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权势论文,秩序论文,中国崛起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2—8832（2007）3期0028—11
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拥有全面的和非常显赫的世界优势，以致有人并非很夸张地将这个时期称作“单极时刻”。① 然而，自“9·11”事件至今，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美国遭遇了苏联权势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其国际权势发生广泛和深刻的逆转。这样的事态发展最直接地说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无法专心致力于先前大致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目标并（与相反情况下相比）有效阻滞一个长期趋势，即其他实在或潜在的权势中心（当然首先是中国）逐渐崛起和壮大。②
美国权势与中美“权势转移”趋向
跨国恐怖主义以其引起空前震撼的“9·11”袭击事件，凸现了美国权势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巨大、经久和异常难以克制的挑战。不仅如此，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不仅如此，主要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悍然发动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一大基本成分——发达国家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已被美国自己相当严重地削弱。同样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对伊战争，美国力量的另一大成分即它在世界上的威望大为失落，其中特别包括“9·11”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世界政治“议题优势”。
同样的原因是，美国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公众对行政当局的支持力被大大削弱。对美国政府来说尤为痛苦的是，美国已在地区性大国伊拉克境内陷入了非常严重和极难克服的军事和政治困难。军事上（援引本文作者2003年4月发表的估计），“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缺乏合法性的一场武力征服后，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可观的当地武装力量的协助来履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平定’和治安等事务”；“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势将严重制约美国处理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中近东其他某些地区）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的资源和精力……换句话说，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多半将构成‘美利坚帝国’近30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过度伸展，从而使得美国一段时期内在颇大程度上失去一个全球性强国必需的军事‘灵活反应’能力。”政治上，“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一场全然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内应’的急速征服后，面对世界现代征服史上很不常见的一种局面：没有任何当地‘行政基础设施’即管理机构体系可资利用，以致随军事胜利而来的是当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连同其必然的混乱，而且是在一个人口多达几千万、现代化程度总的来说颇低、而且潜在的政治分裂因素差不多比比皆是的国家之内。”③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严重分裂。布什总统在美国公众中间的声望陡降和共和党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惨败无可怀疑地凸现了这一点。这表明，美国权势和权势意志的一大基础——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大多数公众关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共识——已经瓦解。美国社会甚至连同布什政府自己现在面对的最大麻烦是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心理矛盾，思想混淆不清，自信近乎无存。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当前最大的“形势性羸弱”。
美国从其权势的上述巅峰状态相对下落还起因于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这在近两三年来得到了美国对外政策舆论的越来越多的谈论，其经久性和中长期意义超过“形势性羸弱”。这些谈论颇有代表性地体现在《外交》季刊2004年7／8月号登载的一篇文章《正在进行的全球性权势转移》。该文以中国可能持续几十年的“非凡经济兴起”为首要内容，称“亚洲正在迅速崛起，连同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实力”。④ 《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布什赢得连任后几个小时刊登的一篇题为《随美国权势衰减的一个新的亚洲》文章认为，作为“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亚洲正在缩减影响的后果，一种深刻的改组正在进行，中国与其扩展中的经济（还有——用该文后面的话说——“中国的外交精明”）是其首要动力。“第一届布什政府执政的四年总的来说“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20世纪下半期该区域的驱动力量——开始其下降螺旋……的一个时期。”⑤
除别国的迅速和平发展这一外在结构性原因之外，美国权势的相对衰减也出自若干深层的内在结构性原因，它们被美国《对外政策》杂志2004年7／8月号登载的一篇文章《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界定为“美国巨人的泥足”：（1）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金来为其过度的公私消费“买单”；（2）美国驻外军事人力大为不足，无法应付持久和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军事平定和政治稳定化所需；（3）美国的“共和体制和政治传统使之难以为（在海外）长期的缔造国家（nation-building）项目确立一种（经久的）国民共识。”⑥
从长远来说，中国崛起将是影响美国国际权势的头号因素。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南巡讲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巨型国家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并且引发了丰富联想的，无疑是中国经济力量的急剧增强：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同一时期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增大，中国对外贸易就其规模和地理分布而言无不迅猛扩展，中国在全世界产业、商业、原料和能源需求等方面的分量和地位节节跃进。尤其最近一两年里，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亚洲邻国，乃至在差不多整个世界，这些变迁引起了可谓异常密集的关注。它们导致了如此众多的关于中国未来崛起为世界强国的预计和讨论。⑦
对中国来说，最有现实价值的是在东亚区域框架内对美国国际权势和地位进行观察、判断和展望。就此而言，从中长期看一个根本的事态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势转移”（即力量和国际影响对比变更）趋向是必然的。这一趋向已经由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影响和中国新近积极的外交态势凸现出来。它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巨型强国首先在东亚崛起的趋向。
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大势上看，如果中国能持续地维持国内政治和社会基本稳定，同时积极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改革和加速军事力量现代化，那么在21世纪初期终了时，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都将在总体力量上较显著地亚于中国，目前中国在总体力量上同美国相比的巨大弱势正在大大缩小，在东亚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尤其如此。在国际政治中，总的趋势是美国权势相对衰减，中国影响相对增长，以至于很可能较早地完成在东亚区域的中美权势转移，特别在中国能够控制台湾问题、防止中日经久敌对和较好地处理朝鲜问题的情况下是如此。事态表明，中国在第一个问题领域面对的形势已大为改善，其相关的处理能力已大大加强，在第二个问题领域开始艰难地取得初步的但势必会较快的重大进展，尽管在第三个问题领域的处理经历几乎充满挫折，而且至今仍然前景未卜。⑧ 整个这一事态趋势具有重大的眼前和未来意义，并且跻身于决定未来美国权势和世界格局的中长期最重要因素之列。
权势转移中的中美关系前景
中国的崛起至少至今和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和平崛起”。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政府的非常明确的根本战略取向。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国家方向，和平崛起在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world Power）；第二，中国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major war）和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崛起还在几乎同样最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的是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在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经历冷战对抗的意义上和平崛起，即在避免这两种代价（直接和间接的、短期和长期的多方面代价）的情况下崛起，不仅是达到头等强国地位的需要，也是经久地维持这一地位的需要。
和平崛起有其越来越明显的巨大的战略裨益。和平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外交纲领、外交风格和外交技能的吸引、说服和其他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民族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等等：所有这些力量或权势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这样的力量是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化的成本发生和后果方面相对最可接受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最无敌的力量。
对此，需要做的保留只是：（1）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至关紧要的可能的紧急情况下最为紧要，而且它们在平时的遏阻最坏情况发生的根本威慑作用，连同它们可产生的威望、影响力和偶尔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同样至关重要；（2）和平的权势资源发挥的政治效应有时不那么完满或高效，而且往往作用缓慢。但是，它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而且效应相对经久。中国资源不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讲究保持低成本；中国很有耐心，很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事，因而经得起上面说的相对缓慢；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倾向于相对经久的权势效应。
以中国的和平崛起持续下去为前提，美国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很可能倾向于愈益认真地考虑、甚至逐渐采取某种和平的“最终解决”，即区分不同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力量对比和影响对比，接受中国特别就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政治影响而言的领先地位，连同中美间的相互战略威慑和中国主要在近岸海域（以台湾东岸海区为界线）的对美军力均势甚至起码优势，连同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台海两岸统一；与此同时，美国持久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世界和中西太平洋军事优势以及在其他某些大区域的外交影响优势。这将是中美间权势转移趋势之开始完成的应有和可有形态。换言之，这就是中美之间的“平分秋色”，亦即美国最终接受中国作为世界性强国的和平崛起。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和独立的重大意义；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其他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中国由趋于紧迫的经济必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特别是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很可能迟早成为美国战略家和保守派心目中最突出的问题。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出发，决心实现必不可少的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没有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⑩
中国崛起的价值要求和当今初现的价值效应
在非常基本的意义上，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关系到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史的贡献，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鼓舞力。在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其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在这方面创新良多，贡献良多。中国自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为世界也做出了贡献，但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的飞跃相比还有差距。
至今，中国已开始显现的、很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一个价值创新趋向，是“和平崛起”观念体系，连同它包含的“和谐世界”理念。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观念体系和实践表现中，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成分已经首先得到了当今事实的相当充分的证实，或者说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民族成就的证实，那就是国际政治理论家理查德·罗兹克兰斯在1985年著书强调的“贸易国的兴起”，(11) 加上它反映的世界政治很大部分机理的转变倾向（这些机理转变在1977年时，由“复杂的互相依赖”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作了较早的揭示和论说）。(12)
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决定，而什么样的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最有影响，则由哪个国家载体——国际政治文化及战略文化的国家载体——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决定。假如美国自冷战结束前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世界新秩序”论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布什政府尤其自“9·11”事件后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际政治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会是美国式的，不管是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还是美国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后一种假设情况下，世界大多数重要国家都迟早会乐意地或被迫地奉行现实主义权势政治哲学，从而这个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世界。然而，越来越明显，冷战结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作为“贸易国兴起”的成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战略的成功，中国和平发展的成功，中国国际交往方式或和平外交的成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国际政治文化及对外战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影响和参与塑造世界秩序方向。
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关于国际权势分布前面已作分析，而对跨国价值观念体系尚未进行足够的深入思考，因此这里只论中间一项。
中国崛起与国际规范体系 国际规范的性质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性质有着部分的规定意义或规定作用。国际规范与国际体系的其他一些要素之间是一种因变量与变量的关系。在“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讨论框架内，特别要突出两对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国际体系界限——特别是文化或狭义“文明”的界限——的扩展（或者简单地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扩展）与国际规范的演变之间的关系：国际权势分布的变迁与国际规范演变之间的关系，或曰权势的能动性与国际规范的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16世纪以来，这两对关系的历史表明，国际体系界限的扩展与国际权势分布的变迁都导致了国际规范的重大演变。特别是在当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国际体系在19世纪的急剧扩展和真正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出现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与之伴随的不仅有国际体系传统中心的衰落和侧翼大国的兴盛、非欧强国的大增生与其作用的大增进、非西方世界现代民族主义的伟大兴起及其对西方的成功造反，还有在所有这些新生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国际规范的深刻和广泛的变更。(13)
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特别简约地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在其内涵丰富性意义上的扩展，包括在其界限意义上的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
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基本经验，国际体系的广义界限的如此重大的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的变迁，势将引发国际规范的有关演变。在其中，首先是当代中国的根本行为模式（巨型“贸易国的兴起”），然后连同中国的文明、文化、价值取向、国际政治观和国际规范意向，加上它们与中国以外的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荡、抵牾和协调，将决定未来国际规范的很大一部分演变。这可能开拓国际规范史的一个新的基本阶段。(14)
中国与基本的跨国价值体系及其创新——不确定的未来 以非常宏观和浓缩的方式，现代跨国价值观念的基本范畴可以被概括为“经济成长”、“自由”、“社会正义”和“生态保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经济成长”范畴，但这个跨国价值远非出自中国的创造，而且现在从政府到舆论，中国人越来越感到这一成就多年里在很大程度上以减损“社会正义”和牺牲“生态保护”为代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经济“自由”——13亿人口有了经济“自由”当然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扩展，但经济“自由”本身同样不是中国的价值创新，何况中国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或自由权的较充分实现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综观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力量或权势增进方面越来越有巨大和坚定的信心，在和平地（和正当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或权势格局方面的信心也显著增长。而且可以预料，伴随中国的崛起，国际规范体系势将发生重大的进步性的演变。
［完稿日期］2007年2月16日
注释：
①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1991.http://www.foreignaffairs.org/19910201faessay6067/charles-krauthammer/theunipolar-moment.html.又见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2.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20701faessay8517/tephen-g-brooks-william-c-wohltorth/american-primacy-in-perspective.html.
② 关于这一巨大的两难．参见美国一位著名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学者的下列直白：“战略观念内在的一个理念是，你的诸种目的总是有某种程度的紧张。人们不喜欢这紧张，军人和战略家也不喜欢它，但到头来总是存在处于互相紧张中的目的。在这特殊问题上。进行反恐战争与谋求延滞一个超级强国挑战者崛起这两者以种种不同方式处于彼此间的紧张之中。如果你要实行一种将恐怖分子推回去的战略，你就必须非常雄心勃勃，在一种重新安排世界上一整个地区的大有风险的尝试中花费巨量财富和努力。倘若其他不变，那就趋于恶化你的经济状况，以致一个在其他地方崛起中的挑战者更容易最终赶上你的经济力量，使你面临强国威胁。相反，如果我们更为保守和节省我们的资源，试图延迟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被或许是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超过的那一天，你就会没有能力像我们正在做的那般有力地进行例如在伊拉克的战争，中东政治变更的前景就会遥远得多，如果它还有点符合现实的话。”“Military Vict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Conversation with Stephen D.Biddie.senior Fellow.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by Harry Kreisler,January 27,2006.http://globe-trotter.berkeley.edu/people6,Biddle/biddle-con6.html.
③ 时殷弘：“美国的战后困难和对伊战争的国际政治后果”，《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4期。
④ James F.Hoge,Jr.,“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2004.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40701facomment83401/james-f-hoge-jr/a-global-power-shift.in-the-making.html
⑤ Jane Perlez.“As U.S.Influence Wanes.A New Asian Community,”Intemational Herald Tfibune.Novembet 4,2004.
⑥ Niall Ferguson,“A World without Power,”ForeignPolicy,July/August 2004.http://www.foreignpolicy.com/
⑦ 见James F.Hoge,Jr.,op cit./China Rising:How the Asian Colossus Is Changing Our World,special issue of ForeignPolicy,January/February 2005 (especially Zbigniew Brzezinski.John J.Mearsheimer,“Clash of the Titans”in the sanlcissue);Robert G.Sutter,China's Rise in Asia:—Promises,Prospects,and Impllcaf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Honolulu,February 2005);JasonT.Shaplen and James Laney.“China Trades It Wav to Power,”The New York Times,July 12,2004;Jane Perlez,op cit.;“China Rise Shiris Balalice of Power in Asia.”Th Korea Herald,September 8,2004;Michael Richardson,“Will S-E Asian States Be Foreed to Take Sides?”Straits Times.August 19,2004;Martin Walker,“China As Center of Bush's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May 25,2005;“Rising China to Haunt Bush in Second Term.”Agence France Presse,Jan.16,2005;Chalmers Johnson,“The Real China Threat,”Asia Times.March 19,2005:“China Poised to Overtake U.S.in 2020s,” 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8,2005;“China Surpassed America As World's Biggest Consuming Country,” Associated Press,February 17,2005:“China Shows It Can Move Market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ober 30,2004;“China and Latin America:Magic.or Realism,”The E.conomis,December 29,2004; Barton W.Marcois and Leland R.Miller,“China,U.S.Interest Conflict(over the Middle East oil resources),” Washington Times,March 25,2005.
⑧ 参见时殷弘：“朝鲜导弹危机与中国外交”，韩国《东亚日报》2006年8月13日。
⑨ 时殷弘：“中美战略对话的重要意义和可能前景”，《中国评论》2006年2月号。
⑩ “中国的某些评论者已经知道危险……在美国关于中国的观念从经济伙伴转为潜在威胁方面，愈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可能成为‘关键问题’……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仍有一‘容忍底线’，但如果北京取得远为超出其边界的投射力量，它就可能被捅穿。‘如果这趋势发展下去，某天美国对华舆论就可能改变’。” Dickie,Mallet and Sevastopulo,“Washington Is Turuing Its Attention From the Middle East….”Financial Times.April 7.2005.
(11) 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m World (New York:Basic Books,1985).
(12)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ile Brown,1977).
(13) 时殷弘：“现当代文明中的国际规范演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论坛》2006年夏季号。
(14)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