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步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基础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标题预设了科学是可能进步的。但半个世纪前，库恩(Thomas Kuhn)对这个预设提出了著名的批判，他主张，所有过去的知识到头来都会变成是错误的，而且都是局部的(local)，而非普遍的(universal)。库恩之后的许多建构论—相对主义者则走得更远：他们主张，科学概念的所有对象或指涉物，从分子到星系，都是社会建构，因此只局限在创造这些建构物的科学社群之中。
建构论—相对主义者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他们的命题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再也不需要任何经验检验(empirical test)了：只要发问卷、问人们相信什么就够了。他们也不曾感到好奇，为什么所有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希望能够推动知识的前进——相对主义者根本否认这种进步的可能，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客观、普遍的真理。的确，他们把科学假说和部落迷信相提并论，相信科学假说会像流行服饰一样任意变化。以下让我们检视这个当代版本的激进怀疑论。
一、从怀疑论到神秘主义
与其主张所有过去的信念到头来都会变成错误的，库恩倒是应该主张，虽然有些命题到头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有些却被证明是部分正确的。比如说，当毕达哥拉斯推测地球是球形的时候，可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后来的天文学家越来越逼近地球的真实形状，尽管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答案。
那些不相信科学可能进步的人，不会试图去增加我们任何一部分背景知识的正确性、广度与深度，他们甚至不会承认这种知识积累的存在。因此，谁要是紧抓着库恩的观点不放，他所从事的就不会是科学，而是后现代的失败主义(defeatism)。持库恩观点的人，也无法评价各种方案或成果，因为好的天平必须经过良好的设计与校准，并搭配一套标准的(不受怀疑的)重量单位。
有一种年代更久远的认识论的失败主义，是由古代的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所提出，且由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米勒(David Miller)及波普尔(Karl Popper)的其他学生所捍卫的激进怀疑论。更晚近的例子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与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主张自然充满了神秘，而且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物质究竟是什么，也将永远无法解释自由意志。他是怎么知道的？因为这是上上个世纪某些人的看法。然而，且让我们暂时摆脱这种认识上的悲观心态，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
我们先回忆一下：和其他工作一样，科学研究可以是例行事务，也可以具有原创性；而所有领域的“创新”都是这样：在某些方面要彻底摆脱传统，但在某些方面要延续传统。若要有进步，只摆脱过去是不够的，还必须试着用更好的东西来取代过去的东西。换言之，除非批评有助于构思出更好的想法或程序，否则批评的成效便有限。用农业的术语来说，就是：除草是不够的，还必须掘土、播种、施肥、挑选、修剪和灌溉。
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出哪些条件有利于事实/经验科学(不管是自然、社会或生物—社会科学)中的创新。或许可以说，原创性的科学研究背后有三大类的基本条件：心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哲学条件。主要的心理条件是天资、好奇心、动机、智识上的勇气、勤勉、纪律、坚定、正直、愿意与他人合作。社会条件包括资源、研究自由、组织、一定数量的研究团队和团队的延续性。
这些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就算政客和官僚不懂，至少科学家是了解的。但一般人比较不清楚的是，哲学观点有可能促进或阻碍科学研究，或者至少是大型的研究。比如说，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会严重伤害任何一个理性的探索现实的计划。只有在一个有利于理性和客观性的哲学环境中，这样的计划才有可能蓬勃发展。此外还有很多细节，而本文的目标就是详细阐述以上所勾勒的概要。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提一下：哲学环境本身也坐落在更广泛的环境之中，也就是社会环境。
二、社会基础
所有人类活动都是在社会框架下发生的。比如说，商业和政治活动都需要某种制度架构。同样的，要是思想受宗教或政治权威的控制，科学就不可能蓬勃发展。原因很明显：宗教和威权主义的国家是保守的，因此是教条的，但科学则是批判的，因此是创新的。
举例来说，原子理论(古代唯物主义最明确、最经得起考验的成果)被基督教会压制了1000多年；遗传学和社会学则被斯大林主义压制。一直到最近，教宗本笃十六世还提醒我们基督教义和演化生物学是敌对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则限制演化生物学的研究，并且在他的任内推荐学校教授“智慧设计”学说(intelligent design)。
然而，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今天，最严格的审查制度，是科学家和学者决定一份文件是否可以出版。这种审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内部大体上是健康的，其目标是避免错误和浅薄观点的散布。但在社会研究与人文学科里，知识上的审查却经常让后现代的垃圾过关，并阻碍原创性的研究和意识形态上的异端。比如说，在哲学界，发表对他人意见的学究式评论，甚至是存在主义的胡扯，都比从原创的角度来讨论重要但被忽略的问题来得容易。
科学的兴起与发展还需要另外两项条件，就是创造性的安逸(creative idleness)，以及对知识和异议的尊重。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要培养出好奇心，就必须存在一类人，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享受安逸。但只有安逸是不够的，因为安逸也可以用来下棋或读旧书；只有好奇心也不够，因为满足好奇心的方式可能缺乏计划或难以持久。总之，科学的社会基础可以呈现为一个三角形，三条边分别是：创造性的安逸、思想自由、资源。
只是宽容科学的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刺激、资助科学的创新。现在已不再像17世纪或18世纪那样，富有的业余爱好者(像笛卡尔、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或富兰克林)就可以自己思考和进行实验。除了天赋才能外，今天的科学研究还需要大笔的经费，也不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比如说，使用一小时的粒子加速器或大型望远镜，就可能要花好几百万美元。只有富有的国家才负担得起这类操作。政府要是在科学政策上短视，就会使研究因缺乏经费而衰退。
过去常有人说，我们必须在黄油和大炮之间做选择。现在我们则必须在飞弹和观念之间做选择。而且，自从文明诞生以来，我们便始终必须在“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和“伤害人民的政府”之间做选择，并且在军事力量和社会进步之间做选择。如果我们想要科学，就必须付出代价，要认识到：唯一可靠的投资，就是对研究、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不投资科学，就无法收获技术成果。谁要是要求科学家把研究限制在寻找“有用”的成果之上，就只会换来欺诈。科学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服务，就是寻找真理并传布真理。如果他们为了得到研究补助，而承诺发现的一切都会对产业或国家有利，他们就会说谎，也会错失教育官僚的机会。
三、哲学在现代科学的诞生中扮演的角色
当现代科学于1600年左右诞生于西欧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为什么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先驱李约瑟告诉了我们理由何在：中国的知识文化受到三种意识形态的支配，而这三种意识形态都不关心甚至反对研究自然：佛教、儒教、道教。佛陀(或至少他最具影响力的学生们)的教导是：一切都是表象；孔子的教导是：最重要的是服从体制、与它和平共存；老子的教导则是：内在沉思和宗教虔信胜过行动。这些圣哲中，没有一位鼓励人们去探索未知的事物，更不用说鼓励人们去改善已知的事物了：三位都不具好奇心且消极被动，但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却极为具有好奇心、积极主动。
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简单方法是去思考：现代科学是如何浮现的，又如何出现长达五世纪几乎未间断的科学进步？现代科学与技术为何以及如何在1600年左右出现在极少数的西欧国家？我们还没有完全确定的答案。我认为，我们之所以不了解这个问题，是因为每一位科学史家都采取了片段式的研究取径，只检视了科学革命的各种先驱中的一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世界的发现与掠夺、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印刷业和随之而来的读写能力的普及，以及新的世俗哲学。从我自己的系统论世界观出发，我认为，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大约同等重要，而且具关键意义的是，它们同时发挥了作用。然而，我在本文中的任务，是把焦点置于其中一项因素——新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究竟是什么，或这种哲学究竟为什么重要，至今还没有共识。
科学革命一般被视为一组惊人的发现和发明，这些发现和发明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成果丰硕的传统。我认为，这种看法等于是从末端开始分析，因为要达成任何事物，首先必须采取或发明某种取径，设计出一套计划和完成计划的策略，并透过一套价值体系来评估最终结果。
我认为，科学革命的来源是使世界除魅(Entzauberung，借用韦伯的术语)，并且想要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完全透过理性与经验的协助来清点、认识和掌握世界。简言之，科学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创新，不过是下面这个连锁的一环而已：取径—计划—研究—结果—评估。
官方版本的故事告诉我们，新科学是拒绝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院哲学的副产品。但我认为，一切类型的真正的革命，都不只是把老旧的东西移除，而是必须建立起新的架构。就各种科学突破的例子而言，这类新的架构就是以原创的方式提出、处理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是建立新的研究策略。
比如说，哥白尼创立了现代的行星天文学，把托勒密对个别行星的研究替换为研究整个太阳系。(但是他当然保留了托勒密学说的两项基本特征：重视观察数据，以及使用数学。这提醒了我们，不管库恩和费耶阿本德怎么说，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是“全面”的。)到了下个世纪，哈维(William Harvey)、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建立了现代的人类解剖学和生理学，用研究系统(例如心血管系统)来取代研究个别器官。牛顿首先将整个宇宙视为由引力联系在一起的天体系统。相隔两个世纪之久的魁奈(Fran
ois Quesnay)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则因为将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系统(不只是一群个人的集合)而博得了名声。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也将电荷、电流和磁铁视为由电磁场联系起来的系统。
达尔文认为，生物物种不是个别有机体的集合，而是生命之树的各个分支，而这棵生命之树就是一个系统，其组成成分由血统关系联系在一起。拉蒙卡(Ramóny Cajal)让神经科学有了革命性的发展，他找出神经组织的单位，揭示了它们相互结合所形成的网络或系统。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和波尔(Niels Bohr)创立了现代的原子物理，将原子视为粒子组成的系统，而非视为一个微小的圆珠。奥赛(Bernardo Houssay)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证明了，虽然胰脏和脑下垂体相隔甚远，但两者都属于内分泌系统。受到拉蒙卡及其学派的启发，赫伯(Donald Hebb)推进了心理学，他提出：进行感觉、感知、思考或评价的，既不是整个大脑，也不是个别的神经元，而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细胞集群(cell assemblies)或神经系统。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以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社会经济政策：他将区域的经济视为一个与政治系统紧密联系的社会系统，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将之视为自由行动者的无组织的总和。
以上所有例子的创新之处，都是集中在某种物质系统之上，而不是孤立的个体或无法分析的整体：行星不再被认为是天使推动的，神经元系统不再被认为是由无形的灵魂所控制的，经济不再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如此等等。简言之，现代科学的创立者所实践的，是我所谓的系统唯物主义，也是物理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的出路。这种本体论的核心命题是：一切真实的实体，不论是原子、细胞、动物或社会，要不就是物质系统，要不就是物质系统的组成成分。这种唯物主义并没有取消心灵：它只是将心灵过程视为脑部的过程，也因此可以透过正常的科学方式来探究。系统唯物主义也没有忽略或低估文化的象征特性：它只是将这些象征特性视为人类共同生活下的产物，其重要性可以和劳动与冲突相提并论。
我还认为，科学革命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三个重要面向：理性主义、实在论，以及泰奥弗拉斯多(Theophrastus)、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亚维侯(Averroes)、拉丁语区的亚维侯主义者等人的谨慎的唯物主义。的确，这些经院哲学家对逻辑相当尊敬，尽管如培根及其他批评者所正确指出的，他们把逻辑用来争论经文，而不是用来探索世界。而且，除了唯名论者(实际上是庸俗的唯物论者)以外，经院哲学家用一种温和的、不严重抵触物理学的超自然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比如说，阿奎那违抗体制，鼓吹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便丝毫不带有超自然主义的痕迹。
此外，中世纪的神学家并没有挑战从古希腊承继下来的认识论实在论。唯有当哥白尼及其追随者提出日心模型时，挑战才真正出现。由于这种模型抵触了《创世纪》，因此枢机主教贝拉明(Bellarmino)和其他的天主教神学家想出了一套聪明的把戏：惯例主义(conventionalism)(或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根据这种认识论，科学理论既不真也不假，而只是对表象的描述以及预测的工具。据说这特别适用于日心和地心的“世界”(行星系)模型。事实上，两者(当时)都能够符合既有的天文数据，因此，一个好的经验主义者没有必要在两种模型之间做选择。简言之，它们是经验上等同(empirically equivalent)的模型。讽刺的是，三个世纪后，弗兰克(Philip Frank)与其他的逻辑实证论者又重新复苏了这套学说，从而默认了宗教裁判所对实在论者伽利略的主要指控。
这个事件说明了实在论和经验主义的差别：实在论者试图解释现实，经验主义者(从托勒密到休谟、康德、孔德、马赫和卡尔纳普)却只停留在现象或表象。因此，经验主义者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为没有主体就没有表象。虽然大多数经验主义者都宣称自己热爱科学，但这不影响我们的论点。重点在于，经验主义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因此是科学研究的阻碍，而相反，科学家则试图尽可能地客观。
总而言之，科学革命的先驱人物所实践的是批判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甚至是唯物主义)和从古希腊承继下来的认识论上的实在论，以及伴随着现代性出现的系统论。以下我们将更仔细地检视现代科学的这些哲学成分。
四、唯物主义、系统论、动态主义与实在论
威尼斯人知道，宗教和哲学上的宽容有利于商业活动，且特别有利于对外贸易，亦即他们的财富源泉。因此，他们完全尊重帕多瓦大学的学术自由，而且还资助它，保护它不受宗教裁判所的迫害。1600年左右，该大学最著名的教授是克雷蒙尼尼(Cesare Cremonini)，他是伽利略的同事、朋友与论敌。克雷蒙尼尼是当时名气最大、收入最高的哲学家，也是好几位欧洲国王的通信者、被保护者。他也是恶名昭彰的异端分子，如果当时托尔克马达(Tomás de Torquemada)(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译者注)还在世，一定会想要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因为他是直言不讳的唯物主义者、实在论者和理性主义者，也是亚里士多德的忠实追随者。克雷蒙尼尼很受帕多瓦大学学生的欢迎，因为他否认灵魂不朽，并主张理性胜过信仰。
这位著名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教授对(由他的同事伽利略及他的前学生哈维所开创的)科学革命有什么贡献？答案是没有，他甚至还在伽利略后来受到谴责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被赋予了一个不幸的角色。事实上，对伽利略来说，克雷蒙尼尼是标准的辛普利丘(Simplicio)(意大利文指头脑简单的人。——译者注)，亦即那两位拒绝用望远镜看太阳和月亮的经院哲学家中的一位。虽然伽利略主张太阳有斑点、月球有火山口，但既然我们伟大的哲学家已经将日月描述为完美的球体，我们又何必再去使用望远镜呢？
这件事的教训是，若要投入科学研究(而非例行事务)，只有唯物主义、实在论和理性主义是不够的。若要从事科学研究，还必须采用科学方法：根据相关的数据、透过纪录良好的理论来检验自己的猜想。简言之，科学主义是从事好的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但科学主义也不足以做出伟大的科学，还需要系统式的取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试着把研究对象放在它的脉络之中，而不是把它和环境隔绝开来。比如说，坎农(Walter Cannon)、塞利(Hans Selye)和他们的继承者之所以被后人记住，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跨科际科学，来研究由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构成的超系统，这套跨科际科学就是心理—神经—内分泌—免疫学。其他比较年轻的跨科际研究还包括认知神经科学和演化发育生物学。近年来，社会科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整合，像是社会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社会生物学——及其后继者演化心理学——不在此列，因为它们是不成功的、想要把社会科学化约为生物学的尝试。)以上这些整合，都是在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社会医学(社会卫生学)诞生一个世纪后才出现。
总之，越来越清楚的是，学科之间的区分大体来说是人为的，因为宇宙是所有系统的系统。这在方法论上的后果是，学科的分化或专业化过程，应该要有类似的逐步融合过程来加以平衡：从主干到分支，再从分支回到主干。
图1：日益精细的学科专业化(分析)
由广泛的学科整合(综合)来平衡
系统论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动态主义(dynamicism)(或过程本体论)，因为一切互动都会导致变化，包括内部变化与外部变化。动态主义与柏拉图式的世界观相反：根据柏拉图的世界观，世界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不变的、脱离身体的、永恒的理念。讽刺的是，柏拉图，身为客观唯心主义者，却正确地将“物质”(material)定义为“可变的”(changeable)。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只要承认“物质性”等同于“可变性”，那么他就是动态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会主张，所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都不是永恒的，而是正在发生变化，或最终会发生变化。特别的是，生物学家会从发育和演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而人类学家则会探讨生物—社会的演化。
动态主义的本体论有利于寻找变化的规律，也有利于寻找复杂事物的机制，也就是这些事物所特有的过程，像是人类群体中的再生产、劳动和贸易。绝非巧合的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建立者马基雅维利明确批评了柏拉图的“发生变化的事物即不完美的事物”的命题。马基雅维利认为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非巧合的是，伽利略透过了实验与数学方法来寻找运动的规律，而不是重复前人的信念。
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核心，都是一组关于变化的方程式。同样的，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期待，当时最好的理论最后可以变得更加完善，或是被取代。只有顽固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正统的经济学家和傲慢的物理学家，才会相信自己的理论已经是最终的理论(或者在自己之后的理论将会是最终的理论)。科学主义既包含了(针对现有知识的)适度的怀疑主义，也包含了可改善论(meliorism)，亦即相信未来的研究可以带来新的、更加准确或深刻的知识。
五、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
若要在年轻的科学之中创新，势必得采用科学主义。所谓的科学主义，是这个方法论上的命题：探究现实的最好方法就是采取科学方法，而所谓的科学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检验你的猜测”。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者和蒙昧主义者都明确反对科学主义，像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还有“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后者是一位文字冗赘的作者，试图将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混合在一起，并宣告“科学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相反，拉朗德(André Lalande)在他那本清醒冷静的《技术与批判的哲学辞典》(1938年)中是这样界定科学主义的：“即这样的观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应该延伸到智识与道德(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没有例外。”因此，与诽谤者所说的相反，科学主义并不等同于社会自然主义(social naturalism)——亦即试图在社会领域中模仿自然科学。科学主义指的只是，运用科学方法来处理所有与事实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当科学家在考古遗址中发现一件不寻常的人工制品时，便猜测这件物品的可能用途并检验这些猜测，这时他所采取的就是科学主义的取径，他所从事的就是实验考古学。
科学主义直到启蒙时代末期才诞生。古印度出现了和欧洲一样多的哲学学派。特别是，古印度还出现了唯物主义、实在论、人文主义的哲学家。但一直到上个世纪，印度都还没有出现科学主义，因为它连科学都没有出现。科学带来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又反过来提升科学。
科学主义对立于非理性主义，特别是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后者主张有神秘事物的存在，像是心灵的性质，而这些神秘事物是科学永远没有办法处理的。)但拒绝科学主义的，还有那些试图将自己天马行空的臆测伪装成科学发现的人。例子包括关于“自私的基因”说法、模因学(memetics)、心理学先天论，以及纯属推测的演化心理学。演化心理学试图纯粹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一切与社会有关的事物，而且提出了许多荒谬的假说，比如：我们都是活化石；过去五万年来我们的心灵都不曾发生变化。此外，演化心理学忽略了这个事实：有些事物是社会的发明，而且其中有些甚至对生命有害，比如战争、用活人献祭、某些饮食规定、原始社会中某些亲属关系的规则等等。
科学主义包含了理性，也就是对清晰与逻辑一致性的要求。我们对一个哲学家最起码的要求，是清晰的表达方式，以及他根据哪些理由来支持或反对他所讨论的命题。神秘晦涩的学说是如此不具意义，以至于连“错误”都称不上，也无法理性地加以辩论，因此不配被称为哲学。
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理性只是我们想要企及的东西(desideratum)，而非既成的事实；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心灵的计算机模型、演化心理学都已经揭示出我们基本上是不理性的：我们是激情的奴隶(休谟、尼采、弗洛伊德)，或是某些与生俱来的程序(innate programs)的奴隶或活化石——我们的心灵是在更新世(Pleistocene)为了应付非洲大草原的各种危险而被形塑出来的。这些被基尔斯特罗姆(John Kihlstrom)称为“愚不可及”的学说，已受到特里尔(Elliot Turiel)的严厉批判。特里尔提醒我们，自皮亚杰(Jean Piaget)以降，发展心理学已累积了大量证据，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命题：我们是理性的(或者至少是会推理的)动物，尽管理性确实和情绪及行动交织在一起。简言之，理性公设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
科学主义以理性为核心，但却排除教条式的理性主义或先验主义(apriorism)——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只需要逻辑就可以了解现实。原因是，逻辑对任何主题来说都是中性的：它没有对真实的存在物提出任何预设。科学主义也排除了超一致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超一致逻辑是承认矛盾从而拒绝理性核心的形式理论，也因此，该理论超出了逻辑本身的范围。的确，从一开始，逻辑的存在理由(raison d'
tre)就是捍卫一致性，而一致性恰恰是深思熟虑和理性行动的必要条件。
达柯斯塔(Newton da Costa)一开始提出超一致逻辑的动机，来自于黑格尔的命题：世界是“矛盾”的，亦即充斥着冲突。如果真是如此，且如果逻辑被误当成了本体论，那么，逻辑就必须承认矛盾本身，也就是逻辑的不一致性，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同时肯定与否定一个命题。但这等于理性的死亡，而没有理性，就不可能处理冲突。
此外，如果我们容忍矛盾的存在，我们就无法使用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也将因此失去绝大多数的数学证明。更糟的是，我们会失去“荒谬”这个概念本身，也因此会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谬论奉为神圣。简言之，超一致逻辑是不合逻辑的，就像“自私的道德”是不道德的。哲学家最起码能做的，就是让我们对荒谬保持警觉。以下且让我们回到科学主义。
很明显，科学主义是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的确，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处理无趣(答案琐碎浅薄)的、甚至荒唐(忽略人们所熟知的知识)的问题。一个例子是那些获得“搞笑诺贝尔奖”的科学期刊论文——这个奖每年颁发一次，颁给10篇发表在知名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以下是荣获2008年搞笑诺贝尔奖的一些例子：狗身上的跳蚤跳得比猫身上的跳蚤高；犰狳会把考古遗址弄乱；安慰剂越贵，疗效越好；头发容易打结；植物也有尊严。正如莫里哀(Molière)所言，有学问的傻子比无知的傻子更傻。
和科学、艺术、爱情、货币一样，科学主义也可能被仿冒。比如说，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中，实证主义都称自己为科学，而且被人们当成科学主义。的确，实证主义宣称自己热爱科学，但同时它却强制穿上现象主义的紧身衣，不承认无法感知的实体与性质的存在，像是原子、基因、心灵和社会力量。
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混淆在19世纪下半叶是如此普遍，连政治领域也无法避免。1880年至1910年间，实证主义享有极高的声誉，因此阿根廷的进步知识分子可说是言必称孔德与斯宾塞。但这些实证主义人物恰恰也是独裁者迪亚斯(Porfirio Díaz)领导的“科学”党所崇拜的英雄，而该党的长年统治瘫痪了整个墨西哥社会。不令人意外的是，这段时期结束后，墨西哥的进步分子和阿根廷的保守分子都用唯心主义取代了(被误称为“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以下让我们回到哲学问题上。
在结束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前，请注意：科学主义不是要代替哲学，而只是一套哲学纲领。哲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所有领域都会(草率地)使用的极度普遍的概念，像是实在(reality)、变成(becoming)、认识(knowing)、善(good)等。然而，由于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些概念的处理方式都很不让人满意，因此，有些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相信他们可以抛弃哲学。但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忽视哲学，只会让人去运用无知的哲学。科学主义不会带来好的哲学，但却有助于避免坏的哲学，也有助于我们运用已知的事物来思考各种哲学理论、探索未知的事物。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科学的进步还需要遵守那些控制追求真理、散布真理的道德规范。这是因为，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行为，某些方面需要合作，某些方面需要竞争。事实上，即使是最遗世独立的研究者，都会使用他人的研究发现，也会进一步影响自己的读者。此外，为了避免纯粹破坏性的冲突，所有的社会事务都必须遵守共存(coexistence)的规范，也就是道德规范。比如说，科学界对剽窃行为的谴责比人文学界更为严厉，因为科学界的团队合作机会比人文学界来得高。
在一篇经典文章中，科学的科学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 of science)的创立者默顿(Robert K.Merton)告诉我们，基础研究是由下列道德规范所支配的：智识上的诚实、正直、有系统的怀疑论、无私和非关个人(impersonality)。我愿意再加上：与同僚及学生合作，而非剥削他们；把研究和指导、教学结合在一起；提倡以自由、公平的方式竞争奖学金与工作机会；绝不回避研究那些可能触怒当权者的问题；说真话，即使(或者应该说“特别是如果”)真话会抵触流行的世界观；使科学及科学主义普及化；谴责伪科学及蒙昧主义；绝对不用科学来伤害人。
支配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这套规范(或规范系统)，通常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意味着将社会责任和普遍主义结合起来：它嘱咐我们绝不可做那些为特定社会团体牟利而伤害大多数人的事情。人文主义谴责军事侵略和种族主义、政治压迫和文化排斥。一门学说要是鼓励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区域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都是意识形态，而非哲学。这尤其适用于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人文主义的诋毁。
排除主义、相对主义的学说不符合人文主义，因为它们反对普遍主义。此外，它们还是保守或反动的，因为它们捍卫既得利益。人文主义者倡导某些基本哲学价值的普遍性(包括清晰、一致性和真理)，也倡导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价值：自由、平等、博爱(注意，这些价值构成了一整套东西或是一个系统；若要实现其中任何一项，都必须同时实现其他两者)。人文主义者在道德、科学与哲学上是普遍主义者。不过，他们捍卫其他一切事物的差异权利，特别是职业、风俗、食物、衣着、技术与政治。
六、哲学五边形
以上的要点是：只要是寻找关于现实的新的、重要的真理，都会或多或少清楚地服膺于由科学主义、实在论、唯物主义、系统论、人文主义构成的哲学五边形。
图2：科学进步的哲学基础
我认为，伽利略和他的学生，以及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哈维、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波义耳(Robert Boyle)和现代科学的其他建立者，都大致采用了上述的哲学五边形。笛卡尔只缺了科学主义，因为他并没有为他关于无所不在的漩涡(tourbillon)的幻想寻找经验证据。时代更近一点的人中，我们可以找出至少5位采用了哲学五边形、改变了主流世界观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拉蒙卡、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爱因斯坦、凯恩斯——4位是自然科学家，1位是社会科学家。(然而，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也很接近——如果马克思没有残余的黑格尔主义，不那么喜欢提出预言，就有足够的资格被列入了。)
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人数不成比例呢？不会是年岁的因素，因为史学和政治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悠久。会不会是因为要在社会议题上说真话，比阐述自然的真理还需要更多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民勇气？还是因为，许多社会研究者强烈受到康德、黑格尔、狄尔泰、柏格森、胡塞尔、哈贝马斯、普特南等哲学家的影响，而这些哲学家根本否认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可能性？但这是另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七、不等边的五边形
在多数状况下，这个哲学五边形是不等边的：有的时候欠缺了一点唯物主义，有的时候唯物主义比较不足，有的时候则是人文主义比较弱。比如说，一直到上个世纪，许多生物学家都还是生机论者(vitalists)；许多社会研究者都臣服于康德式的主观主义；大多数19世纪的物理学家都反对原子论，而化学家则细心发展原子论。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心理学家和社会研究者拒绝科学方法，并且在各种证据都不利于己的状况下，依然坚称我们天生就了解基本的文法规则、犯罪行为是天生的，语言不会演化，或是所有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
吊诡的是，几乎所有微观物理学的建立者，特别是玻尔(Niels Bohr)、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玻恩(Max Born)，都鼓吹实证主义，但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实体，却是实证主义之父孔德和马赫宣称不存在的东西。事实上，这些物理学巨人都否定自己(如此成功地)研究的对象——原子及其组成成分——的独立(客观)存在：他们都鼓吹主观主义和现象主义。但他们当然没有实践自己鼓吹的哲学：他们没有把观察者放进方程式，也承认物理学实验室里面的“由现实来检验”的原则。在这个例子中，一套坏的哲学并没有挫败古老的原子论计划，亦即用不可见来解释可见。同样的，牛顿在他的不朽之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高度赞扬归纳主义，但在同一本书中，他却详述了自然科学中假说—演绎方法的最早期成果。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向差劲的哲学投降。但他在为一般大众写作时所沉溺的差劲哲学，却可能对科学这一行产生负面影响。
同样吊诡的是，心理学是以相反的方式发展的：自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以来的医学心理学，以及自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和韦尼克(Carl Wernicke)以来的神经科学，两者一向都主张心理—神经同一性假说，但却没有促使内科医生去做实验、设想大脑功能的模型。这是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医生并没有实践科学方法，而是采用希波克拉底斯所引进的经验主义式的个案研究。比如说，瓦尔德(Juan Huarte de San Juan)的《论科学才智》(Examen de ingenios para las ciencias)，一本被译成好几种语言、畅销了一个世纪的书，实际上没有包含任何盖伦所不知道的内容：瓦尔德复述前人的科学研究，使其普及化，但本身并不从事科学研究。
八、教条的主义和纲领性的主义
上述的哲学五边形的每一边，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当做纲领性(programmatic)的主义，或者当做教条(dogmatic)的主义。且让我稍加解释。所谓的纲领性的主义，是一套广泛的研究纲领，背后的驱动力量是一项关于研究对象性质的哲学命题，以及处理这些研究对象的正确方法。相反，教条的主义则像是一堵墙，限制了科学想象力的飞行。注意，如果一套纲领的实践者拒绝承认该纲领已遇到瓶颈，那么，这套本来能够带来丰硕成果的纲领性的主义就会变成教条的主义(拉卡托斯针对这点有不少讨论，他将之称为研究纲领的退步)。
以下我们简略讨论一部分著名的纲领性主义。
1.数学化：伽利略的纲领——把一切可以数学化的东西都数学化——或许可以叫做“数学主义”。这是现代思想的一个特征，与不精确、以质性为主的前现代思想形成对比。数学主义在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则有限。更糟的是，在某些例子中，在数学符号的表象下，数学主义还被用来掩盖不精确或教条，像是大部分的数理经济学——这个研究领域与现实只有极为薄弱的关联。
2.机械论：现代理论力学的成就，更新了诞生于古希腊的机械论世界观。从伽利略开始到19世纪中叶，最顶尖的思想家都相信，所有的存在物都是满足力学规律的一个物体或许多粒子的集合。一直到场域论(field theory)出现之前，机械论的计划都极为成功。在生物学中，它随着生物力学的诞生而取得了成功。生物物理学今天仍然存在，但必须与生物化学合作；另外，早已没有人从机械论的角度来解释心灵与社会。
3.信息主义：信息科技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技术与商业上的惊人成就，让有些人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有些人特别宣称，信息的流动才是生命、心灵和社会(不管是不是物质性的事物)的本质。信息狂热者忽略的事实是：信息无法靠自己本身而存在；“自然”的事物先于且支持“人为”的事物；信息超载带来的伤害可能和信息缺乏不相上下。
4.基因论：在基本的生物化学过程(像是蛋白质合成)之中发现基因的关键角色，导致了“基因体就是命运”的传说，也让人以为遗传学是一切生物科学之母。2000年，人类基因体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被认为可以解开生命之书的密码，并受到大量资助，因为它承诺可以让医学有革命性的发展。由于这个计划使用的都是人们熟知的概念和技术，因此创下只花半年就完成的纪录。但最后它却成为一个污水槽，而不是成为先前所承诺的源泉。的确，10年之后，两个执行该计划的研究团队的管理者——凡特(Craig Venter)和柯林斯(Francis Collins)——承认该计划只完成了极少数当初提出的承诺。
然而，人类基因体计划至少带来了两个非预期的结果。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它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因为它将无数的年轻人吸引进科学领域，特别是女性，而且让许多生物学家修改了自己的研究计划。第二个非预期结果是：原来的那种热情所面对的挫折，强化了这个想法：有机体同时存在于好几种层次——分子、细胞、有机体等等——每一个层次都具有其他层次所欠缺的特质。这清楚地意味着，各门生命科学之间不应存在支配的关系，即使其中某些学科可能因为错误的(化约论的)生物哲学而一时之间得到更强烈的支持。因此，科学是一个系统，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成分被削弱时，其他的组成成分也会受影响。简言之，基因论——激进化约论的一种变体——曾有过光荣的时刻，但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任何事物都必须在它们所处的所有层次上来进行研究。
5.唯经济论：唯经济论(economism)的核心假说是：所有社会性的事物都是经济性的，或是具有纯粹经济的根源。(最经典的说法是：“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经济性的，或者最终可以化约为经济因素。”——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法反驳的假说，因为所谓的“最终”可以视需要而无限往前推。)这套主义的主要好处在于它削弱了唯精神论(spiritualim)，而根据唯精神论，一切事物都是观念性质的，或者是观念的产物。但是，由于所有社会过程都有(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环境、政治、文化因素，因此，唯经济论严重扭曲了所有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比如说，所有经济上的突破都具有政治与文化(特别是技术)上的原因与后果，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以上讨论的所有“主义”，一开始都是雄心勃勃的、进步的研究计划，但后来都因为其片面性而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一般来说，流行的东西一开始都能把人动员起来，但最后都会让人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应该成为历史。
九、结论
结论是，科学研究的哲学生育摇篮(procreantcradle)(借用莎士比亚可能会使用的称呼)(语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译者注)可以是创造、孕育有着无穷希望的概念的温床，也可以是妨碍想象力飞翔的囚笼。换言之，一套哲学可以进步，也可以反动，全取决于它是促进还是阻碍知识的前进。自然科学家默默实践了一套初生的进步哲学，时间已超过500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不过是1800年左右出现的反启蒙运动的新版本——所影响。相反，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则无法抵御这种侵害。
如果一个社会研究者真的严肃看待唯精神论、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哲学，我们对他还有什么好期待的呢？
首先，这种研究者不会去探究人是以什么方式维生的，而且，他也不会理会社会统计。这是因为，身为唯精神论者，他只会对信念、游戏和仪式产生兴趣。基于同样的原因，他无法理解社会冲突与战争，因为几乎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相互冲突的物质利益所驱动。他也无法理解当前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的其中一项成因，是大企业及其政界、学界友人对一切旨在限制他们对个人的控制权力所设下的规范发动的攻击。此外，身为反人文主义者，这位研究者会拒绝承认，那些发展最进步、经济最成功的国家，恰恰会对经济进行调控，福利体制也蓬勃发展。由于缺少真正的社会理论和人文主义的道德观，这些伪科学的受害者还会偏好鄙陋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最后只会使老旧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更加恶化——如索罗斯(George Soros)十多年前所言，这样的资本主义正在爆发全球的危机，威胁着开放社会。
总之，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某种社会架构和哲学基础之内进行的。如果社会架构是广泛的、弹性的并且鼓励创新，就会支持那些受好奇心和同侪的认可所驱使的个人。如果背后的哲学是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系统论、唯物论和人道主义，那么无私的研究就可以开花结果。相反，坏的哲学有可能助长伪科学。
图3：伪科学的哲学温床
不论是上述的原则或其对立面，都不会明白清楚地出现在任何科学论证之中：它们是规范性的(regulative)，而非构成性的(constitutive)。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可能会把这些规范性的原则置于“发现(discovery)的脉络”，而非“证成(justification)的脉络”中。但从培根到胡塞尔，这些哲学家都主张一种与脉络无关的、没有预设的科学，因此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构成问题。但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科学，因为空集合无法孕育出任何东西。不论如何，未经检视的预设是会造成伤害的。这就是为什么哲学的挖掘者仍有用武之地。
(本文译自“The Philosophical Matrix of Scientific Progress”，经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