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文学半旗飘扬_文学论文

大革命文学半旗飘扬_文学论文

大革命文学的“下半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6)01-0100-09

      社会阅历、时代气息、生命意识与作家写作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刻画等均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一个由信奉文学自然主义转而投向现实主义怀抱的经典作家,茅盾在这一关键点上的进展与转变尤其明显。以《幻灭》、《动摇》、《追求》为内容的《蚀》三部曲,既是民国文学时期茅盾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开始,也是国民革命时代“大革命”文学取得相应性书写的最初证明。

      在对茅盾早期小说既有的研究与评判中,俯视民国时期二十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将近十年的文坛,可以发现茅盾从《蚀》到《子夜》的推进过程十分显豁,两者的文学史价值也旗鼓相当,奠定了茅盾的文学史地位。譬如在《子夜》出版的时评中,评论家朱自清就及时地将两者作过对比,相对于《子夜》“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所不同的是,《蚀》则是“作者经验了人生而写的”[1]。坊间的文学史著述宣称茅盾是“彻底改变‘五四’中长篇小说的幼稚状态,使之走向完善的最突出的小说家。他的中长篇小说从《幻灭》、《动摇》、《追求》(《蚀》三部曲)到《子夜》,标志着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长篇艺术所达到的高峰。”[2]223值得追问的是,这一小说艺术的“高峰”,是如何“经验了人生而写”的呢?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位大革命亲历者见闻与视野的有限复活,当他把一只脚从政治实践中撤退出来后,便选择了以笔为武器,自然、真实、客观地加以追忆与记录。按茅盾的原话则是“我只注意一点,不把个人的主观混进去”,“只是时代的描写,是自己想能够如何忠实便如何忠实的时代描写;说它们是革命小说,那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不能积极地指引一些什么——姑且说是出路罢!”[3]这种贴近与忠实于社会现实的小说创作理念,有利于从特定角度艺术地反映客观现实,为特定革命时代的典型人物提供了活动与思考的典型环境。单以《蚀》三部曲而言,显然为后来者洞悉民国时期的大革命生活,提供了一个可以走得进去的历史情境!《蚀》的三部曲仿佛是哀悼民国时期二十世纪20年代中期大革命而升起的“下半旗”。在大革命文学的精神建构中,“下半旗”是一种隐喻,它既是对国民革命历史微缩的致哀,也是布满弹孔的一角历史的遗痕。这面历久而弥新的风旗,时而舒卷,时而低垂,仍可窥见无数革命青年男女的血与泪、爱情与青春、抗争与幻灭……茅盾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初衷与选择,大革命文学特殊的时代氛围与艺术风格,时代小人物特别是女性们不同的命运驱使与时代改造,也仍然昭示着直面历史的思考者。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史叙述,所依赖的巨大背景肯定是种种具体的历史情态,包括国家政治的情状、社会体制的细则、生存方式的细节、精神活动的详情等。这种种细节的呈现,来自历史事实的‘还原’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国家是我们生存的政治构架,在中国式的生存中,政治构架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及每个人最重要的生存环境和人生环节,也是文学存在的最坚实的背景;在国家政治的大框架中又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种种具体情态。这是每个个体的具体生存环境,是文学关怀和观照的基本场景,也是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创作的基础和动力。”[4]“历史情态”、“政治构架”等因素既如此重要、不可缺少,又时时处处存在,成为民国文学研究的奠基石。具体到《蚀》三部曲,则不可回避的是,它是茅盾作为革命实践活动的革命经验的记录,详细记载着茅盾作为一个革命实践者的心路历程,亲历者的自述与反顾,大革命历史的浓缩与凸现,便显得十分自然而重要了。

      在类似创作谈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曾坦承:“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人……但我真诚地告白:我对于文学并不是那样的忠心不贰。那时候,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而我的内心趣味和别的许多朋友——祝福这些朋友的灵魂——则引我接近社会运动。我在两方面都没有专心;我在那时并没有想起要做小说,更其不曾想到要做文艺批评家。”[3]引文所述的“社会运动”,显然包括茅盾所亲历的具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暴力革命,即北伐革命战争。对茅盾《蚀》的三部曲的评价与定位,实际上是奠基于中国现代历史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与定位。

      1924年间,在国共合作的时代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动了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剑指当时大大小小的北洋军阀,特别是直系、奉系军阀,在半年时间里打败了盘踞在两湖的直系军阀吴佩孚。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势力已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势如破竹的不断进军中,沿途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北伐战争一面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破坏,一面则是星星点点式的建构。从党派立场来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背叛了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而严酷镇压工农运动,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最终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国民政府。面对政治盟友的背叛与屠杀,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右倾投降主义和妥协主张,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显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国民革命整个暴动的酝酿与萌生、爆发与高涨、分裂与分化等具体过程之中,感同身受最显著的,最具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卷入其中、历经生死考验而活着的幸存者,他们随着大革命潮流的冲撞而失散,然后在离散与等待中又重新汇聚。其中,当时革命热情异常高涨的茅盾耳闻目睹,差一点把生命也搭进去了。回顾茅盾的革命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茅盾当时是置身于党派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2年一边编辑《小说月报》,一边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曾先后在中国共产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教书,因国共合作需要,他同时又加入了国民党,曾奉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作为正式代表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期间,茅盾去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和代理部长,亲自参加国民革命,与北伐之师同呼吸、共命运;后来又回到上海担任国民通讯社的主编。1926年底茅盾去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又任左派《民国日报》的主笔。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后,茅盾离开武汉准备去江西省参加南昌起义,因路途所阻没有实现。茅盾这一段时期所从事的实际革命活动,与他在“五四”时期的文人身份大为不同。那时他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或是从事翻译,或是《小说月报》编务,或是从事文学批评,虽然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社会活动诉求,但基本上是一个书斋中的笔耕者。在新文坛“为人生”的阵阵呐喊,并没有北伐时期隆隆的枪炮声那么响亮,相反,茅盾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经历的是人生的生与死,强调的是生命个体的政治信仰,以及个体对集体与组织的皈依。比如在北伐革命战争中,自1927年下半年开始,茅盾既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组织联系,也被国民党当局所通缉,处于“两不搭界”的尴尬境地,由此产生对革命前途、道路,以及如何选择栖身高枝的怀疑与彷徨,自然都是情理之中的大事。

      “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开始创作了。”[3]悄然潜伏于上海的茅盾,在执笔之初设想是:“决定要写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的三个时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3]。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情状以及茅盾的困难处境,这一精神自述是十分准确的,极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据考查,《幻灭》写于1927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迅速发表于同年9月、10月的《小说月报》;《动摇》写于1927年11月初至12月初,最初发表于翌年1~3月的《小说月报》;《追求》写于1928年4月至6月,最初发表于同年6月至9月的《小说月报》。在失去与国共两党的组织关系之后,茅盾蜗居于上海,贫病交加,受老友叶圣陶鼓动,唯有小说写作是自己生命的再次燃烧。三篇小说写得相当顺手,发表也十分及时,茅盾北伐途中的革命青年之故事则一齐倾泻于笔下,自然引起国民革命的身历者与向往者之亲近,一时洛阳纸贵,吻合着国民革命之后整个社会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普遍心理与期待。

      以上是创作背景的简要勾勒,下面再来讨论作家是如何运用三部曲这一革命题材小说的形式进行选材与构思的具体问题。如果说国民革命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时政大事的话,那么反映国民革命的题材与主题,则无疑是博大宏阔、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三部曲以前,小说哪有写那样大场面的,镜头也很少对准所涉及的那些境域。”[5]372但是,当我们看完《蚀》三部曲后,其时代的内蕴与丰富却并不明显,感觉还存在不少差距。茅盾选择的,或是说感兴趣的只是革命时代的侧面而已,作家是用侧笔来铺陈国民革命的横截面,正面而集中的北伐战争描写并不鲜明。从小说标题与作家自述来看,指涉及是“人的精神状态”[6]429,暗示一种追求进步、直线向前的革命观,但从小说内容来看并不如此。在三部曲中,三部作品的主人物各不相同,情节也缺乏连贯性,表面来看似乎是螺旋式的上升,实质上却是一种循环,是一种从幻灭、动摇再次走向幻灭,并没有走向新的“追求”。

      在《幻灭》与《追求》之间,作者插入了《动摇》。《动摇》这一作品中,投机主义者戴着革命面具的蠢动,长江边上小县城民众运动的深入,革命工作者的犹疑与软弱,差不多构成了作品思想的主体。与《幻灭》《追求》正面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动摇》以国民革命背景下湖北一个小县城的时局变动,来侧写国民革命的进展与影响,它是具体涉及到大革命内容最多的一个作品,又处于三部曲中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动摇》还是一种延伸,与其说是通过一个小小县城的政治风云变幻来侧写大革命的一角,还不如说是革命青年政治理想的实践与操练。其中既有《幻灭》中出现的史俊、李克等作为特派员的不同指导,孙舞阳等人从事妇运工作的亲历亲为,还有方罗兰、方太太、张小姐等新式知识分子的小城故事。与他们对立的则是以胡国光为代表的士豪劣绅的丑恶嘴脸与灵魂。《蚀》三部曲中最后一部小说《追求》则写得十分悲悼,没有多少亮色,章秋柳的堕落、王诗陶的卖身、史循的自杀,以及仲昭、曼青的幻灭,无一不是革命队伍中生命个体被亵渎、被抛弃的糟糕结局。在大城市读过新式学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单纯地向往革命,并不真正知道革命的出路与前途在哪里,并不知道依靠民众的革命性力量,嘴里喊出的“革命”,也许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发音符号罢了。

      国共合作的时代主题,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道路的迟到,使得《蚀》三部曲没有左翼文学所夸大的那样主题鲜明而整齐。比如《幻灭》中,通过静女士的嘴,我们不难得知,当时“国民党有救国的理想和政策,我的同学大半是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在两湖地区,也能得到普通老百姓的襄助。又比如,工会、店员组织、农民运动,在《蚀》三部曲之中,也并不尽是高大光明的所指。劣绅胡国光的儿子胡炳,便混入工会或工人纠察队,暗示着在革命洪流中无数流氓地痞也自然而然地钻进了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之中。在“革命”的名义下,茅盾演奏的不是革命的洪钟大吕,而是一些阴性低沉的音符,尽管不十分入调,但却是那么真实与自然,这无疑是忠实于现实生活体验的客观写照。

      在此逻辑上,茅盾弱化了对革命本身高大上的书写,而对革命潮流中的“知识女性”十分青睐,并加以“时代女性”的包装盒,便显得意味深长。正如茅盾自述所说,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上一点怀疑的心情……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7]50-51。在武汉这个革命大漩涡里,作者也像在上海一样,“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在从武汉到牯岭的客船“襄阳丸”三等舱内,“又发见了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两位女性”[7]53-54。由此可见,国民革命的解放、启蒙、民族独立、阶级冲突等宏大主题被巧妙地回避了,作者转而将镜头集中于革命中的女性人物身上。

      也许是国民革命过程与涉及面太过于复杂,不能让人全面把握,茅盾采取一种取巧而简洁的办法,即抓住国民革命所掀起的不同生活圈子的小人物,通过小人物的言行、态度与命运来暗写大革命的时代风云。革命青年也罢,时代女性也罢,底层妇女也罢,以及在革命中沉默的芸芸众生也罢,都是国民革命时代巨流中的一部分,其命运则是或者被送上船只,或者被波涛卷走,或是被泥沙无情地埋葬!

      革命实践与体验中留下难忘印象的往往不是战争的严酷场面、战斗的曲折过程,而是无数个活跃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各色人物。当茅盾在病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地写起这几部小说时,“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8]425大多数读者也充分认识了作品描绘的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阶层的人物群体之重要性。确实,在《蚀》三部曲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数十人,其中有典型的主角,也有不少次要的配角,还有大量的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名小人物。在《幻灭》中有这样的情节,在医院里李克对章静是这样劝说的:“社会运动的力量,要到三年五年以后,才显出来,然而革命也不是一年半载打几个胜仗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做派不是胡闹。至于个人能力问题,我们大家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改造社会亦不是一二英雄所能成功,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常识以上的人们合力来创造历史的时代。”

      “常识以上的人们”合力创造历史,从小说本身人物塑造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当然是若干“时代女性”占据了小说人物画廊的中心地带。“《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3]。在作者所自诩的这两种类型的“时代女性”中,前者是比较传统的,或多情善感,或贤慧温柔,大体给人一种可爱可亲的印象。比如《幻灭》中女主人公章静虽然也在省女校一度领导过学潮,但内心一直追求幸福而稳定的生活,去上海S大学读书,也是以读书为荣。《动摇》中方罗兰的妻子陆梅丽,大学毕业之后便结婚,婚后则一直在家相夫教子,总是感到外部世界变化太快太大,对陌生的外界采取拒绝的态度;她与丈夫方罗兰的误会与矛盾,对孙舞阳的嫉恨与吃醋也显得十分平常。其次,至于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时代女性,则主要是反抗与叛逆类型,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雏型时期的另类女性。她们时而热情时而冷漠,时而狂欢时而收敛,时而放纵时而玲珑……可以说,在她们身上集中了女性美与丑、善与恶的诸多特点,具有双重人格,是当时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所产生的“新女性”形象。具体到革命事业、爱情婚姻诸方面,她们对此看得并不太重,其原因或是在恋爱过程中曾受过男性的伤害,转而采取游戏或报复的态度,无形中转嫁了这种创伤体验;或是巾帼不让须眉,从事具体革命工作,在众多男性之间周旋,养成了泛爱、放荡、追求刺激等生活作风;或是经受了欧风美雨的熏陶,加上“五四”以后个性解放、性解放与自由的多重影响,成为文学史上新出现的具有争议性的新人形象。

      茅盾在《蚀》三部曲中,着力于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此类年青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显然是带着无限爱怜的态度去精雕细刻的,挖掘了她们身上“可爱可同情”的一面。这与茅盾的社会阅历与性情相关,也与他当时对革命的理解相关。国民革命到底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在20世纪20年代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青年男女天然对国民革命充满幻想与好奇,天然对父辈(妇辈们)既有的生活轨道并不完全认同。他们是新式教育最早的受教者,从各自的家乡来到都市,来到S大学,也就部分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道德与伦理的约束,否定了所谓的旧有的人伦与妇道,追求个性解放与人的自由,勇敢地跨出了新的人生步伐。茅盾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女性这种轻装上阵的脚步声,感受到她们拥抱革命时的青春与活力、梦想与追求,虽然没有理想的结局可以勾勒,但毕竟努力过,真实地活过一回。小说中时代女性的命运,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不需要拔高,也无需诋毁。

      大革命时代的知识青年,不论男女,不论婚否,都从新式学校走向了广阔社会,不论是躁动还是动摇,不论是追求还是幻灭,都经历了革命的种种洗礼。下面拟从两个角度略加阐释。

      第一,生存在流言与疾病之间。《蚀》的三部曲,主要写男女革命青年走向革命的各种方式与遭遇,在革命之过程中则多的是流言、谣传,也有疾病的困扰。首先,不能回避的是恋爱的流言,在《幻灭》中,在上海S大学,男女学生同班,一旦碰到异性呆在一起,便有流言的传布,各种流言有好有坏,都一起推动情节叙事的进展。比如静女士与抱素,因来往较多,恋爱的流言便多起来,抱素还很会精致地利用流言加强静女士对他的好感和依赖。一名上海本地的女学生,外号便是“包打听”,充任着流言的集散之地。抱素与慧女士的走近,经“包打听”一番骇人听闻的流言后,两人关系破裂,慧女士不辞而别。与流言相似的则是革命动乱时代的谣传,这一点在《动摇》中最为明显,或是关于革命女性的诋毁,或是反革命势力所施放的烟雾弹。一会儿是罢市,一会儿是敌人进城,一会儿是革命共妻的谣言,给人一种短兵相接式的紧迫之感。在恐怖的谣传氛围之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掀起了一阵又一阵暴力革命的风雷。其次,从疾病叙事来看,它或指向身体不适,或指涉心理扭曲与异化,并逐渐汇聚在“医院”这一开放性空间里。在“医院”中,往往既是一个故事的结束,也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在患病与康复之间,在病友与护理者之间,可以缠绕进去不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幻灭》中,静女士正儿八经进出于医院便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了逃避抱素,本来无病却躲在医院,在医院反而传染上了腥红热,住了一个多月。在住院期间,受热心时事的爱国论者黄医生影响,静女士也开始关心时局,并带着憧憬参加了北伐革命的后方工作。第二次是第六病院这一专门医治轻伤军官的小病院,静女士在换过两种革命工作后在此当上了看护妇,由此遇上了强连长,进而衍生出一段不计后果的革命恋爱。可以说,医院在《幻灭》中是人物思想转变的一个中转站,也是男女异性在战争缓冲地带的圣地。至于像静女士处于生病状态,没有去医院的描写也有不少,透露出身体的虚弱与精神的委顿。《追求》中史循则是在医院里准备了一次自杀,没有成功,反而差一点拖累了医院的声誉。为了防止史循再次自杀,章秋柳决心用自己丰腴的肉体为药饵,医治史循这个怀疑主义者,这是疯狂的冒险之举,也是不甘平庸的最后救赎。虽然在第一次裸体面对时吓跑了史循,不过没有多久,史循便在肉欲的刺激中死去,医治者章秋柳反而担心传染上了梅毒——革命青年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告别青春与理想,留下章秋柳仍然在医院中去医治不洁的身体,及其难以言说的心灵创伤。

      第二,出入在虚无与颓废之间。理想主义与爱国论者的革命图景,往往具有不可靠、不可持久等特点。幻想的绝对完美,超越了现实而不可能实现,两者之间距离的拉大将导致虚无,甚至于滑入颓废的境地。在《蚀》三部曲中,议论与心理之描写常借作品人物之口来含蓄表达;没有意义,活得无聊,处于灰色地带,常常填塞着虚无的人生。《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动摇》中的方罗兰、孙舞阳,《追求》中的王仲昭、章秋柳,其情感倾向与处世哲学的内核基本如此。他们曾经富于幻想、充满朝气,但从学校到社会的历程,却撕碎了内心原有的洁白与单纯,不论是碰壁与挫折、被欺与迫害,还是目睹社会的陈规与陋习,结局总是无限的感伤与悲凉,坠入自弃的牢笼。《蚀》三部曲一个最大的贡献,便是生动、深刻、立体地塑造了革命青年的这种苦闷、烦扰与沉沦。比如《幻灭》中的静女士,漂亮、天真、单纯,有玫瑰色的理想和追求,在家乡女校风潮中也曾意气风发过,但革命之后的第二天,便和同伴一样陷入交际、恋爱的小圈子;她失望之余来到上海想埋头读书,但已经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面对留法归来的旧同学慧女士,她对受过伤害的同窗之偏见有所保留;面对男同学抱素的追求,也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出于对慧女士伤害过的抱素之同情,她没有拒绝抱素的求爱,一夜醒来后却无意中发现抱素是一个三心二意玩弄女性的高手,还是一个接受帅座津贴破坏革命的暗探。为了躲避现实,以及不愿与对方纠缠,也为了心灵的疗伤与自救,静女士躲进医院。她在医院中得到朋友的温暖,并受到北伐革命胜利的召唤,与朋友奔赴汉口,但革命后的武汉差强人意,静女士不断变更工作仍然处于无望之中。尽管与受伤的强连长恋爱,给她的人生留下了一抹亮色,但梦醒后仍无路可走,强连长奉召归队,又只剩下静女士独自面对未知的人生之路。在小说中,强连长是作为一位艺术上的未来主义崇拜者来塑造的,在国民革命战争中,吸引他的是强烈的刺激,他与静女士的同居,则是一种强刺激的替代而已。相反,作为时代女性的新式代表,《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则以女性的身份,重复了这一主题:她们为了寻求短暂而眩目的刺激,或与异性玩暧昧,或有随意的肌肤之亲,在革命生活中摆脱虚无又不断制造虚无。《追求》中的史循,人生经历异常丰富,他最终因虚无走向自杀,是一个十足的虚无主义者的代表。总之,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都十分真实,有孱弱的病态心理,走不出精神的苦闷,走不出虚无的窄门,甚至彷徨苦恼到无路可走。他们以不同的经历、性情、言行,反映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小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前途。其次,从虚无走向颓废,则是自然而合理的发展。《追求》中的曼青主张教育救国,一旦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信仰也随之倒塌;其恋爱对象先是章秋柳,一旦没有得到,结婚对象朱女士外表相似,但心灵实异,得手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产品。至于小说中的像孙舞阳、慧女士之类的女性解放主义者,当理想、恋爱像肥皂泡一样破碎后,往往更容易走向颓废。在她们的日历中,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毫不掩饰本能与性欲的冲动。譬如恋爱报复型的慧女士,房间藏有避孕药的单身女子孙舞阳,不时将性解放的话随口说出,足见其放荡与颓废程度。章秋柳的人生哲学是:“我是时时刻刻在追求着热烈的痛快的,到舞场、到电影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一点生存的意义。”可问题是,这些场所提供的仅仅是感官的刺激,像肉欲的满足一样很容易消失。于是,不可避免的是颓废的大面积泛滥,人活着有何意义,革命后的明天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是否像史循一样便只有死亡才是最好的归宿,才是颓废的最高形式呢?可见,茅盾在这些革命人物身上看到了青春的无力挣扎,浇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小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歇斯底里式的自虐,反复无常的放纵,疟疾似的消极与萎靡,均掺杂在一起,极其复杂地形成了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情绪基调。这是一种不可重复的革命生活体验,虽然有扭曲、有回避,但没有伪饰,成为时代病相中的特殊景观。

      在《蚀》三部曲中,虽然主要以1925年到1927年之间的国民革命战争为背景,描写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感历程,但因为反映生活面广阔,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因此各个类型、阶层的人物都很多,人物层次丰富,普通小人物更繁杂。除了上面论述到的“常识以上的”人物活在各自的精彩与虚无之中外,大多数底层小人物,特别是普通妇女仍处在时代的沉默中。这与茅盾不重虚构,不重艺术技巧,追求一种“信笔所之,写完就算”的写作态度相关。

      革命时代的沉默的小人物,可能一辈子都呆在固有的底层小圈子里打转,可能因革命暴力的碰撞而成了革命时代的陪祭品。如以女性人物为例,除茅盾自述的着力塑造的“二型”之外,还有其它类型的女性人物。虽然她们不像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们一样,一会儿讨论无政府主义,一会儿讨论文学与恋爱,一会儿与男性革命青年周旋,也不像她们或是在租界电影院、公园,或是在大学校园教室、租住房里,也不像她们或是经常做梦,或是处于家乡父母的催促与逼婚之中,但是毫无疑问,沉默而卑微的底层女性小人物,也真实而无助地生活在大革命的激流与号声之中。

      茅盾的《蚀》三部曲对底层普通女性群体的塑造,一点也不亚于时代知识女性或其它男性人物形象。在《幻灭》中,就有静女士租住房的二房东家称之为新少奶奶的少妇,她在小说中亮相了几次,均是作为静女士的陪衬而出现。小说从静女士的视角来揣测少妇温柔、怯弱、幽悒的心理,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到了《动摇》中,这一女性群体更为丰富起来。胡国光的小妾金凤姐,她在胡国光与胡国光的儿子胡炳之间不断寻找机会,因为革命的到来,她听到的谣传是父亲的妾要给儿子为妻,因此作为一个旧式女子,她对胡炳的胡闹半推半就,可见其命运是依仗男性,在男人面前采取的是委曲求全的生存策略。最可悲的是小县城西直街上漂亮的小寡妇钱素贞,商民协会委员陆慕游见过一面之后对她垂涎三尺,在店员风潮问题之后,陆某借核查商店歇业的权力,威逼、利诱将钱素贞这名申请歇业的小布店业主弄到手;此外钱素贞还受到胡国光的胁迫,成为他的姘妇。后来,钱素贞被胡国光、陆慕游推荐到解放妇女保管所当干事,一路走的是不断堕落下去的不归路,最后成了一名娼妓。有几分姿色的普通女子,只要自己意志不坚定,一旦受人胁迫便只有这一步棋可走,真是可悲!在不同男性之间求得生存的钱素贞,最终在骚动的群众大会上被人抓伤踩踏而不知死活,则是对新式弃妇主题的曲折表达。陆慕游的妹妹陆慕云,待字闺中,自身素质极佳,但由于不是新式学校出身的女学生,虽有一些不平常的见识,但也被禁锢得困苦不堪。县立女中的校长张小姐是新式学堂出身,作为偏远小县城二十四岁的大龄剩女,她是比较保守的,具体表现在她对孙舞阳的负面看法之上。但因为其见识没有孙舞阳高,自以为攻入县城的叛军只对付剪发的女子,最后她受辱而死、暴尸东门。近郊南乡农民协会开会处理的五个普通女性,分别是土豪的小老婆、一名寡妇、一名婢女、两个尼姑,无言地驯顺于协会抽签分妻之结果。可见,她们作为革命暴力风潮中的沉默者,独自承受着暴力革命与性压迫的凌辱。至于解放妇女保管所二十多个沦为娼妓的年轻婢妾孀妇尼姑,革命动乱中遍地可见被强奸而死的底层女性都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革命风暴把她们逼到了人生的死角和不归路上。茅盾在小说中面对革命暴力中无法逃离的普通女性,被污辱与迫害的年轻女子寄予了全部同情与怜悯。在革命飘动的旗帜上,触目惊心地留下了革命暴力的丑恶面,这种无言的哀悼恐怕也是难以忘却的。

      《蚀》三部曲中不时夹杂着女性群体的情感和心理的细腻描写,凸现出普通女性身上脆弱、悲怯、无助的自身特征,显然是对革命的一种反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语境下,茅盾有这样的自省:“一个作家的思想情绪对于他从生活经验中选取怎样的题材和人物常常是有决定性的”,“当我写这三部小说的时候,我的思想情绪是悲观失望的。这是三部小说中没有出现肯定的正面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幻灭》和《动摇》里面的对于当时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分析是有错误的,对于革命前途的估计是悲观的;表现在《追求》里的大革命失败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错误地过分强调了悲观、怀疑、颓废的倾向,且不给以有力的批判。”[9]1980年代又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而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譬如日月之蚀,过后即见光明;同时也表示我个人的悲观消极也是暂时的。”[6]428-429茅盾的这种“补叙”是权宜之举,无非是对作品的思想内蕴进行某种矫正而已。对于处于底层地位的普通女性,置身大革命风雨中的飘摇、淍零、凄惨,仍然是掩蔽不了的。“《幻灭》勾画出来的仅是革命经历的轮廓。……在大动乱的形势中,个人的努力实在渺不足道”;“在中国现代的小说中,能真正反映出当代历史,洞察社会实况的,《蚀》可算是第一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一般说教主义的陈腔滥调。在这本作品里,我们处处看到作者认识到人力无法胜天这回事。”[10]100-104由此可见,女性生命个体的轻掷、渺小,在大革命时代不是十分普遍的吗?

      创作完《蚀》三部曲之后,茅盾东渡日本,不久又创作并出版了这一时段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包括《创造》、《自杀》、《一个女性》、《诗与散文》和《昙》。这五篇里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主人中间没一个是值得崇拜的勇者,或是大彻大悟者”,“如果写一些平凡者的悲剧的或暗澹的结局,使大家猛醒,也不是无意义的。”[11]410-411可见,茅盾对特定时期女性的关注一以贯之,反映了作家一直站在性别的维度上对普通女性的人性与命运的不懈思考。

      《幻灭》《动摇》《追求》是茅盾早期小说的代表,它通过刻画大革命时代革命洪流中的人物经历和命运来祭奠作家所经验和反思的革命实践。其中,不论是叛逆的革命的知识女性,还是被卷入的普通底层女性,都折射出了革命炮火与军事对抗下生命肉体的苦难与承担,前者的追求、动摇、幻灭,后者的无助、卑微、沉沦,都生动在革命风旗的背面。茅盾的《蚀》三部曲,作为大革命文学一面无形的旗帜,在升到旗杆的顶点后又降下来在半空中悬挂着,这种“下半旗”既是在宣示着大革命时代的丰功伟绩,也是在祭奠着不同个性与命运的女性群像。

      《蚀》三部曲在茅盾眼里,虽然“惭愧”称它们为“革命小说”,它们也曾在毁誉参半之中一路走过,但它仍然是革命文学阵营中一个高高耸起的审美存在,一面历久弥新的风旗,在升降之间多少时代的炮声与喧嚣消隐了,多少女性人物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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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文学半旗飘扬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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