻辑学。
逻辑学是在哲学怀抱中成长发展起来的，逻辑研究和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或那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即使是形式逻辑，虽然其本身性质是全人类的，但在涉及逻辑基本理论问题和形式逻辑的运用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论争的场所”（恩格斯语）。在这一时期，前苏联逻辑学界基本上是从原来的唯心主义立场讲授逻辑学。
2.1924～1946年，片面夸大辩证逻辑时期。特征是从黑格尔哲学和普列汉诺夫的原则立场出发，片面地夸大辩证逻辑，废弃形式逻辑。（注：《罗任等教授谈苏联40年来哲学的发展》，载《哲学译丛》1958年第5期。）
前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进行的哲学大讨论，一个中心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前苏联哲学界在讨论中从这方面对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等人的机械论以及德波林学派的形而上学倾向进行了批判，这给前苏联逻辑科学的发展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批判坚持了列宁关于唯物辩证法是逻辑学的思想，出现了最早的专门著作，例如В.Ф.阿斯穆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逻辑学》(1924)和А.К.托波里科夫的《辩证逻辑要素》(1927)。另一方面又走向极端，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这种错误思潮影响所及，造成直到40年代中期之前，不仅形式逻辑作为一门科学被废弃，学校教育中取消了形式逻辑课程；而且，包括辩证逻辑在内的整个逻辑科学，在前苏联哲学界遭到冷遇，处于停滞状态。
3.1946～1960年，恢复逻辑学的应有地位时期。特征是形式逻辑课程开始恢复，逻辑学各个分支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46～1952年为开始恢复阶段；1953～1960年为稳步发展阶段。
40年代中后期，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的危害，开始慎重考虑教材建设和课程恢复问题。在1946年苏联（布）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必须恢复逻辑学的应有地位，使它不仅在高等学校，而且在中等学校也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决议后，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М.С.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学》（莫斯科，1946、1949）、В.Ф.阿斯穆斯的《逻辑学》（莫斯科，1947）和译作《理论逻辑学原理》。由于这一时期是从否定到肯定的过渡，故可称为“开始恢复阶段”。
从50年代起，逻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前苏联逻辑学的发展有三个特点：
(1)开始扭转否定形式逻辑的倾向。
自1946年起，开始在大学和中学里恢复形式逻辑课程，以此作为重要步骤，贯彻从普及工作着手恢复和发展逻辑学的方针。同时，针对教学大纲和教材中继续存在的对形式逻辑的错误观点，围绕逻辑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开展批判性讨论。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正确思维的初级规律和形式，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教材，例如，П.В.塔瓦涅茨：《判断及其种类》(1953)、《逻辑学问题》论文集(1955)等著作，至1958年共审定了高尔斯基著《逻辑学》等四本高等学校用的教科书。
然而，与此同时，在逻辑领域中也还存在着当时整个前苏联哲学界盛行的那种简单的贴标签式的粗暴批评风气。这些批判阻碍了形式逻辑向现代阶段的发展，致使这个时期停留在普及传统逻辑阶段。
(2)围绕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关系开展大讨论。
前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曾因坚持辩证逻辑为唯一方法论而拒斥形式逻辑。因此，在形式逻辑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自然十分关注这两种逻辑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构成了这个时期逻辑科学的主要工作。这场大讨论从1950年到1952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讨论中大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二级逻辑学派”。大多数前苏联哲学家、逻辑学家，包括斯特罗果维奇、С.И.波波夫、М.Н.阿列克谢也夫等人认为：形式逻辑是初等的但却是必要的逻辑，辩证逻辑是思维科学的高级发展阶段，两者的关系像恩格斯所说，犹如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这个主流派的观点开辟了建立作为一门逻辑科学的辩证逻辑的道路。
二是“唯形式逻辑派”。这种观点以К.С.巴克拉节为代表，后来得到Н.И.康达柯夫的支持并加以发展。巴克拉节认为，形式逻辑是唯一的逻辑科学，因为只有它才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这种观点受到了批评，被指责为流于“庸俗化”。
三是“形式逻辑辩证化派”。以И.И.奥斯马科夫为代表的第三种观点主张，建立一种新的统一的逻辑学，它是“渗透了辩证法”的形式逻辑或者说“辩证化”的形式逻辑。这种观点也遭到了批评，被认为是当时逻辑科学中最危险的折中主义倾向。
此外，某些哲学家把辩证逻辑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部分。例如，В.П.罗任断言，辩证逻辑的对象——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对象”部分，而认识论的对象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部分”。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辩证逻辑完全等同于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例如，《哲学百科全书》把辩证逻辑称作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Е.П.西脱科夫斯基对辩证逻辑的理解也是如此。М.М.罗森塔尔、Б.М.凯德洛夫等则把辩证逻辑解释为哲学学说。
(3)逻辑学各分支走上学科建设的发展时期。
1956年9月哲学研究所举行逻辑讨论会。讨论了苏联以及外国在逻辑的各个范围内的研究工作、新的成就、研究方法等。50年代中期，整个前苏联逻辑学界开始出现复兴活跃的局面。（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载《哲学译丛》1958年第2期。）
在辩证逻辑方面，摆脱了停留于围绕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关系问题进行讨论的状况，致力于建立作为一门科学的辩证逻辑，出版了二十多种辩证逻辑专著。在形式逻辑方面，扭转了对现代形式逻辑新成就粗暴批评乃至全盘否定的倾向，肯定了符号逻辑，并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里，除了端正对现代形式逻辑的态度之外，前苏联逻辑学界还开始致力于发展现代形式逻辑的实质性工作，致力于研究现代数理逻辑的哲学问题，研究逻辑理论及其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运用问题。
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前苏联哲学界开始研究科学认识的逻辑，这也是整个逻辑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4.1960～1991年，前苏联逻辑学迅速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时期。特征是重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重视现代形式逻辑的研究。（注：参见贾泽林等编著《当代苏联哲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前苏联逻辑科学发展新方向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前苏联参加了1960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一届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会议；后来，在托姆斯克（1960年）和基辅（1962年）举行的会议上，又广泛地讨论了现代科学的逻辑问题。会议讨论的材料构成了《逻辑形式和方法的认识论内容》和《科学的方法论和逻辑问题》这两本探讨科学认识方法论的论文集的基础。
1962年5月14日至19日在基辅举行了第一次全苏科学逻辑与方法论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逻辑学家。会议讨论了关于科学研究的逻辑的问题；科学研究的逻辑及其任务；辩证逻辑和科学研究的逻辑；在现代形式逻辑基础上分析科学的逻辑的问题；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论问题等。从这次科学讨论会的材料可以看出，前苏联逻辑学界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现代形式逻辑的研究。
前苏联在形式逻辑迅速“现代化”、并沿着科学逻辑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形式逻辑、现代逻辑和数理逻辑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把现代形式逻辑同数理逻辑区别开来。这样，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在发展现代逻辑上恰当分工，逻辑学家便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现代逻辑，自觉地大力促进形式逻辑的“现代化”。
在现代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关系问题上，前苏联逻辑学家提出，现代形式逻辑包括符号逻辑或者说狭义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两部分。数理逻辑或者说广义的数理逻辑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现代形式逻辑、形式数学和数学的形式方法论。现代形式逻辑属于逻辑学，数理逻辑属于数学。前苏联逻辑学家正是如此抱着明确的目标来发展现代形式逻辑。前苏联逻辑学界一方面明确了现代形式逻辑的对象领域，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形式逻辑的特征在于应用专门的形式语言以及代数学、拓扑学和其他数学方法，因此，前苏联形成了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合作研究和发展现代形式逻辑的传统。这方面卓有贡献的有逻辑学家В.Ф.阿斯穆斯、数学家А.А.马尔可夫、П.С.诺维可夫和С.А.雅诺夫斯卡娅。前苏联学术界在现代形式逻辑方面的研究，大致分为纯粹逻辑、逻辑应用和哲学问题三大方面。
前苏联逻辑学界在以主要力量发展现代形式逻辑的同时，并不抛弃传统形式逻辑，而是让它占应有的地位。例如，在师范院校、大学文科和普及工作中，其内容主要以传统逻辑为骨架，适当引进现代逻辑的成果。如在1981年于莫斯科召开的逻辑教学会议，然后在第八次全苏“逻辑与方法论科学”会议上（帕兰加，1982），1983年在基辅召开的高校主要逻辑专家出席的共和国会议，以及1986年10月在哈尔科夫举行的第九次全苏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上，都涉及到传统逻辑的教学问题，指出它在师范院校、大学文科和逻辑普及工作中的应有地位。（注：НАУЧНАЯ ЖИЗНЪ.проблем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логики.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7,
，1987，No4.А.Д.Гетманова，В.Б.Белова.Курс логики в педвуэе.）
在前苏联，不同系科开设的逻辑课是不一样的。哲学系开设的逻辑课最多，如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开设的逻辑课程有16门（注：参阅崔清田主编《今日逻辑科学》，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逻辑专业开设的逻辑课程有10多门（注：参阅沈荣兴《圣彼得堡大学逻辑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增刊。）。对于数学系的学生讲述非经典逻辑概论——构造逻辑、归纳逻辑、模态逻辑、多值逻辑等等。这些课有些是专题课或者任选课。而师范院校和大学文科的一些系，所讲述的仍然以吸收了现代逻辑成果的传统逻辑为主体。（注：А.Д.Гетманова.Логик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ъство“владос”，1994。В.И.Кобзаръ.Основы лог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С－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ъсгво С－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мема，1994。）
但是，也有一些前苏联学者认为，传统逻辑只是“数理逻辑的前史”，今天已不复存在，为后者所取代。1986年10月在哈里可夫举行的第九次全苏联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上，莫斯科大学逻辑教研室主任Ю.В.伊夫列夫批评了一些不具有专业逻辑知识的教师“用传统逻辑课程代替现代逻辑课程，其中，有用不适用复杂的科学观念的传统概念学说代替现代概念学说，用传统逻辑的论证和反驳学说代替现代论证学说等等”。他指出，逻辑教科书的出版状况也不那么令人满意，教科书的出版没有竞争淘汰，这影响到它们的质量。
自从科学逻辑的研究方向形成之后，前苏联逻辑科学从60年代初至80年代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发展。在辩证逻辑领域内，前苏联学者致力于发展和完善科学认识的方法论。作为有代表性的成果，1978年出版了前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撰著（Д.П.高尔斯基主编）的《科学认识的辩证法：辩证逻辑概论》一书。
在前苏联时期，高校逻辑教材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苏联解体后，各校自编教学大纲。辩证逻辑课程在高校已不开课，究其原因，在前苏联一些学者看来，辩证逻辑是和马克思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
前苏联逻辑发展各时期对新中国逻辑发展的影响
前苏联逻辑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新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逻辑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和第四个时期对新中国的逻辑发展影响最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逻辑教材方面，前苏联的逻辑教科书一度成为新中国逻辑教科书的样板。
以形式逻辑教科书为例，1949年商务印书馆将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再版，新中国成立初的一、两年，清华、北大等我国主要高校逻辑学的教学以金先生的《逻辑》作为教材。该书是我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数理逻辑的著作之一。195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曹葆华等译），1951年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曹葆华、谢宁译）。此后，由于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新中国的逻辑学教材便大都以前苏联斯本《逻辑》为样本。1951年前苏联《哲学问题》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当时也成为指导我国逻辑学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在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前苏联逻辑学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还有：С.Н.维诺格拉道夫、А.Ф.库兹明：《逻辑》、米丁：《逻辑学研究提纲》、高尔斯基等著《逻辑》等。
我国相当多的形式逻辑教科书无不带有那一时代的烙印。1978年5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次逻辑讨论大会。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家龙在会上首发“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的呼声。我国逻辑界在教材改革问题上形成了以下六种观点：(1)“取代说”。认为数理逻辑是现代形式逻辑。现行逻辑教材主要是传统逻辑，严重落后于时代和国际先进水平，因而主张用数理逻辑逐步取代早已过时的传统逻辑，而辩证逻辑是哲学是方法论，不是逻辑，因此不必在逻辑课程中讲授。(2)“自身发展说”。认为传统逻辑有数理逻辑不能取代的价值，不能用数理逻辑改造更不能被取代，传统逻辑自身会不断得到发展。(3)“统一说”。认为传统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各有所长，应将三者统一为一门基础课程进行教学。(4)“吸收说”。主张以传统逻辑的精华为基础，适当引进数理逻辑的成果，使传统逻辑进一步精确化科学化。(5)“并存说”。认为传统逻辑具有永久性，其发展具有定向性，和现代逻辑应当并存，不应一个取代另一个，也不必一个吸收另一个。(6)“分层说”。主张因人因时施教，根据不同的讲授对象不同的年级用不同的教材。其中明显对立的是“取代说”和“吸收说”。这些观点在前苏联逻辑学界几乎都可以找到影子。
2.在逻辑争论问题方面，前苏联逻辑界的争论问题往往也是中国逻辑界讨论的热点。其中最典型的是50～60年代的逻辑问题大讨论，新中国的逻辑问题大讨论成了前苏联逻辑问题大讨论的继续和发展。
1953年马特在《新建设》上发表《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一文，从而引发了我国50～60年代著名的“逻辑问题大讨论”。（注：参见周礼全主编《逻辑百科辞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我国逻辑学界围绕“形式逻辑的修正和改造”问题，开展了热烈的大讨论。学者们对如何修正和改造形式逻辑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六种：(1)把修正形式逻辑和创立辩证逻辑当成是“一回事”，认为“形式逻辑的修正”，不仅只是在形式逻辑中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也“就是辩证逻辑的创立”。(2)主张“修正形式逻辑的最重要的课题在于：划清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的界线”，去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对形式逻辑的歪曲。(3)主张对形式逻辑教材进行根本改造，打碎以往的体系，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的逻辑体系。(4)主张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既有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因素在内又有形式逻辑因素在内的而又以前者为主的统一的逻辑体系”。(5)主张用数理逻辑来取代形式逻辑。认为“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应该把形式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转入数理逻辑的广阔轨道。(6)主张联系思维实际发展形式逻辑。认为应当联系自然语言，联系语法、修辞，来研究和发展形式逻辑。类似的观点还指出形式逻辑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现代思维水平，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主要、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从理论上概括现代思维材料，以发展形式逻辑”。（注：参见吴家国《关于形式逻辑问题讨论的回顾》，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4期。）应该说，这场大讨论从促进逻辑学在我国的推广、普及，促进广大逻辑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是有成绩有积极意义的，不少观点对我国目前逻辑学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然而，这次大讨论对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例如以姓“无”姓“资”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因而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学术问题如“形式逻辑是否研究思维内容、是否有阶级性”等反而弄得很糊涂。随着讨论的深入，逻辑工作者队伍不是在壮大，反而不断萎缩。到“文革”爆发后，高校逻辑课程被取消，好多年未出逻辑教材，我国逻辑学发展也走到最低点，并在低谷徘徊达十多年。
关于辩证逻辑的争论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前苏联逻辑学界，不仅对是否存在辩证逻辑有不同意见，如前所述，“唯形式逻辑派”认为形式逻辑是唯一的逻辑科学；而且在主张和提倡辩证逻辑的学者之间，也有许多争论。（注：М.Н.Алексеев.Спорные вопросы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Москва，1965.）
3.在逻辑学研究方面，新中国的逻辑研究方向与前苏联逻辑学的研究方向有许多相似之处。
以辩证逻辑的研究方向为例，在50年代，前苏联和我国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辩证逻辑的对象、性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上。其后，我国辩证逻辑的研究主要是沿着以下五个方面发展的：(1)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留下的丰富的逻辑思维经验，尤其是辩证思维的宝贵财富中，深入探讨辩证逻辑问题；(2)吸收现代科学中的有益成果，充实和完善辩证逻辑的科学体系；(3)研究概念、范畴产生的辩证法，探讨科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发展的辩证规律。(4)从研究概括哲学史、科技史和逻辑史中丰富的思想材料，发展辩证逻辑；(5)运用现代形式逻辑的成果，建立符号化的辩证逻辑。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辩证逻辑蓬勃发展的阶段。从1981年我国第一本专著问世，10年中出了20多本专著，其中至少有十几本与整个理论体系有关。这些著作可概括为四个类型：
一是以形式逻辑为参照框架，探讨辩证思维形式；二是从辩证法角度考察辩证思维；三是从认识论角度探讨辩证思维；四是从方法论角度考察辩证思维。（注：参见罗慧《对80年代辩证逻辑研究的反思及对90年代发展的展望》，载《哲学动态》1992年第1期。）此外，还出版了一些辩证逻辑在决策管理等方面应用的著作。这些都和前苏联辩证逻辑的研究方向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
当然，中国是逻辑学的三大源流之一，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亦步亦趋地跟着前苏联走，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即使是形式逻辑教材，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我国首次突破前苏联逻辑教材的框框，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若干初步知识，较准确地阐述了传统逻辑的基本知识。
在辩证逻辑、现代逻辑领域里，我国也都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或具有我国特色的研究成果。（注：参阅宋文坚《我国现代逻辑研究概况》，载《哲学动态》1999年第9期、2000年第3期。）
前苏联逻辑发展对我国逻辑发展的几点启示
前苏联逻辑发展中不同分支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大起大落，特别是60年代起紧跟世界逻辑学发展趋势后的迅猛发展，对我国的逻辑研究不乏有益的启示。
1.紧跟世界逻辑发展潮流，与国际接轨，是前苏联逻辑迅猛发展的巨大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即必须研究知识的范畴结构问题以及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等问题都是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课题。在现代，纯粹逻辑学的研究是同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其主要标志是1960年以来国际上大致每隔四年举行一次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
前苏联哲学逻辑学界紧紧跟上这一世界逻辑学的发展趋势，使其逻辑学的发展从中吸取到巨大的推动力量，得以迅猛向前发展。前苏联在1960年仅派两名代表参加第一届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后来它已积极参与这个会议的准备、组织和领导工作。同时，前苏联还从1962年开始，在国内不定期地举行全苏联科学逻辑与方法论会议。据《哲学问题》1977年第5期报道，经常召开有关逻辑和方法论的学术会议，在前苏联已形成一种惯例。
我国大陆学者从80年代起开始参加国际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北京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有100多名来自中、美、英、法等十多个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举办标志着在这一领域我国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交流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93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科学哲学与逻辑国际学术会议”，中、美、日、韩、荷等国近百名学者参加会议。如果说“北京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还有些单科性的话，则武汉“科学哲学与逻辑国际学术会议”应该说是和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接轨的。这些会议推进了我国逻辑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但是，这种综合性的会议在我国并没有较为定期地举行，而往往多是召开一些分科的学术会议。这多多少少影响了我国逻辑学与国际的全面接轨。
2.解决科学向逻辑提出的全部问题，是前苏联逻辑与国际接轨的主题和实质。
1979年8月22日至29日在汉诺威召开了第六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Б.М.凯德洛夫在“第六届国际逻辑学会议概况及其主要结论”一文中指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最近几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会议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实际上已经普遍承认，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正在发生危机。与以前召开的几次科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很少注意试图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分析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革命的问题。这就证明，这个研究方向碰到了某些困难。（注：[苏]Б.М.凯德洛夫：《第六届国际逻辑学会议概况及其主要结论》，载《哲学译丛》1980年第4期。）这充分说明，与国际接轨发展逻辑科学，不仅仅意味着形式逻辑的现代化，因为光靠形式逻辑不能解决科学向逻辑提出的全部问题。逻辑学与国际接轨，应该是全面接轨，实现能够解决科学和现实向逻辑提出的全部问题的“大逻辑”——辩证逻辑、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科学方法论、应用逻辑——的现代化。我国自1987年提出逻辑现代化问题后，颇多争议。实现逻辑（大逻辑）现代化的观念将有利于增强我国逻辑工作者的团结和凝聚力，有利于我国逻辑学的迅速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逻辑现代化也有了新的任务——解决知识经济所提出的所有逻辑问题。
3.求同存异、合作互补是前苏联逻辑在与国际接轨中异军突起的关键。
首先是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求同存异、合作互补。逻辑学的发展，离不开逻辑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其它领域的学者、科学家的积极参与。在我国曾有很大影响的斯特罗果维奇，就是前苏联军事法学院的法学家，其主要成就在法学方面。广为我国学界熟知的米丁、高尔斯基、科普宁、凯德洛夫等人，或主要研究哲学，或曾是领导干部，或是知名的自然科学家，或是专职逻辑工作者，他们都对逻辑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求同存异、合作互补，使前苏联逻辑在与国际接轨中迅速崛起。当然求同存异、合作互补不是没有争论。所有科学都有争论，如果没有，科学就停滞不前了。
二是普及与提高、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合作互补。例如，中等学校开设逻辑课对逻辑发展起着极好的普及和基础作用。前苏联在中等学校的逻辑课教学，曾经历了否定（1924～1946年）——肯定（1946年后）——再否定（苏联解体前后）——再肯定（1995年）的过程。十月革命前，俄国的一些中学便开设逻辑课。十月革命后从1924年起，曾一度取消逻辑课。1946年后，又恢复了逻辑课。С.Н.维诺格拉道夫、А.Ф.库兹明所著《逻辑》一书，即是为中等学校编写的。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前苏联中等学校的逻辑课又停了，直至1995年由格特玛诺娃等编写出版了专为中等学校使用的《逻辑学》教材，又在中等学校开设逻辑课。前苏联取消逻辑学教学的后果是其计算机技术落后于西方；中学停开逻辑课的结果是在大学文科仍需要开普通逻辑课。在中等学校没有开设普通逻辑课的前提下，大学教学往往有开设普通逻辑还是开设现代逻辑的争论；而在已开设普通逻辑的基础上，则没有人会对要不要开设现代逻辑及开设现代逻辑是否有用提出疑义。中等学校开设逻辑课对逻辑发展的普及和基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曾有一些逻辑短文，后来取消了。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不知新编的中学语文教材是否有逻辑的一席之地？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实施创新教育，而作为提高思维素质的逻辑教学如何进行，就应该迅速摆到中学教学的议事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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