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文化统一战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新时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2-0911.2011.02.013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11)02-0013-09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还有文化统一战线（以下简称“文化统战”）。比较而言，人们对它显得还不够重视。本文就新时期的文化统战工作提出一些基本观点和思路，以期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一
文化统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统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有《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论文，《新民主主义论》堪称是经典之著。这篇论著是他1940年初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首次登载于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从中可见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重视。
《新民主主义论》中文化统战的思想要点是：
（一）文化的重要性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二）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大思路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三）建立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半封建文化，它们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与这种反动的文化同盟相对抗，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四）对文化统战问题上的偏向进行批评
围绕国民文化存在两种错误偏向：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上主张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某些人主张单纯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两者都是有害的。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但是，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也是不对的。
（五）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它是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它是大众的，是为大众服务的，应当接近民众。
（六）提出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路径
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663、664、698、708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说明，没有文化统一战线的统一战线是不完整的，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文化统战工作在建国以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左”的倾向越来越厉害。十年“文革”浩劫就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它从反面说明了文化统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以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为契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党落实了一系列的政策，邓小平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概括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在这种大背景下，虽然文化统战工作事实上得到开展，但却一直没有明确恢复文化统战的范畴。这需要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至今，七十年过去，结合我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在更高的历史舞台上重提文化统一战线问题，并向前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统战思想，实在很有必要。
二
文化统战对于21世纪中国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这一大趋势面前，温家宝总理提出：要“用新的理念推动文化发展繁荣”[2]。其背景就是从“综合国力”到“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提出。
“综合国力”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关注。它最初由美国的富兰克尔提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中，明确将综合国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所谓“硬权力”，指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配的力量，这种“命令式的实力主要靠诱惑（胡萝卜）和威胁（大棒）”。“然而，除此而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它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其特点是“使人随我所欲”，“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这就是“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构准则和制度。”[3]其核心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创新力。1993年，哈佛大学另一位教授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逢》，他引用捷克总统哈维尔的话说，“今天，文化的冲突愈演愈烈，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危险”；他还引用欧盟前主席德格尔的话说，“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冲突而非经济或意识形态冲突而引爆”；“在后冷战的时代的世界，文化同时拥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因为意识形态而分道扬镳的人民，却因文化而凝聚在一起”；“因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而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也会分裂或内部关系紧张。”为此，他举出前南斯拉夫分裂和波黑地区的战乱、前苏联许多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纷争为例，得出结论说：“文化认同是决定一个国家敌友的核心要素”；其“最独特的精髓”是“长久延续的历史文明”[4]。在此基础上，约瑟夫·奈在2004年出版《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正式提出“文化软实力”概念，特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与以“施压”为特征的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相区别，文化软实力是依靠“吸引”和“同化”而得到人民和别国的自愿认同，它的作用是历时性的、弥散性的和隐性的。
“文化软实力”的提出使得文化统战显得格外重要：
（一）这是我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实现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但是，对于什么是新时代的现代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我们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最初将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指的是提高国家的硬实力。这还是传统发展观所理解和要求的现代化，其局限性是忽视了人的健康发展，低估了文化的作用。这种认识和实践已经与社会发展的当代大趋势不相符合。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文化）支柱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文化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党中央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意味着领导现代化的宏观思维，已经从“两维”开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经过“三维”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重），发展到“五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整体系统思维。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应当重视文化的社会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价值观。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思想、文化的力量，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现代中国文化，中国的大国地位是无法奠定的，没有文化的崛起是很危险的。”[5]这应当是开展新时期的文化统战工作的现实立足点。
（二）这是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主动权的需要
现时代国际“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国的发展战略都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文化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主要权。这可以从三个层面认识：
文化与经济建设存在着互激作用。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例如著名品牌，就是经济具有文化特性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却可以反复地转化为物质财富。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和创造财富的更高能力。文化创新已经日益成为经济价值创新的关键所在。
文化与政治建设存在着互激作用。在传统的国家统治中，主要是依靠强制和暴力。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强调治理、强调“善治”，除继续保持强制和暴力功能之外，更加重视“社会认同”的“合法性”。布热津斯基认为，文化“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6]。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人民和民族都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7]回答这个问题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键。文化是一种统一力量，它会将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的人们统一起来、团结起来。一个没有文化核心的社会是难有立足之地的。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公平正义、推进民主政治，这些都迫切需要文化的引领。与此同时，文化的育人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汉代思想家刘向将“文”与“化”相结合，明确提出“以文德化人”的主张。这一观点道出了文化的道德内蕴和育人功能，要通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来实现。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总之，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西方不少国家纷纷提出“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这应当是新时期开展文化统战工作的世界历史眼光。
（三）这是开拓统一战线深度和广度的需要
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特别突出对政治统战的重视；在“文革”结束后，特别重视将政治统战与经济统战相结合，开辟改革开放之路；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尤其需要在做好政治统战和经济统战的同时，开拓好文化统战。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和统一战线的性质所决定的。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二○二○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融入全球化后的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许多不确定因素、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经济实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带来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多变；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民主政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的整合滞后于社会的分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核心价值受到挑战；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尚待完成……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能只靠政治和经济手段，需要重视文化的独特功能。“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8]文化统战对于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先进文化创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提供构成共同理想、共同信念、共同道德的文明基石；先进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是沟通海内外、海峡两岸的“心灵之桥”，为56个民族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先进文化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协同发展，催生社会和谐。统一战线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统一战线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
三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文化统战面对的形势和任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不断提高。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东发生的剧变相比较，可以有信心地说，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国的文化建设确实经受着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对此应当有深重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
全方位改革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在各种思想文化交错和激荡的格局中，西方文化居于“霸权”地位，控制着“话语权”。学者苏利文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9]。学者约翰·汤林森则将“文化帝国主义”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和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10]现在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一流国家输出文化，二流国家输出人才，三流国家输出产品。在这方面中国处于劣势，迫切需要构建文化统一战线来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渗透。
（二）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活力的同时，它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和放大。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奉行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等价交换和弱肉强食原则，内蕴的价值文化是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共识、秩序和意义的缺失。到那里去寻求“共通感”？英国学者格蒙·鲍曼指出：“生活总体上的私人化”，是近代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在我们私人化的社会中，不满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甚至彼此冲突，它们极少累积并凝聚成一个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原子式的个人，成为无家园之感的“异乡人”[11]。不仅仅如此，市场经济在使社会加快世俗化的时候，还会诱发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产生对信仰与道德“合理性”的怀疑，导致文化内含思想、道德、精神的丧失，“三俗文化”泛滥成灾。而一旦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相结合，又必然滋生等级观念、官本位和各类腐败现象。在这方面我们急需通过文化统一战线来构建和保护“精神家园”。
（三）对文化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认识不到位
米希尔·兰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想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的。”[12]然而，对文化的“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我们的认识滞后。概括地说，只关心文化的工具价值，不重视文化自身的目的价值；只强调文化为经济和政治服务，忽视文化的相对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只追求文化功能的急功近利，不尊重文化特有的潜移默化性、渗透性、历时性和精神性特点。这些认识上的不到位，使得我国取得的文化成就与经济成就很不相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思想解放，用新观念来开展文化统一战工作。
认识现状是为了更好开展工作。我国正处在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将是什么样的文化，它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又是什么呢？文化统战要构建的并为之服务的文化，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思考：
(1)这种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面向现代化，强调了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文化要通过思想、人才、素质等渠道，正确引领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向世界，强调了文化建设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而且要放眼世界。新时期的文化统战，要结合我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面向未来，强调的是文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要有超前性和前瞻性。“三个面向”强调文化的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强调文化要提供正确的思想和价值指导，培养出一代新人，建设好“精神家园”。
(2)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原本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现在重新提出，一是说明这个概括的正确，至今没有过时；二是表明这一任务的艰巨，至今还没有完成。这种文化是民族的，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张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种文化是科学的，倡导文明、反对封建迷信愚昧。无论是对待外国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要有科学的态度，决不割断历史，决不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3]48。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正确与否，对文化发展影响深刻。这种文化是大众的，属于人民大众，因而即是民主的，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邓小平在历史新时期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3]255。
(3)这种文化是先进的、和谐的、中华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中华文化的任务。先进文化指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和谐文化指的是，培育文明风尚，为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指的是，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有学者认为，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根本导向，是“魂”；和谐文化是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撑，是“体”；中华文化是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坚实基础，是“根”[14]。
以上三方面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特征、内容和任务。构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需要文化统战的积极参与，而且为文化统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成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
四
新时期文化统战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文化统战开展工作要紧紧把握住文化自觉问题。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5]这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工作，就文化统战而言可抓好这几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
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文化，保持其先进性至关重要，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统战性质，它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资产阶级顽固派反对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指出两点：其一，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必须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公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707其二，应当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1]707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爱国统一战线，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关键是创造性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其次，这种指导还需要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话语”，关注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
文化统战要在保持我国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保持一元与多元之间必要的张力上多做工作。一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多元指的是文化的多样存在。只有承认并重视社会生活中多样化思想和文化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一元性的必要性，换言之，否认多样性也就无需指导的一元性。它是以尊重差别、包容多样为前提的，不能将指导片面理解为唯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既不能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放任自流，也不能追求“舆论一律”的绝对统一，只能采取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文化认同，在包容多样性中增进文化共识。这就需要提高马克思主义同其它思想文化的“对话”和“整合”能力，达到“合而不同”境界。文化统战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二）坚持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
文化的独特功能是帮助社会的人解决“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定”问题，从文化认同中获得一种“共同家园”的亲切感。这里存在着一个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文化是一种社会基因，“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长久、稳定、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16]文化是凝聚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
在绵延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56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华夏民族观念中的国家认同。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我们应当发挥的首要作用是国家认同；而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则极力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相对立，以所谓“保卫民族文化”为旗帜，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事实证明，文化确实同时拥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我们要发挥爱国主义作用，提高对国家的整体归属感，对国家的自豪感、向心力，形成“多元一体”下的“一国”“一心”。文化统战应当关注这个重要问题的正确解决。
从历史上看，正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统一，使得中华民族具有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这种情况是不同于欧洲国家的。欧洲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追求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其理念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也主张“民族自决权”，即每个民族都有政治独立的权利。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志士仁人们都倡导中华民族的整体民族意识。例如，梁启超就提出“大、小民族主义”主张，他指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再如，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明确主张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17]。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事关全局的大事。文化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此，应当防止“文化自体主义”苗头，表现为纷纷强调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将本文化自成一体或自发一源，标榜其对其他文化的正宗性、唯一性和排他性。这客观上不仅助长了地方主义，而且会导致宗教狂热和民族分裂。这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必须反对和克服之。应当在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重视文化统战的积极作用。
（三）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的独特功能是凝聚力。我国文化统战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两面旗帜。坚持这两面旗帜的统一，就能牢牢地把握民主和团结两大主题，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邓小平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因为爱国主义深刻地凝聚着每个人对祖国的血肉依存关系，它是集体主义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体现，是各民族维系团结的纽带，是对海内外中华子孙的至高无上的感召，是中华民族赖以独立、生存、统一、发展、繁荣的内在动力。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这种爱国主义在世代相继的历史中得到发扬光大：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抵御外敌侵略，保卫国家主权。正是出予对爱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强调指出：在历史新时期，“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使全体中华儿女都“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3]369爱国主义可以激发出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积极认同、无比荣誉和尽忠献身，产生出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笃信无疑和高度责任。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虽有区别，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爱国主义的最高产物。中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对于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否则就不能叫做爱祖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当然，我们在进行文化统战时也不能简单地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等同。这种倾向是确实存在的。爱国主义比社会主义有着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性，有着更丰富的历史底蕴性，有着更悠久的民族文化性。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发挥爱国主义的作用，并将这种爱国主义提升到社会主义，同时要防止和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其表现就是偏激、封闭、保守和排外。
（四）坚持传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文化具有历史性、恒久性、承继性，它不可能人为中断；文化又具有流动性、发展性、碰撞性，它不可能固定不变。在全球化加快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克服文化封闭，在正确处理“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中，赋予中华文化以时代性和创新性。这样才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中华文化的精华主要是：一、崇人精神。《尚书》里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说文解字》中将“人”诠释为：“人，天地之性最高者”。二、尚群精神。《礼记》中倡导“天下为公”；孔子主张“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传统之训。三、自强不息精神。 《易·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视“生生不息”既是宇宙规律，又是人生准则，倡导“革故鼎新”。四、民本精神。《孟子·尽心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王制》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管子·牧民》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五、和合精神。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过犹不及”，“和为贵”；《中庸》以“致中和”为最高境界。都是主张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天人合一；六、忧患意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是中国传统官德的基本要求。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视人文精神和道德修养的特质，这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十分珍贵的。
黑格尔形象地说过：文化“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18]真正爱护优秀文化传统，就必须将其存活于时代的前进步伐之中。在充分看到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要正视这种文化自身的不足，重视契合进现代意识，比如，契合进民主精神，应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契合进科学理性，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契合进契约理念，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契合进法治精神，从“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等等。如果对传统文化不做具体分析，将其中封建糟粕当作精华，甚至主张全盘复古，那么，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就会就为中国现代化的阻滞力。因此，光强调文化的传统性是不够的，应与文化的开放性相结合。
在现阶段，“文化统战”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祖国文化”。它有两个主要渠道：一是民族、地区文化之精华；二是世界文明之精粹。“文化封闭主义”不能理性地对待文化传统，将传统文化孤立起来，拒绝与外域文化交往。十月革命后俄国就出现过“无产阶级文化派别”，反对学习和掌握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列宁批评这些人是“行会爱国主义”，是拿社会主义事业“开玩笑”。人类历史上的文化，从来都是在相互碰撞和渗透中发展的。对外来文化宜有开放兼容、海纳百川的胸襟，“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民族有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能力：古代有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产生了“禅宗”；近代有“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五）坚持国内文化统战与海外和国际文化统战的统一
我国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主要有两大范围的联合：一个是大陆范围内的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政治内容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组成；另一个是大陆范围外的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爱国者所组成。除此而外，还有广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以便孤立顽固派。这些都突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国际性。比如，新华侨增多并进入我国主流社会，如何团结他们；大陆人士“走出去”的不断增加，如何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宗教工作、“一国两制”工作，越来越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进行；如何防止敌对势力的渗透、分裂和破坏；加强与国际友好人士的交流越来越重要。这些都要求将国内文化统战与海外和国际文化统战相结合。
在完成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中，文化统战大有可为。祖国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力，虽然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的影响力更具有根本性、渗透性、深刻性。海峡两岸“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局面，需要文化来“解铃”。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和最终的和平统一，不能只靠物质层面，经济固然重要，但却不能代替两岸的文化交流与思想沟通。两岸在共同促进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交流中，必将增进和深化两岸的共识。文化是民族之“根”和“本”，文化交流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开展对中华民族“根”和“本”的认知，文化融合能够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在开展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的团结中，文化统战必不可少。现在地球村的交往更加频繁，流动中的社会人普遍出现文化寻根意识、文化认同意识的加强，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譬如，我国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受到欢迎，就是适应了这种需要。截至2009年3月，中国在世界各地兴办了大约256所孔子学院，计划在2010年达到500所左右。办好孔子学院要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不要过分意识形态化；要重在弘扬中华文化，不要办成“控制学院”；要满足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需求，更好地帮助他们安身立命，更好地建设海内外华侨的报国文化。过去的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现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特别是当祖国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海内外华侨总是体现出浓烈的血浓于水的情怀。
在宗教对话中，文化统战应当更好开展。宗教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整合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世界和谐。单就“伊斯兰教”来说，拉什迪因《撒旦诗篇》引来追杀风波；塔里班对巴米扬大佛的摧毁；“9·11”事件的震惊世界；恐怖自杀声浪不绝于耳……原因虽然十分复杂，背后确实存在一个宗教问题。可以从宗教的文化功能入手，用文化战线缓和各种矛盾。陈独秀认为，近代欧洲文明有两大本原：“一为欧洲古代遗传之文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也；一为中世纪吸收外来文明，即耶稣教之文明也。此二文明为欧洲文明之源泉，凡百学术，悉出于此，道德学说，亦不能外之”[19]。毛泽东也曾强调要研究宗教。1955年3月，毛泽东和达赖喇嘛谈话时指出：“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20]为了搞好宗教统战工作，1963年年底，他专门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素食影响到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不研究宗教，“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21]在开拓国际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空间上，我国需要发挥文化统战的作用。
在构建和谐世界中，文化统战作用重大。据统计，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90多个国家，63种宗教，6 700多种语言，至少有几百甚至上千个民族。如何进行相互交流，文化成为沟通的桥梁。要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抗。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基本事实，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上，共计154个参与投票的国家和地区，以148票赞成通过《文化多样性公约》，反对文化霸权。文化可以成为人与人心灵和情感沟通的桥梁、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文化交流比政治交流更久远，比经济交流更深刻。现在各民族、地区的文化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而走向世界，形成跨文化既交流交融，又矛盾竞争的格局，更加要求重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意识、协商意识。“多样性是世界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和各种发展道路应和谐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22]各种文明相互交流和借鉴，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简短结语：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将文化自觉纳入统一战线工作的社会资源配置和总体格局之中，对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上新台阶很有必要，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很有必要。文化统战的特点是“柔性原则”（潜移默化）和“对话原则”（和而不同）。文化统战不仅是文化人的事情，党和政府从整体上都应当高度关心。开展文化统战要求重视统一战线的文化氛围，提高统一战线工作者的文化知识、素质和修养，要有一定的“雅性”和“雅量”。
收稿日期：20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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