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5-0032-06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与剧烈深刻的社会转型相伴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围绕体系改革的论争日渐冷却，“体系意识”趋于淡化，而“问题意识”明显增强，有的学者甚至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研究的变化趋势描述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1]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进行了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体系化的哲学理论的对立面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理论内涵是实践观点和批判精神，在于它彻底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只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实质在于要求从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活。(注：南京的一批学者如孙伯鍨、张一兵等在一系列论著中表达了这种看法。)这些都是可喜的进展。
目前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向是：以某些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依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同学术群体中，已经呈现学派的雏形，形成了“比较对话”、“语境回归”、“问题研究”和“形态重建”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在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和理论创新这个主题之下，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分化，出现了以下几种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寻求与西方哲学特别是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从比较对话中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并赋予其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意；致力于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华智慧，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新的实践经验的 理论概括和具体科学成就的提炼升华，从内容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坚 持“开新”必先“返本”，认为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从 前苏联移植过来的，顶多只能算作马克思哲学的次生形态，要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等等。
很明显，上述取向之间虽然在关注重心或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一种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从而能够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本文拟对此谈点初步意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一
我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流变史、发展史，着重从哲学形态上进行研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反映当代特征和实践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现在已经是我国哲学领域里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行。但是，20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个“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去看待，而是当成一些既成的结论去叙述。这些既成的结论，也就是被我们当成“原理”看待的东西，大多是从前苏联的教科书移植过来的，虽然经过了中国学者的整理、加工、充实和完善，但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的原理原则，都没有脱离“斯大林体系”的 窠臼。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套既成的“原理”体系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特别是“文革”结束以后，当反思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失误时，人们普遍感到，我 们过去所真诚相信和宣讲的那些被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的“原理”，有相当 一些并不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由此而提出的问题就是：(1)回头看，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怎样的?(2)往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怎样的?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思想理论领域里“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 新时代的到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的任务 ，在20世纪80年代被同时提了出来。经过学者们20多年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 一门新学科已经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研究也在探索中取得了可喜的 进步，先后出版了几部新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或专著，这些著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结 构上都与“斯大林体系”拉开了差距。
但是存在的问题是：理应为改革传统教科书体系提供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被变成了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性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演变的大量文献的冗长的直观叙述，并且这些叙述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模式来安排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探索，则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走向某种“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变成了随意性极大的主观发挥，失去了应有的文献依据和历史根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上述偏颇造成两方面的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和低谷。笔者以为，走出困境和低谷的可能的选择之一，是把二者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向互 动的机制。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史”的研究离不开“思”的视角，否则“史”的研究不过是以“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式做着某种文献整理的工作。这里的“思”，也就是哲学史家们所说的“哲学史观”，而一定的哲学史观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哲学观。哲学观即某种哲学之原理。“原理”代表着一种哲学最新和最高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是“史”的完成形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来说，只有当我们具备了充分成熟的“原理”时，才可能真正把握和揭示出它的内在历史逻辑。
同时，“原理”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而必须有“史”的根据和线索。在未能弄清一种理论和学说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很难真正理解这种理论和学说。黑格尔甚至说，在哲学史中，我们研究的就是哲学本身；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有历史。这种富于历史感的思维方式曾经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评价，被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可是，我们的“原理”研究非常缺乏这种历史感，而是充斥着大量的奇思异想和高谈阔论，但大都游谈无根。
基于对上述情况的分析判断，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课题，认为它 是克服长期以来原理研究和马哲史研究中存在的“史”“论”脱节现象及其弊端，实现 二者有效“结合”的一个切入点。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可能性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对象，即客观上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这回事；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主体，即研究者是否形成了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因此，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是可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形成和流变的过程中，是否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这个问题以前不可能提出。随着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差异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或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形态的观点，并分别用“原生 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等概念来标志它们。[2]如果能本着研究的态度 去看待问题的话，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 “次生形态”是指经恩格斯、列宁阐释和发挥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生形态”是指 被斯大林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们从前苏联人手中接受过来的教科书哲学。显然 ，这些形态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近年来，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 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的观点，已经得到相当多学者的认同。例 如，有学者指出，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设想：假如由马克思本人来写一部叙述其哲学思想 的著作，他很可能是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样的构思；而由恩格斯来写，则可能 以《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等内容为思路；如果由列宁来写， 那么大体可以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书中看到一定线索；斯 大林已经留下了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了不 少哲学著作，并写了大量批注，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 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和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 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些批注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足以说明，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叙述，在保持其实质不变的前提下，也 可以并且应该有不同的叙述体系。[3](P14)
不同的叙述体系，也就是不同的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必然要涉及到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的关系问题。所谓思想体系，是指一种哲学的各种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任何一种成熟的、系统的学说，都必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反之，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就还够不上被称之为学说的水平，只能是一些零星的偶发的见解。叙述体系又称理论体系，是指阐释、论证和发挥一种思想体系的观点、方法和概念范畴系统，这些就构成理论体系。
但是，思想体系与理论体系毕竟是有区别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本身具有的，是这种学说在建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而是任何理论体系的根基和活水源头；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和完成者，只能是该学说的创立者本人，因此作为整体来看，它是“一”。与之不同，理论体系则是在一种学说形成过程中，或在这种学说形成之后，根据其思想体系自觉地建构起来的；其建构者，可以是该学说的创立者本人，也可以是他人(包括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来人)，因此它可以是“多”。一个学说的创立者，必有其思想体系， 但不一定有其理论体系；或者在学说的某些方面有其理论体系，在另一些方面没有其理论体系。例如马克思主义，它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有着相当完 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却并没有为它制定一个一劳永逸 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哲学也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体系化哲学，他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他的哲 学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而没有留下他的理论体系。(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 思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只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参见列宁《哲学笔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3版，第357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是由后人 建构的。
理论体系与思想体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如果一个理论体系出自该学说创立者之手，它可能与其思想体系较为融洽和接近，如果理论体系出自他人之手，情况就更加复杂，因为这样的体系体现的是他人对该学说的理解，只能通过他人的阐释揭示出 来，这样的阐释和揭示必然是多样化的，乃至是多元化的。由后人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的思想体系的关系，就是如此。
在这里，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与它的各种衍生形态(如次生、再生形态)之间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是马克思创立的，因而是马克思哲学本来具有的，是这种哲学在建立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整体来说是“一”；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衍生形态是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基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解释，又融入新的时代内容和思想成果而形成的 ，因此它可以是“多”。关于这种多样化或多元化，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曾经说 过：“在此人们会说，不管你怎么大讲理论话语的多样性，到头来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家 独尊，以势压人。但我们不应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 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因此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4](P19)多样化的各 种衍生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 态研究，就是要对这些多样化乃至多元化的衍生形态做出评价。一般说来，这种评价是 参照原生形态，通过各种衍生形态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运用哲学形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具有充分的历史、学理依据。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从方法论上看，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特定内容与具体形式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来把握其内在结构和现实根据；把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哲学形态演化更迭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形式，来把握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当代哲学理论和哲学流派多样化发展的客观背景中，作为当代社会多种哲学形态中的一种现实形态，来把握其本质特征和独特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就是要具体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流变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各种特定理论形态，揭示其特点，评价其好坏，以期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鉴。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某种概念演绎的思辨体系，而是要切实运用哲学形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历史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新形态，即反映当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这是时代的呼唤、实践的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离不开现有的基础和相应的条件。从基础来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取得了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成果，其中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有待于从理论上进一步加强研究和阐发。而从学术形态看，学术界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 翻译和解读，打破不合理的学科疆界，理解上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所是；同 时又提出和探讨了不少新问题、新概念、新观点、新方法，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总体 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基本上走出了传统教科书的体系模式，一个 具有当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5]
从条件看，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最近，胡锦涛在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 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6]据 我们理解，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我们在当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一个重要方面。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必须从多方面综合进行。既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重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其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又要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进行新的理论概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又要充分汲取和消化利用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中的合理思想资源；既要具备哲学思维必需的高度和深度，又要对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哲学升华和提炼。这也对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笔者以为，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当代中国哲学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想自己的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时代和民族的杰作伟构。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应特别注意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返本 ”与“开新”之间的循环关系。笔者曾在过去的文章中附和提出并扼要申述了“回到马 克思”的主张[7][8]，由于语焉不详，引起了不少误解和批评。这些误解和批评就是由 于没有从“返本”与“开新”相统一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所导致的。其 实，这里所谓“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返本”，只是要求“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 别是在后来的解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上，并以它作为我们继续前进 的出发点，结合当今的时代状况和思想成果，去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它不是 也不可能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一切既成结论上，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既成结论 。“返本”的内在要求是“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的发展和创新，又 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的不断深入的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返本”。显然，这 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开新”，即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 形态，但这种形态是否还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 真正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因此，“回到马克思”正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 学当代形态的必经途径和可能基础。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去建构所谓当代形态，必然使之失去应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为主观任意地“制造马克思”打开方便之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复兴’从形式上讲有普遍的意义：不‘复’则无真实长 久的‘兴’可言。”[9](P199)这是符合思想史事实的论断，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 联系和革命性变更，往往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的。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是民族精神的高度凝结。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研究是以民族性的形式、时代性的内容去求索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问题。哲学迄今一直是在不断分化中发展的，不同时代和民族的哲学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哲学 传统。“要理解一个哲学，必须首先了解它所赞成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否则就不可 能理解它。”[10](P377)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传统，这 种不同是如此之大，以致引起了关于中国思想能否被称为“哲学”的持久争论。然而， 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 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11](P187)作为一门学 科的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建设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这 门学科，不仅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传统，也能理解西方哲学的传统，并且能实现西方哲 学成果的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鲜明的例证。因此，建构中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 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 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
收稿日期：2004-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