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
马 进
(甘肃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提要： 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本意是要解决“物”和“人”、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把人从“物”和“我”对立的工具主义的物欲横流中拯救出来，将人本位、物本位置换为“道”本位。但是，却把生产力中的“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物”进“人”退、“人”进“物”退的对立冲突关系，认为劳动工具的进步是对人的真实本性的伤害，是人性的退步，反对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庄子利用“工匠”之事，对其思想、旨意作了形象的阐发，热情歌颂的与“道”结合、独往独来、远离社会现实、处境独特、精神独立的新阶层又与生产关系相脱离。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倡导物本位、人本位应该让位“道”本位值得我们借鉴。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的意义是双重性的，既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也不无可资借鉴的一面。
关键词： 生产力；生产关系；天道和人道
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反映了庄子惧怕社会变革又渴望人性完美的复杂矛盾心理。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源头是他的第一哲学“道”。“道”是庄子的第一哲学就因为庄子认为从万事万物产生的顺序、历史和逻辑关系看，没有比这个“道”更原始、更早、更古产生的东西。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是庄子“道”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胡塞尔认为有资格成为第一哲学就是“能够思考一切、洞察一切、自认为是真理的哲学”[1]。所以，分析和研究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离不开对庄子“道”的第一哲学的分析和研究。庄子的“道”和他的生产力批判思想是源和流的关系。生产力诸要素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无法摆脱的理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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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制定和修订环节还需要考虑企业外部因素，尤其是政策改变和社会责任。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在当前人民的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管理制度是统管企业运行的总规则，要在制度中体现社会责任的内容，提高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
一、庄子的“道”是其生产力批判思想的理论之基
庄子的“道”是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之基。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处处以“道”这个第一哲学认识和分析问题。庄子把“道”看作是一个物化的辩证过程，庄子的道是没有言说的，是不可道、不可说的。如果说的话，只能是“游牧式地说、自我磨灭式地说”[2]。因为“道”是“天地智宗，万化之源”[3]。正因为这个“道”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复杂和深奥。所以是没有名称可言的，也不是任何概念可以涵盖的。牟宗三先生针对庄子《齐物论》中提出的“大道不称”[4]，给予了经典式的解释：凡事辩则落入概念分解的领域；“道未始有封”就是“道”在其自己，不为概念所规制。庄子认为不用明确的话语指称，就可以不去破坏“道”的浑然天成。庄子以“天籁”比喻“道”自身的无限状态，表示这个第一哲学的“道”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庄子以“天倪”这个结合天地为一体的自然哲学的概念，表明“道”的无限性，阐发“道”可以涵盖一切、融通一切、转化一切的特色。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立论的这个第一哲学的“道”是被庄子看成是先天存在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的创造万事万物的活动，是独立于社会和人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完整、完美地保存在人的精神世界和物的真实本性里。被这个完美无缺的“道”所推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所有的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天性获得最好的发展和最好的结果。但是，这个被庄子制定的完美无缺的发展谱系图表却被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社会和人都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难以保全自己的天性，都很难做到各美其美，各得其所。
生产力的时代状况是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时代课题。正是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才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庄子正是在生产力的框架内认识和理解社会问题和人生诸种问题，展开“道”的丰富内涵的意义。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为旨归，以旧的好过新的为目标，以追求天道与人道结合构建复古主义、完美主义的乌托邦世界。
庄子把“道”展开在“天下各物的自然本性生活”[5]这个论点上反对生产工具的进步和发展，解释他的生产力批判思想的内涵和外延。在庄子看来，人要获取在“道”的指导下的满足自我天性的生活的重要前提就是按照“天下各物的自然本性生活”。所谓自然本性就是曲的不用曲尺，直的不用绳墨，圆的不用圆规，方的不用矩尺，依附着的不用胶漆，捆绑的不用绳索[6]59，就是不以礼乐仁义规范粉饰人的自然天性。庄子反对儒墨两家思想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两家的思想违犯人的自然天性。
在庄子看来人和物都是生来平等的，彼此平等了就能够互相尊重和理解。劳动工具的发展进步，虽然带来社会表面的发展和繁荣，也引发了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造成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庄子认为人不能生活在具体、个别、多样、差异、有限和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劳动工具的发展进步就会产生这些不平等、不一致的问题。所以，人们应该致虚极，守静笃，见朴抱素，少私寡欲。
庄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旧的制度已经瓦解，新的制度正在建立，新旧交替和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集中探讨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治理模式的内涵和特色，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蔚为壮观。这个时期，劳动工具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奴隶制社会的以青铜器为主的劳动工具被以铁器为主的劳动工具所代替，冶铁工业逐步兴盛。相比之下，铁器比青铜器不仅在制造上更方便，更廉价，而且，铁器的广泛使用也打破了青铜器主要是用在贵族阶层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祭祀拜祖的限制上。铁器开始向民间普及，铁造工具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劳动工具，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民生。《周易·系词下》记载：伏羲死后，神农氏兴起。砍断木头做成耜，烤弯木头做耒，把耒耜的利处教给天下人民。《周易·系词下》中的这一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是中国社会开始向农耕时代转变。《周易·系词下》的记载表明当时的社会不仅仅铁器普及，而且市场也呈现欣欣向荣景象，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4]607。
管棚灌浆施工前需进行孔口封闭，以免管棚灌浆时浆液从管棚外壁渗出，管棚灌浆采用纯压式孔口封闭灌浆法，为保证灌浆效果，可多次循环进行灌浆，直到孔口灌浆时孔内不吃浆为止；共设计有两排管棚灌浆孔，根据施工平台情况安排管棚施工顺序，预计最大灌浆压力为1.5MPa。注入率大的孔段应分段升压，一般灌浆段灌浆压力应尽快达到设计值。由于没有进行灌浆试验，现场实施过程中可根据浆液灌注情况调整最大灌浆压力，以免浆液渗透到灌浆以外区域。管棚灌浆水灰比采用2：1、1：1、0.6：1三个比级。管棚灌浆浆液浓度遵循由稀到浓的原则逐级改变。变换标准为：
2）分布式环境监测功能、安全保障功能测试：环境监测功能和安全保障功能测试采用静态测试，测试时将系统安装在放置于室外的集装箱中，一方面进行温湿度测量，每隔5分钟测试一组数据，将测试数据与放置在集装箱内的标准温度测量仪的数据进行比对，对精度和越限报警进行重复测试。另一方面在未锁箱的情况下通过控制电子锁的开关人为模拟非法侵入，重复测试，验证系统的安全保障功能。
庄子的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指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就是不能够越过一个界限，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6]59。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限度内形成和发展的。如果离开时间和空间谈“天下各物的自然本性生活”，就会得出荒唐错误的结论。恩格斯认为如果这样做，“如果把它看作与周围条件没有联系的现象，看作是与它们隔离的现象，那它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东西。”[7]19庄子“就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代替它还不知道的现象的真实联系，用虚构代替所欠缺的事实，仅仅从想象上来填补事实上的空白。”[7]19庄子“天下各物的自然本性生活”是要回到原始社会相对自由和封闭的社会中，回到他幻想的黄帝、尧舜“无为而治”的时代。但是，时间和空间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宣告了庄子的这个思想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主观幻想。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与庄子的世界观是无为和无欲、生死如一的宿命论紧密关联，庄子认为养生之道，最为重要的就是顺其自然，与世无争，率性而为，保持人的天性。庄子认为：如果没有欲望，天下人就都满足了；如果没有作为，万物就顺其自然变化了；如果社会平静，百姓就安定了。
二、庄子的“工匠”是其生产力批判思想的人论之基
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人。生产力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观念化的人，而是一个熟练地掌握和熟练地使用生产工具的具有高超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的现实的人。生产力中的这个人，在每一个时代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奴隶社会生产力中的这个人是会说话的工具的代名词，封建社会生产力中的这个人虽然比奴隶社会的这个人要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任意宰割的劳动工具。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这个人虽然具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依然是被分工和交换规律制约的异化的人。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中的这个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恢复了人的尊严和地位的社会和自我的主人。
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中的人就庄子的“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原本是地地道道自由的人，本来应该像《逍遥游》的那个鲲鹏，能自由自在地在大海里遨游，得意忘形地在蓝天上翱翔。但是，自由不是一个花瓶，想往哪里摆，就摆在哪里。自由是绝对和相对、可能和必然、理想和现实的对立统一。马克思指出：“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9]在马克思看来，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中的人都是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承担者，人在生产力中都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庄子希望的那种自由的人，不表现任何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无疑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另一类是用于制造业的“釿锯锥凿”。“釿锯锥凿”分别指今天我们所说的斧头、锯子、锥子和凿子。在“釿锯锥凿”中，除了“釿”这个字与今天的斧这个字的写法不太一样外，其余三个字与今天的写法一模一样。这说明手工业的基本工具就其功用来看从古至今就是这几件，没有太大变化。要说变化，是这些工具的操作更简便，使用起来效率更高，制作的成本更节省。《管子》一书曾说造车的工匠“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由此可见，这四种工具在当时的手工业中已经广泛使用。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一方面为生产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也可能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庄子笔下的“工匠”虽然内涵超乎寻常的丰富，技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但是，却被时代的生产关系所束缚和限制，无法确立自己的地位，只能通过追求绝对的自由，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劳思光指出这些形形色色的“工匠”不过是庄子的自我注于“情义”的结果。就其主体性而言，这些“工匠”是观赏的自我，表现纯粹生命和审美的情趣，与现实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以“工匠”种类和形象来说，《庄子》一书中涉及的“工匠”包括漆工、木工、屠夫、泥瓦工、画工、渔夫、驯兽师等等。庄子利用“工匠”之事，对其思想、旨意作了形象的阐发。“工匠”之“技”与“道”具有同构性，“因技通神”“以技言道”是“工匠”群体的特殊之处。正是凭借此点，“工匠”在“《庄子》一书中的特殊地位才得以彰显。”[10]庄子并不是要借助“工匠”的形象和其职业特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而是希望通过“工匠”来表达遵从本性、“无为而治”的“道”的思想。所以有些学者认为“道进乎技”“以道驭术”就是庄子赋予“工匠”的内涵。总而言之，庄子不过是借助诸多“工匠”之技和之口来表达自己的生产力批判思想。这些工匠将自己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艺上升到与“道”相通的境界，把道境和艺境相结合，以艺喻道，进入从心所欲、绝对自由的境界。他们也因此成为“体道之士”“得道之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匠”虽然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登峰造极的境界，但是，他们的共同信念都是彻底抛弃功名利禄，把人道和天道统一起来，“演绎出来一段段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11]
其次，电气自动化发展使得生产和生活用电设备使得城市电网系统不断进行扩充，也出现了电能消耗等问题。以谐波为例，谐波是电力系统传输时的一种副产品，主要在电源、输送电力过程以及使用电力驱动的设备时产生，谐波使得电力系统的运行受到干扰，出现误判情况，尤其是类似继电器等敏感电器元件，这种干扰尤为突出。谐波还会对电网的电压产生消耗作用，降低电网电力传输能力，并在传输电力过程中消耗资源，造成浪费。另外谐波还会加速电力设备老化，增加通路的物理消耗，严重时会降低各类用电设备的参数和测量精确度。总而言之，谐波这类信号干扰问题影响电能质量，消耗电能，是不利于资源节约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庄子的“道”这个生产力批判思想的第一哲学也被庄子自己称作能够容纳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彼与此的“两行”[8]，认为谁掌握了这个“两行”就等于掌握了“道枢”，能够自如应付因偏执而起的社会和人生的所有矛盾冲突。
庄子话语体系中的“工匠”，不属于统治阶级是确定无疑的，不属于农民阶级也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新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手工业者。这些新的中间等级的“工匠”是社会分工和资本相对集中造成的。他们表面是独立的，实际上不独立。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社会纲领和统一的社会目标，在目标和利益方面，各行其是，一盘散沙。所以，在庄子的那个时代，这个新的中间等级阶层既要受到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要受到农民阶级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增进安全的攻击。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农民阶级都抱有敌视态度，一方面也是反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反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因此，他们幻想出现一个理想的社会能够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幻想是古代士大夫阶层空想乌托邦世界的思想源泉。正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范围内，没有“工匠”存在的空间，所以，“工匠”就成为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相脱离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单位。这个社会单位本来是与生产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因为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他们一方面超脱现实，独立自由；一方面又被生活所困，离不开运用生产工具谋生。所以，庄子笔下的工匠的出路不是投靠统治阶级谋取功名利禄，也不是成为农民把自己局限在土地上满足于养家糊口，而是渴望与“道”结合，独往独来，成为一个远离社会现实、处境独特、精神独立的新阶层。普列汉诺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称作是“哲学思想所作出的一种最辉煌的发现。”[12]
庄子之所以把“工匠”作为自由的化身塑造，就在于庄子理解的自我是不受人的形体的变化影响的不随事物游走的体现“道”的精神实体。这种人甚至天塌下来，地陷下去，也不会有失落感。《逍遥游》认为一般人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这个“形体我”在起作用，庄子话语体系中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就是他认为的理想人格的最好表现。这三类人其实都是一种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存在，也不在乎别人的毁誉，因此，精神是完全自由的。任继愈认为：“庄子描绘的这种圣人，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虚构的精神世界里。”[13]正因为庄子话语体系中的这类人都是幻想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只能存在庄子的头脑里，所以，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样看来这个评价的确是切中时弊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认为让个人和社会能够文明起来，让自我能够恢复自由自在本性的不是庄子指出的让社会退回到古朴的原始社会，保持所谓的“人的天性和本性”，而是要铲除造成扭曲和歪曲“人的天性和本性”的社会现象的所有制根源。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14]607。所以，只有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赖以存在的私有制基础，社会和人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我不是我、我不能占有我自己是马克思和庄子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共同认识，但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分析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不同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要把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力作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关键，庄子认为要把社会生产力退回到原始社会或者生产力不要发展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关键。庄子把人的自由解放看成是独立在社会发展之外才能实现，强调自由意志的无限支配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存在独立社会生活之外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不可能从自我本身获得自由的能力，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借助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内涵。个人自由意志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人越是先进阶级的自觉的革命家、积极分子，他就越有能力成为自由意志的人。庄子话语体系中具有高度自由意志的那些所谓“至人”“圣人”“神人”虽然都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都不过是庄子主观臆想出来的不具备现实性的人。这些人偶然的存在于庄子的头脑里，而不能必然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因为，偶然性指一个事物能够存在或者不存在，能够这样存在或者那样存在，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存在或者不在这个时间段存在，完全由不得自己，只能依靠外在的力量。我们说这样的人不能必然性存在，是因为必然性是一定要发生的，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和互相联系的关系决定的。恩格斯认为必然性是科学的前提。所以，庄子幻想出来的这类人不可能有实现自我的必然性，只能具有在庄子那个时代被庄子幻想出来的偶然性。
三、庄子的“劳动工具”是其生产力批判思想的立论之基
学生要提高自我约束的能力。[4]高职院校管理相对高中较为松散，而学生的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容易导致整体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风气差。因此，学校要加强管理，学生要强化自我约束意识，加强纪律观念，时刻铭记校风校纪，并以校风校纪约束自己。
另外，为有效满足样品pH值测定准确性要求， 目前“三点校正技术”，“五点校正技术”[3]已经使用，其原理还是两点校准形式，仅是校准点数量增多，对于检测仪的精准度提升有一定好处。但由于单片机的负荷增加，降低了运转效率，用户必须提供多类标准溶液开展校准工作，校准速度变慢[4]。
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把先天自由摆在人的核心位置，所以，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把生产力中的这个人作为掌握高超生产技术、熟练掌握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工匠”来描绘。但是，庄子不是要借助“工匠”说明劳动工具与人结合的重要性，也不是为了关心生产工具的发展，而是为了说明人的自由自在的本性天性的重要性。所以，这些经过美化的“工匠”与劳动工具的结合又让庄子陷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这些劳动工具的广泛使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指出：作为提高劳动效率、节省劳动时间的更先进、更便捷的劳动工具在生产中的广泛使用，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带来更多的发明创造。劳动工具的发展进步，被马克思称之为社会发展的“支点和刺激”[15]。恩格斯也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6]庄子生活时代的劳动工具的发展进步说明了奴隶社会正在急速向封建社会转变，封建社会的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
基于转移系数和换流站—支路灵敏度系数将故障后支路潮流表示为故障前相关参数的线性关系，实现了故障前、故障后、换流站快速调节三个过程的统一。通过对上述模型的求解，保证了故障前的最优运行状态是充分考虑了VSC换流站调节能力的最优解，其计算结果与PSCOPF相比具有更好的经济性。
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实现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是离不开劳动工具的发展和改进的。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看，劳动工具发展和改进，原本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高兴的事情。因为劳动工具作为生产力中的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载体，不仅仅是每一个时代划分的重要标志，而且是每一个时代比前一个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劳动工具的进步，不仅仅是制造业的进步，更是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进步，是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的结果。青铜器的广泛使用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铁器的广泛使用是封建社会的标志，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社会。”[17]
庄子对劳动工具的进步引起的社会进步，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庄子的理由有如下三个：
第一，庄子认为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变革伤害了物的本性。他认为犁锄伤害了土的本性，斧头、锯子、锥子和凿子伤害了木头的本性。庄子认为百年老树，做成酒杯，与扔在沟里的断木是一样的结果，都使它们失去木头的本性。庄子把这个观点用来认识人类社会，得到的结论与认识物性是一样的，这就是不论是仁义之人的曾参、史鱼还是强盗之人跖，都失去人的本性。庄子指出：“跖与曾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6]287庄子进一步认为由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那些分别君臣的等级森严的礼法，那些分别君子与小人的道德规范都是残生损性的行为，令人厌恶。庄子指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6]187
对于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庄子当然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庄子在他的作品中提到的“大冶铸金”[6]182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那时候，按照庄子的说法，冶金工匠已经可以很熟练地用铁铸造金属器物，铁器的金属制造业呈现兴旺景象。不过，庄子并不是借此歌颂社会进步，而是借此来说明“道”的原理就是把天地当作冶炼的大熔炉，把造化当作大铸工。在庄子的著作中提及的与冶铁有关的劳动工具包括两类：一类是用于农业生产的耒耨、铫耨、桔槁。耒耨指耕地的犁和锄地的锄，铫耨分别指锄地的大锄头和小锄头，桔槁指灌溉田地的取水工具。《管子》一书就曾经提到“耕者必有一耒一铝一铫”。由此可见，铁器当时已经广泛在农业中使用。
第二，庄子认为劳动工具的发展促进了人的技巧能力的发展，带来人的狡诈和不诚实。庄子指出：“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心中，则纯白不备。”[6]99庄子反对劳动工具的进步就是担心人们通过使用劳动工具变得更有技巧，更有方法。如果被这种需要技巧、方法掌握的机械所麻痹和蒙蔽，人就会失去纯洁的初心。庄子认为人类没有能力处理好“机事”与“机心”的关系。
第三，劳动工具的进步，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的进行，这个结果就是人们日益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庄子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见利而忘其真。”[6]99庄子认为人们如果注意和追求自我的利益，就会使人的原本纯洁的真心丧失。庄子借陶人、木匠之口批判了生产工具的发展是对物的本性的极大摧残。
庄子反对劳动工具进步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源于他的“道”第一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导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和实践论。在庄子看来，“道”是万事万物、大千世界的始祖，是“得其所一而同焉”的“物无贵贱”的一致性。所以，从“道”的观点来看，不仅人和人是平等的，而且人和物也是平等的。从经验的角度看，生与死、大与小、贵与贱、古与今、美与丑都是可以看见的事实，但是，从“道”的角度看，这些表面存在差异的东西就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样的。庄子认为以天为贵，以人为贱都是不对的，因为从“道”的观点看，天和人都是“道”所生，不存在谁贵谁贱，互相之间也不存在谁能够把谁战胜的问题。这是典型地抹杀了人性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人性论思想。
庄子反对劳动工具进步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源于他要用“道”来引领人生，使人能够“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18]的思想。关于“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含义，庄子以伯乐和马的关系进行，做出浅显易懂的说明。伯乐给原本自由自在的马钉上铁钉，加上绳套，极大限制和妨碍了马的天性，让马不能正常吃喝造成马的大量死亡。这就像那烧窑的工匠，要圆就用规，要方就用矩，严重损害了土的本性。也像那制作木器的木匠，要木曲就用钩，要木直就用绳，严重伤害了木的本性。由此可见，庄子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的含义就是庄子对“织而衣，耕而食，愚而朴”的自给自足的悠闲自乐的生活的隐喻。庄子认为改变这种生活的任何企图、任何行为，不论其初衷如何，都是对人和物的天性的伤害，都是不可取的错误表现。恩格斯明确指出：人类与自然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这个一致性并没有掩盖人类与自然界的不一致性，这就是“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129庄子注意了人与大自然一致性的一面，忽视了人与大自然的不一致的一面。“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是不是能够成为现实性不是一个通过理论阐述和情感寄托就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通过实践才能够找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列宁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才能运动。”[19]离开实践，人类的主观活动就会导致错误和偏离真理。庄子离开实践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就是把社会看作是不变化的现实。
庄子不以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为人的生存立命的根本，而以“道”的精神实体作为人的生存立命的根本，是想引导社会和人由工具本位向人本位复归，再进一步向“道”本位复归。庄子以“善在自得”“独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表达人的行为完全可以不依赖劳动工具而获得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是对这种渴望复归的表现。事实上，以这种离开劳动工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来谈人的平等性不过是一种超验的精神活动和脱离现实的行为活动。
结 语
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科学技术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原因。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是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和人的结合这个最为本质的原因。人这个生产力的要素一旦与劳动工具结合，就成为劳动生产力。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就是劳动生产力的进步，因为在人与劳动工具结合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社会就可以生产更多的人必需的生活资料，进一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东西在衰败和死亡，新的东西在诞生和成长，先进的劳动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得到普及和推广。
尽管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存在认识论、反映论和实践论的错误，“道”的理念也体现了挥之不去的浓厚的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引发出来的有益思考，对今天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无有益启发和影响。
第一，对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这样一个表现科学技术进步的因素要全面准确认识。劳动工具对人类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现代社会支撑劳动工具进步的理念是物我分离、人定胜天，这就容易导致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核心“道”倡导的是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现代社会流行的劳动工具主义倡导的物质主义恰好与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倡导的精神主义形成鲜明对立。劳动工具主义把工具主义变为物质至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机械发明的推动。庄子的生产力批判思想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精神至上主义，认为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动力源就是人自己，而不是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和科学技术。这对今天正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们来说，不能不说具有重要觉醒和震撼作用。向人投资，以人为本，对人进行教育和训练，让人民群众具有做人的尊严和人格至上正是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文明进步发展的关键。
第二，对生产力中的以物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要正确认识。庄子指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20]庄子生产力批判思想的这种“去中心主义”思想，就是要去掉生产力中的以物为中心，也要去掉以人为中心，是没有物和我本位的“道”本位。“道”在庄子那里虽然是一种包含万物、产生万物、体悟万物的物质和精神的源泉，但是，又是一种谁也不能占有、独霸和独享的人类共享资源。“道”对所有的生命一视同仁的，不分亲疏远近，一切生命都有发展、成长和繁荣的权力，都有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的独特价值。在“道”的框架里，生命的丰富和多样化的形态恰好是自我价值发展的根源，也是对其他生命形态存在和发展的贡献。所以，庄子的这个“道”的思想对我们在新时代坚持以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同时注重物与人、人与生态相结合的包容性、人道式的社会发展，不无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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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5-002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8XKS025)；甘肃政法学院重大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若干问题研究”(2017XZD07)。
作者简介： 马进(1958—)，男，回族，山西右玉人，博士，甘肃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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