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传统自然观念中的科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观念论文,因素论文,传统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1)04-0076-06
如果说19世纪是个科学的世纪，20世纪是个发展的世纪的话，21世纪应该是个保护生态环境的世纪。因为一旦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之后，任何发展都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自然观念。剔除其中对自然盲目迷信的成分之外，这一传统观念中还包容着丰富的科学因素。实施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必须将维护生态平衡置于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思考，避免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的所谓“发展”，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探寻我国传统自然观念中的科学因素、继承先民热爱自然、保护生态平衡的优良传统，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自然比人更重要的“天地君亲师”观念
据张岂之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中指出，大约从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将自身与自然界明确区分开来，并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1]当时的人们希望认识自然而又不了解自然，于是就把自然界想象为具有思想、情感和意志的存在，日月风雨、天地山川、水火雷电都被人格化了：树木有灵，顽石能言，风雨有主，无物不神，这就是原始人“万物有灵”的自然观念。《礼记·祭法》中“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的记载，正是上述“万物有灵”思想的反映。我国的纳西族、傈僳族、佤族和鄂温克族中，至今仍保存着某些原始宗教。由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崇拜近乎盲目，他们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然这个赖以生存之本，这无论是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的神话传说，还是从沿袭至今的封湖、封海、封山、放生的民风习俗中，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敬畏自然、保护自然的痕迹。对日、月、星的崇拜，在原始宗教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古汉语中，凡表示崇拜或祭祀的字，都以“示”作部首。《说文解字》解释：“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可见，最早的祭祀对象就是日、月、星，通过祭祀，观察日、月、星来推测人事。考古学家在对陕西临潼姜寨母系氏族村落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5片住房，每片住房的中心都有一间供氏族集会和祭祀百神的地方，从而找到了上古自然宗教存在的物证。对日、月、星和百神的祭祀，反映出当时人们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努力。
总体说来，中国属于一个内陆国家，大约从炎帝神农氏起，逐渐由渔猎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农业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在其《齐民要术·自序》中，透彻地讲明了这个道理：“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就是说，只有解决了温饱的人才会接受“礼节”和“荣辱”的教化。因此，作为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华民族，在敬畏“天”的同时，也非常崇敬“地”。《周易·下经·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的记载，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尊天崇地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时人们一直将天地自然置于自身之上，以至最高统治者亦只能称“天之子”，并建立专门的神坛、制订专门的仪礼去祭祀天神和地祗。“天人感应”之说兴起后，封建君主在给自己披上“君权神授”外衣的同时，也肩负起了人君必须接受神监督的义务。因此，一旦各种自然现象反常、灾害连绵不断之时，身为天之子的“人君”也须降“罪己诏”，表示内省和忏悔，以求天、地、自然神明的宽恕和谅解。
有了天地才有人类，有了人类社会就要有维系人际关系的宗法礼教，而制订和传承宗法礼教的，则是自称为天子的“君”和传播文化知识的“师”。《荀子》卷十三·礼论篇第十九对此作了详细说明：“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自秦至宋千余年间，封建帝王们选择泰山祭祀天地，称之为“封禅”：“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2]明清两代则建有天坛、地坛，供封建皇帝祭祀天地。至于祭祀祖先，自春秋即建有帝王宗庙，普通官宦及平民百姓则将天地与祖先合而为一进行祭祀。直至如今，每年春节，我国农村各族人民在中堂神位处，仍大字直书“天地君亲师之位”（辛亥革命后，有改“君”为“国”者），两侧依次为牛王、马祖、灶君及其祖先牌位，这实际就是对“天地君亲师”观念的传承和沿袭。
剔除“天地君亲师”观念中“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唯心主义成分，将“天地”（即自然）置于“君亲师”之前，这种将自然看得比人更重要的观念含有丰富的科学因素。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其科学因素：首先，从自然科学方面而言，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自称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人类，仍然阻止不住一场普通的干旱和暴雨。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力量至今仍然是渺小的！不能设想，失去充满阳光、雨露、空气的“天”，失去布满高山河流、海洋沃土的“地”，人类还能繁衍生息下去。其次，从社会科学方面来说，在人类尚未完全认识自然的历史条件下，对天地自然怀有敬畏感总比没有敬畏感要好。从自然方面来说，对自然怀有敬畏感的人，往往不敢肆无忌惮地去榨取自然、破坏自然。至今，在我们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祭祀天地、不砍护村、护祖坟神树等习俗。这样，人们在崇敬天地、保护“神树”这个“自然”的同时，也保护了人类自己；从人类社会而言，自称“君权神授”的天子，在理论上必须承担接受天神监督的义务，这就在君主们的心理上设置了一个自我约束的警戒线：过度的骄奢淫逸必然遭到上天的谴责。当某些君主的残暴腐朽越过人民所能承受的警戒线时，“替天行道”一类口号往往成为人民反抗暴政的旗帜，在这种社会变革的理论思维中，“天”常常起着一种裁抑腐朽的作用。至今，“天诛地灭”仍然是中国人最不愿听到的诅咒之语，其原因正在于此。
二、自然包容人的“天人合一”观念
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主张的，是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的张载，他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3]即人性包容、统一于天道（自然）之中。追根溯源，“天人合一”的观念发源于西周，《诗经·大雅·蒸民》中第一段诗句：“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在这里，我们的祖先已经产生了人民善良的秉性来自天赋这一“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到战国时期有了重要发展，“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4]这里的“先天”为天的前导，即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周易上经·泰第十一》中有“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的记载。“财成”即加以裁制成就，“辅相”即遵循其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认为道德与智慧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大人、帝王具有引导、裁制、辅助自然，使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臻于完美的能力。孟子将天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尽其心者，如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认为人性出于天赋。 《中庸》提出参天地、赞化育的人生理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天地参”即获得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人生价值。
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留下对自然观察记载的同时，也留下了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庄子对天、地、人的关系讲得很明白：“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6]“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7]对于具备一定能力之后，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庄子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7]在庄子的心目中，人与自然理想的关系应该是“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7]因为有人利用技能去破坏自然，就主张人类不应具备技能，进而要求人类“无知”、“无欲”，这显然是一种倒退的主张，但“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理想，则不可否认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因素。吕不韦等编写的《吕氏春秋》，前半部分讲自然、后半部分讲社会。在对四季节令、天地万物变化进行认真考察之后，提出了自然界是互相联系的观点：“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8]处于这样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天地自然间，人类要像爱护自身一样爱护万物，“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8]以人体比喻自然界，用人的耳、目、鼻、口比喻自然界中千差万别的自然物，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反对“覆巢毁卵”、“刳兽食胎”、“干泽涸渔”，这种自然包容人类的“天人合一”观念，渗透着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种，只能与自然万物同衰共荣，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类自己，爱护人类自身必须爱护自然的科学因素。“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琼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8]在吕不韦的眼中，正是“精气”将飞禽、走兽、珠玉、树木和人类连接成为一个统一体——自然。鉴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及认识能力，人们不可能用准确的语言来给“自然”界定一个科学定义，但是，自然界中万物是互相联系的思想，无疑是渗透着科学因素的。《荀子》卷九·致仕第十四载：“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败则士民去之。”在荀子的眼中，龙鱼、鸟兽、士民是并列的；川渊、山林、国家也是等同的，包括人在内，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水丰草茂、鸟兽兴旺、士民安康的自然界，才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健康的自然界，否则就会“龙鱼去之”、“鸟兽去之”、“士民去之”。
这正是当时不乏科学因素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天地”与人的联系已经进行了认真的观察，《礼记·月令》对“仲春之月”的记载：“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是月也，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上述“天人合一”观念中除去或因受早期自然宗教影响，或因受科技水平局限而认识有误之外，诸如保护繁殖期间的苗木禽兽、按节令播种收获等“天人合一”的观念，都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因素，因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董仲舒提出“天副人数”的观点，认为人与天同类，人是天的副本，“以类合之，天人一也。”[9]这种肤浅机械的比附，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又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10]的命题，把君臣父子夫妇的伦理原则即“三纲”归属于天，这为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理论武器，是不可取的。
“天人合一”观念至宋代渐趋成熟。张载从人己、物我均一气所化并以气之本性为性的角度，论证了人性与天道的合一，并以此推出他“民胞物与”的兼爱学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3]张载以“天人合一”为人的最高觉悟，其实质是主张个人人格完成的过程也是成就他人、成就万物的过程。稍后于张载的另一理学大师程颢则把“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1]作为最高道德境界，他认为人应以“天地万物”的总体为大我，不应仅仅拘于自己身体的小我，对天地万物及他人应像对自己的四肢身体一样爱护。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天道的内容是“生生而条理”、“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条理者礼与义乎”[12]，自然界不断产生新事物且秩序井然，这就是仁、义、礼的根据。他认为人生的大道在于由“自然”而归于“必然”。“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13]在这里，自然与人既有小的区别，更有大的和谐。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自然包容人类的“天人合一”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源远流长。剔除其中唯心、迷信、被不同时期统治阶级利用为“尊王忠君”工具的成分外，其人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耕作有序、不违农时，天地万物为“大我”、个人躯体为“小我”的自然观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因素。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开发海洋、矿产、生物等资源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的今天，无论是发掘中华民族数千年自然观中的科学因素，还是总结中华民族寄身于自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崇尚自然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观念
近年来，全国兴起了一股旅游热。吸引人们旅游的热点，除了一些著名的人文景点外，更多的则是奇山异水等自然景观。在这种游山玩水现象的后面，跳动着人们一颗颗从“文明”回归“自然”的童心！
2500多年前，孔子曾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音乐，仁者寿。”[14]在孔子的眼中，喜欢水的是聪明人，喜欢山的是仁慈人。山宁静，水流动，只有生活在青山绿水中的人，才会快乐和长寿。事实上，热爱山水，崇尚自然的思想始终贯串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在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生活的《尚书·皋陶谟》中，有这样的记载，当人们演奏韶乐时“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况。继承上述传统，近代民乐创作了《二泉映月》、《空山鸟语》、《春江花月夜》、《彩云追月》等一批历久不衰的乐山乐水之名曲。
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彩陶缸、三鱼纹盆，临潼姜寨出土的内彩鱼蛙纹盆，以及宝鸡百首岭出土的水鸟衔鱼纹细颈彩陶瓶等，无一不生动反映出早期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的情怀。秦汉以降，绘画兴起，无论是东汉时期内蒙古和林格尔墓室壁画《牧马图》、成都凤凰山画像砖上的《弋射收获》，还是隋唐时期展子虔的《游春图》、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王维的《江山雪霁图》、薛稷、边鸾的花鸟图，以及最终形成的中国画中的人物、山水、花卉、鸟兽、虫鱼流派，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知音乐水、仁者乐山”的自然观念。雕塑绘画中以表现人物为主的佛教徒，将自己维护生灵的理念化为行动，再将护林放生的行动融入诗句：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祖公／[15]在这首题为《戒斫松树偈》的诗偈中，景岑大师反复告诫其弟子：无论千年竹还是万年松，与我们人类都是一个“枝枝叶叶尽皆同”的统一体。因此要爱护、珍惜一切生物。按照佛教的轮回思想，你现在所伤害的花木虫草，也许就是自己前世的“祖公”，因而也是你自己！除了保护花草鸟兽之外，放生亦为僧人们的一大乐趣：朱冠青戢雪为毛／不近鸾凤意亦高／放尔云林莫回首／如今何处是仙曹／。[16]将雪白的鹇鸟从笼中放归“云林”，并提醒其“莫回首”，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僧人们乐水的智和乐山的仁。
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不少开明官员同样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官场失意后的陶潜：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7]晚清到滇西做官的宋湘，新官上任即买来三石松籽，带领士民到崇圣寺三塔后面种松，当新松长到丈余高时，重游旧地的宋湘满怀喜悦地赋诗抒怀：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多情竹报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右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才知万里滇南走／天遣苍山种树来／一粒丹沙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株松／何时再买三千石／遍种云中十九峰／。[18]正是由于中华民族“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自然观，激励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人，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美妙感受，用诗句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9]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20]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21]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22]水绕青山山绕城／万家烟树一川明／鸟从云母屏中过／鱼在鲛人镜里行／翡翠罘罳笼海气／旃檀楼阁殷秋声／虎头妙墨龙眠手／百帧生绡画不成／。[23]细雨茸茸湿楝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24]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诗的王国，吟山诵水之诗可谓汗牛充栋，以上所引不及万一。一个对自然没有感情和领悟的民族，无论如何都写不出如此动人的诗句来。我国藏、布依、侗、布朗、傈僳、纳西、景颇、普米以及部分汉族地区至今仍保持着在一定范围内封山、禁止砍伐风水树、神树的习俗。沿海沿湖地区的渔民，在鱼虾繁殖期间也有封海禁捕的习俗。滇南一带农村流行着不能用手抚摸正在开花戴帽的瓜果，不能在黄昏鸟归巢后掏雀窝、不能驱赶追打正在交配的家禽牲畜等禁忌，究其实质，无不含有防止林木、农作物萌芽生长期、禽兽鱼虾产卵繁殖期受伤害的科学因素。
透过以上音乐、美术、诗歌、民俗禁忌，我们得以追根溯源地了解中华民族“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崇尚自然、珍爱自然的传统情怀以及先民们种树、护林、放生习俗中的科学因素。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中，无处不闪烁着科学因素的光辉。
中华民族传统自然观中虽然包含着丰富的科学因素，然而却是零星的、片断的、处于时断时续状态而从未系统总结过的。因而，在最权威的中国历史著作中，至今仍然找不出一位研究人类生存环境的科学家来，对比史前文化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炎黄子孙的环保意识似乎退化了。在极左思潮流行的年代里，有人提出“人定胜天”的口号，人们伐木炼钢、围海造田，甚至将麻雀当作“四害”之一来消灭，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更令人悲哀的是，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少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国营企业，为着眼前的一己私利，或者实行掠夺式的资源开发，或者为了发财大肆排放污水、有毒气体。
1998年夏季我国长江、嫩江特大洪灾，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滥伐树木之后，长江、嫩江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由于过量放牧，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的大片草地沙漠化，引发近年来华北频频遭受沙尘暴袭击。人们在污染湖泊、海洋的同时，污染了其中的鱼虾，食用这些鱼虾之后，最终污染了人类自己。记得有一首歌中唱到：“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若是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保卫祖国是对的。问题是如果祖国的土地在我们自己手里沙漠化了，不适宜人畜生存了，又怎么办？作为自然之子的人，为了生活得更舒适，将传统的生产技术发展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和海洋技术等等，然而，我国至今仍然没有一门保护自然的科学技术。如果我们高度发达的科技只是成为无限榨取自然母亲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当科技发达到能将自然母亲榨干取尽之时，也就是人类灭顶灾难降临之日！
近年来，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一批法律相继颁布，关、停、并、转一批治污未达标的企业厂矿，长江、黄河上游的退耕还林工作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上述工作对我国的环保工作必将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环保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国民的整体环保意识较差，我国的环保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现代社会，环保工作必须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一方面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另一方面，加强立法执法、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族的环保意识，将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这一利在当代、造福子孙的工作全面展开、坚持下去，我国的环保事业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20世纪是发展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应该是一个保护生态环境的世纪，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之后，任何所谓经济的发展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吸收中国传统自然观念中的科学因素，为着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让我们共同来建设一个绿色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