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新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_市场经济论文

罗斯福新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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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新政(以下简称“新政”)是西方社会反经济危机政策的典范,也是美国经济史上由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向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标志。研究“新政”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政策效果,比较“新政”与当前我国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的异同,并探索“新政”对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对于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是很有意义的。

一、“新政”的时代背景

罗斯福新政始于1933年,直至罗斯福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历时8 年。实施“新政”的直接动因,在于美国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经济的破坏作用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大危机期间美国股市暴跌,大批企业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银行倒闭,生产持续下降。危机爆发后,美国胡佛政府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他们站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立场上,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力度很小,因而没起到多大作用,危机未能得到缓解。

(一)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度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大危机发生前美国经济曾一度持续繁荣。联邦政府实施了有利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政策,财富日益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生产能力急剧膨胀。另一方面,财富的集中使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少数人的消费和投资,整个社会的平均购买力相对急剧下降。工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社会消费能力。尽管企业资金充足,但由于市场相对萎缩,许多部门产生“生产力过剩”,有些行业投资开始下降。过度扩张和财富过分集中导致了生产增长和社会购买力下降之间差距拉大,社会总供求严重失衡,形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二)股市投机狂热,金融市场与实物生产严重脱节。在生产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将巨额资金撤离生产领域,转移到股票交易中去。由于生产部门已经资金过剩,股市中的大量资金不可能再投入到生产中去。股市中形成大规模投机热潮,推动股价上涨。疯狂的股市投机活动也使信贷过度膨胀。到1929年危机爆发时,美国经济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均衡都遭到严重破坏。

(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化发展的需要。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企业规模小,单个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小。经济危机发生时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节,一部分企业的破产不会对整个经济造成灾难性危害。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中企业规模急剧膨胀,生产大规模集中,生产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危机到来时,企业缩减生产和倒闭对经济的破坏力极大,经济恢复困难。但是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胡佛政府并未意识到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没有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性。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市场调节使经济自发恢复,寄希望于通过促成企业与政府之间、劳资之间的“自愿合作”来间接干预经济。在反危机过程中,胡佛政府实质上是持自由放任的态度,即使有一些政府干预措施,从规模上和力度上都不能满足反危机的需要。胡佛反危机的失败说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预示着大规模国家干预经济的前景。市场经济由自由放任阶段走向有国家干预的阶段,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罗斯福新政正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新政”的主要内容及政策效果

(一)新政中的金融、货币政策措施

1.重整和改革银行业。大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信用丧失,银行体系濒临崩溃。“新政”首先颁布了《紧急银行法》,暂时关闭所有银行,然后由复兴金融公司购买银行股票,由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给银行,从而提高了银行的还债能力。此举使恐慌得到制止,银行信用得以恢复。此后又颁布了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银行法》,规定银行业和证券业分业经营,限制商业银行用个人储金去参加证券投机,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个人储蓄提供保险,以及扩大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两次《银行法》的颁布将美国货币市场的调控权由银行界转移到政府手中,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加强了,从而为政府实行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作了制度上的准备。

2.管制证券业。“新政”之前,美国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充满了欺诈、操纵行为大和大规模投机,证券市场不受政府控制,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这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1933年和1935年分别颁布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将证券发行和交易纳入联邦政府的管制之下,清除了证券市场中的操纵及其他舞弊行为,同时限制了信贷资金大量转移到证券交易中去,减少了大规模投机。

3.调控货币供给。“新政”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使联邦政府能够根据政策需要调节货币供给,颁布了“工业贷款法令”、“住宅贷款法令”,向社会发放了大量工商业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联邦政府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控,扩大了货币供应量,促进了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增加。

4.扩大了复兴金融公司职能。复兴金融公司是胡佛政府时期创建的隶属于联邦政府的金融机构,但当时对经济干预的作用并不大。“新政”将该公司的投资活动范围扩大到向银行机构追加投入资本、收购银行的股份。新资本的注入提高了银行的偿债能力,防止了银行的破产。“新政”还将该公司贷款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经济领域。该公司贷款支持农产品价格、筹资帮助居民购买电器等消费品,开辟新的抵押市场,支持进出口贸易,向铁路贷款以及帮助国家和地方的公共工程筹资等等。复兴金融公司在“新政”期间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投资者和最大的一家银行。由于其管理的资金数量之大、作用之广,该公司对银行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二)农业调整政策措施

大危机中农民受到的打击最严重,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农业人口收入大幅度降低,许多农民用于贷款抵押的农场到期无力赎回。罗斯福政府组建了农业信贷机构大量发放贷款,为农场再次抵押、农业生产及销售提供资金。为了解决因供给过剩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下跌问题,政府制定了减耕限产政策,通过向农民发放津贴来换取农民降低产量,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后来又建立了农产品收购的“常平仓”制度以调节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和价格。“新政”旨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实施后,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农村购买力增强,极大缓解了农业的紧张形势,有效促进了经济复兴。“新政”期间,政府还实施了促进农村电力消费的措施,大力建设发电厂和输变电站,提高了农业的电力消费量。

(三)工业复兴政策

“新政”颁布《工业复兴法》,要求各行业制定公平竞争法规和维护劳工权利的法规,以保证企业获得合理利润,劳工获得合理工资,以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但是该法案是建立在企业和政府合作基础之上的,企图通过工业自律来复兴工业经济,实际的效果是使物价过高,并助长了垄断的形成。因而该法案不久即被废除。

(四)大规模举办社会救济工程和公共工程

大危机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大量人口需要救济,于是“新政”成立了联邦救济机构。一方面直接向失业者发放救济款;另一方面实施以工代赈计划,开办了许多救济工程,包括修路,改善城市给排水系统,修建公共建筑、学校、机场、运动场所、水利设施等。大规模的救济工程使几百万失业者重新就业,同时增加了社会购买力。除救济工程外,“新政”期间还举办了偏重于复兴经济目的的公共工程。联邦政府成立公共工程局,大规模兴办公共工程,如:交通设施、能源、城市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军事设施等。上百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通过救济工程和公共工程和公共工程注入了美国经济。大批工程项目支出对经济的复兴起到了强有力的刺激作用,促使私人投资和消费回升,经济运转得以恢复。社会救济工程和公共工程是新政时期在复兴经济方面起作用最大的政策措施。

(五)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建立了联邦政府的社会保障机构,在养老金,失业保险,老年保险,盲人、需抚养的儿童和其他不幸者等四个方面提供保险或公共补助。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为普通百姓建起了抗危机的安全网。尽管该体系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承担起保障公民经济安全、增进普遍福利的责任。

(六)财政税收政策

“新政”的税收政策强调了其社会目标,即通过增加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来抑制经济权力的集中,以联邦财政的再分配机制来缓和经济收入的不平衡状况。新政实施的八年中,前五年罗斯福不断强调平衡预算,但面对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事实上一直实行了赤字财政。“新政”的后三年,罗斯福放弃了平衡预算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周期性赤字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向经济中注入大量资金,帮助当时的美国经济度过了难关。

“新政”期间经济恢复和改革是交织在一起的。“新政”的各项经济政策、法令提高了社会购买力,促进了投资和生产的增长,从而使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得以恢复。“新政”中的许多法令也改革了美国传统的经济制度,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职能。“新政”大力兴办公共工程、改革经济制度,这些都对后来的美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三、“新政”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比较分析

罗斯福新政是西方经济史上反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复兴的经典之作。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应当借鉴这一国际经验。但是“新政”时期与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是不同的,二者在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基础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在借鉴“新政”的经验时,首先要作一个比较分析。

(一)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时代背景。“新政”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产物;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要发展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政”是西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向有政府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而我国当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转变阶段。因此,我国当前与美国“新政”时期,是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经济模式趋同化发展,即向“混合市场经济模式”转化。这是两国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新政”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两个不同方面反映了经济规律作用力的客观性。“新政”使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启示我们,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绝不应该选择“自由放任”,而应选择有政府适当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充分发挥政府应有的作用。

(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经济环境。“新政”面对的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的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矛盾的集中爆发,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而我国目前尽管也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经济效益差等问题,但总体而言是发展速度降低了,并没有出现经济危机。因此,在借鉴“新政”经验时,必须注意政策的作用对象和作用力度要适当。“新政”中有些对付大危机的政策措施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情况。另一方面,二者的宏观经济环境也有相关之处。。(1 )二者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新政”所对付的大危机是由经济繁荣时的过度扩张引起的,过度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我国在90年代初也出现了一轮经济过度扩张,也导致了生产能力的过剩。例如我国目前的彩电、冰箱生产能力与市场容量相比明显过剩。但过剩又是相对的。那只是相对于目前的市场而言,如彩电、冰箱在我国农村的普及程度还很低。生产能力的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是“新政”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共同特征,这都是过度扩张引发的,都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表现。在实践中我们应当把握好客观经济规律,借鉴“新政”解决宏观总供求矛盾的有效方法,实现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2)“新政”与我国当前都存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新政”集中表现为大量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我国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相当多。但要注意,“新政”中的政府干预行为是在美国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在紧急状态下,当然要使用特殊的手段,而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并不应该过多干预经济。其次,“新政”中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防止经济自由放任发展导致各部门失衡。即使是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也主要是针对非竞争性领域或比较效益低的领域,而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频繁的领域则很少直接干预。我国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这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与美国的微观经济基础不同。美国的微观经济基础是私人经济,而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存为基础的,我国大批国有企业的存在必然影响政府行为。这启示我们,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如何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经济基础,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问题也就会得到解决。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可见,“新政”与我国目前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面对的问题有差异,但是二者都受到相同的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我们应该认清当前形势,找出中外差异,有辨别地吸收“新政”中政策措施的经验并加以创新,形成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路。

四、“新政”给我们的启示

(一)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美国1929—1933年的大危机首先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金融业的混乱和大规模投机对经济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政”首先是重建金融秩序和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规范金融秩序、完善金融体系尤为重要。目前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已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今后还要加强对证券业的管制,逐步建立个人储蓄保险制度,加强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能力,特别要加强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稳健、有序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将大大增强我国抗经济危机的能力。

(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启动资金。在紧缩的环境下,微观主体的投资扩张意愿弱,需要给予一定的刺激和引导。在经济不景气时,可以用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向一国经济中注入资金,使之重新正常运转。针对当前微观经济效益差、投资意愿不强的特点,政府可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发行公债等形式适当集中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特定行业和部门的投资,拉动经济运转。当经济恢复常态后,再将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让位于企业。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适当放宽对银行贷款的限制,鼓励银行将资金贷放给非国有经济部门和个人,促使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的任务。大量贷款,特别是消费信贷的发放必将刺激起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

(三)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政策性投资、贷款机构。“新政”期间复兴金融公司作为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美国经济复兴中起到了杠杆作用。我国目前已有了几家政策性银行和各级政府的投资公司。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性银行向特定产业、特定部门和地区投入资金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强化各级政府投资公司的政策性投资功能,让他们将政府资金投向农业、公共工程、高新技术产业,以政策性资金的扩张带动社会投资的扩张。

(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我国现已摆脱短缺经济,进入全面买方市场时代,当前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严重;一般加工业已明显过剩;高新技术产业在短期内又很难形成推动力;外贸出口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缓慢。投资、消费、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但当前的形势表明,短期内一般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强。“新政”以大规模公共工程推动经济复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好的方法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有四大效应:一是带动原材料、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可以扩大社会消费需求;三是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四是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后基础设施本身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此外,基础设施项目还会对以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作用,为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目前我国生产资料价格持续走低,银行贷款利率几次下调,使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相对较低;城乡储蓄存款较多,信贷资金宽裕,有利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也作了适度微调,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些都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机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要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科学规划、全面协调,避免重复建设;二是尽量订购国内设备以带动国内投资和需求;三是把握投资重点,优先扩大交通、能源、通讯项目及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

(五)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大力开发农村市场。我国有约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扩大全社会的有效需求。农村市场的开拓将使相当一部分闲置的生产能力得到利用,缓解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矛盾。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靠政府实施保护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要扩大农民投资和就业的领域。借鉴“新政”的经验,可以由政府提供优惠贷款,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各类能够吸纳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行业。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投资和消费双扩张。中国农村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比较落后且人口众多,因此,农村蕴藏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农村将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强大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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