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先行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辉煌的古代文明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华夏至上、中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直到清末，中国人仍在这种优越感之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古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变， 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刺激了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从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喊。为了制夷而师夷，这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而作出的第一个积极的思想回应。向西方学习从此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需要和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课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可惜，随着战争硝烟的消退，中国又回复到沉睡之中，向西方学习的苗头稍兴即逝。就在整个社会仍然非常保守之际，太平天国农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率先冲破了封建文化的网罗，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充当了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
一、冲破夷夏之防，吸纳西方宗教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方面和古代农民战争一样，是封建阶级矛盾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和古代农民战争不一样，它发生在中国受西方侵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的近代社会。“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2 〕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总之，外国的侵略、民族矛盾的加深，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因此，尽管太平天国最初是以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仍然要在农民运动中反映出来。洪秀全把外患频盈，动荡不安的近代社会描绘为“乖漓浇薄之世”，“陵夺斗杀之世”，认为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护的兄弟姐妹，“何可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3 〕国与国之间应“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4〕洪秀全的这些思想， 正是外国侵略影响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军事侵略对农民运动的影响还是比较间接和曲折的，相对而言，西方的某些思想则对农民运动起到了更为直接而明显的作用。我们看到，洪秀全在谴责西方军事侵略的同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却采取了吸纳的态度，他的反清革命思想就是在西方宗教的启发下形成的。为了发动起义，他不惜背叛传统文化，从基督教中摄取思想武器，把基督教作为斗争的旗帜，从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洪秀全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动机，并非为了“制夷”，更非为了追求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为了推翻清朝，建立一个人人平均、处处平等的大同社会。从这个目的出发，他当然不可能追求到真正的救国真理，加之当时中国还没有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基督教就成了太平天国农民唯一可以借取的反封建思想武器了。基督教虽然不是科学的理论，不是救中国的真理，但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它的传播打破了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动摇了正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它使当时“中国社会郁积的种种不满得以具体化”，“对中国传统的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互解作用”〔5〕， 引起了封建社会关系和统治秩序的混乱；经过洪秀全对其逆来顺受、安贫守命的消极思想的改造与剔除，它所蕴含的平均平等、否定封建专制的积极思想就成了中国农民反封建革命的精神动力，使分散的农民起义聚集起来，汇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猛烈冲击封建统治制度，并将“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使“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6〕。由此可见， 在当时的情况下，基督教就是农民革命的武器，是农民推翻旧制度“开创新朝”的“救国”真理，起到了促进中国社会变动的积极作用。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所“学习的是西方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7 〕这种观点从理论上看没错，但它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忽视了客观实际效果，以一般理论去定义特殊事件，因此就不够客观也不够恰当了。
作为中西文化碰撞激起的巨浪，太平天国从社会根源到思想渊源都与西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外交格局、思想文化倾向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利用基督教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意味着“夷夏之防”已被冲破，这有利于太平天国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具有开放的心态，曾经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8〕的帝王梦的洪秀全竟然能够提出“万国一体， 天下一家”，“中西永遵和约章”〔9〕这样与各国平等相待的外交思想； 也正是有了开放的心态，太平天国在实际处理对外关系中，与对外采取深闭固拒的清政府不同，他们欢迎正常的外交往来和正当的商业贸易，热心追求西方文化，信任、重用友好的外国人士，相互建立了友谊关系。开放的心态以及敢于变道的精神，成为太平天国继续向西方学习的动力，并使太平天国能够找到一条与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相一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确凿的事实说明，基督教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确产生了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而并非像有人担心的那样：只能将中国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历史前进的步伐任何力量也无法扭转，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二、使用洋枪洋炮，率先改革军备
中国近代史，是以西方的军事入侵为开端的。中国人最先接触并感受最深的当然就是以坚船利炮为标志的西方物质文化。因此，在反省失败原因和寻求“制夷”良方时，中国人很自然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并将学习外国利器作为亟求富强之道，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首先以军事近代化为起点。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就是指学习以坚船利炮为核心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即有了学习仿造西方军事武器的念头，但“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乎盈庭皆是”〔10〕，腐朽、反动、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还无法在实践上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不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了。农民作为被压迫阶级，对现有社会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维护与留恋的东西。因此，在吸取、使用外来文化时不必思前虑后，只以斗争需要为取舍。在吸纳基督教时如此，在学习资本主义文化时亦如此。当地主阶级顽固派仍视西方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清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仍担心使用西洋武器会导致“以夷变夏”而主张“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11〕的时候，太平天国农民为了战胜敌人，不仅购买使用、而且还学习仿造洋枪洋炮，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率先走出了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
有资料说明，太平天国在起义初期已使用洋武器〔12〕，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大购洋武器以变革军事装备。1853年，两江总督怡良奏报：“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十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据船户阿莫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在后尚有一船，装载洋枪一百四十杆，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药等物，已闻拿逃窜”〔13〕。在天京城外，“买卖街极多做洋枪铺户，佛兰西人城内甚多，俱穿长毛服饰，携带洋枪及各种炮械在彼销售”〔14〕。到后期，太平天国与西方侵略者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激烈，但太平天国仍然设法与那些图利的洋人进行军火交易。当李秀成得悉戈登“欲往来买卖枪炮”时，明确表示：“你处图利，我处置买，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如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贸易”〔15〕。除购买之外，太平天国又“照其式样一一制造”〔16〕，请来外国军官教练炮术洋操、铸造枪炮弹药等军事技术。通过购买、仿造以及缴获，太平军拥有了不少的洋枪洋炮，掌握了一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军事近代化走在了清军的前面。一个曾经访问过太平军的英国人就这样写道：“看来叛军武装甚为精良，有来福枪、左轮枪和滑膛枪。清军在这方面不能和他们相比，因为清军只有土炮火绳枪、抬炮和长矛，甚至十人之中还没有一支火绳枪，并且又是一群褴褛肮脏的暴徒。反之，叛军服装整齐、清洁，并且又经过了欧洲兵法的教练”〔17〕。
军备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使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仍然坚持了14年之久。曾国藩曾惊叹李秀成率军攻打雨花台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大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18〕。曾国荃事后亦伤感地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19〕使用洋武器的太平军不仅对清军构成极大的威胁，也使外国侵略者饱尝了败仗之苦。在宁波战役中，由于太平军“有欧洲的卡宾枪和手枪”而使侵略者受到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大的损失〔20〕，在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卜罗德、华尔、勒伯勒东、塔夫提等多名侵略头子命丧黄泉，使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于像李秀成所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21〕，不仅清军惧怕太平军，“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22〕。
太平天国的战斗经验说明，中国人民要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掌握先进的战斗武器是非常重要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无疑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与作用，认为要尽快剿灭太平军，“惟有以开花大炮洋枪协攻合力，或可奏效”〔23〕，并萌发了兴办洋务以御侮图强的思想。由此说来，太平天国的军事近代化虽然还是初步的，但毋庸置疑地对中国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
三、向往资本主义，提出《资政新篇》
无论在规模上、水平上或意义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最高峰。然而，它仍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总结历史经验，它的失败，客观原因是敌我力量悬殊，不仅要对付有数千年统治经验的本国封建主义，还要对付先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观原因是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无法克服农民阶级的局限，从而使运动滑向封建化的歧途，加速了自己失败的命运。太平天国的失败说明，旧式农民战争已不适应近代民主革命的要求，中国人民要争取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必须寻找新的救国之道。而在当时，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文明、富强的代表，因此，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必由之路。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掌握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和思想武器，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文明进步。
作为近代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吸纳基督教，高举基督教的旗帜，这既是西方文化东渐对农民运动影响的反映，也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尝试。基督教对农民运动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基督教毕竟不是科学的理论，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太平天国农民之所以不能在取得辉煌军事胜利的同时，在政治经济上也找到新出路，以至于在封建生产关系中打圈子，滑向封建化的泥潭，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最初尝试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救国真理，没有掌握战胜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以基督教作为立国精神和思想支柱，在促进农民运动的同时，也使农民运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值得庆幸的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太平天国领袖们没有完全被宗教迷惑。在太平天国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他们进一步发扬开放精神，继续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步伐。1859年，太平天国颁布了一个新的纲领《资政新篇》，为农民运动确立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方向。
从追求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天国，到追求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天新地新世界，这是太平天国的一个重大转折。乍一看来，这一转折很唐突，很难与农民运动的发展轨迹相吻合。实际上，这不仅与农民运动的本质绝无矛盾，而且与农民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近代历史条件下农民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曾指出：农民运动“按自己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它绝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不会铲除资本主义的，恰恰相反，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24〕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是如此。一方面，农民通过反封建斗争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向往“新的社会生活方式”〔25〕的欲望又驱使着农民自觉地去追求资本主义文明。我们看到，太平天国农民追求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先进的军事武器和技术。某些太平军将领喜欢同外国人“谈欧洲的政治和发明”〔26〕。侍王“十分熟悉欧洲的政治，并且对于一般为中国人完全茫然无知的问题也很精通”〔27〕。“章王、干王、忠王之子茂林以及其他几位首长正在学习英文”，“干王、章王全都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经常研究这些学问”〔28〕。在洪仁玕的影响下，洪秀全也“如饥似渴地沉浸于研读那些送来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中”〔29〕，“对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30〕。太平天国内部学习西方文化的现象受到了外国人的热情赞扬，他们称：“这些自由的中国人”，“易于教练”，“可以迅速学会英文及其他各种技能”〔31〕。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内部已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学习西方文化的风气，在这基础上，《资政新篇》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和扩大化，从而为国家确立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政新篇》的颁布，既是为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指引方向，也是对农民运动发展中业已出现的符合时代潮流的资本主义倾向的理论总结和提高。太平天国调整政治经济政策，不仅符合“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也符合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
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实施新纲领。由于当时没有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和平环境，更主要的是当时还没有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小生产者的农民无法承担起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新纲领没能挽救太平天国的命运，但它显示了发生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运动，它具有了符合近代历史潮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进步倾向。据此，我们没有理由断定：太平天国也会与以往农民运动一样，成功后只能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
在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农民最先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实践。虽然它最初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救国真理，但其开放的精神和勇气启迪了受封建主义束缚了二千多年的中国人的思想，为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排除了一定的思想障碍。其后，太平天国沿着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不断探索，不仅热心追求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而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也有向往之心，并为近代中国规划了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尽管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还有很大的局限和缺陷，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和业绩，尤其是它作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的历史作用以及为近代中国提出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纲领的伟大创举，仍然值得我们充分肯定、高度赞扬。
注释：
〔1〕〔2〕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恩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3〕《原道醒世训》，见翦伯赞、 郑天挺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57～158页。
〔4〕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4页。
〔5〕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10、349页。
〔6〕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37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64页。
〔8〕《御制千字诏》，见《丛刊》《太平天国》（二），第411页。
〔9〕《洪秀全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221页。
〔10〕丛刊：《洋务运动》（一），第486页。
〔11〕《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69页。
〔12〕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3年版，第167 页：“一位耶苏会教士在信中说：‘叛乱者的武器不是中国制造的’”。
〔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第2～3页。
〔14〕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三），第256页。
〔15〕《太平天国诏谕与书翰》。
〔16〕〔21〕《李秀成自述》，见《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39、822页。
〔17〕〔27〕〔28〕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656、191～192页。
〔1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0。
〔19〕《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20〕〔31〕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163、290页。
〔22〕《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折》，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四，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第2154页。
〔23〕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30页。
〔24〕《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9页。
〔25〕《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1～372页。
〔26〕王崇武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5页。
〔29〕杨笃信：《太平天国问题通信》，见同〔20〕第一辑第62页。
〔30〕洪仁玕语，见《华北捷报》第524号，186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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