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江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湖论文,金庸笔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湖”一词看似浅显，但实有可供玩味的深意。按辞书的说法，“江湖”是一个地理名词，泛指有水网平原特征的三江五湖。然而“江湖”在实际使用中词义发生变化，由地理名词演变为文化名词。
一
文人墨客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不能“入世”，被迫流落“江湖”。范仲淹《岳阳楼记》将“庙堂”与“江湖”并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文人的理想中似乎存在两个天地，一个是庙堂、朝廷，它遵循“君臣父子”的规范，于是有功名利禄的好处，但也有磕头作揖的麻烦；另一个就是“江湖”，身在“江湖”无拘无束，遗世独立潇洒做人。
把人生活动的天地想象成有“入世”与“出世”之分。存在着“庙堂”与“江湖”的对立，这基本上是一种古代的人生观。它为那些写豪侠小说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想象的源泉和灵感的天地。一方面，唐以来豪侠小说借用了文人文化中“江湖”的意念，另一方面又赋予“江湖”一些独特的特征与含义，作为文学的虚构人物活动的背景。晚清以后的武侠小说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展“江湖”含义，终于创造出一个绚烂的武侠天地。
金庸武侠之写江湖，继承了旧派武侠对这个虚构世界的刻画描绘，其中的地域气氛、武林人物的种种行迹、帮派门户之间的关系所构筑出来的那个“江湖”，与旧派武侠相比并无根本不同。但两者有着艺术品味上的差异。武侠小说家的眼光常常体现在他笔下的那个江湖世界之中。它不仅关乎文笔的优劣，而且更关乎人生体验的深浅、做人境界的高低。金庸是一个不甘心于纯粹娱乐读者的人。在运用通俗文类写作的同时，他总想把一些对人性的严肃洞见，对中国历史的观察等带入“武侠的天地”。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几乎每部武侠，都要寄寓一些严肃的思考。金庸的努力仿佛要拿武侠这一文类来作实验，看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对社会人生的严肃观察。金庸的这种文类实验精神和探索的勇气在武侠小说写手中是不多见的。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提升了武侠小说的品味，使武侠小说能够表现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居然在沉迷自娱之余，还有令人回味深思的隐喻意味。掩卷深思不得不佩服他驾驭通俗文类的能力。
二
认真的读者已经注意到《笑傲江湖》与众多武侠作品，也与金庸此前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没有清楚的时间背景，它的故事发生时间非常模糊，联系到作者十分擅长在具体历史背景之下虚构故事的手法，不得不认为小说里面模糊的时间背景实是有意为之。金庸连这个价值不大的背景也抛弃，无非想用无时间性来暗示它的永恒存在。它不是属于一个具体的时空世界，而是跨越时空的普遍世界。无时间性的故事背景加强了读者的阅读印象：虚构世界中的人物行为是永恒人性的刻画。金庸笔下的人物因不是生活在具体时空世界而获得永恒的隐喻意味，他们可能活在一切时代，无论古代、现代、还是将来。正如他自己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的，“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金庸笔下隐括一切时代的江湖世界具有什么特征呢？以利益为依归的门户对立是这个世界最明显的地方了。举大处有邪正的对立，邪的代表是日月神教，他们被白道称为魔教、邪教，白道中则有五岳剑派、武当、少林、青城等众多门户帮派。邪正势若水火，双方厮杀经年。但白道中的诸派虽自认为是对抗魔教而“同气连枝”的正道，然而自身一样四分五裂，“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所谓“同气连枝”仅仅是表面的旗帜，为了吞并对方，阴谋之毒辣，手段之残忍，一点都不在魔教之下。这样来构筑正道之间帮派的关系，舍金庸外无第二人。举小处，同帮同派也并非铁饼一块。残酷的厮杀同样渗透在同一帮派之内。殊死的对立和搏斗存在于江湖的每一个角落。只要身在江湖，无处是净土。真正的友谊与爱情只有离开江湖才会有。金庸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你死我活的江湖政治地图，其间山头林立，互不相让，“邪魔”、“侠义”之别仅仅是无意义的符号。因为无论“邪魔”还是“侠义”所做的都是一件事：争权夺势。金庸赋予江湖帮派人物这种品性，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展开逐鹿问鼎的殊死搏斗这是很自然的。你死我活，争夺利益是金庸笔下江湖的第二个特征。
《笑傲江湖》的基本情节是围绕正道诸派争夺武功秘籍《辟邪剑谱》展开的。“寻访秘籍”本是武侠小说铺陈故事的常见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有利于制造悬念、交待头绪、吸引读者的兴趣，金庸亦在铺陈故事证明自己是制造悬念的高手。故事开头神秘的林家灭门惨剧悬在读者的心头，直到故事快结束时，读者才知道各派的机心和手段，明白争夺秘籍的最终结果。但悬念写得好并不等于笔下的江湖能够经营布局得好。金庸借“寻访秘籍”展开写人写事的时候，有两点是他人不能及的地方。其一是刻画争夺秘籍时各派的手段和心计。武林中的好汉一般都是比武斗技。谁的武功好，谁就是当世高手。武林中免不了刀光剑影，但那只是比武比技时的刀光剑影。而金庸笔下的群豪仅有超绝武功是不行的，还要有暗算敌手的机谋心计。为争夺秘籍、练得上乘武功，竟然奇谋迭出，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金庸在叙写邪正之争、帮派之争时突出心机巧智的较量。江湖的隐喻意味就在这些阴谋手段的较量中彰显出来。武林人物如此殚思竭虑斗智斗巧无非是为了独得江湖的霸权。无论是魔教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还是五岳诸派的“连成一派，统一号令”，邪正不同但讲的都是同一回事：主宰武林。这种野心和贪欲驱使武林人物不顾一切达到自己的目的。金庸围绕“寻访秘籍”而刻画江湖的时候还有另一种笔法是他人不能及的。这就是对武功秘籍的理解。在《笑傲江湖》中秘籍关乎人性，并非是纯粹用于展开情节的工具。“寻访秘籍”的情节类型一般把秘籍作故事的引子，得到秘籍水落石出之际，就是故事结束之时。
人性的贪欲可让英杰以其绝世武功独霸武林，另方面得了这种武功定却要付出凿损元阳走火入魔的代价。它是兼具损人害己的双面利刃。书中有三个武林人物学得此种武功：魔教的东方不败，正道的岳不群与林平之。三人都没有好下场，可以逞凶于一时，然不能得势于久远。他们得到武林秘籍之时，就是他们走上死路之日。建立霸业的这种歹毒武功，就像人类根深蒂固的贪欲，把人引入命运的歧途，异化自己为一个走火入魔的怪物，结果当然只能是毁灭自己。以这种眼光和笔调写武功秘籍，写谋得武功秘籍后的结果，只见之于金庸的武侠，不见之于其他。
金庸也不讳言，他之写武侠小说，是有更高一点的理想，像纯文学小说一样，“想写人性”。《笑傲江湖》则“企图刻画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见《笑傲江湖·后记》）由此可见，金庸十分自觉将自己对中国历史和人性的观察融入这部武侠小说中，摸索运用通俗文类写出人性，写出数千年不变的政治生活中普遍现象。从文学观点看，金庸所运用的技巧，主要是隐喻。隐喻是《笑傲江湖》沟通严肃的人性观察与通俗文类套路的桥梁。因为循着旧的武侠小说的习惯去写，则不能表达出作者内心中严肃观察与体验，但抛开武侠又是另一回事。要在武侠程式的基础上寄寓严肃的观察与体验，舍隐喻别无它途。金庸在人物关系、人物性格、人物行迹、背景衬托等几个方面发展出隐喻的意味，构成一个活活脱脱的独特“江湖世界”，在平衡通俗文类与严肃观察之间的轻重时显示出了很高的驾驭文学隐喻的才能。一部《笑傲江湖》既不悖于武侠小说，又有启人心智的严肃意味；既写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江湖，又从此一江湖中能够品味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普遍意味；既写出一群不是凡人的侠客群雄，又从群雄的性格中悟出某些普遍的人性。金庸以文学隐喻的手法拓展武侠小说的表现范围，提升武侠小说品味的尝试，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是通俗文类方面富有前瞻性的探索。
三
武侠文类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隐喻技巧，这是一个不容易处理得圆满的问题。武侠的程式毕竟有自己的传统和惯性。以《笑傲江湖》为例，在人物关系和人物行迹方面，隐喻的运用就比较能取得圆满的艺术效果。武林人物各出奇谋不顾一切争夺霸权，处于你死我活的那种关系之中，虽然与政治社会没有“逼真”的相似，但能够产生“隐喻”的相似。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能够通过人物关系隐喻式的处理，与政治社会的某些特征发生联想，它的联想意味能够被读者接受。这就说明武侠程式中的江湖具有可塑性，可以容纳某些技巧丰富它的艺术表现力。武林人物与政治人物之间不容易建立隐喻式的联系。金庸笔下的群豪在设想时主要是作为“政治人物”来写的。金庸是一个写人的高手。笔者以为“武林奇侠”只在很有限的程度内才容纳隐喻技巧的运用。当太多真实政治人物的言行引入“武林奇侠”的言行时，他们就不像武林人物。而武林人物之所以为武林人物，必得在言行举止方面似武林人物，似的标准存乎武侠小说的历史传统。例如，他们必须是与常人不同的“异人”，会一些他人所不能的“武功”，以取得武功成就为人生最大目的。因此，性格必定是单向度的，在乎简约而不在乎丰富。这些都是文学传统形成的结合，它限制了作者将他们隐喻为“政治人物”性格的那种努力。
题记：今年5月17日至19日，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彼德校区举行“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球各地的40余名学者、评论家、作家应邀出席。与会者认为：“金庸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金庸的杰出成就使他在20世纪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金庸武侠小说对华人世界及现代文学影响深远；金庸研讨标志着“金学”已经告别风雅趣味式的谈论，而进入严肃的学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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