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介（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基础理论论文,进展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续上期）
3 20世纪后5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时期
20世纪的后50年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时期。所谓发展时期，主要是指在前5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与确立的基石上，继续充实、延伸、扩展、生长的时期。具体反映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内容不断充实、丰富，纵向深化、横向扩展都有一定进展；二是体系结构不断完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相关学科、图书馆性质、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步明确，并获得相当的共识；三是属于图书馆学体系所有的概念群基本建立；四是一个包括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初步形成；五是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取得突破，东西方图书馆学思想融于一体，初步形成体系，特别对当代图书馆学者的研究获得重大进展；六是对图书馆未来的研究有了新的尝试，特别是对21世纪图书馆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七是学术观点、学术流派林立，有影响的学者；八是一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边缘学科产生或正在形成之中，如图书馆情报学、图书馆经济学、比较图书馆学等；九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一些国家获得相当发展，如中国、原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
20世纪后5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很快，成绩不少，然而发展是不平衡的，认识不是一致的。既为了反映后50年世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与进展，也为了反映一些国家和个人的研究状况与学术观点，我们选择了几个主要国家的研究状况作些论述。
3.1 日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般状况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日本的图书馆学研究基本是学习和引进欧美的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因此长时间里重技术、轻理论，主要研究图书馆经营、管理、图书分类等实际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兴图书馆事业成为日本“复兴国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制建设成为重要问题。70年代，图书馆学研究获得日本政府重视，1977年文部省设立“情报学”类目，1980年拨款1亿4千万日元，支持59个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且偏重于理论研究。
从50年代开始，日本图书馆学界陆续涌现一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者，开始寻求图书馆学自身成立的基础理论。1951年，藤林忠发表《图书馆学的基础问题》一文。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早的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论述。他认为，尽管各个历史时期内图书馆的目的、功能有所不同，但有两个普遍与永恒的要素，那就是图书与读者。图书馆学不是对个别图书馆的研究，而是对图书与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有关图书与读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原理，就是图书馆学。1953年，黑田正典发表了《关于图书馆学原理的考察》一文，认为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工作所必要的知识与技术的集合，因此，图书馆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应用科学。这样，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应该由对象与方法两部分组成。所谓对象指的是图书馆与图书馆工作；所谓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应用。1954年，大佐三四五出版专著《图书馆学的展开》，认为图书馆学是以图书馆为对象的系统知识的总和。大佐三四五将图书馆学的结构划分为理论（图书馆原理、图书馆学）、史论（图书馆史、图书馆学史、特殊藏书史、图书史）、实践论（行政和方法）、文献学（目录学、古文书学）、辅助科学（教育心理、社会教育、文学史、科学史、博物馆学）。1965年，加藤一英发表《图书馆学能够作为学科成立吗？》一文，他认为通讯理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
70年代，日本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开始摆脱50至60年代的模式，进入一个新阶段。从过去局限于研究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等问题，扩展到研究图书馆与信息、社会、情报的问题。1975年，石
正成著的《图书馆通讯》增订第八版出版。1976年，武田虎之助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1977年，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了《图书馆手册》，重申图书馆构成的四要素。1982年，加藤一英著的《图书馆序说》出版，它抛开图书馆工作的具体问题，从科学本质、交流和系统三个方面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进行分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1986年，津成良成编的《图书馆情报学概论》出版，这是对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相互关系的初步探索。作者认为，这是“从图书馆学角度研究的情报学”，也是一本“含有情报学观点的图书馆学”。
日本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在80年代虽已达到一定水平，然而“关于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和该学科的学术核心仍很少有一致意见”。“关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以及它的相互关系的定义也还有争论。”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表征。
3.2 原苏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
50年代以来，原苏联政府对图书馆学的研究相当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使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获得发展。1967年，原苏联文化部颁布了《有关图书馆学和书目理论科学研究活动的组织》。1970年，原苏联有近20个机构从事图书馆学现状的研究。1971年，原苏联文化部颁发《关于图书馆学和目录学领域科学研究组织水平的规范》。1980年，参加研究的机构已超过300个， 过去单纯按部门进行研究的组织形式逐渐消失，跨部门进行研究的组织形式已占据优势。同时， 制订了《1981 —1985年和直到1990年的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动向》的文件，文件系统阐述了图书馆发展的主要趋向和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最迫切问题。他们提出了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主要课题，其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占有相当比重，如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及其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图书馆学的一般问题的探讨；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方法基础，提高效果途径等问题的研究；图书馆系统的形成与职能；图书馆整体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以现代技术与组织方法为基础的图书馆过程质量及效果提高问题等。
原苏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政府的支持，在20、30年代的基础上，自50年代以后，开始向纵深发展，比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图书馆发展的原理、确立了图书馆学的对象及客体。认为图书馆事业是一个“与国家整个的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交流体系”，因此，图书馆学“是一门把图书馆过程作为群众性地交流社会思想的一种形式的社会科学”，“图书馆学研究的并不是一个机构的组织问题，而是研究图书流通的各种社会过程和图书流通的发展规律。”总之，原苏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自50年代以后，已“由对图书馆事业的个别的、局部问题的研究，向着图书馆事业理论基础完善的综合性基础研究发展。”
50年代以后，原苏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奥冈·斯捷潘诺维奇·丘巴梁（Огaн СгепaновичЧубaрьян,1908—1976）。他是原苏联著名图书馆学理论家， 一生撰写有关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的论著达100多部（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代表作是《普通图书馆学》，1960年初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全书分为6 章：图书馆学——社会科学、图书馆与社会、苏联的图书馆事业、苏联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原理、图书馆为居民服务、苏联图书馆事业的管理。丘巴梁在《普通图书馆学》一书中力图建立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理论体系，对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明确提出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思想是苏联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石。他还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图书馆学的对象与结构；图书馆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俄国与苏联图书馆学的发展；图书馆的社会作用；图书馆的类型与种类；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意义；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原理；图书馆网络；集中管理等一系列理论问题。总之，丘巴梁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确立了一个基本框架。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 1976 年出版， 由米哈依洛夫（А.И.Михaйилов,1905—1988）等三人编著的《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书，该书提出了“科学交流系统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科学交流的全过程，包括改进交流手段、消除交流障碍、提高交流质量、探索交流的共同规律等。作者认为，“作为社会体系的科学交流系统具备一系列特性，其中主要的有三点：①科学交流系统是一个广泛的系统；②科学交流系统具有整体性；③等级结构是科学交流系统最稳定的结构。”作者还认为，“研究科学交流系统的规律性，从而改进它的功能，应该成为当代科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因为整个科学的未来在不小程度上决定于科学交流系统。”
3.3 英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进展
英国1919年就在伦敦大学建立了第一所图书馆学校，然而图书馆学研究受到重视则是60年代的事情了。1963年谢菲尔德大学成立图书馆学与情报科学进修学校，提供哲学博士学位课程。1965年教育和科学部成立科技情报局，负责研究与发展工作，为研究工作提供经费， 1965 —1966年，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10万美元，1973—1974年则增加到约80万美元。1974年不列颠图书馆为建新馆设立“研究与发展部”，对图书馆事业进行研究。1975—1977年两个年度，研究与发展部为80多个科研项目提供了200多万英磅的科研经费， 但主要的研究项目是技术方法与应用，如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与发展、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基础情报研究等，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仍没有获得应有重视。
由于英国图书馆学研究自50年代以来，仍以技术方法、应用为主，忽视理论研究，所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并不明显。1950年，英国著名图书馆学家K.C.哈里森出版《图书馆学基础》一书。这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图书馆学著作，从1950年至1980年5次修订出版，1987 年译成中文出版。本书以英国图书馆事业为背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的含义、性质、任务、现状，并对图书馆协会、藏书、资源共享、图书馆管理、图书馆部门与工作方法进行了阐述。本书具有一定理论性、知识性、实用性。但知识性多于理论性，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探讨不多不很深。
1976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肯普（D.K.kemp）出版了《知识的本质——图书馆员入门》一书。作者认为，图书馆和情报中心，并不只是作为知识的收集站而存在，它们应努力促进知识的传递。该书讨论了与知识有关的问题，以及知识的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知识和图书馆的关系。
1980 年春，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情报学院的布鲁克斯（B.C.Brookes）在英国《情报学》杂志上发表《情报学基础》一文，直接引进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R.popper）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三个世界”，波普尔用扼要的语言进行了解释：“首先是物理世界，即物理实体的世界，……我称之为世界1；第二是精神状态的世界， 它包括意识形态、心理素质和无意识状态，我称之为世界2；但是还有第3个世界，即思想内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我称之为世界3。”
布鲁克斯认为，这一理论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图书馆学家和情报学家的实际工作是对第3世界的各种记录进行收集和组织，以便加以利用，而其理论任务是研究第2世界和第3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和解释它们，以有助于对知识进行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加以利用。他认为，这才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从而人们称肯普和布鲁克斯的观点为“知识基础论”。
3.4 美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
美国在20—30年代，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就涌现了巴特勒等人的一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者， 研究内容涉及到“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变化的研究”、“图书馆史研究”、“图书馆学思想史的研究”等。50年代以后，由于美国图书馆界重技术、重应用、轻理论的思想仍然很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有些人在研究，也有所发展，但在整体中所占比例不大。据70年代初《国际图书馆评论》等专业杂志报道，美国1959—1964年的五年间有902个图书馆学研究项目， 其中属于理论性研究的占5%，组织管理的占21%。60年代至70年代， 整个美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情况是：应用研究占90%，理论研究占4.3%，且缺乏深度，理论研究所占比例低于中国前50年。1990年至1993年，美国产生图书馆学博士论文256篇，其中实际工作研究144篇，理论研究仅占6篇。 据有关资料介绍，OCLC每年拨款500万美元用于基础研究。1997年，OCLC 发布最新研究课题12个，其中网络信息、统一题名、杜威分类法研究、卡持号自动分派各1个，馆际互借2个，OCLC本身所属检索系统6个， 却没有一个理论问题，这也许同机构本身的业务性质有关。
自50年代以来，美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虽然在整体中所占比例较小，但涌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杰出人物。杰西·豪克·谢拉（Jesse Hauk Shera,1903—1982）是巴特勒之后，美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又一代表人物，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谢拉关于图书馆学的论著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1965年出版的《图书馆与知识组织》、197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1972年出版的《图书馆学教育基础》、1976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引论》等。对谢拉的图书馆学著作，玛·卡顿拜克是这样评价的：“一般认为，他给图书馆事业的最卓越的贡献，并不是他所作的某件‘事情’，而是他提出的一个‘概念’——诸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地作为统一体的图书馆学的概念。”谢拉自己也这样认为，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并非一件实物，而是一种思想，即“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由众多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因素的统一协调的整体。”这是一种系统论的思想，是宏观研究的必然结果，符合图书馆的客观实际，含有很深的哲理。
谢拉在1965年出版的《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认识论”。所谓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即知识经由社会而传播，进而影响团体行为。其研究对象，为人类文化。所谓文化，包括各文化支流及其汇聚而成之主流——原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者（人类）本身，又是由各种心理的、生物的、和物理等现象集结而来的合成物；是以整个“社会认识论”所涉及的，不仅包括社会科学的知识，也应当包含自然科学在内，此亦图书馆研究之所以应跨越科际的缘故。后来在其他著作中，他对“社会认识论”又加以发展。他认为，“应该有效地研究社会的知识发展这个复杂问题，通过对整个社会的研究，来探索它与所有环境的关系。”认为“社会认识论是图书馆学理论知识的基础”，而“图书馆学是在社会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7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一书指出：“图书馆学涉及到所有的学科，但又以其知识性和专业性独立于所有的学科。”并预言：“随着图书馆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它必须包括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1972年在《图书馆学教育基础》一书中提出：“图书馆事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献工作与情报学是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1976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引论》一书，内容丰富，全书8章，以美国图书馆事业为背景， 对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读者与图书、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学的新方法、图书馆事业的结构、专业团体、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等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图书馆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是社会工具，而且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拉对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贡献，获得美国、原苏联等国家图书馆界的充分肯定。曾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代理馆长的V.W.克拉普认为，“谢拉对我们的奉献几乎无法计量。”原苏联图书馆界一些人认为，谢拉“为揭示图书馆学的科学本质作了大量工作”，“是美国图书馆学界迈出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一步”。
1977年，美国人奥尔（J.M.Orr）出版了《作为通讯系统的图书馆》一书。奥尔在书中确定了“通讯系统论”的原理。他认为图书馆系统是人类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是人类通信系统的补充系统，是知识的传递系统，它反映了人类本身的知识体系。他比较了图书馆系统、计算机系统和人类系统，认为图书馆的目的是收集和利用人类的文字的通信。
3.5 1949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状况与进展
20世纪后50年是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最兴旺的时期，也是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50年，特别自80年代以来，硕果累累，与国外同期的研究水平相比，中国可说是走在前列，一点也不逊色。
后50年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经历了由引进消化到形成自己的特色，由零散到系统化、体系化，由表层研究到深层发掘，由成果少到成果多。据不完全统计，大陆地区从1949年到1988年出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60种，其中1977—1988年占51种；发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达2000篇，其中1977—1988年占1093篇。1990年至1995年出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著作38种，发表在大陆地区12种主要专业刊物上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论文260篇。这里还要特别提出，自80年代以来， 台湾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获得相当进展。1985年台湾书棚出版社出版了辅仁大学图书馆学系高锦雪编著的《图书馆哲学之研究》。该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图书馆哲学之范畴、界说，图书馆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的哲学观，图书选择之哲学观，图书馆的软体与硬体架构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等问题。1989年，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胡述兆、吴祖善合著的《图书馆学导论》（1991年第2版）。 该书在第一章、第二章中就图书馆的意义、起源、功能、图书馆学的意义、发展、现状进行了一般阐述。
20世纪后5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坚持以本体研究为主，纵向深化；二、紧密联系与反映中国社会环境的实际；三、及时吸收、反映国外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四、努力把中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融于一体，构成统一的体系；五、坚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后50年，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发展，从大陆地区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学习、引进、研究列宁关于图书馆的思想以及原苏联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理与经验（1949—1956）：从1953—1956年先后翻译出版了《列宁论图书馆工作》、《克鲁普斯卡娅论儿童阅读辅导》、《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等著作。对列宁提出的图书馆思想以及原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与研究，如图书馆事业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应建立有计划的图书馆网；图书馆应重视图书的流通；要提高图书的流通率；要重视图书的收集与保护：要重视图书馆队伍的建设等理论或经验，不少被应用于中国图书馆的工作实践或事业建设。
第二阶段是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1957—1965）：在20、30年代的基础上，通过50年代初期、中期学习和研究原苏联图书馆学理论，人们开始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和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探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什么是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等。
1957年，刘国钧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1 期发表“供讨论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进一步发展了他30年代提出的“要素论”。他认为“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图书馆事业有五项组成要素：（1）图书，（2）读者，（3 ）领导与干部，（4）建筑与设备，（5）工作方法。很显然，五者之中缺少任何一项，就不能有图书馆的存在。因此，图书馆学必须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对这五项要素的种种研究“合起来构成图书馆学的整个内容。”刘国钧还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举办了“什么是图书馆学”的专题研讨会，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也组织了类似的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讨会。
1957年，周文骏在《学术月刊》第9 期发表《我国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管见》一文，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和当前的图书馆事业全部活动的科学。
1960年，黄宗忠等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关于图书馆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史和图书馆建筑与设备等四个方面。1962年，黄宗忠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他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科学对象区分的思想，对图书馆领域中的“收藏与利用”的特殊矛盾进行分析，提出图书馆“藏用矛盾说”。认为图书馆收藏与利用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可叫收藏与利用藏书的矛盾，也可叫收藏图书与提供使用的矛盾。认为这对“特殊矛盾”构成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1960年，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学研究班第一期学员集体编写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认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整个图书馆事业和它的全部活动规律”。
1961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文化学院合编的《图书馆学引论》，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提出了一个初步的体系。认为图书馆学的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从错杂纷纭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现象中揭示客观规律，并掌握客观规律以指导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工作的实践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知识体系便是图书馆学。这本教材一直使用到1966年，成为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停顿时期（1966—1976）：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图书馆工作基本停顿，图书馆学教育也停顿多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几乎处于全部停顿状态。但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对国外图书馆学理论仍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与介绍。
第四阶段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黄金时期（1977—1998）：这是中国大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最兴旺的时期，最具活力的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多，开拓的研究领域最广，内容最丰富、最系统，影响最大。这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是在20、30年代。但第一个黄金时期远不如第二个黄金时期的份量与贡献。
第四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著，特别是专著和教材，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有的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教材首推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该书是1949年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图书馆学理论专著，是6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延伸与发展，代表了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水平。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停顿，因此其内容与水平都比较一般，缺乏广度与深度，表层描述较多，深层分析较少，而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内容在全书中只占40%。不管怎么说，作为后50年最先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著，其积极意义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同时，该书还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如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后被一些人概括为“规律说”。
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专著与教材较多，而且各具特色，自成体系，代表了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些专著与教材有1985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198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图书馆学系等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密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等。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对什么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内容、体系结构、图书馆学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相关学科、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思想发展史、图书馆的性质与职能、图书馆与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该书认为“图书馆领域中所特有的矛盾就是收藏与利用，这一特殊矛盾就构成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是黄宗忠对60年代“藏用矛盾说”的延伸与发展。黄宗忠还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藏用性，或称知识信息的集聚与传递。
综上所述，20世纪后50年，从世界整体来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走在前的是中国，其次是原苏联、美国、日本、英国等。
4 20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经验
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那么有哪些经验呢？
4.1 充分认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包括理论与技术方法两部分，如果只有技术方法，或技术方法很发达，而理论很薄弱，都不可能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也必然影响学科自身的发展。图书馆学历史发展已证明：图书馆学虽然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由于过去只重技术方法，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不重视，因而图书馆学发展很慢，时至今日，其体系结构仍不很理想，社会地位也比较低。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一个重要条件。发展图书馆事业固然要有技术方法，同时也要理论作指导，没有理论作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就是不断的及时的给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原理、原则、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等。一些人认为，图书馆工作实践性很强，只有技术、没有理论，只要知道怎么做就行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知不知道都可以。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今天只是少数人，但非常有害，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
4.2
坚持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图书馆实践经验的总结、转化、升华为理论的过程中
图书馆学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图书馆现状、历史、图书馆所处的社会环境或背景。图书馆现状就是今日图书馆的工作，所开展的各种活动；图书馆历史就是记录各个时期图书馆活动的文献资料；图书馆的社会环境是指各个时期图书馆所属的相关社会情况。图书馆实践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近代图书馆实践也有几百年历史，特别是当代图书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在不断变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需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去发掘、总结、理顺、研究、归纳、转化、升华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只有这样，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体现理论的真正价值，才能证明理论存在的重要性。
4.3 坚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体的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它的研究任务是发展图书馆学，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图书馆学的一部分，在图书馆学体系中处于第一层次，属于宏观部分，它不是研究图书馆的技术方法，更不是研究与图书馆无关的内容或相距很远的东西。它主要研究图书馆这一特有现象的本质、结构、内在联系与外部联系、以及运动规律，为图书馆学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建立理论体系，为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指导。如果脱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本体，或把一些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仅仅挨边，或甚至距离很远的东西都算作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显然是很不妥当的，从表面上看，内容很庞大，细细分析，则许多东西与本体无关。这种作法，只会削弱和妨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只能造成表面繁荣，实际萧条。
4.4 抓住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基本点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主要研究图书馆学的宏观部分，具体说来是两个方面，或叫两个基本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应该紧密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使图书馆学科不断发展，内容不断丰富，体系结构不断完善；二是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原理，指出发展方向，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只有抓住这两个方面，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才能真正做到适应图书馆发展需要。
4.5 要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要运用的研究方法很多，其中关键是要抓住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图书馆的实践经验要转化，上升为理论，必须运用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认识的进程来说是一个不断抽象的过程，从认识的形式来说是一个形成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科学抽象方法，就是人们运用思维的能力，透过事物的各种现象，抽取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的过程和方法。科学抽象就是在人的头脑里对丰富的科学事实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亦即逻辑的加工过程。总之，我们要提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水平，改变长期停留于“现象描述、表层分析”的研究方式，就要特别重视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
4.6 不断提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的素质
一个学科的水平，与研究人员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研究人员的素质高，学科就会发展得比较快，研究水平自然也比较高。因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素质。如果研究人员素质低，要想提高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水平也是无望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呢？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精通图书馆业务与图书馆学；二是具有较好的哲学基础知识；三是具有较广的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四具有信息科学知识；五是外语。
20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由于时间100 年，涉及世界许多国家，因此论述不可能很全面，评价不一定准确，如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最后还要说一句，本文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资料室李健民副研究馆员曾为本文写作收集和提供过一些资料，特此致谢！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