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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否定主义”这个概念好奇的读者，可能开始需要用以下的观念来理解它：如果批判不能导向创造，那么这种批判只是伪否定或传统否定，而与“否定主义”（即“本体性否定”）的否定观无缘；反之，如果创造不诉诸于否定主义所说的特有的批判及其方法，那么这种创造不仅将是凭空的、只能诉诸于灵感的，而且也不能保证创造的结果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从而具有立身之本的意义。“否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一种个人化理论，不仅由此将与中西方既定的“否定”观念形成区别，而且还对中西方模糊的、神秘的、笼而统之的“创造”概念具有拓展作用；更重要的，是与中西方“批判”与“创造”相分离的思维方法相区别。
否定主义意义上的“否定”，首先不同于“打倒、克服、取消、新陈代谢”这类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中的“自然性的否定现象”。因为这类否定现象，无论产生怎样的“变化”，都不可能是文化上的、思想上的、体制上的、科学上的、艺术上的创造，以及由这种创造所生发的“美感”，而只能是一种循环运动，以及由这种循环而产生的快感。前者可称之为不能创造自己的“生存性否定”，后者可称之为能够创造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生存性否定”是群体性的、从众的、本能的，所获得的是快感和空虚感；“存在性否定”是个体性的、独立的、人为的，所获得的是美感和心安感。因此，“本体性否定”的否定内涵，不是将“打倒、克服、取消”这类传统否定观“取消”了，而是在其“空虚”之“局限”处，产生不满足于生存世界的否定冲动，通过创造一个独特的思想性世界来获得自己的“心安感”的。由“打倒、克服……”所构成的“生存世界”，便成为“本体性否定”的否定“对象”。而“本体性否定”自身，便成为连接“生存世界”与“存在世界”、“快感世界”和“美感世界”的“桥梁”了。“否定”作为“桥梁”，这是对以“克服”为宗旨的传统一元性否定观的巨大冲击。
这还意味着，“否定主义”所讲的“本体性否定”，以及由这种否定所诞生的个体性世界，也不同于人的个性的天然差异，不同于“多样统一”之“多”，不同于黑格尔认识论哲学中所讲的“正、反、合”之差异。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不仅存在着种类、形态的千差万别，而且也必须衍生为人作为生命有机体在面貌、形态、个性上的五彩缤纷。自然界千差万别的事物统一于“自然性”，便演化为个性迥异、感受迥异之人在思想上遵守着共同的世界观。所谓“变器不变道”、换瓶不换酒”，说的就是这一点。也因为此，所有的自然性否定造成的“差异”，均有“貌离神合”、“多样统一”的特点（即表面上不一样，实质上一样），并以“价值中心主义”构成迄今为止人类文化与文明的生存形态、“个性与共性”的基本内涵。也因为此，中西方“价值中心”解体之后，人们才会普遍感受到心灵上的茫然、空虚。当多数人为价值崩溃、重建伤脑筋的时候，我却以为问题并不在价值得失本身，而在于应该处理好生存性、自然性否定与存在性、人为性否定的不同质，进而处理好个性与个体的不同质。我将由欲望、感受、思维所构成的人类生活，称之为可以显示个性、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自然性、群体性生活。因此，萝卜青菜，各有所好，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虽然个性和表述不一样，但在对“萝卜青菜有营养”、“哈姆雷特是复仇者”的理解上，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正、反、合”、“否定之否定”，可以解释一粒稻子下土后长成一束稻子，也可以解释中国学者理解的海德格尔为什么具有认识性差异，但就是不能说明人类文化是怎么产生的，也不能说明海德格尔是怎么诞生自己的——用“正、反、合”无以解释其它动物为什么没有成为人，也无以解释其他人为什么没能成为海德格尔。换句话说，人类为什么只有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思想家为什么不是人人可以做，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为什么是不可模仿的，原因正在于她们是在摆脱自然的、循环的、人人都可以有的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诞生出来的。这个诞生，就是“本体性否定”，就是离开一个世界、诞生另一个世界之意。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所讲的“质变”，不是混淆两种否定的差异，便是将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排除在外了，再者就是用“矛盾的特殊性”来解释的。但“本体性否定”不受“矛盾运动”所支配的事实（海德格尔并不是矛盾运动的产物），我们“反传统”反了近一个世纪，但就是不知道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也不知道如何去建立新的价值系统的事实，均说明世界上除了“矛盾运动”和“辩证法”以外，还存在着一种人所特有的“批判与创造”统一的“本体性否定”现象——矛盾运动是必然的、自然的，而“本体性否定”却是或然的、自发的。人、人的文化、人的思想等，在根本上不是前者的产物，而是后者的结晶。文化之间、文明之间、作家、思想家、科学家之间，正是靠“本体性否定”建立他们的关系的。
这更意味着，“本体性否定”所讲的“创造”，也是“否定中包含肯定”所能解释的。当我们用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来“否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这种“否定”中包含着对西方文化的“肯定”；但是当尼采用“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方法诞生他的“超人”哲学时，我们如果也说这是“否定中包含肯定”，那我们就混淆了两种“肯定”的不同性质，从而使“肯定”成为一个虚指。这是因为，黑格尔认识论中所讲的“肯定”（或“否定之否定”），因为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运动现象，因为其内涵的包罗万象性，所以是不能区分价值的重大差异的，至少是不能区分“质变”和“创造性质变”之差异的。因此，“两个氢加一个氧生成水”是质变，但这个质变，无论如何不能混同于猿向人的转变。因为前者没有改变自然性，后者却改变了自然性。同样，虽然同样是人为的，但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的改造，但却不能混同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教会理论的“创造性质变”。因为前者虽然用“理学”代替了“仁学”，用系统的、本体论的儒学代替了言论性的、准本体论的儒学，但儒学意义上的对人的基本观念并没有改变；后者虽然同样是《圣经》血统的延续，但比较起教会对人的观念，人文主义的人的观念却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都说这是“否定中包含肯定”，那么只能说前者肯定的是前人思想的“性质”，而后者肯定的只能是前人思想的“材料”在否定主义理论中，肯定“性质”而改变形态、风格、表述的“否定”，依然还是“肯定”，抑或“否定中包含肯定”。因此，中国的“新儒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肯定”的历史，因为儒学的基本观念始终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而西方的近代人文主义，虽然用“理性对感性”的统摄，材料性地保留了教会理论对欲望的牵制性，但由于对人性、人欲、人格的尊重和颂扬，是其主要内容，这就使得中世纪对人的欲望的不正常牵制，转变为以法律等形式对人的欲望的必要的牵制。而这种对人的观念的重大改变，是属于人的创造性内容，这就不能再划入“否定中包含肯定”之中去，应明显地属于“批判与创造”的统一这种“本体性否定”。
这样，“否定中包含肯定”主要是而且只能是在性质上肯定既定的东西。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思潮，就是“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否定”，因为它肯定的是西方既定的思想观念。因此尽管我们在生活形态方面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还是没有心灵上的依托。90年代初对“西学”的所谓反思，同样是“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否定”，因为它肯定的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无论是人生依托还是治学观念），所以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依托。而“本体性否定”，则是指在反省20世纪“反传统”之局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现代化，既不可能是西方近代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的，也不可能是“新儒学”那样的“换瓶不换酒”式的“转换”，而必须是在对其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诞生中国当代人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这样的一个过程，便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这样的一种“否定”，应该说是我们以往所未经历过的一种全新的“否定”。
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很有必要指出“批判与创造”与“破和立”的重要区别。在此之前，“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可以说是我们耳能熟详的有关“否定”和“创造”的知识了。但这个知识，却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1.无论是“破”还是“立”，都不等同于我所说的“批判”与“创造”。因为“破”是以“克服，取消”的自然性否定观为基础的，因此这种否定观从来不可能导向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创造；而“立”，也是不能区分所立之物是“现成的”还是“创造性的”——从与“破”的关系来看，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破”与“立”的实践来看，“立”更多的是指对现成事物（西方式的文明和中国传统的“大公无私”之王国）之立，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这种“破和立”本质上只是“交换”关系，既不可能改变一种文明，也不可能创造一种文明。当今天的事实又证明文明不可“交换”时，“破与立”自然便偃旗息鼓。2.“不破不立”虽然似乎涉及到只有经过“批判”才能导向“创造”的问题，但由于“破字当头”、“先破后立”的二元论思维，由于“破”的“克服、取消”之意使得它与“立”是两回事，这就不仅在理论上割裂了“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导致“只破不立”的所谓废墟般的当代文明现实。尤其是：“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几乎将“破”等于了“立”，更强化了“只破不立”的必然性。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将“破”改变为非克服性的“批判”，将“立”改变为非认同性的“创造”，更重要的是必须将“批判”与“创造”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来考虑，使我们树立起如果不能导向“创造”，那就不是真正的“批判”的当代性批判观念，也使我们树立起“创造”如果不诉诸于“批判”，那就是无方法可寻的创造观念。3.“不破不立”无法告诉我们从“破”到“立”之间的方法，而“批判与创造”的统一，却将探寻这种方法，作为有史以来最为困难的方法论来努力。就美学而言，这种方法的努力，一方面要为难以言说的审美体验保留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以便这个空可以孕育每个人的个体性之美，另一方面，又应该设计出在审美体验和既定的现实之间，如何通过可言说的现实将不可言说的美符号化的途径。在本书中，“美作为批评的悬置性尺度”、“W”方法图式等， 可以说是这种方法性努力的初步成果。其中，前者是作为文学批评领域的审美批评方法来对待的；后者是作为类似波普的“证伪”方法、汉森的“逆推法”、但又不同于这些方法的方法来努力的。
最为重要的是，“批判与创造”的统一，一方面以批判的现实性和创造的非现实性，为美学既保留审美体验的模糊性，又保留美学作为科学必须的言说性和操作性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批判”在否定主义美学中是对既定现实局限性的批判，是一种全方位的批判，这就保证了批判的结果的创造性，从而也保证了美的个体性的真正实现。个体，就成为创造出来的个体，而不是天然就存在的个性和风格意义上的“个体”。这两点，是“否定主义”成为一种美学的最重要的保证。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西方传统美学和近代认识论美学，在各种“美是什么”的直接解答中，没有给美的模糊性、美的正面之不可言说性留下空间，而西方现代美学又“杯弓蛇影”地排斥对“美”的任何言说，或将美学变为纯粹的审美活动，或将审美等同于艺术欣赏，从而事实上导致了美学的消解。并在某种程度上衔接了中国传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美无学”。否定主义美学，正是在上述三种美学的局限处，通过“批判与创造”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对中西方既定美学的整合与超越——在全方位的“批判”中凸现“美”的创造性，也以“美”的创造性为潜在的价值尺度，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言说性的批判中将那不可言说的美保存着、孕育着，也依据不可言说的美，将可以言说的对象批判性地说清楚。美学，正是在人的“本体性否定”活动中，在美还未成为美的符号的阶段，在美向美的符号生成的阶段，来实现自身的。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否定主义美学之所以说“美在本体性否定之中”，是因为“本体性否定”决然区别于人的“可能，自由，生命”这些过于宽泛的、反理性的西方美学范畴，也区别于将人特有的文化性创造，混同于大自然本身的变化那种“进化论”式的绵延性创造观念，从而在将“美感”和“快感”区分开来的同时，对“那里有美，那里没有美”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并以此摆脱中国当代美学对“进化论美学”和西方现代生命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的依附性。就前者来说，否定主义美学认为“可能，自由，生命”这些范畴，没有真正将“美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凸现出来，倒常常导致个人选择的权利、个人随意性的实现这些“生存性否定”现象的大面积出现。结果不是使当代人对“美”这个词失去兴趣，便是使当代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美”；殊不知：当代人的心灵空虚，正是一个美学性问题，而所有我们已经获得的生存性快乐，其实都与“美”无关。意识到心灵的空虚并渴望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在意识和渴盼着“美”。但中西方传统美学是用中心化的、群体化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念要求着个人的“从属”，而西方的“可能，自由，生命”这些范畴的无所不包与不能限制性，又不能给当代个体指出一个确切的审美指向。在此意义上，否定主义所讲的“批判与创造”，由于“批判”是指对现实局限性的批判，并且不是以取消这个局限为目的，这就使“批判”具有“不满足”现实性生存快乐、通过“创造”一个以自己的思想和思想性体验为性质的“存在性世界”来获得心灵依托之意。而当代性的“美”，就是在这“存在性世界”还未符号化、现实化的时候显现的。这个显现，既弥补了“生存快乐”世界的“空虚性”之局限，又因为与这个世界性质有所区别，从而导致美感与快感的“不同而并立”。于是，当代性的“美”，就是以个体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体验为其支撑点的。无论是文化之美，还是文明之美，抑或作品之美，个人之美，均概不例外。失去了这个支撑点，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无论是作品还是个人，便均谈不上“美”。我想，这也是杨振宁先生在他的“美与物理学”的报告中所讲的“美”。
由于中西方所有的否定哲学，均没有以“否定主义”这个名词出场，所以“否定主义”、抑或“本体性否定”的提出，自然意味着与我们所熟悉的有关“否定”的知识告别。而且，这个告别的“过程”，就是“本体性否定”实现自身的过程。按照“本体性否定”的基本内涵，否定主义在建立自己的对世界的基本理解过程中，就是美学性阶段；而即便完成了自己的理解，也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哲学的“克服、替代、取消”，不意味着比传统否定哲学“更进步、更优越”，而是在“批判与创造”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否定观。这是因为，无论是黑格尔所讲的“否定之否定”，还是人的个性的天然差异，抑或打碎锁链获得解放的生命舒展，这些“否定”，其实讲的都是一个“生存性自我”的问题。“生存性自我”是有关我们生存快乐、生存方式以及生命活动的问题，所以阐释这个问题的哲学至今依然有生命力。只是这种生命力，在解决人的心灵依托问题上是无力的。所以我们的现实中不仅存在着鲁迅所说的——铁屋子打开后，如果我们不能给获得解放的人找一个依托，那么还不如让这些人回到屋子内为好的忧虑，而且知识界还存在着阐释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文章千千万万，而且个性迥异，皆有“否定之否定”活动，但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黑格尔、海德格尔这种“心灵空虚”的焦虑……这些显然属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需要另一种否定哲学来解决。“批判与创造”由于主要解决的是当代人的心灵依托问题，所以它主要是指出以往否定哲学、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无力性”（“伪”是这种无力性的表征），但同时也尊重它们在解决人的生存世界方面的有效性——因此，像爱因斯坦不能“代替”牛顿一样，不同的理论解释、引导不同的世界，是否定主义的世界观之一，也是否定主义美学对待其它美学的基本态度。我想，这是否是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否定”应该具备的内容？
本期终审 蔡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