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仍在低谷运行，短期“反弹”机率增大——1999—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率论文,低谷论文,年中论文,经济分析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状况
1 经济增长：增速下降，运行质量提高
1999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运行呈逐季走低的趋势。1999年一季度GDP增长8.3%，上半年为7.6%，前三季度为7.4%，全年预计在7.1 %左右，从总体上看，自1993年至今，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跌的趋势尚未止住。
①农业生产：粮、棉、糖产量下降，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1999年中国农业生产处于结构调整期，主要农作物粮、棉、糖产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初步统计，全年粮食总产量为50000 万吨左右，比上年减少1%左右；棉花产量预计为383万吨，比上年下降14.9%，倒退到1989年的水平，棉花过剩的情况也十分严重；糖料产量8535万吨，下降12.8%。
造成主要农作物粮、棉、糖严重过剩的原因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从供给方面分析，由于政府实施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保护价长期高于市场均衡价格，农产品价格信号失真，从而供给过度。从需求方面分析，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低，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吉芬产品性质的劣质农产品。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对传统大宗农产品的需求就会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同时，工业品对农产品的替代，也部分降低对农产品的需求，如化纤产品替代棉花，化纤产品目前已占纺织品的35%左右。
②工业经济增长：总体增速下降，结构不平衡加剧
1999年工业增长速度呈现出先扬后抑的运行态势。1999年1—8月工业生产基本维持在9%—10%的增长区间，9月份增长速度开始下滑，落入7%—8%的增长区间。据国家统计局初步预测，1999年全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为9 %（加上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全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为8.8%）。
从分地区情况看，东、中、西地区增长速度进一步拉开，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部、西部地区。截至1999年11月，东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14.26%，中、西部地区分别为9.66%和6.60 %，东部地区的生产增长速度超出西部地区一倍。同时，各地区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的差距趋于扩大。1998年各地区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方差为11，1999年上升到18.85， 这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景气状况差别很大。
从各行业的情况看，新兴产业如通讯设备、计算机等行业高速增长；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也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传统工业如棉纺、煤炭、冶金和机械等行业生产增长下降幅度较大，有些行业还出现了负增长。
从供给方面分析，1999年政府继续实行以压缩过剩生产能力为目的的结构调整政策。从需求方面分析，市场需求不振仍是工业生产短期内难以回升的重要因素。另外，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适应，结构调整尚未完成，也制约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工业生产增长的结构性不平衡，显露出经济有复苏的迹象。在经济运行处于相对低迷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加剧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从中国经济周期特点看，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和先导行业率先走出低谷，而后带动整个经济的回升。同时，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也反映了在结构性调整过程中，生产要素从衰退的行业向有增长前景的行业流动，从而孕育着新的增长点。
③工业经济效益：效益改善，库存增速下降
虽然从总量增长的速度指标上看， 1999 年的工业生产状况劣于1998年，但1999年的工业增长速度较为实在。首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1998年工业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利润额下降17%，亏损额增加22.1%。进入1999年以来，这种状况逐步开始扭转，利润大幅回升，亏损大幅下降。1—11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2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1.5%，亏损额比上年同期下降12.8%。
其次，工业企业的销售状况较好。销售收入幅度上升、产销率提高、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减少。1998年销售收入增长速度为4.1%， 低于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4.7个百分点。 销售收入增长与工业增加值增长的严重背离说明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价格下跌使企业收入减少。由于销售收入是按现价计算的，而工业增加值是按不变价计算的，价格水平的下降可能导致企业的货币收入增长大大低于实际生产的增长；二是产销不畅，影响了企业的销售回款。从指标的变化分析，后一因素是主要的。
进入1999年以来，虽然价格水平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但由于产销衔接较好，产销率提高，库存增幅减少，使销售收入大幅上升、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大幅度下降，基本实现了工业生产与销售的同步增长。
2.物价水平：通货紧缩仍持续，但见底迹象显现
自1997年10月商品零售价指数出现负增长以来，价格总水平的下跌已持续了27个月。虽然从总的趋势看，中国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但价格总水平的跌幅减小并且明显收窄，出现了止跌迹象。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波动范围在－2.8%—－3.5 %之间，下半年收至－2.6%—－2.8%，全年为－2.8%。4 月消费价格指数的跌幅曾达到 －2.2%，其后逐步降低，10月曾降低至－0.6%，11月跌幅又所扩大，为0.9%，全年为－ 1.3%。作为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先行指标——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其跌势已明显减弱。1998年9 月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曾跌到－10.7%，到1999年11月其降幅已减至－2.4%。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计算，10月生产资料购进价格指数的同比和环比增长率均出现正增长。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物价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底部。
3.总需求：国内需求依然不足，国外需求转旺
（1）消费：先降后升，结构变动显著。自1999年开年以来， 消费需求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从一季度到7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持续不旺，名义增长率在5.5%左右低位徘徊。进入8月份以后，消费需求出现了稳步回升运行态势，四季度回升幅度明显扩大。 10 月和11月份，在“节日效应”的作用下，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分别为8.2%和7.8%，超过了同期工业生产的增长率。1999年全年名义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6.8%，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为10%。 虽然消费总体水平变化不大，但消费结构的变动却十分显著。据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传统的消费品如纺织品（－17.5 %）、 帽子（－12.9%）、玻璃制品（－9.4%）和五金电工（－8.7%）等类商品均出现了较大降幅，而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关的消费品如食品、饮料、烟酒、洗涤用品、工艺品和彩电等类商品均有较大增幅（20%—60%）。新兴的消费品如电子及音像制品、通讯器材、金银首饰、中西药品呈高速增长（100%—240%）。
（2）投资：增长大幅下降，增长缺乏后劲。1999 年投资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受上年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影响，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22.7%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四季度持平。进入二季度以后，投资增长速度一路下降，9月份负增长2.8%。四季度投资出现回升，全年为7.8%。扩大投资需求仍是199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1999 年投资控制目标为12%，实际执行结果为7.8%，相差4.2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分析，政府仍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1998年政府财政投资的效应到了1999年一季度以后发挥殆尽，而企业投资不跟进是1999年投资增速减慢的主要原因。企业投资是更新改造投资的主体，更新改造投资萎缩， 显示企业自主投资欲望严重不足。 外商投资增长大幅度下降是1999年投资不足的重要因素。目前外商投资已经成为国内投资的一个重要来源，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13.23%。外商投资通常会带动上、 下游国内企业或配套厂家关联投资的增加。
（3）进出口：出口恢复增长，进口大幅增加。1999 年进出口形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一季度出口明显下降，下降了7.9%， 进口明显上升，增长了11.6%。贸易顺差仅为42.8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63.4亿元。二季度出口下降放缓，下降了2.3%，进口上升势头强劲，增长了20.6%，贸易顺差为37.2亿美元，比一季度进一步减少。 三季度进口增长势头仍不减，增长23.8%，但出口开始出现强劲回升，增长14.5%，贸易顺差为113.87亿美元，增长幅度较大。四季度出口继续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增长16.9%，其中10月份和11月份分别增长23.8%和28.8%，已经达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出口已经步入稳步上升的轨道。四季度进口增长仍持续，增长14.6%，其中10月份和11月份分别增长18.2%和36.8%，全年出口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6%和18%。虽然 1999年出口增长幅度大大超过了1998年，增幅为5.5个百分点， 但是由于进口增长上升的幅度更大，因而，导致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1999年全年净出口增长率为－31.2%。由于净出口是国内产品需求构成中的重要部分，净出口负增长表明，净出口为经济增长的负贡献。
1999年宏观经济政策及效应
1.货币政策效应：政策用尽，货币扩张效应明显，而实际效应不足
货币政策的效应可以从货币扩张效应和实际经济扩张效应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的货币扩张效应表现在货币供给增长和货币流动性两个方面。
首先，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不低。从表现为社会信用总量的指标M2增长的情况看，1999年M2增长呈先升后降的运行态势。一季度末和上半年末，M2增长率分别为17.8%和17.7%，增长速度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三季度以后，M2增长速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年末降到14.7%，增长速度达到1992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表现为即期信用总量的指标M1增长呈向上运行态势。一季度末和上半年末，M1增长率为14.9%，年末上升至17.7%，M1增长速度首次达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状态以前的水平。
其次，货币流动性增强。从1993年以来，货币流动性总体趋势是减弱的。1993年年中，M1/M2为0.47，到了1999 年上半年降至0.35 。1999年下半年M2增长速度下降，M1增长速度上升，使年末M1/M2已上升至0.38。
自1994年以来，虽然M1的增长率在下降，但由于价格水平的回落幅度大于M1 增长下降的幅度， 因而， 实际货币增长率是大幅上升的。 1999年末实际货币增长率超出GDP增长率13个百分点， 应该说货币供给是相当充足的。另外，由于M1表现为即期信用总量或者说是即期货币购买力，货币流动性的改善，无疑也有利于刺激总需求。
虽然1999年货币政策的信用扩张效应是充足的，但其实际经济扩张效应却明显不足。根据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增加货币供给的经济扩张效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从1997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货币供给增长并没有产生这两方面的效应，实际经济运行速度走低，物价总水平持续回落，通货紧缩仍在继续。
根据货币供给方程M＝mm×H（式中M为货币供给，mm为乘数，H为基础货币），影响货币供给有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规模和货币乘数大小两方面因素。
首先分析基础货币的因素。自1997年以来，基础货币的增长速度迅速下降，1998年二季度末已经出现了负增长，1999年二季度基础货币下降幅度高达5.85%。基础货币大幅度下降与央行货币投放的内生化过程有直接的关系。
1999年下半年，央行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增加了对存款储备金率较低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 与此同时， 1999年中，出口出现显著的回升，贸易顺差扩大，带动了外汇占款的增长。在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上年的增长基数较低，1999年9 月末，基础货币增长开始由负转正，年末基础货币增长率为7.3%。 即使如此，1999年基础货币增长幅度仍是较低的。然而，如果将基础货币增长率与M1增长率的数据相对照，就不难看出，与1998年相比M1增长速度不仅没有降低，而且略有上升，很明显，这是货币乘数因素在起作用。
货币乘数的增大是基础货币的放大倍数增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基础货币增长下降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货币乘数增大的首要原因是央行两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直接效果是扩大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但如果商业银行倾向于信用紧缩，就会使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失效。中国目前之所以未出现这种政策失效情况，是因为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实际上是与财政部扩大国债发行政策相配合运作的。实际运作大体情况是：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可用头寸，即超额储备金增加。财政部发行国债要商业银行认购，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金减少，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财政部发行国债用于政府投资，相应增加企业存款，企业存款增加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资产运用，贷款增加。经过这样的一系列过程，货币乘数的发生机制就充分地运行起来了。
与此同时，央行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商业银行放贷的“窗口指导”政策，尽力拓宽商业银行的贷款领域，扩大个人、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在利率政策方面，扩大商业银行贷款与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的利差，缩小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贷款的利差。
另外，央行收回再贷款可以对货币供给产生双向作用，一方面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减少货币供给，同时，也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在央行的超额储备金，降低了超额储备金率，增大了货币乘数，增加了货币供给。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基础货币的减少，可以自动得到补抵。
低利率政策对改善货币流动性有比较明显的效果。本次下调利率和征收利息税的一个显著效果是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下降。由于利率的下调和征收利息税，使居民的持现成本降低，现金持有量即MO增加，储蓄减少，从而使M2增长速度下降，M1增长速度提高，货币流动性改善。
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扩张必然引起经济扩张，但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现实并没有出现这种联动关系。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首先分析利率下调对投资增长的效应。利率下调的一个直接作用是刺激投资需求，一般来说，利率下调对投资不敏感的主要原因是利率对投资的弹性不足。一个简单的投资函数是将投资分为两个部分，即自发性投资和对利率有弹性的投资。利率下调刺激的是对利率较为敏感，或者说有弹性的那部分投资。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自发性投资由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所决定，即所谓的“动物精神”，当企业家对未来“不看好”，自发性投资将下降。从当前中国的情况看，公众对未来普遍存在较为“悲观”的预期，由此必然引起自发性投资的下降。当自发性投资下降的幅度，超过了由于利率下降而刺激出来的对利率有弹性的那部分投资上升时，利率下调刺激投资的效果就会被抵消，因而，表现出利率对投资刺激效果不显著。
其次分析货币扩张对价格总水平的效应。按照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是稳定的常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实际经济增长，必然推动物价上涨。应该说，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克服通货紧缩的最好的“良药”。但是，这个结论的假定前提是，货币流通速度必须是稳定的，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特别是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下，个人或企业愿意持有的任何数量的货币，或者说，个人或企业的货币需求趋于无限大的情况，货币供给的增长与物价上涨的联系就被割断了。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的情况。（注：有关“法动性陷阱”的讨论，见1999年第8 期《经济研究》刘宪法：“‘日本陷阱’与中国宏观经济现实。”）
2.财政政策及其效应：力度持续保持，效应明显
（1）财政支出政策的效应。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乘数大小上。经我们测算，1998和1999年财政支出的乘数分别为1.94和1.96。如果按1998年和1999年实际形成的工作量2070亿元和1680亿元作为实际财政支出量计算，扩大财政投资而带来的总支出（总需求）的增加量分别为4016亿元和3293亿元，分别占1998年和1999年GDP 增加量的82 %和 91%。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1998年实现的7.8%GDP增长率中有82%是财政支出拉动的，而1999年实现的7.2%GDP增长率，91%是财政支出拉动的。如按“挤出效应”为50%计算，1998年和1999年财政支出实际拉动GDP增长分别为3.2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政府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仅为4.6%和3.9%。由此可见，1998年和1999年连续两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对制止经济增长下滑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而且1999年的效果大于1998年。
（2）税收的政策效应。1999年税收收入超过1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加1219亿元，达10311亿元。根据税收内在稳定器的原理， 在经济高涨的形势下，税收增加，抑制经济过分膨胀；在经济紧缩的形势下，税收减少，刺激经济增长。但从1993—1994年宏观税负的变化情况看，中国的税收制度及税收政策不仅没有起到税收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而且“逆向调节”严重。如果按增量计算，1997年和1998年的宏观税负上升了10个百分点，高达20%以上。1999年平均宏观税负仍是上升的，由于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边际宏观税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由于边际宏观税负水平更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周期与税负增长的关系，因此1999年税收政策的“逆向调节”现象有所减轻。与财政支出政策相似，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与税收乘数有很大关系。由于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0.54），所以税收乘数也较小，约为－1。 据我们初步估算，1999年税收增长对GDP增长的负贡献是0.75%左右，而1998 年税收增长对GDP增长的负贡献为0.9%左右。可见，1999年出台的旨在刺激经济的各项税收政策，对改善税收政策的“逆向调节”状况有一定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对抑制出口增长下滑，刺激出口增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据估计，出口退税率与人民币贬值的替代效应是，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人民币贬值2 个百分点。 1999 年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累计为5.51个百分点，以此计算，这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相当于人民币贬值11%。另一方面，虽然增加出口退税的水平可以起到货币贬值的政策效应，但是，这只是单向地对刺激出口有积极的影响，不能抑制对进口需求的增长。
（3）转移支付或收入分配政策效应。 转移支付或收入分配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主要表现在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上。一般来说，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1999年政府推出重点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的政策及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的政策，对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刺激消费有一定的作用。从1999年下半年消费需求出现回暖的现象分析，政府收入分配政策已经初步发挥效应。
综上所述，1999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显著的。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遏制住经济运行向下的趋势，其原因何在，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基本判断
1.影响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中长期因素
很明显，本次周期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落主要是由总需求冲击所引发的，因而首先表现为库存周期。1993—1995年中国经济处在收缩的初期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存货增加，1996年库存增量开始减少。库存增长对GDP的贡献出现了负值， 表明当期增量总供给小于当期增量总需求。1998年库存增长对GDP的负贡献高达40%，也就是说， 当期增加的总需求中有40%是由消化库存贡献的。库存调整幅度之大是历年少见的。
根据库存调整的机制分析，如果库存调整到位，产品过剩状况将得到缓解，经济活动开始活跃，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将开始。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周期的库存的变化情况的观察，当库存对GDP 的负贡献达到10%左右，预示着经济增长下滑已经到底。1999年开年以来，工业产品的产销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长率大幅下降，销售收入大幅上升。但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向下运行的态势至今尚未止住，仍处在谷底盘整运行。初步推测，本次周期不仅仅是库存周期，单纯的产量调整—库存调整已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长的经济周期。
本次周期的收缩阶段，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产量调整为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供给下降幅度小于需求下降的幅度，从而引起库存增长，企业债务增加；第二阶段为库存调整和价格调整为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企业为了消偿债务，不得不采取限产压库和竞相降价的手段，减少库存，从而引起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同时伴随着通货紧缩和企业利润下降、亏损增加；第三阶段为生产能力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经济结构调整将是主要内容，政府和企业为了解决长期累积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不得不采取淘汰、压减落后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加速企业破产的手段，进行生产能力调整。
初步判断，中国经济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产量调整—价格调整—库存调整的过程，进入大规模生产能力调整阶段。生产能力的调整涉及到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理、下岗职工安置等各种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很难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完成，需要制度创新的推进。同时，在原有的经济结构框架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不能支持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需要对产业结构、产业组织结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进行重新整合，实现一系列的结构性转换。这些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这就决定了生产能力调整阶段持续的时间将会较长，从而使本次周期的收缩阶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2.影响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短期因素
（1）宏观经济层面因素。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六个方面的因素， 对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将是十分有利的。一是工业经济效益的改善；二是结构调整取得初步进展；三是库存减少；四是消费需求趋暖；五是通货紧缩见底；六是国际经济环境转暖。如果从短期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分析，2000年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由低谷走向回升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库存的因素值得关注。在经济由低谷走向高涨的过程中，库存的变化在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库存增长的大幅度下降，表明企业不仅削减了“非意愿库存”，而且也降低了“意愿库存”也就是“管道库存”的水平。一般来说，企业对“管道库存”的需求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对经济景气度的反映非常之敏感，一旦经济出现转暖的迹象或者发生某一“利好”的外部事件，扭转了企业对未来悲观的预期，企业就可能立刻大量增加“管道库存”，短期内拉动经济迅速回升。据分析，当前韩国经济出现飙升，企业库存大幅增加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再有，从1999年中国经济的产业间和地区不平衡的加剧现象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内部似乎也酝酿着新一轮经济增长。
（2）政策因素。根据1999 年11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分析， 2000年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思想仍是扩大国内需求，继续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强调的消费信贷、装备投资、高科技和出口等，还会是2000年宏观经济政策重点倾斜的领域。另外，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估计基础设施的投资仍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点。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和中国加入WTO是否能够形成2000年“煽动”经济的题材， 有待进一步观察。从总体看，200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是1998—1999年政策的延续。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验证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是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最重要条件。因此，即使2000年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再“出新招”，连续三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可以产生较为持久和显著的政策效应。 另外， 由于政策效应时滞的因素， 1999年执行的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其效应在2000年将得到充分释放。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应相互增进机制的作用下，目前已经累积了较为充足的能量。潜在的信用扩张能力足以支持经济的迅速扩张。一旦经济景气有所好转，其潜在的力量就会快速释放出来。
2.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1）2000年宏观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综上所述， 虽然制约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因素，并不能支持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上升的通道，但由于短期宏观经济层面和政策层面因素的存在，也不排斥短期内经济可能出现“反弹”。综观世界经济周期的历史，中长期的大周期有可能嵌套若干个短周期。种种迹象表明，2000年中国经济出现“反弹”的机率在增大。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困扰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不会由于短期的“繁荣”而改变，因此，即使短期内出现经济回升，其基础也是不稳定的，而且可能会加剧经济的剧烈波动。长期看，这种增长是低效率的。
（2）主要经济指标预测。经济增长速度：7.5%—8%； 通货膨胀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2%；投资增长率：18%；消费增长率：8%；贸易顺差：50亿。
（本文节选自《CDI1999—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原文约31000字。课题组长：李罗力；成员：郭万达、刘宪法、马春辉、 袁辕、于珺；报告执笔：刘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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