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演变和转换角度看“邓小平理论”的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角度看论文,由来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对事物认识的一种概括。认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就会产生若干个相应的概念来加以概括；这一认识过程的终结，就必然会产生最后的概念来加以概括。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上就是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实践的认识的一个概括。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不断推进，因而认识也不断深化发展。因此，1987年10月，在总结党的十二大以来这段时期的认识的基础上，在深刻认识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上，中共十三大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又根据党和人民的实践，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并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认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和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产生的认识，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以此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的这一认识过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得出了新的概括。很明显，以上四个时间段提出了四个概念，这四个概念概括的又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践中的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发展，因而它们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前一个概念为后一个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后一个概念则是前一个概念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本文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些概念之间深化发展的必然性是什么或在那里。
但是，如果进一步问，以上四个概念的首个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其前身概念又是什么呢？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还是属于本文的范围。如不能进一步追根溯源，对本文的论述总归是一个缺陷，也不能彻底地说明“邓小平理论”概念的由来。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由来
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之前，有两个概念值得注意。其一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或“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按邓小平的思想，这两个概念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此类概念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和《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出现的次数较多，出现的首次时间（以笔者手中的资料看）是1979年3月30日，在这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讲：“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其二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在上述著作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仅几次而已。以笔者手中的资料看，邓小平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是1981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里甘时说：“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
笔者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值得关注，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它们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合乎逻辑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讲？大家知道，在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制定了全心全意搞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因此，从时间上讲，邓小平首先抓的是四个现代化，而“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3]。正是在抓经济建设中，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各种弊端日益暴露，矛盾日益突出，这就使邓小平的思想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也在向前发展。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改革原有的体制是不行的，而一涉及到改革原有各种体制的问题，“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含义已显然不能涵盖。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邓小平在1981年1月12日提出“摘现代化，要增加精神文明的内容”[4]的思想看，如果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建设的话，那么，精神文明的内容包括进去就必然有些困难，因此，从这个方面讲，也还需要有含义更广、更宽泛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式的现代化”解决的主要是物质文明方面的问题，而精神文明方面问题的解决，经济体制、政治上层建筑方面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出另一个能涵盖这一切的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动。这样，作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必然发展，“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也就于1981年11月呼之出来，“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新提法就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5]。依笔者之见，这个概念在《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出现的次数虽不多，但应该既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前身，它具有这两个概念之间过渡概念的特点。由于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所以，作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更易于人们接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在1982年9月1日的提出就顺理了。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而且还包括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应有的方方面面工作的内容。一句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全包括了。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6]同时也可见，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已实质性地接触到“邓小平理论”概念的主要之点和内容，使对此的认识由过去抓经济建设上升为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认识阶段。
二、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
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必然性是什么呢？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后，从《邓小平文选》第二至三卷和《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多次出现了以下的各种提法，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显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多少个基本问题，就有多少个提法；并且，这些提法针对的都是单个的专题性的问题。应该承认，这些提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是置于现实的基础上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认识的体现。但这些提法由于涉及的是专题性的问题，因而就容易带来这样的疑问或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指道路呢，事业呢，方向呢，还是社会？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既指道路、事业，又指方向、社会，这不会有错，但由此告诉人们的是，这些方面是各自独立的。显然，这里缺少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概括，而一旦这种综合性的概括作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就会从总体上提到提升。
人民的实践在深入，对实践的认识的概括也在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内容如道路、事业、方向、社会等等各方面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必然的拓展，揭示出了所有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们的有机结合，也揭示出了所有内容之间的层次性和有序性，以及从一个内容发展为另一内容的递进性和交叉性。对这些有机联系和有机结合，以及层次性、有序性、递进性、交叉性从整体上作出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概括，就是构建了一种科学体系或理论学说。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内容的深化发展，必然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第一次继党的十二大之后提出了这样的概念，以12个重要理论观点作为这个新概念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7]。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提出，说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和科学学说来加以认识，并把这个理论体系的轮廓概括了出来。
三、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上升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必然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它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只是一个“轮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问题还只是“初步回答”。既然是轮廓，是初步回答，就说明还不成熟，还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加以丰富、完善、发展。当丰富、完善、发展到比较成熟而不再是“轮廓”时，表述“轮廓”和“初步回答”的概念也就必然要上升为表述“成熟”的概念。因此，如果说，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实践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开拓进取的阶段，认识上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各方面内容加以初步的综合性的认识阶段，那么，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表明，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是从一种总体性的、综合性的角度来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如路线和方针，经济和政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抓重点和两手抓，基本的政策和领导工作方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发展是硬道理和判断的标准等等都解答得比较清楚了。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12个理论观点相比较，又有了新的重大的前进和创造，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总结，已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已经不是构建了“轮廓”，而是形成为一整套新的理论。这是“丰富、完善、发展”的一个方面。
“丰富、完善、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是指，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明确点明“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因此，这方面的“完善”也势所必然。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导致的党的历史上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认同的，邓小平1989年也说过：十年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由我主持制定的”[8]，因此，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冠以邓小平的名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众望所归，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也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掌握这一思想武器，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四大这段时间，由于邓小平南方谈话进一步概括和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也是他对自己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开始成熟的阶段，因此，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开篇就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从改革开放14年的角度，从全局和综合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建设的外部条件、建设的政治保证、建设的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作了精辟的阐述，使这一理论以明晰的科学体系的面貌展示于中国和世界，成为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由“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到“邓小平理论”概念
党的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之后，“邓小平理论”的概念也就即将呼之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内容上看，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国家，特别又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之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使中国有能力立于世界之林的一系列思想观点的理论体系，从时间上看，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的思想观点是什么？这些思想观点对形成“理论”的作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提出来后，很自然地就必然成为关注之点，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反映出邓小平既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而要作此反映，则超出了这个概念的内涵。因此，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理论学说，从完备性上讲，从连续性上讲，“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然还要发展，使之更加丰富、完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前部分内容，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建国后至1978年底先后担任军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时的思想观点，涉及他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军事、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贡献，这些既溶入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又是他本人思想发展的历史状况。因此，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含义不能涵盖1978年以前邓小平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邓小平文选》的部分内容又提供了邓小平1978年底以前的思想观点，所以，为了更完整、更全面地体现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新概念。
“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使邓小平的思想以一种完善的思想体系和学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和世界面前，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它也标志着自1978年底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邓小平的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这一长认识过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结束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六个概念的演变和转换，这种演变和转换是认识的一步步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始终贯彻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
以上六个概念的演变、转换告诉我们，“邓小平理论”概念是前五个概念演变、转换的最终结果，其源头应首推“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把“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作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开端似乎不好理解，其实这里体现的是概念的产生同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原理——历史从那里开始，其相关概念也从那里产生。正像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体现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是中国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的理论体现；这个理论形成的开端必然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实践的开端作为开端。要促进祖国繁荣富强，首先和根本的就要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因此，体现现代化作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或活动的开端、作为发展生产力开始之大手笔的概念“中国式的现代化”必然也就成为了“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