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戴名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1)02-0086-04
戴名世：（1653-1714年），字田有，又字褐夫，江南桐城人。晚年曾卜宅于桐城之南山，故世称南山先生。少即有文名，且喜交结名士，与方苞、刘岩、万斯同等均有来往。青年时因鄙薄八股取仕，遂不应科举、以课徒束修自存。至50岁以后方入科场猎取功名。53岁得中举人，57岁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其著作《南山集》因语涉“狂悖”遭毁、他本人也被捕入狱，时隔两年便伏法而死，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终年61岁。
戴名世虽以文学出名，但于史学也志趣甚高，平生以修撰明史为己任、惜未如愿。甚至他流传于世的史学文章也不多，但范围较广，举凡所记商贾、方伎、官吏、医家、星象、烈妇、逸民等，为数众多，因而颇具史书规模。其代表性史著有《史论》、《孓遗录》、《崇祯甲申保定城守纪略》、《弘光乙酉杨州城守纪略》等。其史学思想散见于这些篇章之中，撮其要者，列为如下几点。
一、治史要有严谨的态度
戴名世认为，史学是古今大事，承担着“明天下之治道”的神圣职责，因而丝毫不能马虎，他在给刘大山的信中，提到修史要，“藏入名山，洗涤心神、餐吸沆瀣，息屡屏气，久之乃敢发凡起例，次第命笔。”[1](P11)（《戴名世集》卷一，以下简称（戴》）。只有这样才能摒弃杂念，专心于史，而要写出“上下古今，贯穿驰骋，以成一家之言”[1](P59)（《戴》卷三，初集原序）的史学巨著，严谨的治史态度更是必不可少。
在戴名世看来：“严谨”的治史态度的形成，有赖于广博的学问和公允的持论。
学问来源于积累。戴名世平生以明史自任，所以他在日常生活中特别留意前朝史事，并广泛搜求明代遗留的书籍，以充实自己，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临终前，还感叹自己“所购未备，不敢聊且命笔”。[1](P293)（《戴》卷十一，乙辛北行日记）他还把游历作为增广见闻，丰富知识的重要手段，在他短暂的宦途中，其足迹曾遍历江、浙、淮、泗一带，对沿途风土习俗，轶闻故事多有记载。此外，戴名世还对前代史籍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其中之成败得失作了大量的分析和解剖，为自己积累修史的知识和经验。他对魏晋以来义类尽失，藻绘饰非的史学风格给予了严历的批判，认为这都是作者学问不渊博造成的。
要作到持论公允，他认为必须克服两个弊端：一是众手成书，一是帝王干预修史。
戴名世对唐宋以来的众手修史制度深恶痛绝，他认为这种方法“分编共纂，人人而可以为之，一人去又一人来，往往一书未成，而已经数十百人之手”，是“众拙工共治一器，众懦夫共治一军。[1]（《戴》卷十四、史论）众手修史在提高成书速度的同时，往往形成一人数传，同人异评等现象，戴名世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戴名世还对帝王干预修史颇有微词，认为这样容易导致“史者，私也”，的现象。他把史书难作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上之所重而已矣”。因为“上之所重在经学，则通经者出，上之所重在史学，则天下良史者出。”[1](P403)（《戴》卷十四、史论），由于帝王的干预，修史之人难有主见，持论自然难以公允。而要克服这一缺点。则必须“离势，毁囿，销怨”[1](P435)（《戴》附录二、古史诗铖），即摆脱帝王的干预，抛弃一已之私，心平气和，实事实是。他甚至提出修史需弃尘离欲，岩居川观，为逸民以终老、借以摆脱外界形形色色的干挠，可见其对严谨修史态度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二、治史要有卓越的史才
戴名世继承了唐人刘知几关于为史须德，才，识兼备的思想。他对“史才”一说则更有发挥之处。他认为；是否具备为史之才，应通过以下几点加以查验。
(1)能否正确对待国史和野史
戴名世把历来史籍归为国史和野史两类，并指出国史出于御用官员，故叙述中夸张和隐讳之处甚多。而野史则因其作者或囿于所闻，或因个人之好恶，往往辞难尽意。这样，两种史籍便经常出现一事而记载不同，一人却褒贬不一的弊端。故此，如何签别史料之真伪，便是考察学者才识的重要环节。戴名世提出了自己的辨别方法；即不应简单的看持某种观点的人数的多少，而应首先观察作史之人的品德，其次必须“综其始终，核其本末，旁参互证，而固可以得其十·八九矣”。[1](P404)（《戴》卷十四、史论）这种辩别史料方法，明显存在缺陷。特别是以品德之高下，品史实之真伪，极显牵强，但他主张通过严格考证以寻找真实史料之手段，开了清乾嘉考据史学的先河，是值得肯定的。
(2)能否客观全面的评价历史人物
历史人物都具有双重性。因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全面、客观。戴名世引用孔子：“众好之、必察焉”[2](P77)（《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教诲，认为对每一位历史人物都必须深入，全面地考察，将其善恶两面同时给予记载，以求客观公正，且不可人云亦云。
戴名世提倡不避讳，不隐恶的写史手法，是古代正直史家毕生追求的一种理想。他批评传统史学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恶习，认为“自古以来诸家之史不能皆得而无失”[1](P404)（《戴》卷十四、史论）都是因为作者未能客观，公正的评价人物而造成的恶果。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戴名世看来，应作到两点：一方面不能对古人求全责备，因为超越时代的要求是对古人的苛求。另一方面应“虚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论之。”[1](P405)（《戴》卷十四、史论）方能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3)能否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
戴名世沿用了宋人曾巩的看法，认为良史“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1](P404)（《戴》卷十四、史论）要作到这一点，在戴名世看来，作史者“必有天下之才”。而这样的人物十分罕见。他经过甄别，在历代参加修史的成千上万的人物中，认为只有司马迁，班固和欧阳修三人可算作是天下之才，因而他们的史著为后世所广泛仿效。但三人同时又有不足。司马迁的特点在于是非颠倒，采摭谬乱，尽管他智虽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虽足以发难显之情，但其“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即是说司马迁尽管叙事有法，文笔生动，但他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明显认识不足。而班固、欧阳修与司马迁相比，则更等而下之。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戴名世作《范增论》一文，认为“定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大势，而后可以决天下之治乱，而天下之治乱，势为之也。”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其本身的规律。人事兴潜，王朝更换都是由这个规律来决定的。他批评司马迁认为项羽失败是“背关怀楚”[3](P47)（《史记》卷七、项羽本记）的观点，指出项羽失败源于立义帝、封建诸王，是不明于天下之大势。戴名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能注意到楚汉之际的历史潮流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指出项羽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必然失败的结局。所见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的。
三、治史必须有正确的伦理道德
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家，对史学本身具备的伦理功能十分重视。《淮南子·要略》言：“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即史书应反映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寻求天人之间的联系，这就将史学的功能和具备的伦理作了简要概括。《史通》对史学伦理也提出了“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的要求。戴名世所提倡的史学伦理，既包含以上要素，又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史学应提倡秉笔直书
戴名世把史学作为“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的工具，认为圣人之道之所以久而不绝，“惟有史以维之也”[1](P405)（《戴》卷十四、史论）史学既然肩负着如此重要的职责，因而必须真实。故此，他对春秋以来直书史事的史官极尽赞美之词，而对史书中的曲笔之处大加鞑伐，给予无情的揭露。在他的文章中，为追求真买，甚至不畏忌讳，直书当朝史事，在《王养正传》中，他赞扬饮泣誓师，坚城拒守，被执不屈，宁死不降的明朝抗清县令王养正，对降清明将金声桓则给予无情的嘲笑。在《弘光乙酉城守纪略》中，开篇便写道“弘光乙酉”，把被清政府宣布为非法的南明朝廷视为正朔，这是需要勇气和献身精神的。在《光给谏传》中，他推翻了加在光时亨身上的种种不实不词，给这位力主抗清的南明大臣以应有的评价。他还敢揭露清统治者在镇压人民起义中的血腥屠杀和其它反动政策，对汉族人民的反雉发斗争记载尤详，这等于是公开自己对清朝这些反动政策的不满。他还将这些文字收入《南山集》中，刊发行世使其广为流传。
戴名世最终因这些文字被御史赵申乔参劾，以语涉“狂悖”而被康熙处死。就某种情况而言；他并非死于文学，而是为追求真实史学以致抱道杵时，慷慨赴难的。
(2)史学应褒扬忠节孝义
以史书来鼓吹忠节孝义，是传统史学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在戴名世的文集中，为国家而死，为朝廷存义，为夫君守节是其重点记述的对象。在其所作的五十八篇传中，烈妇传即占据二十篇，为古来文集之所罕见。语多涉及妇女为夫守节，甚至为国赴难的事迹。
为妇女立传，最早始于汉代刘向，当时称列女，多记妇女才能超卓，学识渊博者。自范晔《后汉书》增烈女传后，为妇女立传便入于正史之中，其事也由记妇女才行学识转为专记为夫守节，其思想性有较大退步，但却成为以后正史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鼓吹节义，维护夫权统治的重要手段。戴名世以明史为己任，在其平时的史料积累中必然留意于此。
此外，他还选择了许多明清交替之际的人物，为其立传。那些忠君爱国，国破身死，不仕新朝的人物，往往是他的心仪。他赞扬这些志士仁人，脱然于死生之间，“非不知事之不可为也，事不成而姑以尽吾心，事终不成而又不敢爱吾死。”[1](P31)（《戴》卷四，金正希稿序）赞扬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舍身取义精神。
与此相反，他对那些见风使舵，易服变节之人，往往给于不遗余力的批判。在《窦成传》中，他痛斥那些为同贼所用的建牙大吏，认为国家之败亡，不独亡于群盗，这些助贼为虐的官员也难逃干系。在《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一文中，他攻击晚明以风节自翊而后又纷纷归降清朝的东林，复社党人“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小人，又何足诛哉。”表达了他无比的愤恨和鄙视。
(3)史学应爱憎分明
在崇尚忠义的伦理观的指导下，戴名世认为作史应爱憎分明。他甚至把爱憎作为史学伦理的沿伸，给予了高度重视。
刘勰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词畅。”[4](P183)（《文心雕龙》直解、情采第三十一）感情是行文之根本。在戴名世所作的人物传记中，几乎每篇都立一赞，其中很多笔墨都直抒胸臆，毫无掩饰的倾诉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或赞颂，或批判，甚或鞭达，直接的表白了自己的爱憎之情。他对贪官污吏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对尽忠全孝的清官廉吏则赞美有加。这些文章，读来颇觉酣畅淋漓，荡气回肠。
在《金正希稿序》中，他对慷慨任事，身赴国难的金正希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面对强敌“声情壮气，不可遏抑”的大无畏精神，把排剂他的当朝权要斥为群小。对当时朝廷弃置贤才，重用非人大表遗憾，指出其灭亡：“岂足异哉！”在《杨维岳传》中，作者对其国灭君亡，不食而死的殉节行为大为赞赏，一再慨叹“遭时乱亡，士之自立，可不慎哉”。他对以语词尖刻，爱憎分明而著称的《新五代史》极为推崇，称其为“专家之学”。甚至认为没有欧阳修的才能，便不要去作史。
戴名世主张修史要爱憎分明，并把所爱圈定在为夫守节，为国尽忠的狭隘范围内，把所恨限定在易服变节的框架中。这表明了他难以超越封建伦理的蕃篱，给史学的伦理功能并未赋于多少新的内容。
四、结束语
戴名世的史学思想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欠缺。评价他的思想一定要立足史实，认真论证。有人认为：戴名世是一个有气节的进步文人，他的思想充满了民族大义。极端仇视满清统治者。甚至认为他主张复仇，歌颂并企图恢复明室江山。[5](P5)（《戴名世论》）并将此作为评价戴名世思想的基础，笔者认为；这种说法颇值得推敲。
首先，戴名世并非明室遗老，遗少，他和朱明王朝之间缺乏历史渊源。这一点在近人朱太忙的《戴南山集》序中论述甚悉，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以戴名世鄙视八股取仕便认为他仇恨清朝，此说更难服人。八股取仕起于明代，戴氏何以独仇清之八股？再说戴氏既仇八股，何以仍以此为敲门砖以进，服官列朝，授职翰林。如此言行不一，岂能算作有“气节”？
再者，以戴名世对清初社会现实的批判，定为他仇满反清的理由，更属荒谬。因为对现实的批判在清初下层文人的著作中所在多有，如清初“畸土”陈确便是其一[6](P78)（《简评陈确的丧葬观》），桐城派祖师，戴名世的好友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尚对清政府统治下之一隅的监狱之黑暗有所揭露和控诉，难道就说方苞仇满反清吗？
在笔者看来，对戴名世的所作所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名世作为一个贫穷但正直的文人，其毕生都在追求一种真实，写真实的史书，反映真实的社会现状，并因此触犯文网，身败名裂。如此而已。！
收稿日期：2001-03-20
标签：戴名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