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183;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论文,结构主义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读弗洛伊德
正如柏拉图解读柏罗丁、亚里士多德解读迈蒙尼德、马克思解读黑格尔是为了通过理解后者的理论而发展自己的理论，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是为了正确理解弗洛伊德从而还他一个本真的面目。他的使命是“回归弗洛伊德”。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对人类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无意识，这主要见于弗氏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对拉康来说，重要的不在于无意识的存在与否，而在于无意识具有结构，这个结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言行。
弗洛伊德原本是依据生物学原理来思考无意识的，即将其看作原始的动物本能的储存。拉康则从语言结构的角度来认识无意识。非但如此，即便“意识的自我”也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抛开了语言，人的主观性便不存在。（注：埃里克·马修：《二十世纪法国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142页。）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后来干脆认为是语言创造了无意识。这种观点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人作为主体并非独立于其他主体而存在，而总是处于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之中，因为语言是不能从这种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在“镜像阶段”一文中，他指出：“这种识别行为，如在猴子的例子中所示，远没有穷尽，婴儿一旦掌握了那个镜中像、发现镜中空无影像时，便马上以他在游戏中经历的一系列手势重现被认定为那个镜像的活动与被反射的环境、以及这个实际发生的情结与它所复制的现实——婴儿自己的身体、他周围的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注：“雅各·拉康：《镜像阶段》，载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1985,P.734）这个镜像理论提出了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语言决定论。人作为主体在习得语言之时自然与他人、社会、和语言本身相接触，因而把自身楔入了一个先在的象征秩序，把自身的欲望屈从于那个秩序的系统的压力之下。换言之，由于使用了语言，纯粹的主体便与由知识和经验所中介的社会和整个人类世界相接触，他的自由本能也便被语言所操纵和控制了；人作为语言的使用者能够用语言创造事物，但却忘记了在何种程度上语言也创造了并在继续创造人。
拉康把语言和无意识都看作是完整的系统。他借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二元定义即处于任意关系之中的能指和所指来解读弗洛伊德心理学，进而建构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从表面上看，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相似于弗氏所释的梦的显意和隐意，也易于混同于弗氏本人的二项对立，如意识与无意识、梦像与梦思、精神病症状与被压抑的欲望等。在弗氏那里，虽说所指不在视野之中，但仍是可以推导和解析的。在拉康看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这种摇摆很容易把注意力从能指引向愿望达成的流动幻区，因此可以通过探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来获取有用信息，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忽视了的信息源。
毋庸讳言，拉康极大地得益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在弗氏那里，梦主要是某种愿望的达成。但在梦里，愿望的达成是看不到的，是被某种防御机制掩盖着的，惟其如此，这种愿望就必然以扭曲的形式（改装）得以显现。因此，弗氏假定梦是由两种精神力量运作的：一种建构梦所表达的愿望；另一种则对梦的愿望实行审查，强制性地使愿望扭曲。弗洛伊德意在说明，无意识的梦的形成过程终将把所指掩盖起来，使其不得辨认。也正是在这里，拉康对弗氏的“扭曲”说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所有能指作为人的精神产物都具有心理价值和联想力，都已经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扭曲，都已经受到语言和文化的污染，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被掩盖的所指。一切能指都是浮动的。（注：参见Vincent B.Leitch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PP.11-5.）
按弗氏的解释，梦的形成是由梦思经过凝缩作用而变成梦的内容，所以对梦的描述短暂、简洁、不充分；而对梦思的分析则六倍、八倍、甚至十二倍于对梦的描述。越是深入分析，就越能发现有更多的梦思隐藏在背后。此外，与这种凝缩作用相比肩的是转移作用。梦的显意中认为是主要因素的东西在所分析的梦思中却无关紧要，甚或根本不存在，即是说，梦思的本质大可不必在梦中显示，或曰梦的显意是以不同于梦的隐意的真实内容构成的。在拉康那里，弗氏阐释的梦的这两种构成性作用及其防御机制，都成了他通过能指而对无意识进行修辞诠释的工具：弗氏的凝缩成了拉康的隐喻，弗氏的转移成了拉康的换喻，弗氏的防御机制则是拉康的转义和比喻。（注：参见Vincent B.Leitch Deconstructive Criticism,PP.11-5.）
无意识不但是按语言的结构构造的，而且就是语言的整个结构；又由于梦的运作遵循能指的规律，所以无意识本身也就是一个写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精神即话语，能指不指代所指，是自由流动的，它不必有任何意义指涉。这种解释的心理学根据就是我们前述的“镜像阶段”说：语言和文化系统先于我们而存在，构成了一个先在的能指网络，任何单个的能指只有置身于这个网络（即语言的条件）之中才能发挥作用。换言之，一个特定能指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他与其他能指的关系，脱离了这种关系，任何特定能指的意义便无从谈起。这是因为当我们用语言来解释我们生活于其上的世界时，我们破坏了我们自身对这个世界的直接经验，在直接经验与能指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语言作为能指已不再指涉某一真实存在的事物或状态，因此，语言的直接意义（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之间的界限便模糊了。由于语言的隐喻意义是间接的、非指涉性的，所以，在拉康这里，一切意义都是隐喻的。
二、解读索绪尔
我们从上述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中可以看出，拉康是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透镜来透视“像语言一样构造的”无意识的。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中，一个符号表示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碰撞和粘合，而这两个领域就其自身来说又是游移浮动的，这就是思想／概念与声音／形象，即能指（声音）与所指（概念）这两个领域。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可以改变的，一旦二者粘合，它们就是紧密而相互依存的了。索绪尔认为：“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这一点只有经过一种抽象工作才能做到，其结果就成了纯粹心理学或纯粹音位学。”（注：费·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8页。）拉康对索绪尔语言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对称和粘合概念提出质疑。他认为不可能找到纯粹的所指，即原始的、不受词语束缚的思想结构；语言在人的思维中具有构成作用，语言符号在指涉人或物的过程中，与所指的认同由于人的判断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语言符号的指涉过程必然含有假象：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条隐蔽的鸿沟，这样，在语言符号与其指涉物之间就出现了分裂。所以，他把注意力放在表意的能指链上，这条能指链所表示的关系是达到心理结构和人的主体结构的唯一可靠的向导。“这个表意链的结构所揭示的，仅就我与其他主体共有这同一种语言，即是说，仅就它作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来说，是我为了意指远不是它所说的东西而必须利用的那种可能性。这种言语功能比‘掩蔽主体的（往往是不明确的）思想’的功能更值得指出，这相当于指出主体在寻求本真过程中所处位置的功能。”（注：Jacques Lacan,"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 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
拉康在解读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之后，进而诉助于雅各布森的关于语言结构的两轴说。雅各布森在对失语症患者的言语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在聚合关系的选择轴和组合关系的结合轴上，两种语言关系发生了紊乱，即有关类似性与邻近性作用的紊乱。”邻近性紊乱使字词失去语法功能但选择作用仍在，失语症患者趋于使用更加丰富的隐喻；类似性紊乱保留句法连结链但使字词丧失置换能力，失语症患者则趋于使用换喻来替代隐喻遗留下来的空缺。（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隐喻和换喻共存于一个语言符号系统，拉康由此看到了两个基本的、不可简约的语式，并将其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范畴进行了简单的同义组合：凝缩——隐喻；转移——换喻。
但是，拉康并未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术语对应，或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术语标示无意识的功能范式。雅各布森和索绪尔的术语都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它们本身要成为能指，那就必须是多元的，就必须具有多个决定因子，不断产生新的用法。雅各布森的“隐喻”和“换喻”不仅是能指内部的细分类，而且本身就是扑朔迷离的表意游戏。拉康认为，由能指所构成的表意的“作用场”具有两个方面：一是换喻，二是隐喻。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帆”代替“船”的这种换喻是以词对词的关联为基础的，因此“船”与“帆”的关联只能在能指中。至于隐喻，拉康引用雨果的一行诗为例：“他那束既不吝啬也无恶意……。”显然，“吝啬”和“恶意”都不是主语“那束”的属性，因此，“那束”实际上取代了它的不在场的主体，他继尔指出：“这个隐喻的创造性火花并非迸发于所呈现的两个意象，即同时得以实现的两个能指，它在两个能指之间闪光，其中一个能指在这个能指链上取代了另一个，而那个隐蔽的能指依然通过与这条链上的其他能指的（换喻的）关联呈现。”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这就是隐喻的游戏规则。如果愿意，诗人可以连续不断地使用流动的隐喻系列。（注：Jacques Lacan,"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
但是，拉康从能指链分离出隐喻和换喻这两个基本结构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发展弗洛伊德心理学或进行文学批评，而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表示能指与能指之间关联的换喻结构使能指把“存在的缺场”置于客体关系之中，所以要通过表意过程中的“回指”才能证明那种“缺场”；表示只有通过用能指代替能指才能产生意义的隐喻结构是创造性的、诗学的，因此也标志着意义的出现。而与二者紧密相关的则是意义生产过程中主体的作用。（注：Jacques Lacan,"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仅仅把超验的主体与其存在的证实联系起来，但换喻与隐喻之间的表意游戏却表明：我不在，因为我无法置身那里。我思我不在，因此我在我不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说：“笛卡尔的我思当然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他只能通过对我们含蓄地说出这个公式才能构成它——一个他忘记了的事实。”（注：Jacqu-es Lacan,"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在拉康的个性理论中，决定主体的是以语言结构形式即能指为表现的一个象征结构，他与想像和现实一起构成了拉康有关主体论的三位一体。
三、主体与他者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与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的重大区别之一是他给词语表现以特殊重视（有别于弗氏强调的物表现），同时用主体取代了弗氏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机制中的自我。即是说，在拉康所描述的心理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自我，而是主体。主体活动的基础是由表意链本身提供的；能指不仅构成主体，而且控制着主体。能指在主体中占优势，“一个能指就是为主体描述另一个能指的东西。”（注：Lacan,Ecrits,London,1977,P.819.）但主体决不是能指的副产品或副现象，而与能指具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二者都具有不确定的结构位移的特点。因此，这个主体是永远处于过程之中的主体，是空洞的、活动的、没有中心的，它在称为象征秩序的能指领域里必须不断地重新建构自身。
拉康所论的主体是与“他者”相对应的。在拉康以及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他者”原本指俄狄浦斯三角关系中的父亲——禁忌、阉割和法律的实施者；后来他赋予该形象以象征意义，使其成为表意链的启动者和推动者。换言之，语言的表意性正是在主体与他者的交往和接触中实现的。主体在与他者的接触中不断被创造。主体的言语行为是为了求得他者的回应。主体发出信息，他者接收信息。主体甚至能从他者那里接收他自己发出的信息。在现代心理学的意义上，人的欲望只有在他者的欲望中才能实现。因为欲望必须是首先得到他者承认的，因此说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那么，拉康问道，这个令我比对我自己依附得更紧的他者究竟是谁呢？这涉及到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人本身携带着他性；而他者的“他性”只能理解作二度他性，这就把他者“置于我与我的替身之间的中介位置”。“我曾经说过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大写的他者），这是为了表明对欲望的承认是与要得到承认的欲望分不开的。换言之，这个他者就是那个甚至我的谎言也可以援引作他赖以存在的真理的保证者的他者。借此我们还看到真理之维随着语言的出现而出现。”（注：Jac-ques Lacan,"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无意识就是主体接受的他者的话语，是他自己已经忘记了的信息。”（注：Lacan,Ecrits,London,1977,P.819.）无意识作为一切欲望得以通行的表意链乃是另一种语言；信息从无意识流出超越主体而到达他者；甚至社交界的语言也是由个人的内在语言所构成的。正因如此，甚至“人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即解释的过程中的最微小的变化也会由于改变人的存在的栖息地改变历史的进程。”（注：Jacques Lacan,"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i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in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Edited by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P.742,744,745,749,749-750,754,755.）
显然，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赋予语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把精神分析学说成是“谈话疗法”，并认为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应包括医学和医疗实践所接触不到的各个知识分支，如文明史，神话学，宗教心理学和文学。（注：Sigmund Freud,"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in The Freud Reader edited by Peter,Gay,P.678-685.）但由于他本人的医学实践、他所处时代的对生物学的关注、以及要把精神分析学作为19世纪纯科学的愿望，都未能使他脱离医学的轨道。拉康在其宗师所列的名单上又添加了语言学、修辞学、辩证法、语法，甚至诗学，通过对精神分析学进行语言学的阐释而超越了纯医学和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的界限，这不仅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不仅视精神分析学为一种疗法，而且视之为一种道德话语，为人类对自己所用语言的思考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拉康在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阐释弗洛伊德主义的过程中，不但丰富发展了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而且对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法国哲学发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即非理性的欲望和婴儿时期的关系阐释了自我的构成，把人类主体看作是不但是可以构造的，而且是具有非理性欲望的一个结构。其次，他继承了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解析，把语言与其指涉或意义相分离，把言语或书写的意义视作一种功能，是说话者或书写者的无意识思想和动机的流露，而非词语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最后，拉康的贡献还在于他对自己的理论的转移和解构，以自身实例展示了思想是寓于时间之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只有承认思想（哲学）的不完整性才能不断发现真理。这也许是他对解构主义发生的最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