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产业创业网络、绩效与环境研究：国家级软件园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件园论文,绩效论文,高科技产业论文,环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信息产业是国家的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而软件是信息产业的核心与灵魂，是信息技术应用于国家建设的基石。[1]当前金融危机既是一次挑战，也是我国产业转型的黄金时机。抓住机遇，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呈加速趋势，但也面临较多问题，如布局不够均衡，全国软件收入的74.1%集中在东部沿海的6个省市；同时，软件产业尚未构建起良性的产业链，无法产生企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影响了绩效的提升。如何对软件产业网络进行系统研究，并藉此提升其绩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产业网络一直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高度关注，但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较为缺乏，[2]实证分析也较少，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根据当前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现状，软件园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创业特征，属于产业创业网络研究范畴。本文以国家级软件园为研究对象，从软件产业创业网络对绩效的作用机制入手，通过环境调节效应的分析，系统探讨网络和环境对软件产业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期对软件产业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一、研究综述和假设提出
1.产业创业网络研究综述
国外主要对高科技产业区进行系统研究，[3，4]关注较多的应当是美国的硅谷和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群，[5]学者们从产业理论、区位优势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研究认为，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社会网络，[2]网络结构因不同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而存在差异，因而其绩效也有所不同。[6]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将硅谷等的优秀经验真正落实到其它地区，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关注的是更加宏观的、微观难以苛求的条件，具体执行起来相当难，需要一个能联系微观、中观和宏观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就有了产业创业网络的研究。产业创业网络关注微观到宏观的社会互动，是联系多层次结构的一种研究方法。[7]
产业创业网络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8-10]从产业层面来看，产业本身就是一种创业网络的形态。在当前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极少有企业能够独立地完成生产经营的所有活动，因此需要产业内各组织的密切合作。盖文启指出，产业创业网络正是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其它辅助（中介）机构等产业内主体，在创业过程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的总和。[11]
一般认为，产业创业网络的关键在于从产业范围内获取外部（网络）资源。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系统，主要为企业提供信息、资金和精神支持三类资源，同时，本地网络为企业开发和获取这种资源提供了机制和工具，[10]是对缺乏资源的中小企业的重要补充。[12]Grabher认为产业网络内松散的联结为企业学习和创新提供了满意的条件，从而可以形成独特的创业文化。[13]资源依赖理论也认为组织可以从关系中直接获得非常重要的生存资源，[14]促使组织能够获得更多的对不确定性的控制。[15]
从目前研究上看，产业创业网络的研究遵循着两条因果关系路径：一条是创业网络的后果，也就是网络对其它变量的影响研究，如产业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16]另一条是创业网络的前因，如外部环境对产业创业网络的模式影响。[17]总体来看，当前的产业创业网络主要是将强弱联系理论内化入测量变量，同时加入网络结构变量进行研究。从研究结论上看，研究者认为应当将社会网络理论与权变理论相结合，强调不同条件和背景下，创业网络特征对不同因变量有不同的影响。
虽然对产业创业网络研究较多，但是真正从产业层切入，对创业网络的系统研究不多。[18-20]产业创业网络的很多研究实质是对产业中企业家的创业社会网络进行探讨，[21]关注点在更加微观的个体社会网络层面，或是分析产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19]以及联盟关系，包含联盟竞争优势、联盟网络的变革和演化，[17]对产业网络的中观和宏观层面关注不够，没有分析产业网络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目前，创业网络的研究层次主要分为个体层次、团队层次、组织层次、产业层次以及国家和国际层次。[22]其中，对于微观层次（组织层次以下）的研究文献非常多，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研究却相对比较缺乏。[23]Jones等指出，虽然许多组织研究使用了网络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数关注于两元层次上的交换，而不是关注于网络的整体结构”。由于限制了研究的层次，忽视了更大结构的背景，“这些研究不能充分表明为什么网络结构影响交换”。[22]
2.假设的提出
(1)软件产业创业网络与绩效
一般认为，产业的绩效主要来自于产业的专业化特征、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和资源依赖理论基础上的，忽视了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7]张建平和张淑静指出，目前已有文献中关于产业绩效的研究多为定性描述，定量分析十分有限。[24]这些文献集中于产业绩效的评价研究，对影响产业绩效的机制研究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创业网络的研究非常少。
Butler和Hansen以及Boari对意大利和美国等产业的分析认为，核心企业主导的中心化网络影响产业的演化方向和进程。[25,26]但Best在研究意大利的产业发展时发现该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新企业特别是衍生企业来实现的。[27]Hsing对台湾制鞋业的研究也发现，不断分化的中小企业不会使产业的组织结构被不断膨胀的大企业所替代，这说明产业对于新企业的创立能够起到支持作用。[28]但在中国背景下到底何种产业网络更加有效尚无深入分析。
借鉴吴冰和王重鸣的相关研究，[29]本文选取我国国家级软件园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软件园创业网络模式的两个特征：核心企业主导的中心化网络和中小企业主导的小集团网络。作者认为，软件园作为产业的一种实现方式，其创业网络对绩效有着显著影响。
假设1：软件园创业网络影响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来说：
假设1a：中心化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假设1b：小集团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假设1c：中心化和小集团联合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2)环境及其调节作用
创业网络研究认为，环境会影响创业网络的形成倾向，[7，30]而且环境在塑造组织行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1]一般认为，环境可以划分为具体环境和一般环境。[22]根据Koka等的建议，我们将影响软件园创业网络的环境因素划分为：经济、政策、技术以及社会环境。[17]
研究者认为，在创业社会网络研究中，产业背景和国家背景是不容忽视的。由于社会结构的嵌入性，[7]环境会影响创业社会网络的形成倾向，[30]而且环境在塑造组织行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假设2：软件园外部环境影响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具体来说：
首先，软件园根植于当地的经济环境中。经济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软件产业的发展和创业社会网络的演变。Uzzi认为，嵌入产业网络会实现集群资源重新配置的帕雷托改进。[32]如在意大利产业区，家庭和社会团体等产业组织为产业内部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33]这些资源会对企业成长产生显著影响，[34]并进一步提高产业绩效。因此，经济环境的作用不容忽视。良好的经济环境会造就软件产业的有利开端，同时也是软件产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力量。
假设2a：经济环境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其次，产业的发展必须与影响产业运行的政策、命令、公共立场和司法界限等相一致。[14]政策和其它环境常常超出单个组织的控制范围，从而影响产业内部组织关系的类型和频度，[35]影响到产业的绩效。目前，政策环境对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认为国家或地区政策环境是产业绩效的决定性要素，主导着产业的发展方向。国家的制度和法律会使产业网络变得对企业更有吸引力，为参与产业网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保障。[36]
假设2b：政策环境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第三，研究发现，竞争压力提升了产业内部组织变革的速度，导致更高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率，[37]促使组织市场地位发生变化，[38]导致产业绩效和网络结构发生变化。[39]Stuart认为，技术领域的竞争提高了市场的不确定性，[37]特别是在那些技术创新非常迅速的产业中，并因此提高了产业的创新水平。Madhavan等同样发现，技术环境的变革为外围企业创造了获取产业网络中更加有利地位的机会，[36]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产业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因此，本文假设以技术主体为代表的技术环境在软件园创业网络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0]
假设2c：技术环境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第四，社会环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产业所在地区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而且包括各种相关的政治和制度因素。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企业家创业活动离不开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蔡宁和刘志勇认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推动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优势结合，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引发了新经济的诞生。[41]Lee和Peterson分析了文化与创业倾向的关联度，认为部分文化模式会造就强势的创业倾向，最终促进产业和国家的发展。因此，彭灿认为，产业集群中的创业网络是在社会、经济、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与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40]本研究假设软件园的社会环境对软件企业创业网络有着积极的影响。
假设2d：社会环境正向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最后，外部环境也会对产业创业网络与绩效间关系施加影响，即环境存在着调节效应，通过与产业网络的互动对产业绩效产生影响。例如，技术环境理论强调组织间的竞争关系，而政策环境理论关注遵从规则或信仰的模式已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获得合法性，这两个环境可能会分别动摇和稳固产业创业网络，[39]改变产业创业网络对产业绩效的效能。
假设3：外部环境调节软件园创业网络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体来说：
假设3a：经济环境正向调节中心化和小集团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假设3b：政策环境正向调节中心化和小集团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假设3c：技术环境正向调节中心化和小集团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假设3d：社会环境正向调节中心化和小集团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
二、数据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本研究根据对上海、山东、西安、苏州、无锡、杭州等地软件园的调研以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等编写的2001-2008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编写的《2006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报告》、CCID编写的2006-2007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以及2006-2007年《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2006-2007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第六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2006年北京产业发展蓝皮书》、国泰君安、德明顾问等咨询公司对中国软件产业的相关分析报告，中国电子行业信息网、2001-2006年《中国计算机报》、《软件世界》和赛迪网等著名媒体相关行业分析和软件园的相关报道、各个软件园（产业基地）的网站，对北京（中关村）、辽宁（大连）、山东（济南、青岛）、长三角（上海、苏州、杭州）、广东（广州、深圳、珠海）、四川（成都）、陕西（西安）和湖南（长沙）等相关省市软件产业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对16个国家级软件园（北京中关村、天津华苑、辽宁大连、陕西西安、济南齐鲁、青岛、上海浦东、杭州高新、江苏苏州、南京、成都天府、广州天河、深圳、珠海、厦门、湖南长沙）的数据做了整理，从创业网络、发展阶段和产业环境三方面入手，对2001-2007年的产业创业网络和产业环境等20多个指标进行了收集和整理。
2.分析方法
(1)因变量
软件园的经济绩效，以软件园2006年的年收入作为变量。软件园的创新绩效，以软件园2006年的专利和著作权数作为变量。
(2)自变量
软件园创业网络模式。根据已有研究，[21]利用UCINET6提供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到软件园创业网络的中心化和小集团变量。
(3)调节变量
软件园的外部环境。软件园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软件园的外部经济环境；根据软件园的软件发展政策，对财税、土地和相关各项扶持政策进行了加权，[42]作为软件园政策环境的度量；以软件园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的比重、当地大学和大学机构的实力（参考教育部对软件学院的排名）以及软件人才的供给数量，加权形成技术环境变量；使用《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的数据测度软件园的社会环境。[43]
(4)控制变量
由于软件园的规模可能会对分析产生影响，因此控制了软件园从业人员和企业数等变量；考虑到软件园发展时间也会对分析产生影响，因此也一并作为控制变量。
由于本研究选取国家级软件园作为分析对象，虽然样本量已基本接近总体，但样本量较少，使用传统的回归分析需要十分谨慎。[44,45]同时，数据在进行处理前均做了标准化。
三、分析结果
1.经济绩效
对经济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请见表1。第一列是变量描述，第二列是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可以发现，软件园的规模是解释产业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控制变量解释了74.2%变异，说明软件园经济绩效主要还是由软件园的规模所决定的。
第三列对假设1a进行检验，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中心化指标，回归系数为0.517，且统计上显著(p＜0.05)，△
=0.08，方差分析显著（F值=17.171，df=4，p＜0.001），假设1a得到验证，说明中心化网络特征有助于产业经济绩效的提高。
第四列对假设1b进行检验，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小集团指标，回归系数为0.039，统计上不显著(p＞0.05)，△=-0.024，方差分析显著（F值=9.907，df=4，p＜0.001），假设1b未得到验证，说明小集团网络特征对经济绩效没有显著影响。③
第五列和第六列对假设1c进行检验，即检验中心化网络特征和小集团网络特征共同对软件园经济绩效的作用结果。按照Baron和Kenny的研究，[46]我们对中心化网络特征和小集团网络特征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为0.534（p＜0.05，统计上显著）、0.073，adj-=0.810，方差分析显著（F值=12.971，df=5，p＜0.001），显示中心化和小集团共同作用下，仍旧是中心化创业网络指标对产业经济绩效影响显著；对他们及其交互项的回归显示，回归系数分别为0.457，0.010，-0.208，统计上均不显著，△增量不显著，假设1c未得到支持，说明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第七列是对假设2的检验，④结果发现，当地GDP、政策支持和技术供给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没有影响。假设2a、2b、2c没有得到支持。生活质量的回归系数为0.355，且统计上显著(p＜0.05)，△=0.103，方差分析十分显著（F值=20.062，df=4，p＜0.001），假设2d得到验证，说明生活质量对产业的经济绩效有显著影响，表明生活质量越好的地方（例如杭州），越易提升软件园的经济绩效。
第八列和第九列是对假设3的检验，以生活质量对中心化创业网络的调节为例，没有发现调节效应，因此，假设3未得到支持。⑤
2.创新绩效
表2是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回归分析。第一列是变量描述。第二列是对假设1a的检验，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中心化指标，回归系数为0.474，且统计上显著(p＜0.10)，adj-=0.173，方差分析显著（F值=3.938，df=1，p＜0.10），假设1a得到验证，说明中心化有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第三列是对假设1b进行检验，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小集团指标，回归系数为0.614，统计上显著(p＜0.05)，adj-=0.342，方差分析显著（F值=8.293，df=1，p＜0.05），假设1b得到验证，说明小集团对产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第四列和第五列是对假设1c的检验，即检验中心化和小集团共同对软件园经济绩效的作用结果。首先，我们对中心化和小集团进行回归，回归系数为0.309、0.515，adj-=0.391；然后，对他们两者及其他们的交互项的回归显示，系数分别为0.359、0.225、0.484，交互项统计上显著(p＜0.01)，且△=0.294，增量显著，假设1c得到验证，说明两者的交互效应显著。
第六列是对假设2的检验，结果发现，当地GDP、政策支持和生活质量对软件园的创新绩效没有直接影响。假设2a、2b、2d没有得到支持。技术供给的回归系数为0.787，且统计上显著(p＜0.01)，adj-=0.614，方差分析十分显著（F值=23.250，df=1，p＜0.01），假设2c得到验证，说明技术供给对产业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表明技术供给越好的地方，越易提升软件园的创新绩效。
第七列到第十列是对假设3的检验，⑥没有发现外部环境对中心化网络特征的调节效应，而当地GDP和技术供给调节了小集团网络指标对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0.166，统计上显著，交互项0.453，p＜0.05，统计上显著；△=0.068，统计上显著，交互项0.279，p＜0.10，统计上显著），因此，假设3a和3c得到支持，说明当地GDP和技术供给越好的地方，小集团创业网络越会提升软件园的创新绩效。
四、结论和讨论
1.研究结论
(1)软件园创业网络与绩效
本研究致力于探索软件产业创业网络及其环境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量化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图1）。研究发现：创业网络显著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特别是中心化特征对软件园的总体经济指标影响显著；虽然小集团特征主要是出口政策所造就，对整体经济绩效影响不显著，但是对于经济绩效中的出口绩效影响十分显著，表明两个创业网络特征不同的导向；对软件园的创新绩效来说，中心化特征和小集团特征及其交互作用均对软件园的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表明创业网络有助于提高软件园的创新能力。
图1 本研究结构图
Castilla等指出，虽然小企业网络的联系非常重要，但是硅谷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大企业，比如HP、Intel和Cisco。[2]研究表明，不是小企业间的精细网络对产业有着成功的效应，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将小企业和大企业联系起来的网络联系，这些联系可以进一步将他们与全球的合作者连接起来。[2]本研究认为，中心化的创业网络将很大程度上决定软件园的绩效，这就验证了中国背景下软件产业创业网络对产业绩效的影响模式。[25,26]但是，软件联盟所构成的小集团网络也不容忽视。虽然未发现小集团网络对产业经济绩效的显著影响，但小集团网络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显著，说明小集团网络可以在产业集聚中产生有效的二次集聚，进一步积聚创新要素，提升产业创新能级。
(2)环境的作用
分析发现，外部环境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同，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影响显著的是生活质量，表明生活质量越好，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促进也越大。同时，当地的GDP和政策支持不是影响软件园绩效的根本因素。但是没有发现环境变量的调节作用；对软件园的创新绩效影响显著的是当地的技术供给，表明当地的技术研发实力越强，对软件园的创新绩效促进也越大；当地GDP和技术供给存在调节作用，其正向调节了小集团网络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2.讨论和建议
(1)对中心化网络特征的分析
分析表明，中心化可以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起着重要作用，吸引并发展大型软件企业可以极大增强软件园的经济实力。统计发现，中国的软件企业实力大大增强。到2007年底，上千人的企业有90多家，收入超10亿的企业有40家，5-10亿收入的企业有56家，1-5亿收入的企业有425家。随着产业环境的持续改善，我国软件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具有行业特色和品牌形象的规模企业已经出现，骨干企业开始崭露头角。[1]
但是，我国仍然十分缺乏大型的民族软件企业，缺乏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这成为目前困扰软件产业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中国员工最多的外包公司不超过3000人，而印度已经拥有数家过万人的外包公司，年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前十家出口企业的销售总额达到了67.65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2005年中国软件出口总额。[1]因此，软件产业缺乏骨干龙头企业，缺少产业发展的“牵引力”，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关注。
面对软件产业新的发展形势，从2006年初开始，无论是信息产业部还是四部委联合出台的规定，都表明国家对大型软件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产业政策的新动向将转为更加注重扶植优秀的软件企业，鼓励本土大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和国际化。[1]由此，软件园中大型企业的数量和比例势必有大幅度增长，中心化网络特征将显著增强。
必须认识到，中心化网络并不等同于大规模软件企业，而是要有大规模软件企业为龙头，其它相关企业为辅助的软件研发和生产网络。如果无法形成大企业为主的生产和研发网络，无法形成大企业的规模带动效应，那么中心化网络仍然只能是流于形式，对提升产业绩效起不到作用。
虽然研究者认为创业网络的中心化更加有利，[47]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集聚效应，有利于我国民族软件业快速成长，形成民族软件巨头，对做大做强民族软件企业发挥很大作用。但缺点是不易形成真正的产业链条，容易导致垄断大企业的出现，不利于软件产业的协调发展，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一种抑制。因此，小企业如果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最终将沦为大企业的代工作坊，难以发展成独立的、完善的现代软件生产企业。
(2)对小集团网络特征的分析
《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认为，国内软件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着缺乏协作的问题需要抓紧解决。[1]而且创业企业天生缺乏财政和社会资本，对于创业者来说，就必须利用网络从外部获取所需的资源。软件企业，特别是年轻的小企业，没有足够能力获取所需的资源，因此结成联盟就成为生存的必然。
目前各个软件园区积极进行产业联盟的建设，从国家级软件园的分析来看，80%以上的软件园都建立了产业联盟，这些联盟基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的。有些软件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不止一个联盟，联盟会员数量逐年提高。到2005年底，平均联盟企业数量占到软件园中企业数量的14.41%，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联盟效应。今后软件产业发展的策略将是建立国家层面的软件出口联盟，鼓励集体出海。[1]这种以软件出口为共同目标和联系纽带的战略联盟，可以紧密地形成一个战略利益和风险一致的整体，很好地克服我国软件企业规模小而散的致命弱点，实现资源共享，降低开发、营销与交易成本，形成价格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从本文的分析来看，联盟的建立固然增加了软件园的出口绩效，但是并未对软件园整体的经济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这反映了当前软件园忽视国内市场，一味鼓励软件出口的政策可能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因此，国内各大区域分别成立区域性软件联盟。比如，长三角区域软件联盟、泛珠三角区域软件联盟和京津冀软件联盟，利用地区优势，打造软件生态产业链条，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必须注意到，小集团网络的优点是实现了不同企业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完善产业链条，形成软件航母，对提升民族软件产业意义重大。但缺点是子群与子群之间容易形成真空地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很多子群往往由较大企业主导，小企业谈判能力较弱，这些小企业在子群中难以真正分到一杯羹，其实际作用大大下降。而且小集团创业网络容易在园区内部造成优势利益集团，对子群外的其它企业进行排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软件园的发展，影响软件园的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
(3)对环境作用的分析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促进软件园经济总量提升的主要环境指标是当地的经济水平和必要的政策支持。本文分析发现，对软件园经济绩效影响显著的环境变量是当地的生活质量。调研发现，在当前的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和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各地对软件园的扶持政策差异不大，对软件园绩效的影响效应已经变小，国家级软件园的绩效发展已经走出了政策区，而对软件园的社会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由于软件人才都是高学历的知识人才，他们在对待工作的态度和动机上与其他人员存在很大不同，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要远远高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软件园当地优质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和著名企业入驻，形成稳定的人才和技术市场，对软件园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软件园所在地区应当在提升区域生活水平上下功夫，加强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强化软件园的“软环境”建设。
对创新绩效的分析验证了以前其它的研究结果，证明技术供给对产业的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大力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建设，提高软件学院的办学水平，增强软件专业毕业生的供给能力，可以极大地提高软件园的创新水平。
对环境调节效应的分析发现，环境并没有调节产业创业网络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没有调节中心化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其解释是，一方面环境变量（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了软件园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环境变量会通过对软件园社会网络施加影响，间接地影响经济绩效和创新绩效。而大型软件企业由于自身技术力量雄厚，研发水平较高，其所代表的中心化网络对创新的贡献不会受到诸如技术环境等的显著影响。
但是，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调节了小集团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小集团网络的结成主要基于联盟的力量，因此联盟必然可以在经济上获得相互的支持，特别是联盟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在融资上的缺点，因而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小集团网络越可以得到充足的经济资助以进行创新活动。同理，技术越发达的地区，小集团网络越可以得到充分的技术支持和相互间的技术共享，从而可以进行更多的创新。这些提示我们，在创新方面，要营造互利互惠的软件联盟，提供完善和积极的经济鼓励制度和稳定而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培养环境，从而促进创新水平的提高。
综上，本研究提升了创业网络的研究层次，从产业层面对创业网络、环境和绩效间关系进行了分析，丰富了创业网络的研究成果；提出中心化网络和小集团网络是我国软件产业创新的重要网络模式，是软件产业绩效提升的网络结构基础。同时，发现中国背景下软件产业绩效的环境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表明对高科技产业来说，起影响作用的环境变量可能因高科技产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特别是对单一高科技产业的研究，部分环境因素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这为高科技产业环境理论提供了新观点，对进一步研究我国高科技产业网络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首先，研究的软件园的样本量偏小。本研究选取的是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软件园，但是目前国家级软件园的总体也只有40家左右，真正有研究意义的只有10多家软件园，因此，局限于研究总体的数量，本研究的样本数较少。虽然使用了小样本分析方法，但是其误差也不容忽视；其次，本研究提取软件园创业网络两个特征进行研究，但软件园的离散性特征也是阻碍其绩效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测量上的难度，本研究未做考虑，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分析。
注释：
①中心化网络指园区内很多企业是已经成形的大型企业或者上市企业，软件园主要的经济增长来自这些主干企业的贡献，园区的主要创业网络都是围绕这些大型软件企业展开，使软件园创业网络呈现核心大企业为主，其它企业为辅的格局。小集团网络是园区内部的很多企业按照行业的特点，由政府牵头或是自发形成、具备一定完备产业链的企业联盟。这些联盟形成了一个个小子群，子群内部企业互相协作，高度融合，形成联盟合力，共同完成软件项目，实现企业的强强联合。[29]
②收入数据采用常用对数。本文的数据虽然进行了标准化，但因为交互项不是标准化数据，为了便于比较，后面的模型均未使用标准化系数。
③对于小集团网络为何未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分析。从调研和分析发现，小集团网络的产生机制主要是政策支持和技术供给造成的，其中又以政府行为为主。政府建立小集团网络的根本目的是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出口经济绩效进行提高。因此，目前软件园小集团网络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出口联盟，是政府和企业为了提高出口额而建立的。由于当前小集团网络在软件园中的比重还比较小，不足以对整个软件园的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效益，因此，小集团网络对软件园总体经济绩效的影响未显现出来。从小集团网络对软件园经济绩效中出口额的分析发现，回归系数为0.729(p＜0.01)，十分显著，adj-=0.585，方差分析F=3.519(df=4，p＜0.05)显著，表明了小集团网络对出口绩效的影响。我们还对中心化网络对出口绩效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心化网络对软件出口绩效无显著影响。
④经过检验，当地GDP、技术供给和政策支持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都无显著影响，由于版面关系，只将效应显著的变量列出。下同。
⑤当地GDP、政策支持、技术供给之所以未对软件园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是因为在对经济绩效的效应上，15个软件园的各项环境指标差异不大（精确分析(Exact Test)p=0.45），本文讨论中将作进一步分析。
⑥表中未列出的变量为不显著，由于篇幅关系进行了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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