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重新认识多边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构建和谐论文,世界论文,平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4-0010-05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双边外交为主，多边外交在我国的外交棋盘上的地位十分有限。这是历史形成的。
建国之初，毛主席提出外交要“另起炉灶”，这是当时革命形势所决定的，这样做也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外交而言，无论是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都有一个从头做起、不断学习、实践提高的过程。由于双边外交的实践多，我们对于双边外交的认识是比较深的。然而，关于多边外交，特别是联合国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够通过文件、报刊来了解，缺乏实践。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外交部里虽设有国际司，但国际司是外交部各司当中最清闲的司。
联大通过的2758号决议对于我国的多边外交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记得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后，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联合国里去，当时外交部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联合国为美苏两霸所控制，两霸的争夺使得联合国无所作为，进去意思不大，尽管联大通过了决议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但我不一定重返联合国；另一种意见则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回去，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进行了长期斗争。尽管联合国作用有限，但如果我们不去，广大发展中国家会非常失望。毛主席、周总理采纳了第二种意见，因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上最辉煌的成果，不去显然是不对的。
回顾自1971年联大通过恢复我合法席位的决议以来到现在我国的多边外交，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局部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二、多边外交政策大调整，全面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三、积极进取，开展多边外交，为构建和谐世界而努力。
局部参加联合国的活动
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我本人有幸成为首批赴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代表团是于1971年11月9日离京赴纽约的，出发之前，周恩来总理两次接见代表团人员。第一次会见是在11月初。那天总理很高兴，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从团长乔冠华到代表团的司机和厨师都参加了。总理把代表团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个个点名站起来。那天晚上，总理还破例在中南海请我们吃了一顿面条。“文革”期间，对请客吃饭有严格的规定，连总理也不能请我们吃饭，只能吃一顿面条。总理和我们一起吃面条，我们感到很光荣。
记得在点完名之后，乔冠华团长讲了一段话，他当时穿了一件中式长衫，很潇洒，可他却对总理说，对联合国情况不了解，率团出席联大，心里没有底。总理针对乔冠华这番讲话，指出：临事而惧是好的，临事而惧就不会掉以轻心，就会去认真地学习，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问题的各个方面，多谋善断，就一定能够处理好面临的复杂问题。总理这番话对代表团来讲，是十分重要的指示。
1971年11月8日，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毛主席接见后，周恩来总理在深夜接见了代表团的外交官，我也参加了。总理介绍了国内情况，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毛主席的两句话给我们的印象很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纽约、去美帝国主义心脏地带，在当时被视为是虎穴。
乔冠华团长所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1971年11月11日抵达纽约，受到联合国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举行了专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会议，有57个国家的代表发言。中国代表团受到如此热烈、隆重的欢迎，我们都很高兴。
联合国机构庞杂，会议众多，到底哪些会议我们要参加，哪些会议不参加，这是代表团抵达纽约后讨论最多的问题。当时确定的原则是，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大会下属的7个主要委员会我们要参加；至于其他的委员会，则要区别对待。当时的一条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即要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根据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我们参加了非殖民化委员会(即24国委员会)。后来又参加了海底委员会，因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起的要求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斗争是国际上一场令人瞩目的斗争。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恢复前，《人民日报》就已发表文章，支持拉美国家正义要求，因为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的。
至于联合国其他的活动，如人权委员会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等，我们则毫无兴趣。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西方世界的人权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参加进去，问题讲不清楚，没意思。
维和行动则同我们一贯主张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抵触。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费划入联合国的预算之内，会员国在缴纳会费的时候也要按缴纳会费的比例承担维和行动的费用。我们则认为，这与我一贯坚持的原则相左，所以我们不仅不参与维和行动，而且拒绝支付维和行动中国所应负担的份额。在安理会通过决议延长维和行动的期限时，中国代表团往往是不参与，表决时“不参加投票”。“不参加投票”是我们返回联合国后的一项“创造”。联合国的投票方式是“赞成”、“反对”或“弃权”，我们从当时所维护的原则出发，认为对维和行动这样的事情，甚至弃权也不好，不如干脆不参加投票，而且在决议通过后，发表讲话，阐明我对维和行动的立场，表示不参加投票。这样一来，久而久之，我长期不支付维和行动应付的款项，到款项积累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就可能影响我在联合国的投票权。为此，联合国大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允许中国不支付维和行动的款项，但在缴纳会费后仍可享有投票权利。这是联合国对中国人的照顾，因为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政治上看，要剥夺中国的投票权利是行不通的。这一点，美国和苏联也接受了。
对于联合国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因为当时我们奉行的是计划经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推行的是市场经济，我们认为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开始对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活动我们都没有参加。我们中国人当时对于自己“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十分自豪。因此，对于联合国范围内向我国提供的无偿援助可以接受，贷款则统统不接受。
我们对于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也是逐步参加的。譬如，对于意识形态牵涉不多的，如卫生组织、气象组织，我们参加较早；而对于意识形态牵涉比较多的，如劳工组织，我们参加得就比较晚一点。
1975年，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根据国内的指示，总结我们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几年的工作，团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大体上得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1.联合国是讲坛，这个讲坛的作用很重要，因为你在这里讲，世界听得见；你在北京讲，世界不一定听得见。
2.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反种族主义、反霸的斗争。
3.在联合国内要贯彻反两霸、侧重打击苏修的方针。
4.对联合国内与我原则不符的、相抵触的东西，如人权、维和，我将继续采取超脱的态度。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决定我们当时对于联合国的方针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第一，我们总的外交政策。当时外交工作的主线是反两霸，侧重反对苏修。
第二，在当时环境下，我们的外交政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
第三，中国参与联合国活动毕竟时间短，对于多边外交、对于联合国作用的认识还比较肤浅。
第四，中国的经济当时是封闭的，对外无所求。
这个阶段，我国对多边外交的方针大体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
对多边外交政策的大调整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一个转折性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巨大。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的多边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全面介入联合国的工作。当然，我国多边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循序渐进的。这个阶段大约历时20年，从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首先，我们逐步参加了联合国系统的各个组织，直到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告一段落。
关于关贸总协定(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在1986年7月10日，由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钱嘉东大使致函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敦克尔，要求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我们到2001年12月11日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过了长达15年零5个月的谈判，创造了一个国家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时间最长的纪录。
其实，我们自己错过了一个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绝好机会。1971年底，关贸总协定举行大会，为贯彻联大2758号决议，专门通过了驱蒋和恢复我国合法权益的决议。我们当时如果想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只需由我们的外长致函关贸总协定总干事，我们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就恢复了。当中国媒体报道关贸总协定大会的这条决议的时候，周总理看到了，总理感到关贸总协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错，当即指示外贸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可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外贸部被精简，干部下放，没剩下几个人。由于总理有指示，就找了外贸部研究所的几个专家一起研究，研究后提出的意见是：关贸总协定搞的是市场经济，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我们不必着急，待对方找到门上时再议。就这样，中国错过了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大好机会。
1971年11月11日我们抵达纽约之后，乔冠华团长曾去医院看望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吴丹把联合国的工作概括为三个“D”，即Decolonization(非殖民化)、Disarmament(裁军)和Development(发展)。我们当时对于非殖民化和发展是坚决支持的，对裁军则有很大的保留，特别是对当时国际上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可以把裁军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我们对此颇不以为然。我记得，乔冠华团长在联大发言时，讥讽说这是“画饼充饥”、“索我于枯鱼之肆”。
《核不扩散条约》是1968年由美、英、苏三国签订的，后来为联合国所接受。当时，我们对于这个条约持严厉批评态度，认为是美苏为维护核垄断而订立的条约，而且要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打破核垄断。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非是有核武器的国家越多越好，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将会增加国际局势动荡的因素。所以，我们在1991年调整了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政策。在1991年9月意大利总理安德雷奥蒂访华期间，我们宣布，决定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实事求是地看，《核不扩散条约》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而《核不扩散条约》也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之后，我们积极参加了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包括后来谈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我是1996年1月抵达日内瓦的，当时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谈判CTBT。这项工作，当时是由沙祖康大使领导的，他干得很出色，中国为CTBT的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自90年代初以来也大幅度调整了政策，从不参加到积极参加。联合国目前仍在进行的有18项维和活动，而截至2005年10月，中国先后对14项维和行动派出3625人次的维和军事人员，现在仍有800余名官兵在外维和。在目前进行的由安理会直接领导的维和行动中，中国是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兵最多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会对我国的多边外交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是因为时代变了，时代已经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变化。
第二，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改革开放使中国打破了封闭的状况，对世界的了解加深。我们的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我们参加各种全球性的经济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在这一股动力的推动下完成的。
第三，逐步摆脱了长期束缚我国多边外交活动的一些框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深化了对联合国以及多边外交的认识。
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
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郑重地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胡锦涛主席指出：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这番讲话，文字不长，但意义重大，考虑到了世界在两极格局解体后正处在向新格局过渡时期的特点；考虑到了国际上正在出现的一些大趋势；考虑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需要。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他作为苏联国家总统使命的结束，苏联解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这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历史告诉我们，在世界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多边外交是至关重要的。回想一下，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都是多边外交的产物。在两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也举行了多次多边会晤，有苏、美、英首脑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会晤。二次大战所形成的两极格局，反映了二次大战的结果，因此这个格局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稳定下来的。然而，20世纪末两极格局的解体不是通过战争方式而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这就决定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时间会很长。而多边外交在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的作用会进一步上升。今天，我国主要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中，多边外交占了很大一部分，就反映了这一趋向。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大约也就是6次；然而，2005年一年，中国领导人出席多边外交活动多达13次，一年内出席多边外交活动的次数就相当于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间的两倍以上。
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大的趋势，即双边难题多边解决。
以法德为例。法国和德国自公元814年查理曼大帝去世后，双方就开始交恶。有人统计过，在此后1000多年中，双方打了200多次战争。其中较大规模战争打了23次，平均50年打一仗。对双方造成损失最大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法德之间仇恨不可谓不深。然而，在1945年前后，法德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法德如何不再战。历史上法德之间签过无数次和约，最后都被破坏了。和约不可靠，究竟怎么办？打仗需要煤炭，需要钢铁。如果法德之间在煤炭、钢铁领域搞联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仗就很难打起来了。这是一个大胆、富有远见的构想。1951年，西欧六国即以法德为核心，加上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建立了煤钢共同体。此后，煤钢共同体运行得很好，给各方带来了很多利益和好处。这就促使六国想继续往前走。于是，在1957年，六国又签署了《罗马条约》，决定除煤钢共同体外，再建立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这就是后来国际上称为的“欧洲共同市场”。欧洲三个共同体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困难、有矛盾，但最终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所以欧共体不断往前发展，从6国发展到9国(英国、爱尔兰、丹麦加入)，从9国到12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加入)，然后从12国到15国(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2004年5月1日，又有10国(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加入。1993年，欧共体发展为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1年12月11日通过，1992年2月7日正式签署，1993年11月1日生效)。2001年欧盟12国决定实行共同货币。2002年1月1日，欧元作为欧盟共同货币进入流通领域。
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打仗最多的地方。然而，由于欧洲的政治家们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理念，从经济着手建立了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由此逐步走上了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今天法德等国之间的战争再也打不起来了，双边关系中延续了上千年的难题通过多边机制获得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创造，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这股大趋势今天还在继续。比如朝鲜核问题。朝鲜核问题主要是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事，然而却出现了从三方会谈演变为六方会谈的机制。伊朗核问题也主要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但却逐渐出现了“5+1”的机制，即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的机制。此类事例还很多。
多边外交重要性上升，这也是世界民主化和法制化的需要。一个国家要进步，需要民主和法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如此之快，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世界要发展、要进步，也需要民主和法治，这就是中国政府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全世界都听一个国家的，这不是什么民主。民主意味着世界各国，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发言权。世界上的事要大家商量来解决，而不是一家说了算。法制化则是指大家参与进来制订游戏规则，定完规则大家来遵守，这就是法治。显然，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好，法制化也好，离不开多边外交，民主化和法制化必须通过多边外交来实现。
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今天的世界还很不太平，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最近发生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例。怎么办？难道人类还要重复20世纪所经历的给人类带来无穷苦难的世界大战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再打世界大战，就很可能导致地球相当一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毁灭。这绝非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1955年罗素和爱因斯坦宣言所揭示的真理。因此，构建和谐世界，在政治上，建立法治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在安全上，和平解决争端，不使用武力，不以武力相威胁；在经济上，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文化上，文明对话，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在生态上，合作共存，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所在。
胡锦涛主席选择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向世界郑重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绝非偶然，表明多边外交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平台。
我相信，在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念的指导下，我们重新认识多边外交的价值，一定会为中国的多边外交开创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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