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人口与发展问题认识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社会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回顾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以来国际社会对人口与发展问题认识的演变过程；较为详细地介绍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情况；对开罗会议产生的《行动纲领》的要点给予归纳和分析；结合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现实情况，就如何理解和借鉴国际上对人口与发展问题认识的新进展，推动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谈一些初步的想法。
1994-09在埃及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艰苦的磋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以下简称《行动纲领》）。《行动纲领》重申了国际社会在人口与发展领域应普遍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制订了今后20年内在有关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一系列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一系列行动。《行动纲领》为今后20年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讨论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它将对世界各国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口与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有关人口与发展国际文件的制订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背景。因此，我们在宣传、讨论和借鉴《行动纲领》以及其它有关国际文件时，除了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外，应对其背景有一比较全面和清楚的了解，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
1 历史的回顾
在1994年的人口与发展大会以前，联合国一共召开过两次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全球性人口会议：1974-08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大会和1984-08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人口大会。布加勒斯特会议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首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全面和系统地确认了国际社会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和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为开展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本框架。墨西哥城会议通过了《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和《进一步执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宣言》和《建议》），再次重申了《行动计划》所确认的原则和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88条建议。
1.1 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
二战以后，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而出生率未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而及时下降，世界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全球增加每10亿人口所需的时间由1820-1930年期间的110年减至1930-1960年期间的30年和1960-1974年期间的14年。1974年世界总人口已达40亿（Hari-son,1993）。世界人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学者的普遍关注和不安。出于对自身利益和人道主义的双重考虑，美国政府继西欧国家之后从1965年起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成为国际人口领域的最大捐款国。但由于经常遭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抵制，这些国际援助项目在当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人口增长过快，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这一问题的关注，推动发展中国家通过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节制生育，在美国的积极倡议下，联合国决定在1974年召开世界人口大会，并将该年命名为世界人口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并对世界和平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活动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Finkle和Crane,1974）。
但是，会议的结局却非常出乎会议发起者们的意料。以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联合国秘书处起草的主要反映西方发达国家观点的《行动计划》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提出了上百条修正案。这些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人口问题是欠发达的症状而不是其原因，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侵略、剥削和掠夺是这些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节制生育；发达国家如果对全球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真心关切的话，他们首先要节制自己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费，而不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节制生育。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得到了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支持。
与会代表对提交给会议的300多条修正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对《行动计划》草案进行了许多修改，最后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最后文本与其草案相比更多地反映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这次会议，向国际社会推销其有关人口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控制和操纵国际人口活动的企图。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首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全面和系统地确认了国际社会在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和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为开展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建立了一个基本框架（联合国，1974）：(1)反复重申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是各国的主权，对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生育率目标和计划生育方案未给予重视；(2)强调“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人类的未来会变得无限光明。”批判了悲观主义的观点；(3)进一步发展了1968年德黑兰国际人权会议所确认的生育权的概念（联合国，1968），首次提出了“所有夫妇和个人都有自由地和负责任地决定其生育孩子数和生育间隔并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未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一对生育权的比较全面的表述；(4)强调人口与发展是彼此相关的，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政策的组成因素，但不能代替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承认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中心因素；(5)同时也承认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行动计划》的首要目的是扩大和加强各国处理人口问题的能力，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采取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在会议前后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的实际作法与其在会上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并不一致（Demeny,1985)。例如，印度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上称“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之后不到2年，其政府就开始在国内推行强制性绝育。中国代表在会上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人口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办法应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尤其是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掠夺。”“革命加生产就能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黄树则，1974）。但是那时国内已经开始认识到“人口非控制不行”，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有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
1.2 1984年墨西哥城国际人口大会
10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危机；世界上贫富差距，包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发展中国家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希望已成了泡影(Freedm-an and lsaacs,1993)；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制订了比较明确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方案，并希望在这一领域能够得到发达国家更多的帮助。为了审议各国在执行《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提出进一步执行《行动计划》的建议，敦促国际社会对人口项目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联合国决定在1984年召开国际人口大会。联合国人口司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促成会议的召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Finkle and Crane,1985)。
但是，与此同时，代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里根于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里根政府一方面利用中国和东欧国家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机会，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优越论”，以期达到在全球范围推销其社会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目的；另一方面，极力在国内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主张，大力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对人工流产持坚决反对态度，维护富人和大财团的利益，迎合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共和党右翼集团、反堕胎集团和宗教保守势力，争取在1984年大选再度联任。此外，美国政府对不能再随意操纵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越来越强大感到非常不满，千方百计地试图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逃避自己对联合国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美国政府无视在此之前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和许多专家们的意见(Un-ited States Council on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Department of State,1980;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4)，不顾美国国会中许多议员的反对和在墨西哥会议筹备过程中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已达成的基本共识，在会上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发表了一项正式的政策声明并对《建议》草案提出了15项修正案。美国政府在声明中称：人口增长本身是一个中性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由此造成的经济停滞不前；人口控制方案并不能代替社会经济改革使发展中国家走上通往发展和减缓人口增长的道路，根本的出路在于通过建立市场经济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增长；人工流产不得作为计划生育方案的一部分，必须避免通过人工流产、非自愿绝育和其它胁迫措施来推行计划生育，美国政府将不向任何提供与人流有关的服务，推行或参与非自愿的计划生育活动的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提供资助(United States,1984)。
美国政府的立场不仅没有被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接受，而且未得到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会上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承认人口是全球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表示愿意和其它国家一起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王伟，1984）。墨西哥城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和《建议》（联合国，1984A和1984B）再次重申了布加勒斯特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所确认的原则和目标，并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88条具体建议。《宣言》承认人口问题是发展计划中的一个基本因素，不适当的高生育率对个人和家庭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严重阻碍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展。《建议》敦请凡认为其人口增长率不利于实现其国家目标的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纲领，执行有关的人口政策。
会后，鉴于美国政府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所持的新立场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和美国各界的广泛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政府通过国际人口方案向他们竭力推销其社会经济制度普遍不满，东欧国家和中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使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孰优孰劣的争论显得没有必要，里根当局及时调整了其国际人口方案的主要目标和策略，采取了以人权为旗帜，以非自愿绝育和人工流产为主要关注点，以提供和撤消援助为主要手段，以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一些提供人流及其它有关服务的组织为主要攻击目标的策略。1984年底，美国政府以国际计生联拒绝遵循其反堕胎的政策为由终止了对该组织的资助；1986年以联合国人口基金参与了在中国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为由停止了对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捐款。这些作法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美国国会和舆论界的支持，有时还得到了一些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的响应，使中国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国际人口领域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但同时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政府在国际人口领域的影响。
2 1994年开罗人发大会与《行动纲领》
2.1 会议背景
开罗会议是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刻召开的。随着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斗争进一步淡化；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方面的作用和地位明显加强；美国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初上台后不久就废除了里根政府的墨西哥城政策，并决定有条件地恢复对国际计生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捐款；在国际人口与发展领域，人们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在人口领域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许多发达国家表示愿意进一步增加对国际人口领域的资助。但是，与此同时，国际政治正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不同国家在对人权和发展权、婚姻家庭、妇女地位、生育权和生育健康、性权利和性健康，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国际移民、国际分工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巨大的分歧。
90年代初，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推行计划生育的结果，生育率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形势方面还极不平衡。一些发展中国家仍被贫困、生态环境恶化、政局动荡等一系列问题所困扰；发达国家也面临人口老化、家庭解体、未婚先孕、爱滋病等一系列人口与社会问题。1994年，全球人口已达56亿，并仍以每年净增8600万人的速度增长，这种增长速度很可能将持续到2015年。据联合国预测，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积极行动的话，全球人口将在20年内达78亿，在2050年突破100亿（联合国，1994）。
本次大会是联合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关人口与发展问题的会议，得到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高度重视。共有185个国家和地区政府、25个联合国分支机构派代表（包括11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还有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会议①。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
2.2 斗争焦点
尽管本次大会的主题是人口，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会议一般性辩论和磋商并没有像许多人希望的那样紧扣主题，而是集中在和与会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宗教文化信仰密切相关的一些具体问题。
人权和发展权：以欧洲联盟和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一再强调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时要遵循国际上公认的人权原则，充分保护个人的权利；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权是一个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是每个国家的主权，要与本国法律和发展重点相一致，还要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宗教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
妇女地位：多数国家都希望《行动纲领》能进一步强调男女平等、授予妇女权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但一些伊斯兰国家坚持必须尊重其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有关继承权方面。
婚姻家庭：西方发达国家要求承认婚姻和家庭的多样性，承认和保护一些特殊家庭（例如单亲家庭、由未婚同居的双方组成的家庭等）的基本权利；而梵蒂冈以及许多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则坚决反对任何消弱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使未婚同居和同性恋合法化的企图。
生育健康：生育健康和人工流产是与会各国代表和新闻媒介最关注的和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强调生育健康的核心是尊重和保护个人的生育权，并向人们提供相应的信息、教育和方法，必须重视个人的性健康和性权利，并向人们（包括青少年）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和服务；梵蒂冈以及以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为主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过分强调个人的权利、尤其是性权利非常反感，认为只有已婚夫妇才有生育权利和性权利，生育调节方法中不应包括人工流产，反对任何使人工流产和婚前（外）性行为合法化的提法，反对不适当地向青少年提供包括性教育和避孕措施在内的生育健康服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调在这一领域要充分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各国人民的宗教道德观念和文化前景。
人工流产：以挪威和欧洲联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一些人工流产合法的发展中国家呼吁各国将不安全的人工流产作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加以关注，向要求人工流产的妇女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咨询以及处理人流并发症的高质服务；而梵蒂冈以及许多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却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人工流产作为计划生育的方法，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使人工流产合法化的提法。
国际迁移：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合法移民家庭团聚的权利，这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坚决反对，最后会议建议联合国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国际合作：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求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不带附加条件的援助，强调国际合作应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发展重点和宗教文化背景；西方国家不愿在这方面做出非常明确的承诺，强调尊重人权、民主监督和透明度等一系列先决条件；经济转型国家（东欧和原苏联）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持下要求国际社会对他们当前所面临的特殊困难给予足够的帮助。
2.3 会议成果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艰苦的磋商，最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②。《行动纲领》重申了国际社会在人口与发展领域应普遍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制订了今后20年内在有关人口与发展领域的一系列目标；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一系列行动和资金。《行动纲领》有下列新特色：(1)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人口问题，对人口、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大人口观，否定了以单纯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目标的方案；(2)突出了人权，包括发展权，但也承认制订与执行人口政策与方案是各国的主权，同时还应当尊重各国法律、宗教和文化。进一步强调了提倡男女平等，授予妇女权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3)首次在正式的国际文件中确认了“生育健康”这一概念，提出将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性教育和性病防治结合起来，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服务；敦促各国政府将不安全的人工流产作为严重的健康问题加以认真对待；(4)否定了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域的任何强迫命令作法和奖惩措施，强调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淡化了人口目标；(5)提出各国自身能力的建设和技术转让是国际合作的核心。对执行本《行动纲领》所需的资金进行了框算，并就其来源得到了有关方面比较明确的承诺③；(6)强调在人口与发展领域应当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私营机构的作用，实行民主监督。
3 结束语
国际社会对人口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全球性的人口会议为各国阐明其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坛，会议通过的各种国际文件为在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国际讨论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但是，各国在会上所持的立场与观点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对人口形势、人口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还受许多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的驱使和有关宗教、文化、法律因素的制约。文件的制订也都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和艰苦的磋商，有时被迫采用许多能被绝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模棱两可的语言。因此，我们在宣传、讨论和借鉴各种有关人口与发展的国际文件，包括开罗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时，应对其背景和真实含义有一比较全面和清楚的了解，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当前国际上一致认为人口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制订和执行人口政策和方案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达到某一既定的人口目标。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我国的人口数量、素质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环境资源相协调，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可持续的发展（彭珮云，1994）。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大人口观，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对人口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克服单纯人口观点，避免单打一的人口控制战略和措施（顾宝昌、穆光宗，1994）。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国家政府在国际场合单纯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人口政策和方案的作用，淡化人口目标，常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也受传统的宗教文化因素的干扰，并不一定有非常充分的科学依据。事实上，在1993年世界人口科学高峰会议上，60个国家的科学院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认为持续的人口增长对人类本身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人类必须在我们子女这一代实现人口的零增长才能成功地解决其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Review,1994(1):233-238)，但这一来自科学界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应有的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计划生育服务不能停留在单纯提供避孕节育措施和简单的计划生育宣传上，必须向提供全方位的生育保健服务方面过渡。只有这样，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队伍才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生存和发展。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学习、消化、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解决人们，尤其是各级领导的认识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条件和可能，及时总结经验，推出一批看得见、行得通、学得会、用得起的实际典型，解决实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计划生育上一个新的台阶。
人口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一个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文化方面极其敏感的问题。各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是首先从本国的国情和利益出发，很难期望在全球范围内达成真正的共识和采取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我国在处理人口问题时也不能不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国际社会的存在，不能不适当考虑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般原则以及我们对国际社会所作出的承诺，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为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发展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但为此中国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社会。
收稿日期：1994-11
注释：
① 1974年世界人口大会共有137个国家派政府代表出席；1984年国际人口大会有146个国家派代表出席。
② 梵蒂冈、厄瓜多尔、阿联酋等20个国家对《行动纲领》持保留意见。
③ 据联合国估算，执行本行动纲领每年所需的资金，在2000年将达170亿美元，在2015年达近220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将由发达国家提供，其余部分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计划生育、生育健康（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病／爱滋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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