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增长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要素论文,效率论文,能源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能源消耗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对中国更是如此。在中国的能源消耗中，工业生产中的能源消耗问题更值得关注，因为工业部门的能源使用量占到全社会能源消耗的50%以上，而工业生产的能源效率却不容乐观。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增长可以用三个特征来概括：一是“高速度、粗放式”。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建立在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特征明显。中国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重化工业特征逐渐凸现。根据《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从工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看，1998年以来中国工业出现了显著的重化工业化趋势。1998年至今，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轻工业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中，重化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三是能源消耗先降后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一直呈现连续下降趋势，但是自1999年以来，能源经济效益下滑，单位GDP能耗连续下降20年以后呈上升趋势。2000-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平均增长率高达9.90%，已经超过经济增长速度(9.5%)。能源消费和需求的急速增长造成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增长上述特征给经济社会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大事。而提高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是解决中国高能耗问题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关键。
能源自身并不能带来任何产出，能源必须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生产产品。因此，采用多投入模型才能正确衡量能源的效率。在能源效率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如Khazzoom(1980)、Samuels et al.(1984)、Richard(1999)、Boyd amd Pang(2000)、Hu and Wang(2006)、Hu and Kao(2007)以及Honma and Hu(2008)等。对于中国能源效率的研究，很多学者都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Hu and Wang，2006；史丹，2006；高振宇等，2006；金三林，2006；魏楚等，2007）。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能源效率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是对于中国工业增长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问题的研究却很鲜见。本文将构建考虑能源消耗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分析框架来考察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增长情况，同时采用Honma and Hu(2008)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问题，并进一步拓展这些研究的视野，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工业部门内部的能源效率领域。这一拓展对于依赖工业增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研究框架、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采用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框架和考虑能源消耗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Malmquist指数）分析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增长与全要素能源效率。
1.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的界定
在工业部门的生产中，能源和其他投入要素（如劳动和资本）一样必不可少，它们共同创造经济产出（如工业增加值）。全要素能源效率衡量的是在既定能源投入和其他投入（如劳动和资本要素）下，实际经济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的比例，或者是在给定产出条件下，能源消费能够减少的程度，由于这是在一个全要素(Total Factor)生产关系框架内探讨的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因此被称为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这与通常所说的能源生产率不同，能源生产率①只是从单一要素角度衡量了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它作为测度能源效率的指标具有很大局限性(Hu et al.,2006)。
2.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理念来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各个行业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这里效率的观念采用Farrell(1957)提出的概念，为了研究能源投入的全要素技术效率，我们的研究采取规模报酬不变(CRS)投入导向的DEA模型(Charnes，Cooper and Rhode，1978)，本文的工作在于对模型内部无效率值的分解方面。
DEA是用线性规划方法评价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s，DMUs)的相对效率(Coelli et al.,1998)。其目的是构建一条非参数包络生产前沿(Production Frontier)线，有效率的DMU位于生产前沿上，无效率的DMU处于生产前沿内部。如图1，该图表明了在数据包络分析中效率衡量的观念：图1中的每个点代表生产相同产出水平的投入组合，将产出水平单位化，包络线为SS′生产前沿（边界），C和D在包络线上，为有效率的生产点，而A和B在包络线的内部，是无效率的生产点，意味着同样的产出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和其他投入要素。
图1 规模报酬不变的DEA模型中的效率评估
现在我们来看A点和B点的无效率情况，A点和B点在边界上的有效参照点分别为C和B′，即A点的有效参照点为C而不是A′，即从A点到C点包括两部分无效率：一部分是射线冗余(Radial Slack)形成的，这部分冗余反映了A点的技术无效率；另一部分是非射线冗余(Non-radial Slack)形成的，这部分冗余反映了投入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无效率(Ferrier，Lovell，1990)，因此，从生产无效点A到生产有效点C的效率提升部分△AC为能源效率的浪费部分，其中△AC=△AA′+△A′C，△AA′和△A′C越大，意味着A点的能源效率越低，也就意味着生产中浪费的能源越多，那么所需要调整、减少的能源越多；如果能源投入不需要调整和减少，那么就意味着该DMU的能源投入已经处于最优生产边界上（如C点），此时，能源效率为1。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定义“能源节省目标”(EST)，“能源节省目标”为在保持产出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射线冗余与非射线冗余之和，即，
EST(i，t)=radialslack(i，t)+nonradialslck(i，t)
其中EST(i，t)代表第i个行业第t年的“能源节省目标”。根据能源效率与能源节省目标的关系，我们可以定义全要素能源效率(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TFEE)为：
其中TFEE(i，t)代表第i个行业第t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该指标能够从全要素的角度表征被观测行业能源过度消费（或能源无效率使用）的程度，本文通过构建这个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框架来计算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能够更全面深入地分析行业内能源使用情况。
3.考虑能源消耗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
本文将采用考虑多种能源消耗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来衡量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情况，即在工业部门生产函数中包含了能源投入要素。那么，考虑到多种能源投入的全要素框架下的工业部门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关于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由于该方法已经非常成熟，并被广泛应用，这里就不再赘述。②
4.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我国工业行业分为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个大类，煤炭采选业等40个中类，其中由于1997年以后的武器弹药制造业没有做单独统计，另外其他矿采选业、其他制造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数据统计在研究期间有缺失，因此剔除了这些行业。最终进入我们研究范围的行业包括了采掘业的5个行业、制造业的28个行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简称公用事业）2个行业，共35个行业③。由于我们分析的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间工业增长及能源效率问题，因此研究期间要尽可能跨度大，但是限于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及其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我们最早能够获得的可用数据到1994年，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因此，本文将研究期间定位在1994-2006年。
本文的投入变量包括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耗。其中资本投入项指标我们选择了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劳动项指标采用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能源消耗实际包括三种：煤炭、油品和电力，这三种能源又分别可以进一步细分。各行业由于行业特点不同，对每种能源的消费情况差异很大，为了便于各行业间做横向比较，我们采用各个行业经过折算后的总能耗指标（标准煤）。资本项指标和劳动项指标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7)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能源消耗数据来自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5-2007)；产出变量采用分行业工业增加值数据，由于2004年的工业增加值数据没有进行分行业统计，因此2004年被剔除。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7)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此外，所有的名义变量（如GDP和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都经过1994年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转换成了实际变量，以便于跨年度的数据比较。
三、实证结果分析
1.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生产力增长、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比较
根据前面考虑能源消耗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分析框架及1994-2006年的样本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生产力增长、技术进步指数（见图2），同时根据前面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计算出研究期间每一年的能源效率水平（见图3）。
图2 1995-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生产力增长及技术进步情况
注：在测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时，反映的是当年生产力与上一年生产力相比的变动情况，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数据，因此我们得出的结果从1995年开始。其中Tfpch代表以Malmquist生产力指数衡量的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变动指数,Tfpch＞1表示和上一年相比，全要素生产力水平提高，Tfpch＜1表示和上一年相比，全要素生产力水平下降；Techch代表技术变动指数，Techch＞1表示技术进步，Techch＜1表示技术进步出现负增长，即技术退步。
由图2可以看出，在1994-2006年期间，全要素生产力指数(Tfpch)和技术变动指数(Techch)绝大多数年份都大于1，这表示在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伴随着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和行业技术进步。只有在1998和1999年两年中，全要素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分别出现下降和退步现象④，除这两年以外，在其他年份中，全要素生产力提高的幅度有逐步增大的趋势⑤，技术进步也非常明显。这些都表明，总体上看，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不仅仅表现在量的增加⑥，而且表现在“质”的提升，即全要素生产力（考虑了资源消耗后）在不断提高，技术进步逐步加快。而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技术进步贡献的。
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生产力不断提高、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而且似乎与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表现不相称。由图3可以看出，中国工业部门在经济转型期间大多数年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值在0.5以下，这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存在50%以上的能源浪费，换句话说，中国工业部门如果能够实现理论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最高水平（TFEE=1，即能源消耗有效），那么中国工业部门可以节省50%以上的能源。对中国工业部门而言，这意味着一年可以节省近8.7亿吨标准煤（以2006年能耗水平计算）。
图3 1995-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趋势
以上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提高、技术进步表现与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形成强烈反差，这说明两个事实：一是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带来的，二是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这两个事实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行业技术进步导致的，行业技术进步在推动劳动和资本要素的生产率方面可能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对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影响不大，换句话说，旨在推动资本和劳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行业技术进步并不是节省能源型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节能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及使用其实并不普遍，这对中国节能降耗技术和设备推广的战略和政策指明了发展方向。
2.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技术效率变动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比较
根据1995-2006年12年期间的工业部门数据，我们计算并整理了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TFEE)与全要素技术效率(PTE)的平均值（见图4）。由图4发现：
图4 1995-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
(1)总体上看，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都比较低：各行业的总平均能源效率和技术效率最高都没有超过0.6和0.7，各年的总平均能源效率和技术效率仅为0.47和0.61。这意味着，总体上看，中国工业部门生产在能源利用和资源使用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这同时也表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无论是从能源使用，还是其他资源要素的使用，其使用效率状况都不容乐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工业增长（也意味着GDP增长）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为代价的。在世界性能源紧缺和资源成本不断上涨以及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显得更加急迫。
(2)比较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前者更低：全要素能源效率是从全要素的角度看能源的使用效率，全要素技术效率是从所有资源要素的角度看生产过程的技术效率。前者比后者低表明，中国工业部门对于能源的使用效率要低于对其他要素资源的使用效率。⑦即从所有资源要素使用看，工业部门对于能源的使用更加无效。从这一角度看，在当前以及未来能源紧张的情况下，为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3)在考察期间，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显示出相似的发展路径：二者在1995-2006年围绕0.5和0.6上下波动，1996-2003年，TFEE和PTE都表现不佳，和1996年相比，这一期间，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均有所恶化。在这一期间(1996-2003)，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实际GDP年均增长超过7.37%。而同一阶段，整个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年均增长5.4%。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是靠投资拉动的，靠资源和能源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没有转变。
3.工业部门人均增加值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U型曲线关系考察
Kuznets假说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强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根据该假说，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这种关系根植于Kuznets工业化模式，并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得到经验数据的验证。⑧为了检验这种关系在中国是否存在，我们将中国工业部门35个行业按照1995-2006年期间年人均工业增加值⑨的大小划分为五大类：低增加值行业（1.1-3.0万元／人年），较低增加值行业（3.0-4.5万元／人年），中等增加值行业（4.5-6.0万元／人年），较高增加值行业（6.0-7.5万元／人年），高增加值行业（7.5以上万元／人年）。对这五大类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值进行分析，会发现类似U型曲线关系存在（见图5）。这说明，中国工业部门中附加值越高的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越高。这个结论为提高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指出一个方向：通过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来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
图5 中国工业部门人均工业增加值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U型关系
4.工业部门结构调整与全要素能源效率
关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有学者(Uan S.W et al.,2004)基于美国的经验数据研究指出，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能够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效率；Rebecca and David(2005)的研究暗示着，和技术进步相比，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成为影响能源效率的主导要素。下面我们从考察期间全要素能源效率最低的10类行业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与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10类行业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来看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如图6所示。
图6 全要素能源效率最低和最高的10类行业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由图6可以看出，全要素能源效率排名后十位和前十位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占比此消彼长，大体上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二者并没有出现明显分化趋势：在考察期间的开始两年（1995年和1996年），低能源效率行业工业增加值占比要明显低于高能源效率行业的占比，但是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以高能耗为特征的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这些部门工业增加值在工业部门中的比重，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工业部门总体能源消耗强度，降低了工业部门总体能源效率。从1997年开始，除了2000年和2006年以外，在其他年份中，低能源效率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占比一直处于优势，这折射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重化工业化特征。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重化工和高耗能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最差。在35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排名中，转型期间历年能源效率表现最差的有七个行业，它们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H1)、造纸及纸制品业(H15)、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H1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H24)、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26)和金属制品业(H27)。我们把这七个行业1995-2006年期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技术效率表现做成图7。
图7 1995-2006年中国重化工和高耗能部门的TFEE、PTE与全部工业的比较
由图7看出，中国重化工和高耗能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值仅有1996年高于0.3，其他年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全部低于0.2；进一步，1997-2006年的期间内，全部低于0.1，这一期间全要素能源效率总平均值仅为0.079，中国重化工和高耗能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之低可见一斑。让人更为担忧的是，尽管中国政府早在“九五”规划期间就出台了“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但是自2001年以后，工业部门的能耗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同时高能耗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也没有多少改变。另外，从全要素技术效率看，这些部门的表现也不容乐观。在1995-2006年，中国重化工和高耗能部门的全要素技术效率总平均值仅为0.358，1997-2005年期间，这些部门全要素技术效率都低于0.4。可见，在中国重化工和高能耗部门中，能源的低效和全要素使用的低效率说明，这些行业的发展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靠资源驱动和能源大量消耗维持的增长模式必须要转变，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工业结构）来提高能源效率。
四、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增长与能源低效的原因考察
本文通过考察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增长和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表现，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即，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总体上是伴随着生产力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但是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一直比较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提升、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表现背道而驰，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提出提高能源效率的建议。
1.转型期间的改革与体制调整释放了生产力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极大地释放了在计划经济体系下被压抑多年的生产力。林毅夫等(1994)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由于在调整微观经营机制和放松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过去受压抑的部门的增长创造了资源条件。无论是微观经营机制的调整，还是资源配置制度的变革，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这些体制性变革与调整都为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创造了制度条件，这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核心力量。
2.能源价格机制扭曲是工业部门低能效的根本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煤、气、油、电等能源基本上都采取政府直接控制价格，这种能源定价机制是工业部门能耗高、能源效率低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对于能源价格的直接管制，而管制价格又长时期低于市场价格，这种扭曲的能源价格机制必然带来工业部门对能源的过度需求和低效率使用，因为其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换句话说，对于工业部门而言，它使用能源要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实际成本（管制价格）低于社会成本（市场价格），这必然会导致工业部门对能源的过度需求，这种过度需求带来的是与过度需求相适应的低效率。
3.多头分散的能源管理体制不利于能源效率的提高
中国目前的能源管理体制是管理职能分散，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宏观调控乏力，管理效率低下。这种能源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机构能够自始至终、权责一致地管理中国的能源事务。例如，煤、电、油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十来个部门。这种能源管理体制既不利于统筹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也不利于监管并促进提高耗能部门的能源使用效率，因为在这种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下很难监控耗能部门的总耗能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
4.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和片面发展观制约了能效的提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高能耗的问题，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十一五”规划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同时明确规定了万元GDP能耗降低20%的硬性指标。但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6年全年能耗仅下降1.2%，并没有完成当年的节能目标(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这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绩观”与片面发展观有很大关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不该上马的高耗能项目被“保护”、该关停转的高耗能、高污染项目也被“手下留情”，于是，降低能耗、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在政策具体推行过程中被打了很大折扣。在地方政府这种观念的驱使下，能源效率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以上因素不仅可以解释经济转型期间工业部门生产力提升、技术进步与能源效率表现背道而驰的现象，而且还可以解释全要素能源效率低于全要素技术效率的现象。后者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能源价格的扭曲在所有资源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中程度最大，另一方面还在于致力于提高劳动和技术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快于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进步。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各行业的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了考察，发现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增长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以下特征：一是经济转型期间，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总体上是伴随着生产力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但是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一直比较低；二是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的技术效率都比较低，二者相比，能源效率更低，显示出中国工业部门增长的粗放型特征，能源利用效率亟待提高；三是从行业人均工业增加值和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关系看，类似Kuznets曲线的关系存在。这表明，工业部门附加值越高，其能源效率越高；四是工业部门的结构变动与能源效率折射出中国工业化模式的重化工业化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中国工业增长的粗放式形态依旧没有改变、能源效率亟待提高。
进一步分析这些表面特征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我们发现，经济转型期的改革开放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这是工业部门生产力提升和技术进步的根本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转型期间的体制扭曲是导致低能源效率和低技术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如能源价格机制的扭曲、能源管理体制的多头与分散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和片面发展观都制约着工业部门能源效率的提升。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中国重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工业节能技术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根据以上分析和结论，我们认为，提高中国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改变政府垄断的定价方式。由于中国能源价格主要由政府定价，政府定价与市场价格的偏离扭曲了能源使用者对能源消费的真实成本，降低了能源使用效率。因此，在法律框架内逐步推进中国能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理顺能源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逐步与国际能源市场互接互补。同时，还应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体现能源所有者、使用者和公共环境保护者的权利和义务，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2)改革中国能源管理体制，加强节能机构和系统建设。要实现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近期来看，就必要加强节能机构和系统建设，成立高层节能工作协调机构，负责跨部门、跨地区节能降耗具体任务的协调和落实；长远来看，推进中国能源管理体制改革，成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部门是解决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低效率的根本之道。
(3)重新思考中国重化工业化发展模式，探索工业发展与降低能耗的新途径和新手段。通过政策导向、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高工业品附加值；通过政策激励与监管相结合，淘汰工业内部高能耗设备、推行并普及节能新技术；通过能源税和排污税等措施限制高耗能产业的扩张，鼓励高耗能产业通过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的能源效率。
(4)改革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将能耗与环境污染指标纳入考核。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地方政府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要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节能指标，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发展观，这有赖于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尤其是政府官员政绩评价体系的改革。
总之，转型时期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奇迹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性特征难以为继，提高工业部门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乃当务之急。中国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降耗目标以及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注释：
①关于能源生产率与能源效率的区分，请见魏楚等(2007)的探讨。
②感兴趣者参见庞瑞芝(2006)。
③为研究方便，我们以H为代号表示这些行业，这35个行业分别对应的代号为：H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H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H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H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H5非金属矿采选业、H6农副食品加工业、H7食品制造业、H8饮料制造业、H9烟草制品业、H10纺织业、H11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H12皮革、毛皮、羽（绒）毛及其制品业、H1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H14家具制造业、H15造纸及纸制品业、H16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H17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H18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H1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H20医药制造业、H21化学纤维制造业、H22橡胶制造业、H23塑料制造业、H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H25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26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27金属制品业、H28通用设备制造业、H29专用设备制造业、H30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H3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H3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H33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H34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H35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④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两年生产力下降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下降导致，纯技术效率表示采用既定投入生产最大产出的技术能力，技术效率下降可能是由于1997和1998年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实体经济部门的产出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所致。
⑤只有在2006年生产力提高幅度骤然下降，这与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加速（尤其是投资增速非常高）有关，工业部门增长的粗放性逐步积累，到2006年表现出生产力提高幅度明显下降。
⑥1994-2006年，中国工业部门增加值的平均增速达到近15%。
⑦这也印证了前面的结论，即中国工业部门其他要素的利用效率要高于能源使用效率。
⑧Janicke考察国别样本数据发现，能源强度在经过一个峰值平台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趋于下降；Galli运用1973-1990年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分析表明，能源强度随收入水平上升呈现一种倒U型关系。Judson、Schmalensee and Stoker、Medlock and Soligo也得到类似结论。
⑨人均工业增加值经过GDP平减因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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