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境中的自由言说——J.M.库切与压迫性权威的对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境论文,边缘论文,权威论文,自由论文,库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欧洲帝国的流散者，南非作家J.M.库切的多重身份赋予他的写作一种杂糅性的特征，流动的历史位置也带给他一个自由的思考和写作空间①。喜欢隐居、不愿意当公众人物的库切，骨子里有着对遵守命令的反叛，“在面对一定的逆境时，不论是审查制度和政治控制，还是迫使知识分子遵守的文学观念的压力，他都能创造一个可选择的表达的空间，这种选择是人性的，他不诉诸普遍性，而是宣称独立、不遵守和改变”(Head 162)。这种对一切权威和规范的反抗姿态，在库切的写作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观念。按照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的说法，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观念”，带有“某些崇高的东西”(Head 162)，库切因此成为文学中的自由言说者，自由，也就成为理解库切及其创作的一个基点。
酷爱自由的库切却生长、生活在最不自由的环境里，库切将自己国籍所在地的南非社会总结为“主奴社会”，他认为“在一个主奴社会里，没有人是自由的。奴隶不自由，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主人不自由，因为没有奴隶他不能做主人。几个世纪以来，南非是一个主奴社会，现在它是一个受压迫者公开反叛、主人处于混乱中的大地”(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96)。诱发反叛之火的是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种族隔离意识在欧洲殖民者进入南非大地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出现，20世纪40年代后上台执政的阿非利肯人(荷裔南非人的后代)政府使这一倾向意识形态化和体系化，所以很多时候人们把反种族隔离等同于反对阿非利肯人的民族主义。从血缘上来讲，库切属于阿非利肯人，但从情感和理性上库切却自愿成为自己民族的叛逆。他的第一语言是英语，他从来不属于阿非利肯人信仰的基督教的新教，他拒绝阿非利肯人的意识形态，他的父母不属于历史的既得利益者，家庭生活拮据，这一切都使库切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位置。对于这一边缘处境，库切曾经感到非常痛苦，他多次试图逃离，但是无论留学英美，还是隐居澳大利亚，他都无法摆脱南非的生活带给他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印痕，最终他意识到：“问题是具有关于什么正在发生的知识，一个人到哪儿能逃避知识是不明显的”(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51)。既然知识难以逃避，那就干脆迎面直视，关键在于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库切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以自由言说来对抗政治和文化权威。
在南非的文化语境之中，政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库切决不做屈从者。然而他对政治的介入不是表现在振臂而呼或亲身投入斗争中去，也不是表现在以创作对冷酷的现实图景进行再现以唤起人们斗争的意志，而是主要借助叙述本身的力量进行一种文本政治，即通过在文本中展示权力系统的运作过程、揭示叙述背后的霸权话语来颠覆和解构政治权威。他更为关注的是支撑南非社会和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压迫关系的话语体系。他还特别关心“他者”的命运，执著于探索他者言说的问题，显示了当代立足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的巨大勇气和拥抱他者的胸怀。
库切的处女作《黄昏的大地》由“越南计划”和“雅各布·库切的叙述”两个部分组成，这两部分的叙述共同颠覆了南非贫血的白色神话，预示了库切今后的写作倾向，此后的库切小说基本上都是在这一颠覆主题下的进一步延伸和开拓；《在国家的中心》中，“殖民处女”玛格达对南非的“父性社会”进行了反叛，这一反叛指向父女关系、男女两性关系、阿非利肯人民族主义神话等多重殖民关系网络。《福》的叙述是在对西方殖民话语建构的典型文本《鲁滨逊漂流记》的重写的框架之内进行的，《福》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和潜在对话解构了西方以鲁滨逊为象征符号的探险英雄的殖民神话；《等待野蛮人》对帝国与边疆、文明与野蛮、历史与现在等多重关系进行了文化反思；《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则通过一个小人物对各种社会规训和惩罚力量的逃离，揭示了在权力关系网络中，个人是被塑造成型的事实，在覆盖各个角落的权利凝视之下，个人的自由既是最终的价值，又是难以实现的追求。
如果说以上几部主要作品对主流政治话语的挑战主要是停留在话语层次，那么库切1990年发表的《铁器时代》和1999年发表的《耻》则在现实的层面上显示了一种直接的对抗和质疑。在《铁器时代》中，库切借柯伦太太之口直接谴责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且发出了“如果正义真的掌权，我们会发现自己被挡在这个世界的第一道闸门外面”(库切，《铁器时代》134)的预言。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白人移民者。库切的预言在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建立新的政权之后变成了现实，受压迫的记忆积累起来的仇恨在黑人当了国家的主人之后以新的暴力形式表现出来，主奴关系颠覆之后的白人面临着巨大的身份危机和生存困境，这一切在库切的布克奖得奖作品《耻》中都体现了出来。南非真的能像政治家所许诺和人们所向往的那样很快走出转型时期的混乱，实现种族的大融合吗？库切的回答似乎是有些悲观：露西抛弃一切财产和尊严来换取在南非基本的生存权利似乎是一条现实的出路，但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她腹中孕育的黑白混血的胎儿实现了种族的交融，却来自仇恨的种子，它的命运和性格将来如何发展很难预料。而对卢里教授来说，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生存就意味着放弃，他原本可以留下那条能陪伴他一起听音乐的残疾的狗，但最终却亲自为它注射了致命的一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对待动物的无情暗含着作者难以言表的对缺乏仁爱的现实生存的绝望。难怪有些人称《耻》为一部黑色小说，它使人们对现实的期待落空，给种族很快就会实现大融合的廉价的乌托邦幻想以迎头一击，从而招致了许多南非国民大会领导人的愤怒，库切“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境地，在旧帝国的眼里，他是穿着诗人外袍的政府的敌人，而对黑人读者来说，他的写作又太过‘白色’”(Harald 60-63)，然而正是这种毫无保留、不事逢迎的直率彰显了库切特立独行的言说姿态。或许库切在通过这个文本向人们发出法农式的召唤，黑人和白人“两者都需要离开他们可敬的祖先们都不人道的声音，以便实现真正的沟通”(法农183)。
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殖民事业，对殖民地及其人民进行遮蔽是殖民者惯用的策略。这一策略对南非也同样适用，对此，库切说道：
南非立法者对干扰他们的东西的反映通常是让其保持在视线之外。如果人们正在挨饿，就让他们在灌木丛中远远地挨饿，在那儿他们瘦弱的躯体构不成一个指责。如果他们没有工作，如果他们移居到城市，就让城市里设下路障和宵禁令，制定反对流浪、行乞和擅自占地的法律，把违法者锁起来，这样就没有人不得不看见或听见他们。如果黑人城镇着火了，那就禁止照相机拍照。(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361)
在这一策略之下，被殖民者变得不可见了，或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物质性的客体存在。针对这一状况，库切在小说中采取了积极的对策：一方面，他在小说中致力于让缺席的他者浮出历史水面，让不可见者重新可见。虽然库切的白人移民者的身份使他意识到他只能在紧闭的门外想象土著非洲人的苦难，但沉默和破损的躯体已经作为无声的语言为他笔下星期五、维库埃尔、迈克尔·K等被压迫者言说，因为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反抗力量，是拒绝纳入权力话语体系的一个表征；另一方面，库切在以《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为代表的文本中反复通过帝国的言说、官方的记录、对刑讯室内酷刑的想象、真实的拷打场景等手段来展示土著非洲人被他者化的过程。展示这一过程的目的是以平等互惠的相互关系来取代压迫实质的主奴关系，然而库切的白人叙述者对建立平等的相互关系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在于白人移民者从根本上是无法与作为他者的他者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的，无论情愿不情愿，白人移民者都已经牵连进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罪恶，他们无法摆脱这一历史的道德印痕，这是困扰着库切所代表的南非白人作家的一个文化困境，库切在Jerusalem奖的授奖演说中，将之称为南非的“爱的失败”。
库切信奉米兰·昆德拉的名言：“今天，当政治变成了一种信仰时，我把小说视作无神论的最后形式”(qtd.in 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66)。他以文学实践切实地呼应了这一号召，无畏地向一切压抑人的自由的政治权威挑战。
在南非的殖民和种族隔离时期，为了掩藏真相，压制不平，抑制愤怒，南非的言论控制是非常严重的。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直到80年代，南非一直运行着世界上最完整的被称作“出版控制条例”的审查制度。这种审查制度对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戈迪默、安德烈·布林克等大批作家的作品都频频为南非的出版审查机构所禁止。库切在访谈中多次谈及审查制度，最终在1996年发表了集中探讨审查制度的专著《多有冒犯：关于审查制度的论文》。这部著作从法律、美学、道德、哲学、人类心理、政治等多个层次对审查制度进行剖析，再次显示了作为文学家的库切对一切压制的先天的不服从。
在大卫·阿特瓦尔的一次访谈中，库切直言自己对审查制度的态度：“我自己对审查制度的态度是你希望在任何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那儿能够发现的，我不喜欢审查制度，我希望看见在它存在的一切地方它被废除。我认为审查官是一个可耻的职业”(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298)。而在《多有冒犯：关于审查制度的论文》中，库切再次强调，“机构的审查制度是国家虚弱而不是强大的标志；世界范围的审查纪录丑陋得足够永远败坏他的名声”(Coetzee,Giving Offence:Essays on Censorship 8)。审查制度给审查机构和审查官员带来的是指责和耻辱，而带给作家的却是一种永恒的名声，因为遭受审查是一个人的作品被严肃对待和高度重视的符号，所以库切认为，“在南非，作品被禁止是一种荣誉的象征”。对自己的书从未像戈迪默、安德烈·布林克等作家的作品那样屡遭查禁的命运，库切的解释是“除了在这个时代中我来得太晚之外，我的作品在手法上太间接和陷入小圈子了，以至于人们认为它们不会构成对秩序的威胁”(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298)。
库切对审查制度的研究还上升到了作家与政府权威的关系上。因为审查制度的存在以作家与政治话语的对抗为存在基础，这种敌意在库切看来，从出版业出现以来一直存在。18世纪晚期在艺术家中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把检验思想、情感、制度、法律等的局限性视为自己的社会使命，这样一种倾向“注定要使掌握权力的人感到不舒服和被冒犯”，因此使作家和政治权威之间原本就存在的敌意更加恶化，库切主动进入这种与官方权威对立的边缘位置，认为自己属于“这种历史运动的尾声，我，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可以这样说(与审查制度的对立)是天生的”(Coetzee,Giving Offence:Essays on Censorship 9)。
库切特别推崇马里奥·瓦格斯·劳萨(Mario Vargas Llosa)所说的一段话：“某些人相信文学是反对政府和支配性社会结构的容器，文学的先天的不服从的意义，比这一认识更为宽广：它平等地打击解释生活时的教条主义和逻辑的排斥主义，也就是说，它既打击正统的，也打击非正统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文学是一个生动的、系统的、不可避免的与所有既存事物的冲突”(qtd.in Coetzee,Giving offence:Essays on Censorship 46)。库切认为这样一种对抗把作家置于了一种比政治斗争的层次更高一级的逻辑和哲学的层面，充分显示了作家对独立于一切政治话语、历史话语、流行观念、文学信条之外的文学话语自身力量的尊重。
库切还从心理学层面对审查制度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审查者一方，审查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起源于一种妄想狂的心理病态，而这种病态又来自执政者的不安全的感觉和恐惧的意识。在被审查者一方，长期的惩戒性规范也会给作家创作带来一些病理学的效果，这是更为严重的。因为来自官方的威胁会使公民变成受压迫者的同时，也变成了自我压迫者，变成被审查者的同时，也变成了自我审查者，这种威胁下的写作也就不可逃避地产生了一些变形的东西，“某种主题被禁止的事实创造了一种不自然的对它们的关注。举个例子来说：当描写黑人、白人之间的性被禁止时，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性被广泛地写进小说中。既然禁令已经解除了，性的场景也就消失了”(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300)。这样，作家的创作就有受到控制而丧失自由的危险，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不按照政府的规则进行这场游戏，怎样建立一个人自己的权威，怎样用自己的术语来想象折磨和死亡”(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363)。
库切对审查制度的研究和探查是富有深度和独立见解的，严谨的思辨之中饱含着强烈的挣脱各种外来的压力和强加的控制力量的愿望，显示了知识分子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了萨义德对理想知识分子的定位：“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物、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6)。
由于南非独特的现实和历史语境，当代南非文学的主流一直是以戈迪默为首的社会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南非作家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创作来反对种族歧视，与压迫和不公正进行斗争，有没有准确反映南非的社会现实生活，是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这样，作家的作用就相当于社会斗争中的文化战士。按照这一标准，库切的创作明显不能归入主流，他的小说缺乏明显的南非的生活和地理的空间，他的叙述往往如同意义的迷宫，缺乏明晰性，读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多方面知识才能对文本进行层层解码获得一些普遍性的意义和现实的指涉。所以尽管库切的文本毫无疑问地召唤自由，反对种族压迫，他的《铁器时代》、《耻》等作品中也包含着浓厚的现实因素，他对现实的思索甚至比别的现实主义作家更为深刻，但由于手法的间接和对公认的现实主义的怀疑，库切还是遭到了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他的小说给了“令人感到极度痛苦的意识的状况”以突出位置，而给予“当代南非的压迫与斗争的物质因素”以次要关注，揭示了一个人“对所有政治和革命的解决方法的反感”(Gary 351-357)。所以在南非，库切的作品一度被视为“次要的文学”而不被人所关注，习惯了现实主义口味的南非读者也不太容易接受库切。然而库切并不以逢迎读者的口味和现实需要为己任，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信念，在他看来，“一部小说最终除了是一定长短的虚构之外，什么也不是，它没有为了满足别人的形式需要”(Coetzee," Voice and Trajector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82-102)。
库切自愿置身于南非主流文学之外，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在当代南非，现实主义并不能如它所承诺的那样，能够再现生活的现实，相反却有可能损害现实。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记录和揭示真相，然而什么是真相，在库切看来，是大成问题的，他认为：“你从记忆库中选择材料来诉说关于你的生活的故事，在选择的过程中你删掉某些东西，比如说省略不提你在孩提时代曾经折磨过苍蝇的事，从逻辑上讲，就像你说你折磨了苍蝇而实际上你并没有那样做一样，都是对事实真相的违背。因此，那种认为自传(实质上是历史)只要没有撒谎就是真实的观点，唤起了一种十分空洞的真相的观念”(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17)。也就是说，库切认为真相在历史中和文本中是无法完全再现的，记录真相的结果势必造成对真相的违背，在这一意义上，库切称现实主义为“物质世界幻觉说”。另一方面，库切认为南非文学中频繁出现南非现实生活中一些特殊的问题，诸如种族主义、暴力和压迫等，是出于病理学的原因，长此以往会使得文学的领地变得日益狭窄，因为“尼采说，我们有艺术，因此我们不会死于真相。在南非现在有太多的真相让艺术家去写，满桶的真相，倾覆和淹没想象的每一个行动的真相”(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99)。也就是说，库切担心太多的对现实物质层面的关注会损毁作家想象的能力而失去文学性，毕竟文学是一种想象的艺术。
库切与现实主义作家的分歧从根本上来说，来源于构建南非自己的文学属性的自觉意识。他认为，“不是说现实主义对19世纪50年代的现实是充分的，但是对20世纪70年代的现实不再充分，不是那种方式，我们仅能说从一代到另一代的改革是必须的。到20世纪60年代那种反映时代的小说传统至少在南非事实上是陈腐的，这些是控制英国小说的传统。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满和对新形式的探寻”(Coetzee," Voice and Trajector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82-102)。南非的书面文学是随着殖民者的侵入而形成的，以英国文学为代表的欧洲文学传统在南非书面文学的产生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塑造作用，南非的当代作家几乎没有人可以摆脱欧洲文学的影响。致力于创建独立的南非文学的作家们陷入了又一个文化困境，库切将此困境概括为“位置的悲怆”。在他看来，欧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里，或许多种文化里，这些文化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工作，我们却不行，这样，我们的位置的悲怆在这个单词的最平凡的意义上产生了”(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63)。库切的此番言论暗含着一种与欧洲文学传统抗争的姿态和摆脱依附的渴望。其实库切的文学向往和学术给养深深扎根于欧洲，这一点库切自己也坦然承认，所以，他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对抗实际上也是对自身的一种颠覆。
作为一个南非的作家，对自主的国家文学的向往使库切有意识地背离欧洲的文学传统，他绝不做有意识的模仿者。在文学实践中，库切在继承欧洲文学传统的同时，力求形式上的革新：他的《在国家的中心》明明是一部时空交错的散漫的心理独白，却偏偏以阿拉伯数字断开266个部分，从而又暗含着一种历史的线性逻辑。《彼德堡的大师》是对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创作的释义，有批评文本化的倾向，由于作品必然要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情境，又携带了历史小说的因素，但是虚构的故事背景却又完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经历不合。《伊丽莎白·科斯塔洛：八堂课》试验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通篇由8篇独立的演讲组成，由虚构人物伊丽莎白·科斯塔洛贯通全篇，按照现有的文学类型划分，很难归入小说的文类，所以有人称这部作品为介于批评与小说之间的“非非小说”。《福》的形式很像后现代的文本游戏，却又具有丰富的意义张力。《童年》、《青年》是库切的两部自传，却偏偏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呈现形式为一种第三者的意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是流浪汉小说的叙述模式，虽是以迈克尔的经历为叙述线索，但迈克尔又似乎总是处于幕后，由于缺少言语，他自身并不能生产意义，他是被观察、被释义的，是各种权力和机构对他不断地进行规训和定义的结果。《铁器时代》是一部以书信形式承载的忏悔小说，但柯伦太太选定维库艾尔做她的理想化的忏悔者和传信者，“依赖的仅仅是他的被社会抛弃者的功能，这种人没有赠与救赎的礼物，或者可能是，他提供的救赎是不合常规的，建立在他体现出的无效性——不可定义的他者身份之上”(Head 130)。这些似乎又动摇了希望得到救赎的忏悔小说的根基……总之，库切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采用了新的形式，既实现了对欧洲文学传统的继承基础上的突破，又超越了自己，颇具有原创价值。因此有学者指出：“让库切与最近出现的仅仅复制西方文化的殖民爱好不同的是，他对西方自我的总体叙述的怀疑”(Head 19)。
库切的创作在总体精神气质上更接近后现代主义。他将文本视作游戏室，创作者可以在其间自由地进行话语和意义的游戏：他的《福》是一个典型的文本游戏形式，《在国家的中心》在形式上更像一本写作小册子，《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则引人进入意义的迷宫……对滋养自己的欧洲文学传统的怀疑导致了库切对自我的怀疑，对自我的怀疑又引向了对作者权威的怀疑。在他看来，“小说的叙述包括放弃对某种制度、历史、社会学或无论什么话语的支持，它不再需要专家，你不再是自己文本的主人”(Coetzee," Voice and Trajectory:An Interview with J.M.Coetzee" 82-102)。也就是说，库切主张文学应摆脱作者的权威，允许读者对作者公正性质疑。他的小说不仅致力于对权力权威的解构，而且往往同时又消解了作者和叙述者的权威，他的小说的叙述者大多兼具多重身份，既是权力的反对者又是无意识的同谋者，叙述过程充满了语言、意识形态的游移和焦虑，作者费尽周折建立起的叙述权威最终因叙述者意识的暧昧而崩塌，从而失去了意义的确定性，因而向读者敞开了无限开阔的参与空间，将阅读的自由最大程度地给予了读者。
既然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形式，那么库切的作品是否也感染了后现代主义对政治的不相关性？回答是否定的。库切虽然不愿意做任何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附属，却认为在颠覆了殖民观念之后的南非白人作家“没有进一步去想象他们祖国的可能的‘道德共同体’”是一种遗憾。“在我看来，隐含的意义在于想象这样一种可能性是落在作家(白人或黑人或既非白人也非黑人)们身上的责任，一个他们没有成功履行的责任”(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339)。在这一责任意识之下，库切的写作表现了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政治的关注。在他的笔下，后现代主义的外在形式被结合进了立意于与把殖民者的殖民策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后殖民叙述。来自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被库切应用于南非的语境中时，产生了它的变种，带有了后殖民世界的特殊性，从而扩大了后现代主义的非同质化的特征。后殖民与后现代主义的交互作用下的变形的形式，构成了库切写作的根本特征。
在一篇关于贝克特的论文中，库切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如果末日的方舟曾经被赋予带走人类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到另一个星球上来一个崭新的开始的使命的话，如果真的曾经那样，难道我们不能留下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贝多芬的四重奏，把空间让给最后一个说Dyirbal(南非的一种土著语言)的人，即使这个人是一个正在刮自己的皮肤、发出难闻气味的又老又胖的妇人？”(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52)这种惊世骇俗的观念来自库切的一种深沉的文化反思：在西方的权力凝视和话语霸权的压迫之下，非洲的文化受到了遮蔽，现在到了去除遮蔽，让被淹没的文化焕发光彩的时候了。尽管作为一个南非荷裔白人移民的后代，库切不拥有非洲的历史，因而他的创作无法携带非洲特有的文化，但他对文化权威的颠覆却为非洲文化言说自身争得了空间。而且，现在的南非不管多么不情愿，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种族成分多元的国家，因此，具有混杂身份的库切在边缘处境中的自由言说作为当代南非文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并将有助于南非国家文学的形成。
从一定程度上说，柏拉图的著名的“洞喻说”给库切的自由言说提供了哲学根源。库切在访谈中曾经说过：“如果你是一个洞穴中的囚徒，看到的是闪烁在墙上的观念的映照，你会产生这样一种意识：作为一个预言者，你不得不挣脱你的锁链，在真实的世界中漫游一段时间。我不是一个共同体的预言者或其他的任何东西……我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就像每一个被锁链锁住的囚徒一样，建构的是那些挣脱锁链、转过头来看到真实的光的人表达”(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Essays and Interviews 340)。柏拉图洞穴里的囚徒只能凭借洞穴墙上的虚幻映像把握世界和现实，这种把握是虚幻的和支离破碎的，要想认识真正的世界，只有摆脱锁链回过头来，进入真实的世界。虽然按照拉康的“三界说”，生活在想象界和符号界的人是无法进入真实界的，但人类却在对真实的追求中实现了超越，体现了人性的全部价值。为了实现这种认识的自由，库切始终立足于权力的边缘自由言说，他拒绝做任何想象的共同体的附属，也不屈从于任何主流的政治话语和文学教条，充分显现了立足于边缘的当代知识分子自由言说的勇气和对知识真理的执著追求。而在南非的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库切的自由言说具有与欧洲的文化权威进行抗争的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虽然库切不愿被视作预言者，但他的创作对于南非人民的非殖民化事业的客观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
注解【Notes】
①参见高文惠：“库切：混杂文化身份的承载者”，《东方丛刊》2(2006)：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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