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语文诵读教学简要回顾——保教主任的听课评课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要论文,我国古代论文,评课论文,语文论文,主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诵读教学，古已有之，就是教师让学生置身于文章作者的角度，凭借声音语调传达、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蒙学教育、经学教育都相当重视学生的反复诵读，“口诵心惟”是诵读的体验，体现诵读声音技巧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的融合，运用语感把握书面语言的深刻含义。总言之，传统诵读教学侧重学生对文章的整体把握，培养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但也正因为重“整体”而忽略“分析”，必造成对文章各层面具体把握的一定残缺性。以下按朝代更替顺序简要回顾我国古代诵读教学的一些情况。
1.春秋战国
古代教民，口耳相传，借音乐进行礼教。《周礼》：“大司乐教国子以乐德、乐语、乐舞。”当中的“乐语”是语文与音乐的结合，包括“兴道、讽诵、语言”教育。《诗经》是孔子用于教学所编选的第一部诗歌读本，既是诵读教材，还用于演奏、合唱、伴舞，正所谓“诗书教化”。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高峰是《楚词》，屈原所创的“骚体”句式灵活，琅琅上口，易于诵读。
史传散文、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的主要诵读内容。史传散文指先秦历史散文，包括“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至今仍选进中学语文教材的《曹刿论战》、《殽之战》、《荆轲刺秦王》、《唐睢不辱使命》等篇目就选取于这些史传散文。诸子散文是先秦哲理散文，代表作有《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吕氏春秋》。《庖丁解牛》、《扁鹊见蔡桓公》、《察今》、《南国处士》等课文源于此。这时期《学记》一书出现，它最早、最完备地反映了语文教学论思想。《学记》总结“大学之道”的基本构架：小成阶段七年，大成阶段二年。“视离经辨志”——阅读能力是小成阶段七年中头一年所必须掌握的。可见，古人对阅读能力相当重视。《学记》批评当时诵读教学弊端：“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财，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即教师照课文诵读，不顾及学生接受能力、学习兴趣，学生聪明才智无以发挥。这对我们当前语文教学仍有借鉴意义。
2.秦汉
秦汉语文教学附庸于经学，重教师讲解，重记诵。《孝经》、《论语》等是官方规定的教育用书，也是学生通用的阅读课本。教师指导学生阅读经书，需逐字逐句用当时的语言解释先秦语言，“训诂”由此产生，它包括断句、正音正读、解释词语、解释全句及全章等。学生诵读花的功夫特别多。《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担束薪行且诵书”的故事，他上山挑柴一路上大声吟诵，这对理解文章有好处。后来他就因为向武帝说《春秋》、言《楚辞》而得官。被称为才女的蔡文姬也很能诵读，他把400多篇文章默写出来送给曹操，没有错漏。（《后汉书·列女传》）汉代强调诵读的两个要求：读的字数要多；读的遍数更多，再进行理解性地诵读。
3.魏晋南北朝
继续沿用汉代的阅读教材，要求学生多读史书。《昭明文选》是此时期编选的重要选文读本，收集周代至梁朝700多篇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语文阅读课本。此时期阅读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辅以教师讲解。学生自学的方法，首先是多读书，读书有口治与目治之分。
4.隋唐五代
供学生讽诵的，主要是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旧五代史·冯道传》）可见该书供学子科举考试讽诵模仿之用。教师还会临时选入白居易、元稹等当时流传广的诗篇做教材，给学生诵读。经书仍是主要读物，科举考明经，进士要考帖经，考生要对经书“文注精熟”方可。后来，受科举影响，读经常常为读诗文所代替。科举制度影响着读书内容、诵读教学。
为阅读方便，开始采用随文注音和点识的方法，如在古字旁注上当时通用的字、给难认的字注音。韩愈、柳宗元是这时期有名的古文字。韩愈自幼读书，他自叙“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批于百家之编”，他强调读书要反复诵读，汲取精华。柳宗元的读书观与韩愈大体相同。
5.宋元
宋代的蒙学教育发达。南宋王庆麟编的《三字经》、北宋人编的《百家姓》、后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是古代很重要的蒙学课本，流传甚广。诵读“三、百、千”主要目的是识字，兼及初步的道德行为教育和最基础的文化知识学习。此时，宋词、宋文、元曲等是阅读内容，带有宋代理学教育的色彩。宋代有标点读书法，“标”指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突显出来。元代有五色标点读法，或唱读、吟读、诵读、背诵，师生配合，读到入情入理。诗、词、曲、文重韵律，读法上更讲究韵读、诵读，讲究“读书究理”、“学贵有疑”、“熟读精思”、“记诵积累”、“多闻阙疑”等。
张载是此时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书须成诵”，“经籍亦需记得……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经学理密·义理》）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影响很大的语文教育家朱熹，他编写了《四书集注》，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元仁宗延佑年间忧复科举，以《四书集注》考试学子，明清两代科举规定八股文要以它为“代圣贤立言”的根据。因此，《四书集注》成为学子必须反复诵读的内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校，几乎没有不把《四书》全部或部分作为精读教材的。北宋的王安石曾严厉批评当时的语文教育：死守章句，强调记诵，把精力全部消耗在科举考试之中。
6.明清时期
私学、义学、社学普遍发展，幼学教材多种多样。“三、百、千”、《诗经》、《蒙求》、《四书》等仍是幼学的重要教材。明清时期编写的“三、百、千”改编本、续编本，如《新编三字经》、《重订三字经》、《女真字母百家姓》、《训蒙千字文》、《正文千文》等等。此时，又陆续编选一些旨在提高阅读能力的教材：《童蒙观鉴》（清 丁有美编）、《钦定四书文》、《古文观止》（清 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词类纂》（清 姚鼐编）、《经史百家杂钞》（清 曾国藩编）、《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等。这些读本提高学生读、写能力，为他们对付科举考试写八股文提供帮助。
明中叶的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清初三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都曾对语文教学提出各自看法。清代学者崔学古在三本幼学书《幼训》、《少学》、《学海津梁》中论述语文教育，他提出“书忌口传”，反对老师一昧传讲，要求学生自己诵读琢磨，口诵心惟，不仅有“口耳”，还用“心目”，教师可采用探读、熟读、温读的教法。清初教育家王筠的《教童子法》，多次涉及读书、诵读教学之法，对当时语文教育有较大影响，当中还有至今仍值得借鉴的诵读教学经验。
通过以上简要回顾，我们大体上了解古代语文诵读教学的一些基本情况。如能更深入研究，总结出古代语文诵读教学的精髓，并运用于当前的语文诵读教学、语文教材编写当中，必将推动我们21世纪语文教学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