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绩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绩效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0)12-14-08
出口导向战略受到较为普遍的推崇，其原因在于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比较，能更好地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将具体分析出口导向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此之前，有必要对与此关系密切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收益进行探讨。
一、贸易条件和贸易收益
贸易条件是发展经济学用来研究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包括两个方面：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注：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407.）
商品贸易条件是普雷维什和辛格在1950年提出的。它是指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百分率）之比，即Tb=Px/Pm。其中，Tb代表商品贸易条件，Px代表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商品的进口价格指数。普雷维什和辛格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趋向恶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其价格是比较低的，而进口的是工业制成品，其价格是比较高的。由此，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收入贸易条件是威尔逊(T·Wilson)、辛哈(P·R·Sinha)和卡斯特里(J·R·Castree)在1969年提出的。它是指出口产品价格指数与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之比乘以出口量，即商品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Ti=(Px/Pm)×Qx=Tb·Qx。威尔逊等人认为，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是有区别的，前者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单位（或平均）购买力，而后者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总购买力。商品贸易条件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不一定随之恶化，相反，有可能改善，即在出口量增大的情况下，有可能提高一个国家总的购买力。因此，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不一定对经济发展不利，只有收入贸易条件恶化才不利于经济发展，而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则有利于经济发展。从理论上讲，将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相区别是很有意义的，它至少可以说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即使商品贸易条件处于不利地位，但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出口总量，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总购买力，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上述介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东亚的贸易条件：产品出口结构和出口增长速度。就产品出口结构而言，东亚的初级产品出口是逐渐地减少，而制成品出口是大幅度地增长（见表1）。
表1
1970年和1994年东亚出口产品的构成（百分比）
其他劳
其他人
国家
年
初级
纺织
动密集
电子
机器
精密
力密集 其他制
制成品
或地区
度 产品
品 型产品
产品
设备
仪表
型产品 成品
总值
韩国
1970 35.2
10.6
29.0
5.3
1.0
3.4
1.7
13.8
64.9
1994
8.1 12.0
10.2 25.6
8.9 24.4
8.1 2.7
91.9
香港
1970
4.8 10.4
49.8 10.5
0.8
1.3
8.0
14.5
95.3
1994
5.2
5.8
36.5
16.0
9.3
3.2 15.5
7.4
94.8
新加坡 1970 71.2 3.5 3.3
4.0
4.0
5.3
3.4 5.3
28.8
1994 17.1 1.5
3.4
28.3
29.4
6.7
8.6 5.0
82.9
泰国
1970 94.0 1.2
0.2
0.1
0.0
0.4
0.5
3.5
5.9
1994 31.1 3.9
19.9 15.5
12.2 6.1
7.8 3.6
68.9
印尼
1970 98.6
0.2 0.0
0.0
0.0
0.0
0.3 0.7
1.2
1994 60.7
6.4
16.4
3.6
1.2
3.8
6.4 1.4
39.3
马来西亚1970 94.7
0.4 0.5
0.3
0.7
1.4
0.8 1.2
5.3
1994 29.4 1.5 6.8
32.8 11.6 6.7
8.7
2.6
70.6
菲律宾 1970 96.8 0.5 0.4
0.0
0.1
1.4
0.2 0.7
3.3
1994 22.6
1.4
13.1 18.2
2.2
2.9
1.6
38.0
77.4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崛起的亚洲——变化与挑战》第78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中已形成制成品占主导地位，一些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无到有，如：印尼的制成品出口由1.2%上升到39.3%；菲律宾从3.3%上升为77.4%；马来西亚从5.3%上升到70.6%；泰国从5.9%上升为68.9%。增长幅度惊人。这表明东亚的商品贸易条件已经或正在得到改善，克服了出口初级产品所带来的不利发展。据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数据，从1965-1990年间，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0%-5%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超过3.2%，而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超过20%的国家，人均经济增长仅为0.8%。这从反面说明扩大制成品出口的重要性。
就东亚的出口增长来看，1960年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仅为5.085亿美元，在世界总出口额中只占4.3%，而到1995年，其出口总额已增长至722.069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相应提高到14.4%。这说明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商品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的同时，随着其出口量不断增长，收入贸易条件也在改善。因此，从贸易条件来看，东亚的制成品出口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贸易收益和贸易条件一样，也可用来说明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贸易收益可以分为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注：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94.）
静态收益是指贸易国在既定的要素供给下或在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所获得的产出和福利的增长情况。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交换中获得的收益，即通过贸易可以获得本国不能生产的产品或者国内生产成本太高的产品，使消费者得到更高水平的满足；二是从专业化获得的收益。即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专门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提高本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这两个方面都是基于贸易国业已存在的比较优势而获得的，而贸易则有助于发现和利用这种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产出和福利的增长，这是就贸易的短期效应或直接作用而言的。实际上，贸易的作用还不止于此，贸易还具有长期的效应或间接作用，即贸易的动态收益。
贸易的动态收益主要是指贸易促进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规定收益。对外贸易可以扩大商品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的增加将刺激出口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资本的积累，改进生产方式，从而形成规模经济，产生内在的或外在的经济效应。(2)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一方面有助于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速国内技术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会刺激外贸企业的技术研究和开发，形成企业内在的技术进步机制。此外，贸易还具有重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边干边学效应”，贸易本身可以间接地带来外国的先进技术，并且这些技术可以“外溢”到国内的其它行业。这些方面都促进贸易国的技术进步，从而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技术基础。(3)制度创新。对外贸易的增长会引起与贸易有关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调整，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同时，对外贸易还会引进国外的思想观念，开阔人们的视野，促进国内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制度创新提供新的意识形态。除此之外，贸易的动态收益还有其它方面的表现，如从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中获得的动态收益，这对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资源优势非常重要。
贸易的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是相联系的。静态收益是贸易直接的、短期的效果，而动态收益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效果。对外贸易一般都具有这两种效果。如果说，静态收益是基于比较优势而获得的，那么，动态收益将引起贸易国比较优势的改变，使一国的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下去。对于这一点，巴拉萨提出了比较优势阶段论并加以说明。巴拉萨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优势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体现在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一国在发展的初期总是把出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这是因为该国在此阶段具有劳动力丰富且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有形资本的积累迅速增加，教育的普及使人力资本的状况得到改善，在此阶段该国的比较优势就转移到使用有形资本与人力资本较多的产品上去，而原来的产品则被其它后进入世界市场的国家接过去。很显然，比较优势的变化即有形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与贸易的动态收益分不开的，正是贸易的动态收益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基础。因此，通过贸易的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出口导向与经济增长
对出口导向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安妮·克鲁格提供的材料可以看出：（注：安妮·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59、139.）自70年代以后，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这里略加介绍其中的几项研究。
第一项研究是由米卡洛波罗斯(Nichalopoulos)和杰伊(Jay)于1973年作出的。他们假定一个加总的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包括国内资本、国外资本和劳动投入三个变量，并将这些变量的估计值与39个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的资料相拟合，然后将出口作为一个额外的独立变量再加以估计，结果他们发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出口的增长率高度相关。当收入增长不受其主要投入增加的影响时，出口增长率成为收入增长率变化的一个显著部分。
第二项研究是由米卡里(Michaely)于1977年进行的。他估计了41个国家1950-1973年期间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变化（消除了来自以下事实的明显偏差，该事实是一单位出口的增加等于一单位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自身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两者之间的斯伯尔曼秩相关系数为0.38，在1%的水平上它是显著的，虽然在增长率和出口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平均比例之间没有相关性。
第三项研究是克鲁格(Krueger)于1978年在有关外贸体制和经济发展中做出的。她选择了10个国家在1953-1972年期间的资料，其中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被用于对那个国家的增长及其出口增长率的时间趋势进行回归。尽管在每一国家都估计了独自的时间趋势系数，但是结果显示出口增长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的系数在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即对这些国家来说，每年出口收入增长率1%的增加是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约0.1%的增加相联系的。
第四项研究是巴拉萨(Balassa)于1978年进行的。他采用了11个国家在1960-1973年期间的统计资料，并再次估计了米卡里关系式，同时结合了米卡洛波罗斯和杰伊的生产要素分析。其研究结果进一步地证实了米卡里和米卡洛波罗斯——杰伊的研究结论。按照巴拉萨的估计值，如果韩国出口增长率等于所有有关国家的平均值，其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会减少37%，台湾地区相应比例是25%。相反，如果智利、印度、墨西哥具有平均的出口增长率，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分别会增加14%、12%和8%。
第五项研究是费德(Gershon Feder)在1983年进行的。（注：汤敏等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辑）[M].商务印书馆，1989,p,209.）他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分解成几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总投资增量、劳动力投入增量，资源配置从非出口品转到出口品以及出口品生产对非出口品的外部影响。他分析了31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从1964年到1973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出口每增长10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2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增量的贡献为39%，劳力增量的贡献为24%，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为10%，外部经济的贡献为17%，其他为9%。
上述这些研究都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出口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种情况在东亚更为显著。东亚的出口增长整体上远高于其它地区的出口增长，而且东亚的出口结构中制成品出口占绝大多数，从而更加有利于经济增长。表2显示了东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表2
东亚的出口与经济增长（1965-1992年）
国家（地区）机械设备出口增长制成品出口占总出人均GNP增长
(%p.a.)口的比重(%)
(%p.a.)
韩国
20.2
93
6.7
台湾
15.2① 93②
6.9③
香港
7.5
95
5.8
新加坡
7.0
78
6.9
马来西亚
7.4
61
4.4
泰国
11.2 67
4.5
印尼
7.8
48
4.4
中等收入国家
3.0
49
2.2④
注释：①到1988；②包括非要素服务；③④到1990年
资料来源：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四版.第488页。
从表2可以看出，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与人均GNP的增长之间基本上成正比例关系，即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越高，人均GNP的增长就越快。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制成品出口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促进经济增长。(1)出口企业所创收的外汇可以用来进口一个国家高质量投资所需的资本货品，从而获得世界先进的技术。例如，1970年东亚进口的资本货品占其投资总值的50%，南亚为17%，拉丁美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约35%。这种对比说明了东亚的出口既为其进口资本货品创造了条件，也为其获得先进技术提供了基础。(2)出口企业的边干边学，可以加速经济的专业化进程，促进技术进步。出口企业为扩大出口，必须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采用先进的技术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高质量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出口企业一方面会逐步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也会逐步提高企业内部的技术水平，如从事直接生产的工人经过长期的生产和训练，会提高自身的生产技能，从事企业管理的人员也会不断改进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面对着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出口企业要做到这些，关键在于出口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正因如此，出口能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3)出口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重要的溢出和示范效应。一方面，出口企业在与其它厂家竞争中，为争夺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时，出口企业的许多积极措施会被其它企业所仿效；另一方面，出口企业更可能要求供货商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迫使非出口企业也按照国际标准从事生产、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此外，出口企业的快速发展也会促进基础设施的改善。尤其是促进有利于出口企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作用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将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因于东亚的高投资率和加快进步的教育水平的结合。（注：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第4版，250.）这种观点看似有所不同，但并没有否定出口导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为东亚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与高投资率和快速进步的教育水平是相联系的。一方面，高投资率为出口企业的扩张和调整提供了大量的投资资金，而快速提高的教育水平提供了越来越多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使东亚的出口产品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另一方面，出口增长也为资本积累、外资的引进以及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这说明，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存在着较好的互动循环机制，这里强调出口导向战略的作用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个方面。
三、出口导向与技术进步
对于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质疑，他在美国《Foreign Affairs》上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认为，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劳动的大量投入取得的，而对经济持续增长作用更为重要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多少提高，因此这种增长难以持久。克鲁格曼在文章中还将新加坡和前苏联进行了类比，说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依靠对资源的总动员，而非人的智慧。
对于克鲁格曼的观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进行了反驳。主要的理由有有以下四点（注：林华生.亚洲“四极”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2.）：(1)他把亚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50-60年代的苏联的例子相提并论，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2)他没有掌握亚洲各国（地区）的实际状况，误解亚洲各国（地区）基本上没有进行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率。(3)欧美日对亚洲的投资和企业进入，皆不仅给被投资国（地区）带来了资本和经营管理知识，同时，经过技术转移，引进了不少新技术和提高了当地的技术水平。(4)亚洲各国（地区）拥有不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如：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等等。这里不必要详述这些理由，主要集中分析东亚的技术进步及其与出口导向战略之间的关系。
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完全是大量投入的结果，而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亦即技术进步的结果。斯蒂格利茨认为东亚的增长不是仅仅通过投资达到的，“如果东亚没有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东亚地区就不可能具有强大的维持高储蓄以及有效地分配资本的能力”，“大凡参观过东亚城市和工厂的人都会感到几十年那里取得的巨大技术进步。”（注：斯蒂格利茨，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1987年，在对东亚国家（地区）产出增长的贡献中，资本投入的增加占57%，劳动力的增长占1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占28%，这就是说，东亚近10年来产出增长中有28%是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实现的。而且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的全要素增长也是较高的。1960-198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东亚为1.9%（其中1960-1973年为2.6%，1973-1987年为1.3%）；同期内法国为1.7%（2.3%和0.9%），英国为1.2（1.7%和0.6%），前联邦德国为1.4%（1.9%和0.9%），美国为0.5%（1.0%和-0.1%）。
世界银行在《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作的估算也表明，东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处于较快的发展速度阶段。在1994-2010年间，如果世界各国能够加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将达到：东亚地区为1.8%，拉丁美洲为1.6%，中东和北非为1.5%，南亚为1.5%，撒哈拉以南非洲为1.4%，OECD国家（仅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联盟、日本、新西兰和美国）为1.3%，前经互会国家为2.1%。因此，无论是从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还是从将来的增长趋势来看，都不能否认，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东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技术进步本身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投资本身就可能带来技术进步，反过来，技术进步又会引起高投资。除此之外，东亚的技术进步还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出口导向增长有密切关系。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的报告中也认为，东亚的出口迅速增长及其在创造和分配人力资源方面的出色表现，为其获得生产率为基础的高进步及高TE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供了条件。这里分析一下出口增长的作用。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出口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从国际上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1)购置新设备。新设备往往是新技术的载体，出口企业为扩大出口必须从国外引进新设备，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同时出口的增长也为进口新设备提供了外汇。东亚国家和地区与其它地区相比，进口的机器设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例如，1970年东亚进口的资本货品占其投资总值的50%，南亚为17%，拉丁美洲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约35%。进口资本货品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获得先进技术的主要渠道，增强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2)技术许可证。技术许可证包括设备及生产过程的详细资料的权力的获得，它为发展中国家获得最佳技术提供了大量的机会。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就从技术许可证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好处，既节省了国内研究开发的成本，又较快地吸收了国外先进技术。在获得技术许可证方面，实行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发放许可证的企业一般希望搞交叉许可协议，使其了解接受许可证的企业本身的技术或制造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可以帮助企业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许可证，而且出口增长也可以使企业有足够的外汇支付购买许可证的费用。(3)转让非专有技术。非专有技术一般价格低廉，有的甚至是免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与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都是受益于发达国家的非专有技术的转让，并促进东亚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种非专有技术虽然不是最先进的，但针对东亚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往往是适宜的技术，这些技术的使用有利于发挥东亚自身的比较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4)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欧美日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东亚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联系世界的桥梁。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资本和先进的管理营销知识，而且也带来了新技术。尤其是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以出口导向的，这就要求外资企业必须提供先进的技术并按照最佳的生产方式组织生产和管理。这无疑给当地劳动力提供了掌握先进技术与管理知识的机会，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等传播开来。此外，出口导向的增长本身又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前来投资，其原因在于出口增长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而且，实行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具有较好的便于出口的基础设施。这两点对于以出口导向的外国直接投资格外重要。(5)从客户处获得信息。出口企业可以从国外买主那里获取有关生产的知识，而且国外买主为得到价廉质高的产品，也愿意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尤其是他们从其它出口商那里得到的知识。同时出口企业还能根据国外买主的建议灵活地调整生产设计，从而获取关于特定市场的专业知识，这些都有利于出口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工艺水平和扩大生产。(6)从归国公民哪里获得知识。出口导向的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水平提高和出入境的便利，有助于吸引在国外受过良好训练的公民返乡工作，如韩国、台湾的电子和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发展就受益于大量返乡的留学人员，这些人在国外主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良好的教育，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的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工作过。因此，他们返回故乡工作必然带回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7)国内或企业业内的研究开发。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驱使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加大自身的研究开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数字，在1992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总开支达107.3亿美元，开发强度为1.3%，这一比例不仅大大超过拉丁美洲、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均为0.4%）以及中东和近东(0.5%)，而且也超过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2%)这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1.5%，这一比率既明显超过了拉丁美洲、中东和近东（均为0.3%）以及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均为0.4%），也超过世界的平均比率0.8%。
出口导向的增长在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仅以东盟四国为例，1965-1988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8%、26%、32%和56%下降到21%、24%、17%和23%，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同期却由原来的10%、8.3%、14%、20%上升到25%、18.4%、26%、25%。与此相适应，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原来的25%、13%、23%、28%上升到39.8%、36%、35%和34%，远远超过了农业所占的比重。（注：陈文鸿等.东亚经济何处去[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25.）在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加突出。如韩国、台湾不仅在传统的重化工业方面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也有一席之地，如韩国的电子产业，台湾的信息产业等产品的出口，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且，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主要建立在出口增长的基础上。
四、出口导向与就业增长
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在东亚还起到了促进就业的增长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扩大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从而保持了较高的就业水平。
从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看，出口增长的作用在于出口和出口收入有利于增加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再加上政府对企业办学的鼓励政策，使企业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东亚，50-60%的高等教育费用由私人出资，远高于整个亚洲的平均水平33%，这与东亚的教育投资体制有关。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东亚的教育投资体制有着自己的特点。东亚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占GNP的比例并不很高，如：1989年，东亚的这一比例为3.7%，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6%，而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比例4.1%。但是，东亚财政支出中分配给初等教育的教育经费比例比其它任何教育经费都高（见表3）。
表3
1985年教育预算分配
国家和地区
公共教育支出基础教育支出
教育支出中高等
教育支出中基础
占GNP的百分比
占GNP的百分比
教育所占百分比
教育所占百分比
香港2.81.9 25.169.3
印度尼西亚 2.32.0 9.0 89.0
韩国
3.02.5 10.383.9
马来西亚
7.95.9 14.674.9
新加坡
5.03.2 30.764.6
泰国3.22.6 12.081.3
委内瑞拉
4.31.3 43.431.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第138页。
表3显示，东亚公共教育支出中基础教育所占的比例远高于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这种安排一方面提高了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又刺激了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尽可能依靠私营部门来满足这种需求，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鼓励。如允许企业独立或联合创办私立大学，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向高等学校投资，委托培养所需人才。同时，政府还规定，凡拥有一定数额职工的企业都可以办职工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这两种学校均不作为法人，不缴纳法人税；学校用于学生的费用、赞助金和奖学金等教育经费允许摊入企业成本，无需作为企业利润上缴所得税。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也有助于不断地提高在职职工的技能水平，满足了技术进步的要求，减少了结构性失业。仅从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来看，东亚就占有明显的优势。如：在1990年，每10万人中，韩国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为120人，日本为86人，台湾为76人，而美国为68人。这个比例说明东亚人口中具有较多的高素质劳动力。
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促进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初等教育的投资的年平均收益率为26-27%，中等教育为15-18%，高等教育为13-16%。由于东亚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其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东亚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平均每增加一年，可使GDP年平均增长3.4%，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只为2.3%，中东和北非为1.4%，南亚为0.8%，撒哈拉以南非洲则微乎其微。因此，在东亚，教育投资既能够改善人力资源状况，又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对劳动力就业的需要，起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从扩大劳动力的市场需求来看，出口增长本身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世界银行通过比较不同贸易战略下的就业增长说明了这一点。东亚“四小龙”属于实施坚定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1963-1980年期间，它们的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17.5%升至30.0%，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8%。而实施一般外向型、一般内向型和坚定内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这两项指标则依次递减。其中实施坚定内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如：印度、多米尼加共和国、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同期内工业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12.1%上升至12.6%，提高的幅度仅为半个百分点，在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5%。这种差距足以表明出口导向的战略比进口替代更能促进就业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还结合制成品中劳动系数的比较具体分析了制成品出口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克鲁格在比较11个国家和地区单位国内附加值的直接劳动系数后发现（见表4），除智利外，其它国家全部HOS（制成品）出口产品拥有的单位国内附加值的劳动系数大于进口竞争部门。在智利，纸浆和纸张是HOS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部分，一旦纸浆和纸张被看作为PCB产业（以初级产品为基础的要素禀赋优势产品），那么智利的其他HOS制成品需要的劳动力是智利HOS进口竞争活动所需要劳动力的1.5倍。
表4
单位国内附加值的直接劳动系数
（贸易品类别的劳动系数与HOS进口竞争活动的劳动系数的比率）
国别
时期
HOS出口品NRB出口产品
非PCB制成品
PCB制成品
全部
阿根廷 1963
n.a
n.a 1.24
n.a
1973n.a
n.a 1.30
n.a
巴西
1970n.a
n.a 2.07
2.02
智利 1966-1968 1.50
n.a 0.80
n.a
哥伦巴亚1973n.a
n.a 1.88
n.a
印度尼西亚
19711.58
n.a 2.09
n.a
象牙海岸1972n.a
n.a 1.16
9.04
巴基斯坦
1969-1970 1.23
1.691.42
n.a
泰国
19733.20
1.582.07
n.a
突尼斯 19722.08
0.791.28
3.31
乌拉圭 1968n.a
n.a 1.53
1.45
注：n.a表示数字无法获得，NRB表示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产品。
资料来源：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第139页。
在上表中，巴西、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全部HOS出口产品的劳动系数和HOS进口竞争产业的劳动系数之间的差额都超过了2。如果PCB制造业不包括在内，突尼斯的差额也超过了2。这说明HOS出口品中劳动密集度比进口竞争生产产业要高，即HOS出口更有利于增加就业。
在东亚，出口促进就业增长还与东亚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有关。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没有制定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法规，工资主要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这样就保证了出口企业以较低的劳动成本参与国际竞争。从而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对劳动力的市场需要，形成出口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良性循环。同时，随着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也会随之逐步提高，全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也能够得到改善。和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普遍较好。这说明，出口导向的增长有利于收入分配改善。
总之，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较之进口替代战略而言，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对东亚奇迹表示否定的克鲁格曼也持相同的观点，“在东亚经验中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论一个人怎样评论，东亚经验无疑推翻了以往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一些观点。第一，工业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进口替代的内向战略基础上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相反，成功的发展都与以制造品出口为主的外向工业化战略有关。第二，对于世界市场被控制而不利于新进入者，以及阻碍穷国致富的悲观认识更是无中生有；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人民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如此之快。”（注：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第4版，250.）
收稿日期：2000-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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