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分析_消费主义论文

西方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分析_消费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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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是二战后在美国社会兴起的一种以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和出现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为平衡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而去适应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对外进行扩张的需要。利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手段向我国传播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兜售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取经济利益和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综合分析消费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状况,我们可以发现,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传统的攀比从众心理是消费主义扩散盛行的现实基础

消费水平的提高,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整体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这就为消费更多数量、更好质量的产品提供了可能。同时,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人有效地利用了社会环境因素,或是凭借突出的个人素质,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和合法的经营,或是利用政策漏洞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先富群体中的一员。经济上的丰裕导致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成为一般公众艳羡、追逐的目标。为了凸显自己的地位和不俗的经济能力,他们意图通过自己的高消费来进一步获得社会的认同,成为引导消费潮流的先驱。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条件下,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是理所当然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的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78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8184元,增长了21.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居民的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人均184元增加到了2002年的3791元,增长了20.6倍。[1] 居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其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消费和享受生活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但是,任何行为的产生都离不开思想的动因。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产生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在我国传播和扩散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心理支持,传统的攀比、从众心理使得一般民众产生了高于实际消费需要的心理需求,进而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看,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彼此会发生相互影响,产生连锁性的心理反应,形成模仿、流行、补偿、舆论、流言、暗示和竞赛等社会心理现象,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正是这些心理使得人们在消费的时候,不再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消费能力,不再考虑自己的消费需要而去追求社会流行的消费时尚,去模仿别人的消费方式甚至没有理由地与邻居、同事和朋友在消费方面进行攀比。并因为自己在消费生活上的不输于人、高于人而获得心理的畸形满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畸形的社会心理有相当的交叉感染性,使得一般人向先富群体看齐,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看齐,从而形成普遍的消费动机。

然而,在消费领域的任何竞争、攀比、从众都应根据个人的经济实际情况,而不能背离社会文明的要求。这种从众、模仿、攀比甚至斗富的心理使人们常常处于一种竞争的张力中,情绪激动紧张,精神负担很重,不利于人自身的健康和发展。更糟糕的是,成人的消费主义观念和消费行为在潜移默化、日积月累中感染和诱导孩子,使青少年过早地贴上了媚俗的标签,打上世俗的烙印,使得孩子从小就在与同伴间进行各种消费行为的比较,向往着大把花钱、随心所欲的消费生活,使得广大青少年不断向高消费者看齐,向社会流行的事物和时尚靠近。渐渐地他们把提高消费能力作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从而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他们生活理念和价值导向。正是由于这种攀比斗富、盲目从众的心理,形成了消费主义传播的心理动因,促进了消费主义的蔓延。

所以,消费主义在我国传播,既有经济发展消费能力提高的经济原因,又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消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现实基础。

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消费的极端化理解是消费主义扩散盛行的理论依据

关于消费的作用,不同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新教伦理主张禁欲,反对消费。而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则强调消费对于生产、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种消费理论各有市场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我国历来商品经济不发达,国家对于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驾驭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尤其是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关系问题,更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理论进行探索。由于消费问题事关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因此理论界的每一次讨论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带来宏观政策的一定变化。特别是经济转型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出现生产和消费的不均衡矛盾时,一些学者提出采纳西方国家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消费主义做法。他们对“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不消费就衰退”、“高消费促进高发展”等西方国家的消费主义的主张大加褒扬。有的学者甚至主张把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援引过来,提倡高消费,提倡“用未来的钱”的超常规消费,提倡“舶来主义”的洋化消费。

理论的偏向带来实践的误区。以上的理论主张很快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流行起来。首先将西方消费主义理论运用于实际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他们无视我国与西方国家巨大的资源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打着引进外资的旗号,上马一些奢侈工程,如占地面积甚广的高尔夫球场、狩猎场等。结果进出其间的大都是大款和社会名流,以及一些“权力寻租”的政府官员。一些地方政策制定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奢侈娱乐场所的修建,正是这些新贵和名流的高消费、奢侈消费行为,才给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一些地方甚至试图打国家政策的“擦边球”,划出所谓的“红灯区”来满足一些新富阶层和政府官员的畸形需要。新富阶层和政府官员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不仅腐蚀着社会的正常躯体、污染着社会风气,而且给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造成了不良的消费示范,使他们误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和最高的价值追求,从而模仿这些奢侈、洋化的生活方式,体验这些奢靡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快感和心理满足,从而导致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

三、精神文明特别是传统美德教育的弱化为消费主义的扩散提供了肥沃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强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平等竞争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性有所增强,自主意识也显著增加,社会成员更富有个性主义的色彩,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削弱了。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都不自觉地走进了一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重视经济建设,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误区。特别是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教育出现了严重弱化的趋势,使得一些人对传统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这些人认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过是物质匮乏年代毫无办法的选择,在当代社会再提倡这种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既然经济的发展、物质产品的丰裕为享乐消费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条件,那么尽情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体验现代化的消费方式也应该是理所当然。表1是在对重庆市5所中学(含重点中学、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的调查结果。

表1 对艰苦奋斗是老调,享受生活才是新潮的观点所持态度调查表

所持态度人数(人)百分比(%)

赞成 123 23.1

不赞成207 38.9

可以理解 198 37.2

合计 528 99.2

没有选择

4

0.8

调查总数 532 100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532名中学生中,有23.1%的中学生对传统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持否定的观念,有37.2%同学认为艰苦奋斗是老调,享受生活才新潮的观点可以理解,两者相加,约占所调查人数总和的60.3%。这充分表明,在市场原则指导下,绝大部分青少年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彻底否定这种传统美德。这种思想认识的偏离将直接影响青少年的日常消费行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丧失使社会形成一种奢靡享乐而又无视创造的不良风气,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消解社会的进取精神,削弱社会的发展动力,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随着消费主义传入中国,一夜之间各种舶来的商品、符号充斥神州大地,消费主义越来越成为国人的价值归依。它使人过度崇尚物质消费、陷入异化消费,它忽视甚至取消了人们更多的非物质性的(包括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使人类在本质上的多维性被简化为对物质占有和消费的一维性。作为人创造的物,却成为包围人、困扰人、使人异化为消费机器的全能钥匙。就这样,人被“物化”了,成为物的奴隶。这样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相对低下的精神状态。人们的幸福感、责任感降低,进取心减弱,精神颓废甚至道德堕落。

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辨证关系看,精神文明是坚持物质文明正确方向的保证和促进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如果精神文明建设不好,那么物质文明也将走入误区。在现实中,正是精神文明的弱化才导致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消费主义的泛滥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严峻挑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处理两个文明的辨证关系,形成对消费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抵御力量。

四、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是消费主义泛滥的外在动力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扩散、盛行,既有我国内部的原因,又同资本主义强势渗透扩张分不开。不断拓展的消费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我国攫取经济利益、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具体地讲,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兜售消费主义有以下原因:

第一,实现经济目的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体现,因为资本主义要求不断通过对外进行的资本、技术和劳务的输出去获得巨额的利润。而进行资本、劳务和技术的输出获得利润需要以发展中国家进行相应的消费为前提,只有产品被消费了,才能够获得利润。因此,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地培育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消费激情,调动对其产品的有效需求(不管这种产品是不是真正适合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或仅仅是适合消费者的心理的需求),形成消费行为,从而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目的。

第二,实现政治目的的需要。当今世界,一直存在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一直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比较其他一般层次的生活方式而言,覆盖面更广、渗透性更强、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精明地了解这一点,正如1938年,美国国务院美洲司Richard Petty曾指出“政治渗透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经济渗透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流和无拘无束。”因此,在冷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对付中国的“十条戒令”中有关文化的就有7条之多,和消费主义有关的内容如下: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信念。替他们制造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型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美国企图通过兜售消费主义方式影响中国的第四、五代人,使他们沉湎于物质的诱惑和感官的刺激中,达到从意识形态进而从社会制度颠覆中国的政治目的[2]。

总之,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双重需要,使得他们不遗余力地向我国推销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他们充分抓住我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机会,利用我国转型的社会实际,不断通过媒体、商业广告和大众文化制品的传播,通过营造国际流行时尚发布和培育直接的消费示范群来培育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消费主义意识,引发他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向往和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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