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之基本（下）——主体、主义、内容、方法、主题、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范畴论文,主体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主义：劳动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思想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进步势力，但“社会”一词，却很难准确地表示其应有的含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考证，请见拙著《劳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不论汉字还是西语，这个词都是表示集体、群体、联系、联合等义。当我们说“社会”时，可以指社会形态，或超出个体的总体联系。社会从人类形成就已出现。“主义”则是指一个总体性意识的主要思想、观念。当我们说，“社会主义”时，其词义表示就是总体联系的观念，那么，它似乎可以指所有关于社会的观念。为此，我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劳动”一词，以表示这种社会的观念是以劳动为根据、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由此来区别“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集权官僚主义”等关于社会形态或制度的观念。
劳动社会主义作为劳动者要求自由发展进行社会变革的观念，是在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确立后提出的，它首先而且主要是雇佣劳动者利益的体现，是其意识的概括。而以系统的理论表述的社会主义，相当一段时期都是由非雇佣劳动者的知识分子所做出来的，他们不是基于自己生存的利益，而是基于对生命价值的考虑，是从理性出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消除现实世界不平等状态的高尚愿望。
对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给以崇高的敬意，其精神和品德正是人性升华的先锋。然而，这种从理性出发对社会主义的论证，毕竟带有明显的外在性，是他们拯救劳苦大众的愿望，而非劳动者从自己利益出发的变革要求。这种理性的呼唤与劳动者自己的意识在激荡的社会矛盾中不断融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对理性主义的反思中，充分认识到雇佣劳动者的主体性，由此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并认真调查、概括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及其意识，形成了马克思所定义的“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则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
劳动社会主义由此在理论上达到一个新阶段，并由理论转化为运动。20世纪初，在列宁的领导下，又建立了人类第一个以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它的影响和带动下，东欧诸国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制度化成为20世纪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虽然有许多缺陷，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毕竟在法律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这是人类进步的新起点。然而，也正是由于未能确保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实行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相继在20世纪末发生了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理论受到严峻挑战。变革社会的主义自身也要变革，劳动者自由发展的意识也要自由发展。21世纪的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者，当然不会停止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的社会变革，他们的利益和意识经过理论概括，必然充实、发展劳动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在反思中克服以前理论、运动、制度等环节的缺陷，以发展了理论，来导引运动及其制度化。
劳动社会主义既不是上帝的教义，也不是天命的体现；不是理性的召唤，也不是圣贤的设计。它是今天地球上活着的60多亿人中绝大多数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人本质发展及人性升华内生的精神，是现代世界矛盾演化的必然。现代的人类，在世界总体上正处于工业文明的普及时期，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雇佣劳动制，随着“经济全球化”“文明一体化”，而向全世界扩张，并成为现代世界的基本制度。资本雇佣关系的全球化，为劳动社会主义的全球化提供了契机。劳动者在工业生产方式演进中素质技能的不断提高，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根据，他们据此而要求提高社会地位，增加权利，乃至从劳动和文明的主体成为社会主体。劳动社会主义就产生于劳动者不断提高的素质技能与其现有社会地位的矛盾中，是劳动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要求的集中概括。人的社会地位，是由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规定的。经济权利中的基本权利，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拥有这两个所有权，也就拥有了经济活动的主动地位。从劳动者角度说，劳动力是他本人的素质技能所体现的劳动能力，生产资料除自然物之外，就是劳动产品，劳动者拥有这两个所有权是理所当然。但在人类演进的过程中，恰恰出现了“理所不当然”的情况，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社会，不仅生产资料归非劳动者的奴隶主，封建领主所有，而且大多数劳动者（奴隶、农奴）的人身也归他们所有；进入集权官僚制（以中国为主）后，劳动者才有了其人身权利，或者说其人身权不为统治者所有，但由于个体的小农经济，其劳动力并不作为商品出卖，因而不表现为所有权；只有到资本雇佣劳动制下，劳动力所有权归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归资本所有者才得到明确的法律规定，劳动者也才有了权利意识和为争取劳动力所有权利益的斗争。正是由于劳动力所有权，劳动者在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不断地联合，并产生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历经一二百年的艰苦斗争，付出巨大牺牲，才于20世纪初中期逐步在西方国家争得了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集合权等民主权利。劳动者争取其劳动力所有权和相应的利益，进而争取民主权的斗争，是劳动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它的理论和运动，都是由此而发，并作用于此的。劳动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的一条，就是在保证劳动者对劳动力所有权的基础上，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劳动者个人，进而以这两个所有权为根据，派生劳动者的民主权。这样，社会的经济、政权基本权利的主体都是劳动者；他们也就从制度上确立了社会主体地位。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所有权派生并集合的占有权，支配经营权，构成公有制；由民主权派生并集合的立法权，支配执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构成民主制。公有制和民主制成为劳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其特点就在于保证和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促进其自由发展。
明确劳动者为主体，是劳动社会主义的根本；而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则是劳动社会主义的目的。由此，我将劳动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劳动者在争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进程中的自由发展。公有制和民主制作为劳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其建立，是劳动者联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联合的一种形式。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其所有权和民主权也要不断强化，与占有权、经营权以及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的关系，也要不断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在行使这些公共权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往往会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甚至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忧的“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情况。为了保证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主体地位，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以实现劳动社会主义的本质。劳动社会主义本质展开为原则，贯彻于理论、运动、制度的全过程，这个原则就是：以民主促进劳动者的自由联合。联合，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人类的形成源于劳动，但包括最原始的劳动，都已是个体联合的活动，是有意识的交往。人的素质技能提高及其表现的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关系的改变，联合都是重要因素。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力量，来自其对联合的意识，并以相应的机制将个体的暴力及主要表现为期骗的智慧联合起来，由此形成一个集合的力。而他们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统治，恰恰是用分、隔、阻、压、骗等多种方式，防止其联合。这样，少数人联合起来的力量就可以分别控制分散的多数个体人。劳动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将联合劳动者起来斗争，由此形成社会变革的强大势力。而联合，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历代的统治阶级是以血缘等级制或权力等级制、财富等级制等形式联合的。这些方式，对于劳动社会主义都不适用，如果劳动者以这些方式联合起来，那么其联合体的性质已与统治阶级无异，既使能够成功，也只是建立一种新的阶级统治。
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自由发展的目的性，要求劳动者的联合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联合，联合的指导观念，是从劳动者意识中概括出来的，劳动者的联合运动，目的并不是使参加联合的劳动者摆脱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不劳而获的统治者，而是实现并强化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自由发展。因此，劳动者的联合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指导理论和机制，都只能是在明确劳动者个人民主权前提下的民主制。从劳动社会主义运动到其制度化，民主都是内在机制。当然，民主并不是不要纪律和法制，也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构，但纪律和法制，组织与机构，都要贯彻民主原则。劳动社会主义是劳动者为争取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主义。中国的劳动者只有在劳动社会主义的导引下，才能实现社会主使地位，提高并发挥素质技能，这不仅是劳动者自由发展的要求，也是以劳动者为主使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劳动社会主义政治。
六、内容：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与论证
中国经济矛盾，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是现实的存在。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与论证，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以社会某个群体代表的身份而非以个体人的身份来揭示和论证经济矛盾的。经济矛盾是社会群体生存的体现，是其社会关系和矛盾的基本内容，并不是外在于社会群体及其思想代表研究者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不可能以外在的、公正的身份和角度来对待经济矛盾，而是以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所体现的意识所概括的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者本人是作为现实经济矛盾中一个群体的代表，内在地研究涉及自己经济利益的经济关系和矛盾。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中国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他们是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一个方面；他们的意识所集中概括的劳动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观念。因此，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并不是外在的、公正的、“客观”的描述，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即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和提高素质技能而改变社会关系。他们既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更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探讨中国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实论和素质技能提高的途径，即认知障碍的因素和势力，如何克服这些势力，解决它们与劳动者自由发展的矛盾。
现代的中国经济矛盾，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是中国革命建立的初级公有制经济生成过程中与旧的集权官僚势力所集合的官僚资本以及小农经济、自由资本势力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初级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劳动者为争取其经济权利，实现社会主体地位而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提高并发挥素质技能的社会条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初级公有制经济正是其依托的主体的利益所在，也是这个主体的意识所集中概括的主义的要求。因此，作为研究者，他不是，也不能站在中国经济矛盾之外对之进“纯客观”的评判，而是站在主体的立场上，以主义为指导，揭示初级公有制经济在现实中国经济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其他经济矛盾因素或方面的关系进而探讨其内在的关系和矛盾，探求初级公有制自身改革和完善，并如何处理与其他经济因素或方面的关系。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促进初级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现中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和提高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和全部文明。
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既有其主体性，又有其客观性。作为研究对象，中国经济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不能因为研究的主体和主义，就可以不顾事实而任意杜撰；也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按数学公式做出什么样的“模型”；更不能以教科书的定义来设计方案。而应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抽象，在概念的运动中揭示和论证现实的矛盾，说明其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做什么——对其主体的建议。作为现实的复杂的中国经济矛盾，它有许多因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由代表不同群体的人进行研究的论证。但由于研究的主体不同，对同一客体的认识和论述也大相径庭。这是举一种关于中国经济矛盾的典型论述，即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论说现实中国的经济矛盾。这明显地是以现代美国主流派的观点，即将供给与需求作为经济学的两上基本概念，并以货币加以量化，从二者量的比例中规定经济关系。这对于已经稳固其地位的资本统治而言，是应该的。资本统治不要求、也不承认有经济制度的变革，它所需要的，只是如何在既定制度内，增值资本或者说增加利润。这对它来说是刚性的，为此，就必须扩大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一旦需求不足，就会影响利润。资本主义经济学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中，推论其全部体系，也就是说，其体系的每一个关节点，都是供给与需求这对基本范畴的具体化，也都要从利润这个核心出发，对其进行探讨。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先将供给与需求作为现实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应该说这是很有创意的，或者说很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在美国经济学家那里并没有“主要矛盾”的提法。进而，套用美国经济学的各主要范畴，来规定中国经济的状况，并提出相应的模型，以供决策——在这些具体层面，他们又没有创意了，只是所用数字有所差别，类似小学生在做算术应用题。我们从这些经济学家所描述的以供给与需求为主要矛盾的中国经济矛盾中，似乎看不到他们具有主体性，而是在“客观”地分析问题，并负责任地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因为不表现主体性，所以也就没有利益的冲突，只有“发展”或增长供给，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利润也成了惟一目的，它有时以“效益”来表示，有时以“生产力”来表示。在这个目的面前，一切都要让路，不论是制度、体制，还是法律、政策，都应为此而改变。实际上，这种“客观”的论述之中，有着很强的主体性，即少数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希望制度的改变——公有制的“私有化”——中获得更大利益者。不过，他们的私利被经济学家说成了国家的总体利益，获取这种私利并不涉及经济矛盾，而是中国经济矛盾的解决。在这些经济学家的描述中，你会看到大量的数据——统计的或假设的，但就是没有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劳动及劳动者在他们的笔下，已成为“资源”或需求的个体、社会保障的对象等等，总之，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范畴。经济矛盾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矛盾。他们也会谈到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经营管理等各种“宏观”“微观”问题，但问题的焦点都在数字之间的不平衡，设法使这些数字平衡，就是解决矛盾。
应当说，做这种描述的人大多数还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或许不清楚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只是按照其不自觉地学到的美国主流派经济学说，来发表议论；或许能够领悟到某些权势者们的意图，力求攀附之。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在掩饰或否认现实中国的经济矛盾；他们所做的一些分析，特别是“微观”分析，对于认识中国的经济状况，是有益的，但一纳入其从美国得来的体系，就看不出是在认识中国经济矛盾。这一点，在“发展经济学”的有关著述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发展经济学”也要论述一些中国的经济矛盾，但它是以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就及其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为依据的，所用方法，主要是比较，即人家有哪些好、我们有哪些不好；或者，客气些地说以发达国家为标准、典型，来找中国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就是中国经济的矛盾。至于解决矛盾的办法，那也很简单，就是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走，并发挥一些我们的特长，避免与发达国家竞争，而是做人家已经不做的事。
对于本书来说，绝对不想把对上述观点作为机制的对象，之所以写了上面这些话，目的只在于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有充实内容的，这就是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矛盾不仅是复杂的，也是沉重的，它绝非几个简单的货币化的数字关系，而是历史形成的，有政治、文化贯彻其中并制约着的现实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要从劳动者的主体和主义揭示并论证这个矛盾，又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必须在主义的指导下，根据内容的特点，形成方法。
七、方法：内生外化的辩证系统抽象
对身处其中的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与论证，是主体生命的体现，而非对冷冰冰尸体的解剖。这个过程是有精神的，是在主义指导下的思维过程。它有强烈的主动性，是思想的生成，是理性的创造。但它又是有严格要求的，并非随意的妄想。因此，必须形成自己科学的方法。这就是辩证的系统抽象法。方法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主动的研究过程经验的积累和思维的创造；方法是个体人的脑细胞的运用，同时又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思维规律的集中体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演变，是方法发展的过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研究，必须认真总结这个历史过程，从中吸取一切可以借鉴、启示我们研究的因素，同时更要根据主义和内容，进行创造，由此而达到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的目的。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我做了多年探索，也有一些心得，反思起来，还有一个欠缺，那就是“内省”，即对个人的价值观、利益、意识等的系统思考和规定。虽然这些思考每人都有，而且会反复进行，是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所必要的内在条件，但在方法论的探讨中，我却更注重思维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个欠缺必须补上，并要与外在的研究相统一。只重“客观”，忽略“主观”，是西方人思维的传统，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到基督教，再到近现代哲学，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但对认识的人，却基本上是视为个体的认知工具，是以感性和理性来认知对象，其知识是外界（不论是自然、人、“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反映。很少有将人视为认识的主体，而这个主体也是认知的对象。虽然其心理学、逻辑学很有些成就，但也是将心理、思维作为外在对象进行研究的。这个特点势必影响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我以前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西方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学史，因此不免带上这个思维特点。当我们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仅其对象是中国的经济矛盾，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中国的特点，即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下来的思维方法。其中，“内省”或对自己价值观和利益、意识的内在规定以及辩证的系统思维是两上主要环节。
一个思想者或学者，在对外界事物进行思考的同时，甚或之前，要先明确自己之立命、立意，不断纯净思维，提升认识能力，是内在的条件。对此，先秦思想家已有充分的意识。孔丘说“吾日三省吾身”，孟轲说“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况倡“治气养心之术”，体现着儒家对此的重视。老聃五千言《道德经》，将道与心、物与人相通论，且由此而建一大系统；庄周内外互动、大小相对，道家于内省和系统思维又有建树。庄周还将儒家术概括为“内圣外王”，后世儒家传人又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环节中前五个环节规定为“内圣”，后三个层次为“外王”。《大学》中的原文如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正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内外一统，外发于内，内表于外。可谓儒家两千余年之维系。后佛教传入中土，经儒、道两家学术治之，演变为中国佛教，其精旨在禅宗。禅宗方法，在修、在悟、在静、在净，对内省之方大有创进。宋时，三教相溶，使中国学术思维再上一层楼。明王阳明之心学与宗理学相呼应，内外一统之系统思维方法，基本形成。可惜明主后满洲人入主中原，学术停滞后退，而此时欧人却乘重商之舟步入资本制的工业文明，政治经济学由其论成，华夏反大落后于斯。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法，是与农业文明和集权官僚制相适应的，其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显而易见，但也正是在这历史的特殊性中体现着人类思维的一般性。应工业文明和资本雇佣劳动制要求并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虽无内省之传统，但却在外向上大成就，由此也成一思维系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当承继中国传统之内省外化系统思维，并借鉴吸收西方外在系统思维，根据现代中国劳动者的主体性，注重研究者本人价值观和思维方法的探索，形成与其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这样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价值观思考。这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立命之自省。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谋衣谋食养身，还是将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制约着研究者的思维和努力程度，并影响其对所研究问题的判断。为此，一个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反复的思考，坚定意志，明确方向。研究者是思的主体，是有目的有追求的，不是思维的工具。其思维活动，只有与其价值观思考统一起来，才有方向，即出发点和归结点的明确，并由价值观制约其研究。也只有将研究活动与自己的“命”——价值观的追求统一起来，才能内省外化地系统思维。实际上，西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斯密和劳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马克思，也都是在这种意义进行研究的。
其二，主体意识概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将自己的价值观与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和意识统一的，也就是说，立命与立意是合而为一的。只有代表了群体利益，才能得到群体意识的认可，价值才能实现；也只有概括了群体意识，才能代表群体利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为自由发展而进行社会变革的劳动者，研究者是这个主体中的一员，是以主体的意识来导引研究的，为此，就要不断地概括作为主体的群体意识。这当然要进行广泛的调整研究，更要有思考和规定，从大量的本群体中的个体意识得出对主体意识的概括，这也就是主义的探讨。
其三，主义之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就，而是多个研究者连续进行的。个体研究者所能概括的主体意识，毕竟是有限范围的，这样，就要求在主义这个层面进行交流、讨论以及反复探讨；得出点体性认识。当然，这也是求同存异的过程，通过主义之探讨，明确研究的主体意识，在一般性的主义导引下，实证抽象，揭示中国经济矛盾。
其四，详细占有材料。中国经济矛盾是现实的存在，其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为揭示本质，就要大量掌握现象材料。这个过程与概括主体意识是统一的。经济矛盾的现象材料，可以从日常生活感知，也可以专门调查以至考察，还有官方或民间或其他研究者归纳的统计资料、所写的调查报告，等等。占有材料的途径是相当广阔的，而对主体意识的调查本身，就已包含对现象材料的占有。占有材料又务求详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维的实在性和实证性。对材料的占有，不是研究的一个阶段，而是研究的一个要素，基本的要素，它体现于研究的全过程。而材料的占有程度，不仅取决于收集，更取决于抽象思维。
其五，系统抽象。以抽象的思维来概括群体意识和现象材料，形成概念，并通过概念运用来揭示经济矛盾，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方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抽象力是人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对群体经济意识的概括和对经济材料的概括，都要由抽象力的运用，即思维活动来完成。抽象思维是由一系列内在联系的环节的统一过程，从比较、分类、归纳到分析、综合、规定、概念、论证等。其中，核心是概念的规定及其展开、改造和完善、围绕这个核心的。概念的运动表现为系统的体系，对概念体系的论证，也就是对经济矛盾的论证。
其六，论述体系。对经济矛盾的论证，并不是给研究者自己听或看的，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即将抽象的认识告之社会，主要是研究者所代表的群体，使之成为主体意识中的一部分内容，为求群体中的个体所接受，由此而联合为统一的变革社会的势力。因此，论述必须充分考虑并遵循思维的一般性，以及大众所能授受的语言文字。论述本身也是研究，论述的体系就是概念运动的系统。研究的全过程以概念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为核心和主线，论述的主线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运动，或者说是概念运动的从抽象到具体阶段表现为论述。论述体系的建构原则，是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但在论证中，又要有相应的技巧，包括语法等。论述中把握的要点有二，一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关系，二是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论证。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但后者的充分与明确，又是前者实现的内在要求和条件。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发自于人的思维过程的集中体现，而这个思维过程，又是针对现实的经济矛盾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在这个前提下，辩证地运用思维能力，由此展开主义，论证主题。
八、主题：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提高
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是在经济矛盾的探讨中对主义的贯彻，是所要形成的学说体系基本观念。写文章要明确主题，这个道理，是小学生作文时老师就要讲的。可是，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却往往忽略这一点，以致那么多的教科书，都不谈主题。由此造成论述的偏差，以及教学过程的诸多问题，又很难解决。虽然如此，在总体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还是存在的，而且制约着其发展。这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几百年的演化中，充分体现出来。虽说直到今天，没有文字，只用音符写出的西方人，并不懂文论章法，但真正有思想的著述，也都贯穿着主题，由此得以世代相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资本统治与增殖。这是从重商主义者到始今，诸多学派、成百上千本著作，反复论证的核心观念。这是资本之主义的展开与贯彻。虽因时代，以及所代表的阶层国度集团利益的差异，而歧义纷纷，论争不断，但在总体上却都围绕这一主题，为资本统治与增殖而论说、辩解、想方、设法。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立，也在于其主义所展开的主题。这是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也是制约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依据。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性和国度特殊性是统一的，前者体现于后者之中。并非只有中国的劳动者从主体角度研究经济矛盾，各国的劳动者都应从主体角度进行研究。经济矛盾有国度性，但也有世界一般性，这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度性本身包含、体现世界一般性，二是各国度性经济矛盾的交接、溶合构成总体的世界经济矛盾。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其国度性和世界一般性内在统一的集合点。现代世界经济矛盾普遍性体现于各国经济矛盾之中，劳动者从其主体性规定主义，并以与主义相适应的方法主导对经济矛盾的研究，首要，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主题的规定。在主题的规定中，既体现着劳动者的国度性与世界一般性的统一，又体现着作为劳动者群体思想代表的研究者与劳动者群体的统一。是劳动者群体的意识所集合的主义要求研究者确立主题，研究者则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概括体会所代表的劳动者群体的意识，在明确主义的前提下，探讨主题，并由此展开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的确立，是归纳和演绎二者的统一。归纳，即从本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演绎，则是从已有的关于主义的一般规定，在对本国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概括，以及对经济矛盾的探讨中，推论主题。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辩证系统的抽象方法，首先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而贯彻于全部研究中。主题的确立，也是不断探讨、充实、明确的过程。并不是先驱性地规定了主题，然后全部围绕它做文章，而是在初步明确主题的情况下，展开具体研究，形成对主要范畴的概念规定，再从具体到抽象，充实和修正主题，贯彻于下一步的研究。如此连续、辩证贯通于中国经济矛盾的揭示和论证的全过程。
从演绎的角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来自以马克思名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包括马克思的著述以及苏联领导人的著述和教科书。实际上，这些都是具有国度性的政治经济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刚刚起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势必将之视为一般性的“原理”，特别是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认识，直到今天仍有相当一些人是看成“原理”的。对苏联教科书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展开以后，逐步明确了其国度性，但也有不少人还视其为“原理”。由于作为演绎的前提自身的问题，以及研究中的欠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迄今并不明确。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批判资本统治，论证劳动解放。这体现于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矛盾的分析，特别是雇佣劳动者依据其劳动力所有权与资本所有者斗争的合理性，以及否定资本统治的必然性的论述中。到苏联的教科书的编写时，马克思的这一主题似乎已经解决或不存在，他们更注重苏联立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但由于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名义出现，还要照顾那些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表示自己的著述是“客观规律”，因此，虽然没有正式提出“主题”这个环节，但在其论述中却明显地是将探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或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作为主题的。也就是说，主题的落脚点，或者说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这既是批判旧生产关系的标准，也是建立新生产关系的依据，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就要设法提高生产力水平——其标志就是要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人格化”出现的。苏联教科书的这个主题，在其展开和推演的过程中，不免逐步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资本统治及其增殖——相接近，因为资本增殖在斯密和索嘉图那里，也是以生产力发展来表示的。所不同的只是资本统治在苏联教科书中换成了“公有制”，但当这种初级公有制的积极性发挥殆尽，而其中所滋生的既得利益者又反对按劳动者的意志进行改革时，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对公有制经济“私有化”——化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私有资产——的“改革”路，其理由也很充足：为了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比公有制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吗！
主题的确定必须是以主体及其主义为前提的，苏联教科书所确立的主题，已经脱离了劳动社会主义的主体和主义，这势必直接影响全部的研究进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承接苏联教科书主题的研究，在方法上是将外国的特殊视为一般，进而以演绎方式贯注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探讨中，其逻辑的结局，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
我们今天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当然要充分继承马克思在创立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有关主题的思想，同时也要充分考虑马克思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任务，他的批判资本统治论证劳动解放的主题，是集中于对资本雇佣劳动制经济矛盾研究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初级公有制的建立开始的，它当然包括对旧的经济制度——不仅是世界一般性的资本雇佣劳动制，还有中国的集权官僚制——的批判，也包括对公有制的建立与改革的探讨，它所针对的范围及其内容，是对其主题的外在制约，也就是说，主题能涵概必须所研究范围和内容。进而，就是从主体的主义进行辩证的探讨，即在总体归纳与演绎的过程中，或概念的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运动中，逐步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据此，我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确定为：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这是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立论。劳动者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体，也是中国经济矛盾变革与发展的主体，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实现，是中国经济变革的主要内容，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据。在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的进程中，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也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地位与素质技能，是统一的，从制度层面说，地位是决定性的，但也要受素质技能的制约。实现劳动者主体地位，是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的前提；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又是主体地位实现的社会内容与保证。相比之下，实现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提高并发挥其素质技能，也正是马克思所要探讨的批判资本统治，论证劳动解放这一主题的延续。而与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或探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苏联教科书的主题相比，劳动者社会地位，就是从劳动者规定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素质技能，就是生产力，它的提高与发挥，就是生产力发展。这是在确定劳动者主体的前提下对政治经济学主题的规定，它不仅克服了所谓“客观”研究的外在性，也以辩证的否定包容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但这已不是外在性的“客观”，而是主体的要求和意识的体现。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是由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两个基本经济权利，以及它们派生的民主权所体现并保证的。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主题展开的首要范畴，进而是公有制和民主制，以至公共价值这个核心等一系列范畴。通过这些属于范畴的规定和论证，使主题贯彻于全部体系。
九、范畴：主干概念的运动与联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是其主题的展开，是揭示和论证中国经济矛盾的关节点。范畴是以概念规定的，或者说都要表现为概念，但并不是所有概念都是范畴，那样的话，二者也就没有区别了。对范畴与概念的关系，哲学和逻辑学界长期争论不清。对此，我也曾困惑不解，后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中逐步明确。需要说明的是，以汉字字义对这两个词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范义模型、榜样，畴义已耕作了田地、田地的分界，衍指同处、同类。范畴可理解为对同一类型事物的界定，或同一类型事物的总体规定。概念则是概括的观念、思想。归总起来，范畴与概念相比，有这样几层含义：一是范畴是对客体、对象层次及其内容的界定，这种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或第一个环节；二是范畴是主干性概念；三是范畴包含着规定特定对象范围或矛盾层次的各概念；四是范畴是概念运动的关节点。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外国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演绎或运用，而是代表中国劳动者这个主体，以其主义所要求并体现的辩证系统抽象法，对中国经济矛盾揭示和论证的概念运动关节点，是规定经济矛盾各层次的主干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作为其主题的展开，是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八个层次以及其系统性的主干概念规定。主题是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总体矛盾的规定，这个系统的各层次，其特定范围的矛盾，是从属于总体矛盾的。总系统的矛盾通过各层次的矛盾而起作用，或者说各层次的矛盾就是总系统矛盾的具体存在，对这些层次矛盾的概念规定中的主干概念，即对本层次矛盾的概括性认识所形成的范畴，既是主题的贯彻和具体化，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的主干。由于认识的阶段性，在研究之初，可能会有某一二个层次不能以准确的概念规定其范畴，但必须明确的提法和术语表示该层次的范畴。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矛盾第五层次的国度性矛盾入手，对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作为实体，中国经济矛盾包含着经济矛盾的全部八个层次，也就是说，这八个层次的经济矛盾都体现于中国，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不只是针对第五层次及其以下三个层次的，而是“中间穿入，全面开花”，对八个层次都要做出规定，并以相应的主干范畴及相应的概念体系加以论述。经济矛盾系统的第一至第四层次，是世界一般性的矛盾，但它们不是孤立存在，也不是只存在于个别国度，而是存在于所有国家的特殊经济矛盾之中。因此，对这四个层次的规定，并不是脱离第五及以下特殊层次的探讨，而是对特殊层次矛盾探讨中一般性的抽象，进而才能展开并具体化于特殊层次的研究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就是中国经济矛盾，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矛盾系统，包含八个层次。对其中前四个层次的规定，是特殊中一般的抽象，而非脱离特殊的纯一般性研究，或直接将外国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范畴拿过来，作为对第五层次以下研究的前提。经济矛盾系统前四个层次，作为特殊中的一般，其范畴规定，必须充分体现国度特殊性与世界一般性的统一。从范畴及概念形式看，应有一般性，但同时也要包含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我们是从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中，得出对这些一般性层次的范畴规定的，也正因为它们的一般性，因此，要充分吸收外国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在以自己认识为主体的同时，归纳这些外国的研究成果，进而通过分析与综合，形成相应的概念规定。不仅在前四个层次的规定上应吸收外国人的研究成果，对后四个层次的范畴规定，也不能“闭门造车”，而应广泛借鉴外国政治经济学在对其本国经济矛盾这四个层次的研究成果。但与前四个层次不同，不是将其成果与我们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再分析、综合，而是要经过从特殊到一般的逻辑提升和抽象，从一般性的抽象规定转入对中国特殊经济矛盾层次的规定中，其作用是启发和借鉴，绝不能直接照搬或“嫁接”。对这四个层次经济矛盾的范畴规定，必须保持以中国特殊性为主。当我们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规定为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及其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作为主题展开的各范畴，也都要体现这个主题。
本书作为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大纲，所探讨的是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因此，对其八个层次都要做出相应的范畴规定。其中，第一、二两个层次，并未提出新的概念，而是在马克思及其他经济学家已有的概念规定中，选出经济、劳动、商品、价值等概念，并做了相应改造，即凝合了前人在这些概念上的研究成果，通过归纳，充实自己的认识，形成相应的范畴。这些范畴的规定，既考虑世界一般性，也注重中国的特殊性。从第三层次开始，范畴的规定则以突出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为主，兼顾并吸收、借鉴外国政治经济学在相应层次的范畴及概念规定。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尚处创始阶段，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矛盾主要的问题，还集中于制度，即第三个层次上，因此，本书的探讨及范畴规定，也把重点集中于对中国经济制度这个层次。作为本层次的范围，计有官僚资本、小农经济、公有制、公共价值，其中，公共价值是核心范畴，官僚资本和小农经济是旧制度的规定，公有制是对新制度的规定。中国现代经济的主要矛盾，也在制度层次，由上述各范畴间的关系，来规定主要经济矛盾。是本书的重点。对于第四层次的阶段性体制矛盾，本书以统制体制和市场体制两个范畴规定；第六层次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等范畴规定；第七层次的具体经济矛盾，则集中于当前最为突出的企业经营管理范畴；第八层次国际经济交往，以自主竞争、保护为范畴，并辅以相应的提法，如“经济全球化”“中心——外围”等的论证。
本书以探讨中国经济矛盾为目的，这势必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思考，但本书又并非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着重点在当前中国主要经济矛盾所体现的制度层次，对其他层次的探讨，是从属于这个重点，也是对主要经济矛盾认识的展开。范畴作为论述体系中的主干概念，还应有若干概念为之辅助，或为其贯连，或展开其论证。我把它们称为辅助性概念，它们围绕主干概念，成一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以主干概念，即范畴的联系，构成总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对这总体系的探讨，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长期研究的任务。（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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