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当代中国史研究呈现出整体推进、稳步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出版的国史著作不下30部，有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论文逾200篇，内容涉及每个历史时期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 教育和科技等各个方面。
一、国史总论
本年度《当代中国》丛书出版了司法行政、工商税收、电力工业、文字改革、图书馆事业等卷；《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出版了《叶剑英传》；《全国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丛书出版了《辽宁发电厂》、《贵州茅台酒厂》、《古汉药业集团》、《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等。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史研究的成果。个人研究著作首推刘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小通史”系列中的一本，也是国内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共和国通史，下限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该书在体例编排、行文及一些重大问题上，都颇具创见〔1〕。 此外，在国史研究方法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工业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反腐败斗争等专题的研究上成果较为突出。
关于方法论，张启华《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以国史前30年，主要是1956-1966年为例，阐述了研究国史必须把握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历史主干，以及如何正确地从总体上评价历史。把握历史内在的逻辑线索的根本方法是运用矛盾的法则〔2〕。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陈雪薇《探索和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指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20年探索正确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其探索中的失误和教训的纠正和借鉴〔3〕。
汤应武《建国后党为实现现代化做的五次重大部署》，把建国以来党对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战略归纳为五次重大部署，即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工业化；十五年：“超英赶美”；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23年：现代化远景蓝图；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文章认为前四次部署均存在急于求成、目标过高的问题而最终落空，第五次部署则是明确的、具体的、定量化的、 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和切合实际的〔4〕。陈夕《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宏观描述》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经历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文字表述上的变化，也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全部否定，而是一步比一步丰富与完善，是一种更高阶段上的“扬弃”〔5〕。
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的政治制度。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靳士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中国特色及意义》认为，自治制度高度的原则性、自治形式极大的灵活性、自治权利的广泛性、自治机关职权和民族干部职责的双重性构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有着重要的意义〔6〕。 李建辉《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一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主张的提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过程。文章将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分为内蒙古、新疆、宁夏和广西、西藏四种不同方式〔7〕。
反腐败斗争是近几年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之一，寻找历史借鉴成为国史、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方面的文章有李雪勤、李雪慧《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历程》〔8 〕和宇剑《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历程与启示》等。李文重点论述了反腐败的机构设置和法律法规。宇文则大胆地提出，体制上存有的弊端、监督制衡机制不力、惩制力度不强、思想政治工作弱化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9〕。
二、关于前七年的研究
1995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45周年，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两篇回忆文章颇引人注目：崔伦《忆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保障》〔10〕、徐信《我率187 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些经历》〔11〕。两位作者均为抗美援朝战争的亲历者，又是志愿军指挥员。他们分别从宏观和中观角度回顾了这场战争的某个侧面，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问题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注意的热点。张晖《关于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问题的探讨》一文分析了在1950年10至12月中国军队入朝前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军方的反应：1.认为中国不能或不敢出兵。2.对中国出兵的战略意图不明。3.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力规模把握不准。4.对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判断失误。文章认为，正是这些错误判断，使美李军在战争初期不明真相，惊慌失措，遭到惨败〔12〕。
徐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目标的确定》指出，抗美援朝战争追求的胜利目标与以往的战争不同，已不再是全歼战区内的敌军或彻底打败敌人的全胜，而是达到了保卫自身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目的后即以休战（停战）的和平方式结束军事行动〔13〕。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主要经验及意义》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战果、损失及战场进退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14〕。从新的视角研究抗美援朝运动的还有周鸿《论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沈志华译《8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等文〔15〕。
1995年适逢农业合作化高潮40周年，对农业合作化的研究再度成为热点。高化民《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采用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有4点成功经验：1.创造了逐步过渡的形式。先进行土地改革，然后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2. 采取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并举的方针。3.通过和平的道路，让富农入社， 从而消灭富农阶级。4.在运动中始终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农业生产逐年增长〔16〕。
赵泉钧、楼健《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兼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针对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提出反驳。文章指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是毛泽东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历史证明，整个运动是成功的，但也不能否认毛泽东在思想上、方法上存在着某些不正确的成分和急躁冒进的错误，以至于造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的某些偏差〔17〕。
从微观角度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新的尝试。魏明孔《1954年〈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和毛泽东的按语》一文，以皋兰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制订的《三年发展计划》如何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加按语，向全国推广一事，说明毛泽东在1955 年夏秋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仍然十分重视制定全面发展计划〔18〕。
关于计划经济体制，武力《略论五十年代前期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认为，1949-1956年间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固然可以称之为“高度集中”，但它与后来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不同。在50年代前期，这种体制在资源配置、社会稳定、工业布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19〕。林浣芬《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成及其历史特点》较为全面地叙述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若干特点和历史地位，认为当时并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20〕。
货币统一是一个新政府独立统一的重要标志之一和调控经济的首要条件。新中国的货币是如何统一的？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货币统一》认为，建国前后人民政权通过收兑和肃清旧币、禁止金银计价流通和私相买卖、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等措施，历时10余年，实现了我国从传统的旧货币制度向现代货币制度的转变，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21〕。之恺《人民币之初》叙述了人民币如何占领市场、发挥流通手段职能的过程〔22〕。
蒋洪巽、周国华《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煤炭工业建设项目的由来和变化》，考证了“156项”中属于煤炭工业的25 个项目的形成过程及在执行中的变化情况，指出最终实际建成投产的有17个项目，这些项目对我国煤炭工业建设起到良好作用〔23〕。
关于建国初期的社会性质，历来就有争论。刘国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当时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并设专节叙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一时期包括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阶段，即前3年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 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后4年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完成三大改造， 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张寿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政策准备》一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能顺利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是由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了比较系统的长期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准备〔24〕。田居俭《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考察》一文从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的失败讲起，叙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28年间不断探索、充实、实践的建国理论、纲领和方案，说明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的必然〔25〕。
建国初期外交史研究的重点是“一边倒”政策和美国对台政策。鲁振祥《关于新中国三条外交方针的制定——读〈毛泽东外交文选〉》一文，系统考察了新中国三条外交方针“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形成过程及意义，认为“另起炉灶”是革命胜利后处理同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是针对国民党时代旧的外交体系而言的；“一边倒”是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基本战略，表示我国在世界两大阵营对抗格局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则是针对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而采取的建交方针。这三条方针紧密相联，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积极作用〔26〕。
沈志华《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决策过程》指出50年代初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实质是：美国国务院、军方、两党之间的种种分歧，都不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本质分歧，而是通过何种手段、何种方式不让中共得到台湾，从而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27〕。王善中《五十年代初期美国对我国台湾政策的变化》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由所谓的不干涉、中立化立场完全转向台湾蒋介石政权一边。在此转变中，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28〕。
关于中苏关系，李丹慧《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对1954至1960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认为这7 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对抗的时期〔29〕。
三、关于前十年的研究
如何看待“文革”前10年这段历史？龚育之《关于十七年——从乔木同志的两篇文章谈起》一文认为要从“两个发展趋向”来进行分析。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在10年探索的大部分时间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段历史“总的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还是对的”。“左”的错误倾向的积累和发展，尽管其间两度有所纠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30〕。张启华《如何看待我国1957-1966年的经济发展》认为，这10年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当时积累太高，使消费受到影响。经济建设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但总起来说，这10年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好的〔31〕。
十几年来，“大跃进”运动一直是党史、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课题之一。目前的研究状况如何？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不是和尚待开发的领域？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作了回答〔32〕。关于“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原因，有两篇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赵士刚《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冒进”成因辨析》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愿望与这一愿望的客观后果不同，同样，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愿望的成因与其客观后果即“冒进”的成因也不相同〔33〕。李向前《“大跃进”历史成因刍论》认为“大跃进”的发生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产物，其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34〕。边彦军《毛泽东和中国的1958年》把发生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毛泽东的思想变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1958年近乎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转为比较实际的原因，一方面是运动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另一方面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变化〔35〕。“大跃进”是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运动，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后果也不一样。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一文认为，由于没有放松农业，生产建设兵团的稳定作用，正确处理了拜城事件，致使新疆的“大跃进”虽曾犯过错误，然而是失中有得〔36〕。
关于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于式力《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认为，毛泽东抓住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一历史契机，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虽然他的探索带有一些局限性，却不能掩盖他那些富有开拓性的思想〔37〕。黄如军《论1956至1966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则持不同意见。文章认为，毛泽东在这10年探索中，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错误逐渐占了上风的过程。毛泽东探索失误的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的因素，即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产生失误〔38〕。
刘庆旻《六十年代初政治关系的调整述析》对这次调整的起因、过程及意义作了概述。文章认为，60年代初政治关系的调整是中央全面调整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关系的调整紧密相关。这次调整包括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工作和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等几个方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39〕。彭建新《60年代初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从地方史的角度研究了60年代初广东省经济调整的巨大成就〔40〕。
四、“文革史”研究
本年度对“文革”史的研究涉及“文革”发生原因、“文革”时期的斗争、经济建设、外交活动及上山下乡运动等课题。
金春明《“文革”起因 众说纷纭》一文把当前国内外对“文革”发生原因研究的基本观点归纳为10种：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奸臣祸国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等等。作者还对这10种观点进行了评价〔41〕。
“文革”时期的斗争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所作的调整与整顿。安建设《“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认为“九一三”后周恩来等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是10年“文革”中党和人民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伟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42〕。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叙述了在1975年整顿中产生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著名文件的形成过程，指出这三个文件是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成为连接“文革”前10年和新时期的重要一环〔43〕。张明军《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考察》一文把1975年整顿分为三个阶段，指出这次整顿的实质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极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轨道上来的又一次努力〔44〕。把两次整顿联系起来考察的有刘阁春《关于1972年、1975年两次整顿的回顾与思考》〔45〕。
对“文革”时期经济建设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课题，本年度又有新的进展。“三线建设”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项战略性决策，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一文考察了这一决策的形成过程，进而指出，在这个决策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党中央尤其毛泽东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46〕。
关于“三五”计划，杜蒲《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述评》认为，经济上实施“三五”计划（1966-1970年）与政治上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在当时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方面。“三五”计划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向以加强国防、加强备战、加速“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三五”计划在“文革”动荡的五年中得以实施并基本完成。文章指出，“文革”无疑应坚决否定，但对这一段历史却不能全盘否定〔47〕。陈东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一文以毛泽东在“文革”全过程中的主要言论、行动为依据，探讨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过程。文章认为，作为党和共和国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在“文革”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而且终其身也未能纠正这一根本性的错误。但是，10年之中，他一直在反复认识和反思这场运动，既坚持了总体上的错误方针，又在局部上改正了一些已认识到的错误，并试图纠正另一些错误，客观上为以后党和国家纠正“文革”错误准备了条件〔48〕。
关海庭《“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认为，虽然广大知青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场运动造成大批知青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加重了“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现象，同时也加重了国家、单位、家长和农民的负担〔49〕。此外，吴林根《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析》、方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争论》和《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探讨〔50〕。
五、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
本年度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仍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一国两制”等最为集中。另外对改革开放决策、时代特征、新时期外交及对台政策等问题的研究有些新意。
张广友著《改革风云中的万里》是一部记录万里改革实践的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倦探索〔51〕。
胡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谈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两大时期。三中全会以前按《历史决议》具体划分阶段，三中全会以后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4年，农村改革；1985-1991年，改革全面展开；1992年起〔52〕。孙大力《70年代后期的国际形势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认为，改革开放方针的形成，同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我们党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时整个世界开始出现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我国面临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这样的判断，党中央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53〕。
柳建辉《论新时期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指出，以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为基础，以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途径，以务实灵活的多边外交为策略，以坚持改革开放，独立自主，为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人类作贡献为归宿和目标，构成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比较完整的体系〔54〕。林蕴晖、张玉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一文，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分别归纳为“一边倒”、“一条线”、重安全和“不结盟”、“不当头”、谋发展。文章认为邓小平在以下三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1.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2.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3.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55〕。
顾宁《1972至1992年的中美文化交流》一文回顾了1972至1992年间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概况，认为1972年以前，中国领导人的民间外交思想、美国一些民间团体的具体做法、两国民众愿意相互了解的迫切愿望，为以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扫除了障碍。1972至1978年的半官方性质的“民间交流”，加速了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1978年以来两国间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交流是“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形式”的。文化交流使双方互惠，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也起到推动作用〔56〕。
关于台湾问题，杨亲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由来及发展》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到“一纲四目”，再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四个发展阶段。从以武力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一国一制”，到以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实现“一国两制”，这是在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政策方针上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57〕。
六、人物研究
本年度在人物研究方面着墨最多的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对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研究较多，对张闻天、叶剑英、彭真、万里、胡乔木、康世恩等也有一些研究文章。
比较研究是本年度人物研究的一大特色。林蕴晖《只争朝夕与抓住时机——毛泽东与邓小平高速发展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认为，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并提出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根本立足点。毛泽东意识到中国要加速发展，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愿望是良好的，但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等错误的影响，最终在实践中偏离了原有的轨道。邓小平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思想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所以是科学的，行得通的〔58〕。
郑谦《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民主体观比较研究》认为，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初创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了近代中国人民主体性的一次质的飞跃。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改革，是人的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9〕。
邓小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涉及现代化建设的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汪裕尧《论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一文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比较研究，从5 个方面探讨了邓小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新贡献〔60〕。汪青松《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比较分析》把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对比分析，批驳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各流派那些所谓后发国家现代化只能是被动式、外生式、西化式的观点，说明邓小平所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主动式、内生式、中国式的，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所提出的〔61〕。
1995年是陈云诞辰90周年，学术界出现了一批研究陈云生平与思想的文章。其中朱佳木《陈云与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若干基本问题的解决》系统考察了“一五”时期陈云在中国工业化起步过程中的主张和作用，认为陈云对“一五”计划的编制、实施，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工业化的布局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等重大问题，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尤其是工业化的资金和人才问题以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思想的提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62〕。迟爱萍《陈云与社会主义新时期党的建设》探讨了陈云在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及党风建设方面的理论和实践〔63〕。
七、其他
1.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研究活动的蓬勃开展。
本年度，有一批当代中国地方史和部门史学会相继成立，召开了有关国史研究的学术会议，创办了刊物。7月和8月，当代黑龙江史学会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史学会先后成立。9月和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农村经济研究专业委员会和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12月，中国轻工业史学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冶金工业史专业委员会和电力工业史专业委员会正在积极筹备成立。6月， 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提交的80余篇论文从各个方面研究了陈云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活动与思想。同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在京召开，20余部委有关专家到会， 推动了部门史工作的开展。 11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和中国投资史学会在长沙联合召开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就当代中国经济史和投资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当代中国农业史研究》（季刊）于1995年初更名为《当代农史研究》。3月， 《当代中国煤炭工业史料研究》创刊。两刊均发表了一些颇有特色的部门史研究成果。1995年初，《当代中国史研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成为发表国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2.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由于高校革命史教学重心下移，到目前为止，大约有五、六十所高校开设了国史课或国史专题讲座，教学效果良好。一大批从事革命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开始进行国史研究，并推出了自己的成果。9月，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会议，调整了领导班子，对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编地方志及部门、行业志的编纂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料，为进一步开展地方史和部门史研究打下了基础。11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要求各地政协文史部门积极开展建国后的史料征集出版工作，这将对国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回顾1995年的当代中国史研究，除了以上所介绍的成绩以外，尚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研究面不够宽，一些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没有涉及；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缺乏新的见解和突破；还没有见到国史史料学的研究论著，等等。
注释：
〔1〕刘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8月版。
〔2〕《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5〕〔6〕《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期、第2期。
〔7〕〔10〕〔11〕《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5期、第6期。
〔8〕《党的文献》1995年第5期。
〔9 〕张启华主编：《辉煌的四十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80-503页。
〔12〕〔17〕〔19〕《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2期、 第5期。
〔13〕〔14〕〔15〕〔16〕〔18〕《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5期、第5期、第6期、第4期、第4期。
〔20〕《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21〕〔23〕〔24〕〔27〕《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4期、第5期、第5期。
〔22〕《党史文汇》1995年第9期。
〔25〕《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2期。
〔26〕《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28〕〔31〕《辉煌的四十五年》，第130-144、234-252页。
〔29〕《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30〕〔34〕《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32〕〔33〕〔35〕《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6〕《毛泽东思想研究》1995年第4期。
〔37〕《辉煌的四十五年》，第253-280页。
〔38〕《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40〕〔42〕〔43〕《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期、第1期。
〔41〕《党史文汇》1995年第3期。
〔44〕〔46〕《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第3期。
〔45〕《阜新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47〕《辉煌的四十五年》，第326-342页。
〔48〕〔49〕《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5期。
〔50〕分见《毛泽东思想论坛》1995年第1期、 《青年论丛》1995年第2期、《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等。
〔51〕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52〕《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53〕〔54〕《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55〕《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56〕《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57〕《中共党史资料》总第53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2 月版。
〔58〕〔59〕〔61〕《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2期、 第3期。
〔60〕《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62〕《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3〕《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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