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老人的传奇故事——老教育家吕型伟的人生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家论文,老人论文,记忆论文,传奇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是一位把人格魅力、生命感悟和精神追求完臻地糅合成教育睿智的世纪老人。从独自撑起一所乡村学校到运筹跨越世纪的教育变革，他始终在宽广的现实背景和历史跨度中，用思想引领实践，用行动把握未来。”2012年7月17日，上海市教委分管基础教育的巡视员尹后庆，在获悉老领导吕型伟去世的消息后，于悲痛和缅怀中写下了内心的感慨。
吕型伟生于1918年，从农村到城市，从旧民国到新中国，从20世纪到新千年，几近走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他做过小学老师、校长，当过中学老师、校长，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教育局处长、副局长，中央教科所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组长，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21世纪义务教育新教材总顾问等职，亲历了中国基础教育彷徨、革新、复苏、重建、改革、振兴的全部过程，因此被圈内人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活化石”。
天不假年，斯人已逝。吕型伟终究离开了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但是，他的睿智思想与人生传奇却永远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镌刻在共和国的教育史册上。
第一章 坚实非凡的教育人生
自1918年5月25日降生在绍兴新昌一个农村医生的家庭开始，到2012年7月17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吕型伟走完了95载人生岁月。而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至少有78年的时间，他与教育结伴同行，无论风霜雨雪，世相变幻，他都不离不弃，无怨无悔。他说：“教育是一种长征。在这条路上，蹚溪流、跨大江、爬峻岭、过雪山是正常的事，途中有花香鸟语的春天，也有严寒与酷暑，可说是甜酸苦辣，五味俱全。这些都值得怀念而且回味无穷。因为它是一种伟大的、关系着人类前途命运的事业，是一门无比深奥的科学，是一种充满创意的艺术。”
17岁当村校校长
1935年，17岁的吕型伟初中毕业了。时局艰难，血气方刚的他总想着救国，想有所作为。一开始，他想通过养蚕救国。当地农家大多养蚕，但往往任其自生自灭，他想做个养蚕专家，帮助乡亲发家，家乡致富。后来，又打算做机械，依靠工业救国。最后，他选择了教育，认为唯有教育才能唤醒民众，真正拯救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
当时，恰逢国民党政府招募志愿者，到农村没有学校的地方办免费的短期学校，他欣然报名应聘。所谓办学，就是政府只给志愿者提供一点基本生活津贴和简单教材，其余的全靠自己白手起家。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吕型伟，打起行装，在离家约100里的山上，一个叫白岩村的村庄，开始了他最初的教育实践。他挨家挨户动员，直到有81个孩子来报名上学。他发动村民出力捐物，在破庙里辟出教室。开学那天，祖祖辈辈从没上过学的村民，全都来看热闹。教室里，参差不齐的81个学生，围着大小不一的桌子，坐满一室；教室外，村里的男女老少，七嘴八舌，挤了个水泄不通，都想看看这个17岁的后生怎样给孩子上课。
整个学校，校长是他，教师是他，上课打铃是他，放学打扫也是他。整整一年，白天，他教学生语文、算术、自然、体育、音乐；晚上，他的住所常常挤满了年轻人，他讲国家大事、讲抗日故事，把山外面的世界告诉这些迷茫的同龄人，此刻，他的住所俨然是一所成人学校。
年轻的吕型伟成了村里威望最高的人，无论哪家有什么大事，都会来找他商量；村里有红白喜事，都会请小先生居中而坐，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观念，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依然被视为正统。从质朴的村民和孩子们身上，他深深感受到了教育的价值、意义和责任。年轻时的这段短暂经历，为他日后终身潜心教育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考上杭州师范学校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做了一年的“全科”老师、“全职”校长，他才明白当老师、办学校并不简单。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光凭勇气和聪明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决心重新返回学校学习，不久顺利考进了杭州师范学校。
专业学习是艰难的，也是快乐的。抗战爆发后，学校迁至丽水碧湖，和其他师范学校合并成为了联合师范学校。学校虽然远离前线有几百里，但仍然时时受到战争的威胁。上课时，常常警报一响，大家立刻疏散，女同学组织隐蔽，男同学负责守卫。不仅要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还要防备山里的土匪出来抢粮食。艰难而动荡的生活，当然是苦涩的，但也丰富了知识、磨练了意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抗战的经历让年轻的吕型伟变得更加成熟、坚定，教育的理想在战火中锤炼得愈加深远和崇高。
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日子里，他得过不少奖，有两次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全国的作文征文比赛，题目是《论英雄》，他论的英雄是家喻户晓的抗金英雄岳飞，语出惊人。文中写道：什么叫英雄？能够为人民、为国家献身，而不是从私利来考虑，这样的人，是英雄。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岳飞不是英雄，至少不是个理想的英雄，或者说是有缺点的英雄。因为，如果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他就不应该回来，中国的规矩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却为了个人的一个“忠”字，弃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妥协回朝，最终个人被害，国家也亡。结果文章获得了全国第二名，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战时中学生》杂志上。
另一次是参加全校的作文比赛，题目是《多难兴邦》。他又别出心裁，提出“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如果可以把老百姓振奋起来，团结起来，那么是可以“兴邦”；但是如果步步退却，实行不抵抗主义，让外国军队入侵，把东北丢了，华北丢了，还怎么“兴邦”？结果这次得了全校第一名。
两篇作文，他都用了与众不同的逆向思维，能够获奖得益于当时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教学环境，这就进一步激励他养成了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
教育探索从市东中学起步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吕型伟奉命到军管会文教组报到，很快组织上就派他和段力佩同志一起去接管国民党势力很强的缉槼中学。半年后，段力佩被调到育才中学任校长，吕型伟接任缉槼中学校长，将校名正式改为市东中学。
经历了15年的风风雨雨，32岁的吕型伟再次当了一所千人中学的校长，对他来说是一次施展抱负的极好机会，自己的许多教育理想终于有了一块试验田。
那时，刚成立的新中国全方位学习前苏联老大哥，一本凯洛夫的《教育学》成了红极一时的“教育圣经”。凯洛夫有一整套教学工作规范，这对当时毫无章法的课堂教学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吕型伟有自己的想法：教学不能只按一种模式进行，比如课堂提问，课堂上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学生发言。所以，他就创造了一种“密集提问法”，老师可以利用多种形式让更多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回答问题，这样课堂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高度集中，教学效果就明显有了提高。再如，凯洛夫强调“综合技术教育”，指出学生要学一点电工、手工艺。他就加以发展，提出了更丰富的“劳动教育”，在学校里开办了一间工厂，购置了几部旧机器，请了几位老师傅，教学生学钳工、车工、电工、开模……这恐怕就是上海最早的校办工厂。
他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不仅认真学习凯洛夫的《教育学》，而且仔细研究当时受到批判的杜威教育理论、陶行知教育思想，从中汲取精华，探索创新。他心中认定一个目标：什么东西对学生有用，怎样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我就怎么做。市东中学因此成为当时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多少年后，吕老还不止一次感慨：“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值得回忆、最令我难以忘怀、也最有意义的是在市东中学的10年，是校长这个职务。因为校长可以贴近学生，能感受到他们成长过程中心灵的律动。这对一个真正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进入教育管理机构
1956年底，吕型伟接到上海市教育局调令，到局教研室任主任，负责全市中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但同时还兼任市东中学校长直至1959年。自此直到退休，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教育管理部门，期间当过处长、副局长，虽然也曾短期奉调中央，加入教育思想专题评论小组，直接参加中苏论战，后又被留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但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上海七千多所各类基础教育学校，思考着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这么多年来，不管全国上下如何风云多变，他始终没有丢掉教学业务研究，始终坚持到基层调研、进课堂听课的习惯。他先后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好教师，其中有中学教师于漪、顾巧英、高润华，小学教师袁瑢、毛蓓蕾、倪谷音，幼儿园教师赵赫等，很快这些优秀教师就成长为上海师资队伍中的领头羊，带动了整个上海的教育教学创新。很多年后，新华社记者向吕老提问：为什么你们当年树立的典型如于漪、袁瑢、毛蓓蕾等人，个个都能经历风雨而不倒？他回答：一是他们在业务上过硬，是我们实地听课、观察、总结出来，而不是光听汇报、看材料、宣传出来的；二是他们师德好，为人谦虚、作风正派、工作踏实。一句话，学高身正，就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吕型伟为上海基础教育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有两件事至今令人难以忘记。
一件是积极推动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动乱十年，上海的中专、技校几乎全部停办，中等教育只剩下清一色的普通中学。每年20万左右的初中毕业生报考高中，但起码有一半人考不上，这些初中生升学无望，就业无能，成了家长和社会的一大心病。重返领导岗位的吕型伟在1979年初，率先在上海大胆提出了“改革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市各区纷纷兴办职业学校。落榜的学生有了新出路，家长高兴，社会欢迎，几年下来，上海的各行各业增添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懂管理、能实干的新鲜血液，特别是为上海第三产业的崛起提供了及时的人才保障。
另一件是为上海争取了高考自主权。这是吕老在当上海市教育局顾问时的又一力作。他在上海推进教材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在琢磨一个问题：上海市的教材改革了，可学生高考还是全国统一命题，这教材谁敢用？因此，一定要想办法争取高考自主权，有了这个指挥棒，上海的很多教育改革就可以主动了。于是，他利用每一次与教育部领导接触的机会，硬泡软磨，终于要来了上海高考的自主命题权。有了高考自主权这把尚方宝剑，上海的课程改革、高考改革才真正解除了后顾之忧。上海的这一破冰之举，也为日后其他省市加入自主高考试点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沿袭了几十年的“全国一张卷”的不合理局面终于被根本改变。
退而不休的“云游和尚”
1985年，吕型伟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退位前，市委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当好“实质性顾问”。吕老当即提出“约法三章”：我这个顾问，一不做摄政王，二不垂帘听政，三不搞“十八相送”，也就是说绝不再掌权，干涉新干部工作。然而，他的心却始终没有离开教育。人不在位了，减少了许多事务性工作，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宏观思考和微观实验。他担任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基础教育组组长、教育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总顾问等工作，应邀担任许多实验性学校的改革顾问，还组织编写了《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丛书》、《面向未来基础学校丛书》。
年逾古稀的吕老戏称自己是个“云游和尚”。不过他这个“和尚”，专跑学校，到处劝人信“教”。多年来，他讲学、考察、调研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策源地——深圳，记住了他睿智风趣的声音；西北革命圣地——延安，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身影；山清水秀的故乡——新昌，他当年捐赠的彩电和引资的奖学金仍激励着一届又一届莘莘学子。
吕老的小书房自名“四乐斋”，这恰好映衬了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知足常乐，自得其乐，苦中求乐，老有所乐。他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致力于探寻教育的无穷奥秘。
诚然，生命总会终止，但教育事业是没有顶峰的。他在有生之年就给自己写好了悼词：“这个人，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一些错事，更多的是做了不少蠢事。什么蠢事？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
第二章 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
吕型伟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云亦云不云，老生常谈不谈。”他的思想始终紧贴着时代脉搏，他对教育的思考常常见微知著，敢为人先。
办好所有中小学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市委决定要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上海的教育发展规划，就成立了上海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吕型伟担任基础教育组的负责人。把教育发展同经济、社会联系起来，并作为一种战略来研究，这在当时也算是开风气之先。
在考察、研究、分析了大量国内外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案例，并请教一些发达国家专家的基础上，他开始自觉认识到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上海要向现代化迈进，教育就必须得到足够程度的普及。他下决心要使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并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以提高上海的基本文化水平。
据调查显示，当年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中，困难最大的是初中。于是，切实改变初中面貌，就成了改革的切入点。面上，吕型伟发动区县教育局力量，统一认识，统筹规划；点上，他让市教科所所长带队，在全市选择25所困难初中作试点，以“第二课堂”为突破口，让学生体会到取得各种成功的喜悦，激发学习积极性与自信心。结果所有试点学校都打了漂亮的翻身仗，尚文中学、闸北八中等校相继成了耀眼的“成功教育”典型。他也由此提炼出“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欲成才，先成人”等带有明显“吕氏色彩”的人才观。
吕型伟重点抓的第二个切入点是农村教育。当时上海市市郊的初中和小学的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是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的最大拦路虎。为了摸清情况，他亲自带领普教处的同志，坐长途汽车、骑自行车、步行……跑遍了郊县204个乡镇的所有中小学及部分村校，切实掌握了农村学校的办学困难与症结。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提炼、总结出了后来闻名全国的“青浦顾泠沅数学教改实验小组经验”，这个本土化的经验，不仅为上海市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范例，而且给全国的农村教育树立了一个可信可学的榜样。
提出“两个渠道并重”
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界率先竖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吕型伟也在1983年公开发表了他构思许久的题为《改革第一渠道，发展第二渠道，建立两个渠道并重的教学体系》的文章，文章引用信息论的观点，将课堂教学称为“第一渠道”，将课堂教学以外的信息渠道，包括课外、校外活动以及来自电子信息媒介的其他渠道，统统归结为“第二渠道”，提倡二者并重，改革发展，甚至预测，在电子信息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第一、第二的顺序也有可能倒过来。如今的发展势态表明，电脑与网络技术越来越成为中小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当时，这篇文章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市教育局内部有人反对这个提法，连教育部领导也不以为然
吕型伟并没因此而退缩。他重新思考文章的论据以及论证逻辑，确认自己的观点在科学上完全站得住脚。于是。，他又写了一篇再论“两个渠道并重”的文章，针对有些质疑，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将文章寄给了《教育研究》。主编看到文章，犯难了，请示主管的中央教科所所长，所长不置可否；主编只好又送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副部长觉得文章没有错，但的确比较敏感，也不便表态。
绕了一个圈子，主编一狠心，修改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措辞，还是发了。
文章发表后，又引起另一番争论，很多同志不习惯“渠道”，以为还是叫“课堂”好，也不赞成二者并重，认为还是应该以第一课堂为主，第二课堂为辅。为此，吕老又写了文章，详细说明信息时代知识传播途径的变化，指出“二者并重”的提法还是留有余地的。不久，从这个理念出发，他又在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多纲多本”的主张，呼吁改变“十亿人民一本书，祖孙三代一本书”的不合理现状。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今不仅“两个渠道”或者“两个课堂”的理念早已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对这个理念的认同，也成为了各地纷纷推进的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
吕型伟社会教育化观点的形成，始于一个美国记者的文章《三千五百万小皇帝》，以及一个日本NHK记者的采访，他们的共同兴趣都是关注中国的独生子女。这个现实的话题让吕型伟进一步思考了教育和社会的关系：教育使人成才也好，成人也好，单靠学校是不行的，尤其是在当下的信息社会。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老师是父母，接下去就可能是电视与周围环境，然后才是幼儿园、小学、中学，因此，教育是一种综合行为，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的论文。继而，依据上海市真如中学依靠“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形式，发挥学校功能，帮助居民学习，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学校发展的经验，他在全国提出了“社区教育”的概念。他认为：教育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专门的学校，是长者为师，能者为师，社会即学校；第二阶段，学校与社会开始分工，学校渐渐同社会隔离；第三阶段，应该是学校与社会又分又合，学校要与社会结合，社会要成为一个大学校。这就是“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这与当时国际上开始流行的建立“学习化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
他提出具体要做四件事：一是宣传一个观念，教育不只是学校的责任，而是人人有责，大家来改造社区小环境；二是建立健全社区教育机构；三是讨论双休日家长如何关心孩子健康成长；四是帮助家长学习网络技术，这样既能指导孩子，也能监控孩子，避免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
“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后来发展成国家的一个重点课题，如今，全国16个省市100多个市、地、县都在开展“社区教育”的实验，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深受社区居民的欢迎。
关于德育的思考
吕型伟在许多场合都谈到过德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更是多次呼吁，认为德育是未来教育的最大难题。
那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研讨会，与会者不乏世界知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吕老也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21世纪的教育可以实现科学化、信息化，随着脑科学的发展，人的潜能也可以充分开发，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法靠技术解决，那就是德育。他在会上说：“现在是地球变暖了，人心却变冷了。”
2001年，吕老生病住院两个半月。在病床上，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育工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些年来，我们的德育工作效果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观念保守，对道德内涵的理解过于狭隘，而且充满功利主义色彩，忽视了人文精神的积淀基础；方法简单，过于形式主义，满足短期效应，习惯灌输与说教。
人文精神是培养优良道德的沃土离开人文精神，孤立地去抓德育，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所以，他又写了一篇论文，特别强调了“把德育工作建立在人文精神的沃土上”这一观点。他指出，办教育，任何时候都要把发展人的内涵放在第一位。现在有的学校规模越办越大，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认识老师，校长就更是难得一见。缺少了师生的亲情，也就缺少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则是一所学校不可缺少的灵魂。
关于“人文精神”，吕老有过许多“一家之言”：
——在信息时代，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全球化，但人文精神例外，世界仍然会保持各国各民族的特色，各种文化一定会交流、碰撞、融合、演化，但不会失去各自的人文特色。
——中国要想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占一席之地，就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民主、法制等方面的人文精神，要积极融入世界人文精神的大系统，但决不能丢掉我们历经数千年大浪淘沙而积淀起来的文化根基。
——科学可以全球化，但科学家有祖国。祖国不是抽象物，它不仅包括美丽的山川河流，也包括崇高的人文精神。
——教育绝不是单纯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还包括人格的培养、人文的熏陶与心灵的唤醒；知识的传授不只是传递已有知识，还包括创造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与行为习惯的养成。
他最担忧，年轻一代成为有知识而无人文精神的人。他还有一句很形象的比喻：“一个人学习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品德不好则是危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