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异质大国的产业转移、空间效率提升与“野鹅阵列模型”_产业转移论文

产业转移、空间效率改进与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雁阵论文,区间论文,中国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7—0097—08

      自2006年始，先后在珠三角、长三角直至蔓延到沿海所有发达地区，在中国大地上呈现出“民工荒”的景象，原来被认为可以源源不断且无限供给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突然间出现了企业面临“招不到工”的窘相；针对这一中国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经济现象，蔡昉率先从“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正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继而通过对中国各区域间劳动力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其比较分析，认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有条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理论上论证了“飞雁模式”在中国内部发生的可能性(蔡昉，2009)[1]，Ruan，J.和X.Zhang(2010)基于1998-2008年中国纺织产业数据从省级区域水平上验证了雁阵模式发生的事实[2]；曲玥等(2013)构建了中国县级层面上产业资产数量决定模型，发现并验证了“飞雁模式”在我国区间的始现[3]；石敏俊等(2013)研究表明以2004-2005年为转折点中国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部分制造业部门开始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4]；陈景新、王云峰(2014)采用弹性分析法构建产业动态脱钩指数，实证研究我国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1993-2011年间发生的集聚与扩散动态特征，藉此认为2006年成为我国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分水岭，东部地区向外扩散并向中、西、东北地区集聚趋势明显[5]。

      然而上述观点并非在学术界达成共识，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恰好相反或者不支持这一观点。如陈建军(2007)构建了区域产业竞争力系数，并测算和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动态趋势，认为制造业转移只存在于长三角区域内部，并没有向周边转移[6]；刘红光等(2011)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定量测算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方法，并结合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1997-2007年区域间产业转移，结果发现中国产业转移具有明显北上特征，而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7]；刘友金等(2013)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切入，在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拓展，引入要素资源禀赋系数作为参数，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据此认为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前景并不乐观，国内学者们预测发生的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并没有如期出现，相反，甚至出现中西部地区产业向东部地区相关集群逆向转移的现象[8]。

      那么，上述观点为什么如此大相径庭，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究竟呈现怎样的趋势和状态？所有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与实证检验，以避免产业转移政策偏差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2年中国28个二位数制造产业活动(从业劳动力、固定资产)和产业规模(总产值)数据，借鉴物理学重心测定方法，获取观察期内28个二位数制造产业重心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直观反映中国二位数制造产业重心变迁轨迹，真实展示观察期内异质性大国区间产业转移的客观景象；进而采用制造业总产值份额/劳动力份额比指标检验异质性大国区间产业转移是否存在空间效率改进的动力支撑；并从异质性大国区间产业增长驱动力明显呈现出东、中、西分异特征，表征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业已形成。

      一、中国制造业产业重心变迁轨迹与产业转移的客观景象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4754—2002)规定，制造业共计28个二位数行业，2011年出台了新行业分类和代码(GB/T4754—2011)，分类、统计标准有所变化，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划分标准从原来的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故观察期内(2000-2012)相应指标采用相对份额表示，以减少由此产生的偏差；数据资料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2年)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相关数据库；2012年数据来自全国各省、市统计年鉴(其中的工业总产值指标由工业销售收入代替)。

      (二)分析方法

      产业转移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业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的现象或过程。产业转移的基础是各国或地区间由于要素禀赋、技术差距和产业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产业梯度，表现出明显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这种空间分布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活动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所带来的空间分布变化；二是由产业自身规模的增加或减少所带来的空间分布的变动，基于上述理解，本文认为准确刻画产业转移情景当从产业活动(劳动力、资本)和产业自身规模(总产值、销售收入)两方面来表征，通过对区域产业活动(劳动力、资本)、产业规模的重心变化特征揭示区域产业转移与否及产业转移轨迹。

      经济研究中重心位置的确定相似于物理学中的重心，对于一个有n个次级区域(行政区)的大区域而言，各个次级区域的某种属性刻画通常要依靠该属性和地理坐标来表达，则该大区域某属性重心地理坐标为：

      

      式中，

分别表示大区域某属性重心的地理坐标经度与纬度，

表不第i个次级区域中心地理位置坐标，

代表i次级区域的某种属性值。并用不同时间点重心移动的距离和方向来刻画区域重心的变化特征。

      二、中国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重心变迁轨迹与产业转移客观景象

      限于篇幅而又不失清晰交代本文研究过程，我们设想先从典型二位数制造业纺织业(C17)产业重心轨迹变化定量分析入手，按照上述重心计算方法计算各年纺织业产业活动、产业规模重心点坐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INF010.0)进行重心坐标定位，得到纺织业制造业产业活动、产业规模重心轨迹变化曲线(图1)，从而清晰反映出纺织业产业转移发生时点及转移方向。

      

      图1 纺织业产业活动、产业规模重心轨迹

      注：2012年总产值数据缺失，故用销售收入代替。

      图1为纺织业(C17)产业活动、产业规模重心轨迹变化曲线，从图1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纺织业产业规模——总产值重心变化轨迹总体上表现为由西北向东南位移的趋势，2004年成为纺织业产业规模重心的转折点，此后呈现出明显的西移倾向，纺织业产业规模重心坐标自2004年的117.36°E、31.87°N位移到2012年的116.67°E、32.51°N；与此同时，自2004年以前纺织业从业劳动力重心变化轨迹总体上表现为由西北向东南位移的趋势，但2004年以后重心转向以南移为主，在南北方向上由2004年的北纬32.16°N南移到2008年的31.82°N，至2012年劳动力重心位于116.33°E、31.93°N；固定资产2006年以前期间重心变化轨迹总体上表现为由西北向东南位移的趋势，但2006年以后重心转向以东向西位移为主，重心坐标自2006年的117.07°E、32.14°N位移到2012年的116.39°E、32.76°N。

      按此逐一对其余二位数制造业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表1)，从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观察期内中国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重心发生转移与否及其发生转移时点与转移方向；研究结果表明所有28个二位数制造业产业皆有不同程度的转移，只是转移时点与转移方向有所差异，总体上偏向于由东南向西北转移的态势。

      三、产业转移过程中劳动力要素空间适配性效率改进

      上述二位数制造业产业重心变化轨迹客观反映了中国制造业已经开始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的情景。那么支撑制造业产业在异质性大国区间转移内在动力又当如何？换言之，如何解释观察期内这种呈现一定规模和普遍性的制造业区间转移的真实动因。

      为此，我们试图从表2观察期内中国分地区制造业总产值份额/劳动力份额动态变化特征分析中寻找答案；表2数据清楚反映出2000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总产值份额/劳动力份额比的数值几乎无例外的大于1，说明此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但到了2005年、2010年东南沿海地区(除山东外)的浙江和广东省制造业总产值份额/劳动力份额比的数值分别下降到0.90、0.79和0.84、0.70，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竟低于全国平均值；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河南、湖南、云南、甘肃、新疆和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果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增幅因素，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的逆差则更为明显。

      

      注：C13：农副食品加工业；C14：食品制造业；C15：饮料制造业；C16：烟草制品业；C17：纺织业；C18：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C19：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C20：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C21：家具制造业；C22：造纸及纸制品业；C23：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C24：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C2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7：医药制造业；C28：化学纤维制造业；C29：橡胶制品业；C30：塑料制品业；C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4：金属制品业；C35：通用设备制造业；C36：专用设备制造业；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C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四、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架构情景

      雁阵发展模式的早期版本是日本学者赤松要(1935)总结日本工业的“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的[9]；尽管这一理论早期完全是历史的、经验的，但其毋庸置疑的贡献在于开辟了一条分析判别一个国家产业发展趋势的新路径。为了给雁阵发展模式提供理论解释，赤松要的学生小岛清(Kojima，2003)将雁阵模式纳入到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内，用要素禀赋的变化解释雁阵模式的合理性[10]；小沢(Ozawa，2005)以亚洲地区的实证研究探究劳动力要素驱动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并指出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产等方面的差异是雁阵模式相互继起关系的关键[11]。

      

      显然上述理论关注、聚焦的关系对象在于国与国之间，然而比较优势的变化路径及其特征在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小国经济的特点在于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匹配性，一旦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经济整体即进入另一发展阶段；而大国经济的特征是地区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另一些地区可能仍然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为此蔡昉(2009)把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和承接称之为“小国雁阵模式”，而一个经济体内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与承接称为“大国雁阵模式”[1]。

      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工业化发展阶段差异明显(表3)，2010年，北京、上海已步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涉足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化水平也处于全国前列；辽宁、福建、山东、重庆、内蒙古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与全国的工业化平均水平相当。而中西部地区的湖北、河北、青海、宁夏、江西、湖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黑龙江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广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海南、西藏、新疆等三个边疆省区的工业化水平最低，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客观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正在架构中国异质性大国的区间“雁阵模式”。

      

      

      从表4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有效发明专利数指标的地区差异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R&D人员全时当量(人年)、有效发明专利数指标的73.92%、71.12%、78.09%份额主要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分享，作为领头雁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正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正如张其仔(2014)研究发现那样：“无论是按照传统产业分类法，还是新的产业分类法分析，中国已经发生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现象，且进入到了雁阵式产业升级的第二阶段，但东部地区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同时，其自身的产业升级方向并不十分明晰”[12]。

      五、结论与启示

      采用物理学物体重心测定方法，并就中国二位数制造业产业2000-2012年产业活动(劳动力、资本投入)和产业规模(总产值)重心漂移及其轨迹变迁的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要素空间适配性效率改进的视角剖析中国制造业产业重心漂移的动力支撑。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28个二位数制造产业发生不同程度的由东向西转移景象；采用制造业总产值份额/劳动力份额动态变化分析检验观察期内异质性大国区间产业转移客观存在有利于要素空间配置效率改进的动力支撑；异质性大国区间工业化发展阶段差异及其产业增长动力明显呈现出东、中、西分异特征，表征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业已形成；说明诱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的效应已经减弱，而作为领头雁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正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改变。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所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尤其是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产业转移冲动，但由于经济发展空间狭小、资源短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使得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急待寻找新的增长点，探求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并为战略性新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腾出空间。事实上，作为领头雁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也正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先行者，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中流砥柱，更是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的重要践行者。而另一方面，中西部具备接纳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中、西部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在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方面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独特优势，一些产业和产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具备或正在获得比较优势，并有新的领域尚待开发，可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东部与西部这种资源的互补特征，决定了东西部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制造业空间集聚要注意“适度集聚”和地区专业化分工[13]，为避免“过度集聚”和过度竞争，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资源分割、配置策略方面急待改进和完善，并应进一步深入进行政府间的财政体制改革，取消一系列有损于全国市场一体化的各种政策障碍，防止地区分割局面的进一步蔓延，如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各类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和政策、地区偏向的经济政策等；中央政府有责任通过一揽子宏观政策改变中国制造业“极度东倾”的不合理布局，如通过地区倾斜政策来扶持中、西部有条件的省份主动吸收、承接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制造业；正如世界银行在《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报告中所建议的“建立一个有效的、灵活的国内统一市场，将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制造业有选择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增长果实惠及中、西部地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14]。

标签：产业转移论文;  异质性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