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恶性竞争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柔性论文,恶性竞争论文,调节作用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经说过，“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组织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营环境，如何保持企业的战略柔性以应对外界的变化和挑战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战略柔性，是指组织能够快速识别外部环境的重要变化并进行反应，及时地改变原有的战略决策，将资源投入于新方案以响应变化的组织能力(Shimizu and Hitt，2004)。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迟钝呆板的战略决策将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①，而保持战略柔性从而及时地调整企业战略则显得至关重要。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对于战略柔性也日益关注。战略柔性被认为是扭转无效战略决策的组织准备(Shimizu and Hitt，2004)、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基本方法(Sanchez，1997)以及有效地克服组织惰性的重要利器(Zhou and Wu，2010)。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战略柔性是21世纪企业获取成功的关键，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Sanchez，1995; Hitt et al.,1998)。
尽管如此，战略柔性研究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已有的国外文献聚焦于考察企业内部资源(如生产技术、信息系统和企业文化等)与战略柔性的关系(Hitt et al.，1998；Palanisamy，2005；Zahra et al.，2008)，而往往忽略了外部环境对于战略柔性的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中国这样一些“新兴加转型”的经济体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正式制度有所缺失，政府掌控着较大的资源配置权以及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权(McMillan，1997)。在这种现实背景下，企业的资源获取和战略柔性的培养无疑都要比西方国家的企业更依赖于制度支持，也更需要建立一些非正式制度如政治关系来获取制度支持(Xin and Pearce，1996)。遗憾的是，目前关注转型经济体中制度支持以及政治关系建立对企业战略柔性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以转型经济中403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上述重要问题，旨在弥补已有文献的缺憾。具体而言，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有3个：第一，在正式制度存在缺失的转型经济国家中，采用政治网络战略建立政治关系以试图获取更多的资源是许多企业的必然选择(Xin and Pearce，1996)，那么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这种政治网络战略是否有助于增强企业战略柔性？第二，获得制度支持的企业往往能够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战略柔性，而企业网络战略的重要目标就在于取得更多的制度支持，因此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在企业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制度支持是否扮演了中介作用的角色？第三，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间恶性竞争的现象较为严重(Li and Atuahene-Gima，2001)②，我们关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恶性竞争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市场环境特征，是否会对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首次实证检验了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揭示了制度支持、恶性竞争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与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企业政治行为和战略柔性等领域的研究文献，也为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国家中制度环境的关键作用以及企业恶性竞争行为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实证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
在转型经济国家中，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严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许多企业在获取某些关键资源方面障碍重重(Oliver，1997)。同时，转型经济国家的政府对资源分配大权在握，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Nee，1992；McMillan，1997)。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千方百计地试图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即构建政治网络来获取对己有利的各种政策优惠和稀缺资源，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所谓企业的政治网络，是指企业建立起与政府官员、银行、行政机构以及其他监督部门的良好关系(Li and Atuahene-Gima，2001)。在中国，政治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正式制度缺失的有效替代机制，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Xin and Pearce，1996)。毫无疑问，政治网络已成为转型经济中企业的重要战略资产(Peng and Heath，1996)。而企业的政治网络战略正是企业为了构建与积累这些政治关系所进行的资源分配管理(Li and Atuahene-Gima，2001)，是一种典型的企业政治行为(Hillman et al.，2004)。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网络战略对于增强企业的战略柔性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影响。Sanchez(1995)认为，战略柔性具体表现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一系列可选择的行动方案，而这些方案通常受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理论上，企业掌握的资源越充沛，那么企业的战略选择空间也就越大(Bowman and Hurry，1993)，从而战略柔性也就越强。可以说，资源是企业建立战略柔性的基石，进而影响到企业是否能够有效地管理和应对外部环境的风险(Lau，1996; Grewal and Tansuhaj，2001)。但是，在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社会中，企业往往难以通过外部市场获取一些亟须的关键资源，而通过政治网络战略来建立政治关系进而取得这些资源成为许多企业的一条“捷径”(Peng，2002)。大量研究发现，企业建立的政治关系往往有助于企业优先获得政府的合同(Agrawal and Knoeber，2001)、享受更优惠的税率(Faccio，2006)、取得更多和更长期的银行贷款(余明桂、潘红波，2008)以及得到严格限制的行业准入执照(Hoskisson et al.，2000)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资源使得企业能够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战略柔性。我们认为，政治网络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培养政治关系，获取亟须的战略资源进而提升企业战略柔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
所谓制度支持是指行政机构(如政府部门、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等)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从而减少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它是企业所面临的重要制度环境(Xin and Pearce，1996；Li and Atuahene-Gima，2001)。Meyer等(2009)认为，这些制度环境具体包括了法律框架及其执行、产权、信息系统以及监管制度。由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深深根植于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无疑将深刻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但反过来，企业也可以通过一些特定的战略创造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环境，政治战略就是其一(Pfeffer and Salancik，1978)。比如，Hillman等(2004)就提出，企业可以使用政治战略来形成它们所面对的政治环境，进而产生有利于其生存与成功的政策。Capron和Chatain(2008)也强调，在现实中，当企业难以通过要素市场直接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抑或代价高昂时，它们可以转向政治市场或受政治影响的市场展开激烈的权力争夺，以期形成对己有利的各种政策以获取更多的制度支持，从而间接地获取一些关键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Peng和Heath(1996)进一步指出，政治网络战略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战略，在转型经济国家中早已成为许多企业用来争取更有利的政策、获得更多制度支持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我国，政府在对企业的制度支持(比如资源的分配和行政管理的执行等)存在着较大的人为因素，再加上我国是典型的关系主导型社会(费孝通，1985)，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将决定企业能够从政府手中获得多少制度支持。正因如此，在我国处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时期，由于市场、政府和法律等正式制度尚不健全，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便成为了企业克服制度失效的一种积极反应和替代性机制，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Xin and Pearce，1996；余明桂、潘红波，2008)。举例而言，财政补贴是政府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如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或社会效益(如稳定物价和创造就业机会)而采取的一项政策措施。不少相关研究发现，在我国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政府支持(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企业对政治网络战略的投入可以帮助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巩固与加强政治网络中的人际信任，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制度支持。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和战略柔性中的中介作用
1.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
North(1990)认为，社会的制度框架通过制定“游戏规则”规范了经济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取制度支持对企业而言就相当于掌握了更有利的“游戏规则”，这将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究其原因在于，能够有效获取制度支持(不管是通过政治网络战略主动获取抑或是企业被动接受)的企业往往能够在市场竞争中提高效率，避免不合理成本或风险的发生(Meyer et al.，2009)。更为重要的是，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赢得制度支持将为企业带来一些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这些资源往往有助于大幅增加企业的战略选择空间(Bowman and Hurry，1993)，从而为企业的战略柔性提供有力支撑，而且这种作用在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显得尤为重要。
如前所述，在我国要素市场并不完善，而政府掌握了举足轻重的资源配置权力，能否获得政府的制度支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将来的能力建设与发展的水平。获得制度支持，往往意味着企业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信息、技术支持、相关许可证以及经营自主权等等，而这些都是企业培养战略柔性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Sanchez，1995；Hitt et al.，1998；Zhang，2005)。其中，信息与经营自主权的增加，为企业内部决策的迅速调整提供了依据，也将大大增强战略领导实施战略柔性的信心(Shimizu and Hitt，2004)。而资金、技术支持以及许可证的获得，则有助于企业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这无疑为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anchez，1995)。可以说，制度支持为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并为企业实施战略柔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决策依据。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中的中介作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制度理论在战略管理理论中的重要作用(Peng and Heath，1996；Oliver，1997；刘海建，2012)。Peng等(2009)提出，制度理论应成为战略管理领域中继产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之后的第三大研究视角。制度理论的提出，弥补了资源基础观中缺乏对于资源获取的制度背景进行讨论的缺陷，并且强调了制度背景以及对这种制度背景的管理在企业资源的获得与能力发展中的重要性(Oliver，1997)。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呼吁采用一种整合的观点来进行战略研究，即不仅要明确考虑制度的影响，而且应将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Meyer et al.，2009)。值得注意的是，Peng(2002，2003)强调指出，关于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的整合，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研究空白，而针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将有助于推进这种整合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试图为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进行整合的相关研究文献提供新的证据。以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为研究对象，我们试图考察的一个有趣问题就是，制度支持是否在政治网络战略和战略柔性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如前所述，一方面，政治网络战略是企业针对政企关系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进行的战略管理，有助于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从而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另一方面，制度支持是企业发展战略柔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外部因素，因为获得制度支持往往意味着企业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来支持公司战略改变。结合制度理论的相关观点，企业对外部制度背景的管理是为了培养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资源的获取提供便利，促进企业能力的发展(Oliver，1997)。因此我们认为，企业政治网络战略之所以会影响战略柔性，关键在于政治网络战略有助于企业赢得制度支持。换言之，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可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中介角色。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政治网络战略通过制度支持影响战略柔性。
(四)恶性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所谓恶性竞争(dysfunctional competition)，是指企业在市场上的机会主义、不公平甚至是不合法的竞争行为(Li and Atuahene-Gima，2001)，诸如违反专利和产权、不履行合约规定、价格战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都属于典型的恶性竞争行为。在市场机制不健全、产权保护薄弱、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监管缺失的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之间缺乏约束的恶性竞争层出不穷，甚至构成了企业不得不面对的一种重要外部环境因素(Peng and Heath，1996)。以我国为例，近年来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现象在各行各业频频发生，如“弹窗大战”、“终端封杀”、“诬陷门”、“肉搏战”、“诉讼战”、“黑公关”等事件不时见诸报端(赵桂英，2011)。应该指出，恶性竞争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环境特征无疑将对组织战略决策的制定及其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Pfeffer and Salancik，1978)。鉴于此，本文试图基于中国的现实背景，进一步检验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中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1.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恶性竞争之所以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广泛存在，其根源在于外部环境对于恶性竞争缺乏有效的约束。在我国，虽然政府已对恶性竞争颁布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但该法实施近20年来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立法模式上采取合并式、管辖范围过窄、实行以行政控制为主的执法模式等等(陈福初，2007)。正因如此，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时有发生的恶性竞争行为，但却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法律保护(Li et al.，2006)。加之，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和行政法规的执行存在着较多的自由裁量权，政府机构的监管职能存在着较多的可操作空间(张祥建、郭岚，2010)。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愈发重视和依靠政府而不仅仅是法律来遏制恶性竞争。尤其是在诸如中国这样一些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中，构建政治网络从而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本来就是许多企业改善外部制度环境的有力手段(Xin and Pearce，1996)。因此，当置身于恶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时，企业无疑将具有更强的动机寻求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获取制度支持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换言之，高恶性竞争环境很可能会增强企业对于政治网络战略的投入及其对制度支持的正向影响。反之，恶性竞争程度越低，这意味着市场、政府和法律等正式制度越完善，企业的利益越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此时，企业建立政治关系的动机将明显降低(Bartels and Brady，2003)，从而将大大削弱政治网络战略对于制度支持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恶性竞争在政治网路战略与制度支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高恶性竞争环境会强化政治网络战略和制度支持之间的关系，而低恶性竞争环境则削弱两者之间的关系。
2.恶性竞争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恶性竞争现象越是激烈，说明市场越是无序(McMillan，1997)。在恶性竞争的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保持原有的战略难度就会增加，此时企业亟须增强战略柔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种情况下，企业寻求制度支持所获得的资源会更多地运用到战略柔性的发展，以确保企业拥有足够的战略柔性来应对这种环境的不断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恶性竞争显然增加了企业战略柔性对于制度支持的依赖，也即加强了制度支持对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反之，市场竞争越是有序，企业经营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就越低，这有助于企业维持原有的既定战略，而减少对于战略柔性的需求。此时，企业通过制度支持获取的资源可以更多地用于自身经营的其他方面而非战略柔性的发展，从而大大减弱了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恶性竞争在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高恶性竞争环境会强化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而低恶性竞争环境则削弱两者之间的关系。
图l 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制度支持的中介作用与恶性竞争的调节作用
综上，本文的研究可概括为一个较复杂的包含中介环节的调节效应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程序与样本企业分布情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调研范围涉及了京津唐、长三角以及珠三角等中国三大经济圈。为了确保数据的完整和可靠，我们主要通过所在商学院的校友会以及具有较好合作关系的相关政府部门(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协助调研。我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放问卷：一种是现场发放问卷，由调研负责人与商学院校友会提供的企业名单中的企业预先电话联系确认该企业是否参与调研并确定调研时间、参与人员等具体事宜；然后由调研团队成员亲临企业现场发放问卷，详细说明调研的内容、目的和填写方法，并对问卷中的专业术语进行填写指导，最后由调研团队成员当场回收。另外一种是与当地的政府合作发放问卷，我们将问卷以及调研目的、意义、填写说明与注意事项等相关填写说明一并放入调研信封，由政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和联系人发放问卷并回收后，采用邮寄等方式寄回。最终，此次调研的范围涵盖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近10个省份20多个城市的650家企业。
为了避免同源方差并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采取配对样本的收集方法。本文的研究样本由企业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两组参与者组成，其中总经理填写制度支持、恶性竞争和战略柔性3个部分的问卷，而企业政治网络战略的问卷由企业副总经理填写。调查问卷所有的题项均采用6点制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6-非常同意”。课题组历时近两年对650家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共发放1300份问卷，并回收了1052份问卷。剔除答题不完整或无法配对的问卷，我们最终获得了403家企业的样本数据，有效回收率为62%。
如表1所示，本文所调研的样本企业具有如下特征：(1)从产权性质来看，被调研企业中民营企业居多，共有184家(约占样本总量的45.7%)；而国有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类型企业分别占8.7%、10.2%、24.1%、4.5%以及6.9%。(2)在企业规模方面，被调研企业以100～500人的中小型企业最多，共167家(占41.4%)，100人以下的小型企业占20.6%，500～1000人的中型企业占13.6%，1000～2000人的中大型企业占12.9%，2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占11.4%。(3)在行业分布方面，属于高科技行业的企业占30.8%，非高科技行业企业占69.2%③。整体而言，本文实地调研的数百家企业基本上覆盖了不同产权性质、不同企业规模以及不同类型的典型企业，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研究变量
本文对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以及恶性竞争变量的测度，主要借鉴Li和Atuahene-Gima(2001)所使用的量表(详见表2)。其中，政治网络战略包含了如“花费很多精力去培养和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官员的私人关系”等在内的4个题项。制度支持则包括“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能为本企业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技术”等在内的4个题项。此外，恶性竞争也由4个条目组成，具体包括“本行业存在大量非法竞争活动”等题项。这3个变量均为单一维度变量。另外，对于战略柔性概念的测量，我们则主要借鉴Bierly和Chakrabarti(1996)与Grewal和Tansuhaj(2001)开发的问卷(详见表2)。我们重点关注企业总体战略及其职能战略对环境变化的调整，量表主要包括7个条目，如“我们总是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战略”。此变量也为单一维度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借鉴已有文献(Sanchez，1995；Xin and Pearce，1996；Evans，1991)，本文主要考虑了企业产权性质、行业特征以及企业规模等因素。其中，我们将产权性质划分为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以非民营企业为参照组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同时，将行业划分为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并且以非高科技行业作为参照组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此外，本文将企业规模依据企业的人数等级来设置一个连续变量，共划分了5个等级，即100人以下、100～500人、500～1000人、1000～2000人以及2000人以上，按上述等级排序分别对企业规模变量赋值1到赋值5。
(三)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7.0和AMOS17.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具体的统计分析包括：首先，采用AMOS17.0针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从而考察所使用量表的区分效度；其次，运用SPSS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相关性分析；再次，采用中介回归分析考察制度支持在企业政治网络战略和战略柔性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最后，运用层级调节回归检验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以及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我们首先对量表进行了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报告于表2和表3。在信度检验方面，如表2所示，本文所使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均超过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而在效度检验方面，与已有文献一致，本文主要检验了变量的区分效度。因此，我们对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战略柔性和恶性竞争组成的四因子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项目的载荷见表2，拟合度指数见表3。
如表2所示，四因子模型中所有因子载荷数值大多远远高于0.4的一般建议标准。除了第8项和第19项，其他题项的因子载荷数值甚至都高于0.55的良好水平，这表示同一因子下的测量项目，能有效地反映出同一构念。进一步地，理论上RMSEA小于0.08而TLI和CFI大于0.9且越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越好(吴明隆，2009)。表3显示，该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如下：
/146=2.745,RMSEA=0.066,TLI=0.919,CFI=0.932。可见，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标均达到了较高的标准。同时，与其他10个模型相比，该四因子模型对实际数据拟合得最为理想。可见，本文所使用的4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的确代表了4个不同的构念。概言之，本文的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信效度，这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从表4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来看，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以及恶性竞争等3个主要变量的得分均值分别为15.231、16.021和14.170。考虑到这3个变量的测量量表都包含4个题项，每项最高6分，即满分为24分，其得分率分别为63.4%、66.8%和59.0%。这意味着，多数被调查企业认为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对企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或多或少地存在恶性竞争的现象。进一步地，我们关注的战略柔性得分均值为31.740，其对应的测量量表满分为42分(7个题项、每项最高6分)，得分率高达75.6%。换言之，大部分企业在实践中都相当重视保持较强的战略柔性来应对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整体而言，描述性统计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基本相符。
在相关分析方面，表4显示，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显著正相关(r=0.151，p＜0.01)，与制度支持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r=0.195，p＜0.001)。同时，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显示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超过0.5(r=0.541，p＜0.001)。可以说，上述相关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假设3。进一步地，表4还显示，恶性竞争与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也有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194、0.229和0.259，显著水平都在0.001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恶性竞争作为一种外部环境因素可能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为了获得更为稳健的实证证据并检验其他几个假设，我们接下来还需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三)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制度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检验中介变量的4个步骤，考察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具体而言：(1)检验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验证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3)检验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4)如果前3个结果成立，继续检验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同时进入回归时对战略柔性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此时如果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的作用减弱甚至不再显著，则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成立。我们将实证分析结果报告于表5。
表5的模型1显示，是否民营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行业等特征并不会显著影响企业获取的制度支持，但企业规模则与制度支持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模型2表明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67，p＜0.00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政治网络战略可以解释制度支持3.3%的变异，该结果显然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2。而模型3的回归结果表明，产权性质、行业特征和企业规模都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在此基础上，模型4中进一步将自变量政治网络战略放入回归方程，发现它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95，p＜0.01)，额外的变异解释量增加了2.2%，所以研究假设1也得到了实证支持，即政治网络战略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战略柔性。进一步地，模型5显示，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85，p＜0.001)，而且能够额外解释战略柔性高达28.8%的变异量，该实证结果显然有力地验证了研究假设3。这表明，制度支持对于提高企业战略柔性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最后，模型6为检验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比模型4和模型5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将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同时引入回归模型时，制度支持的作用依然显著(β=0.769，p＜0.001)，但政治网络战略的回归系数则变得不显著了(β=0.066，p＞0.05)。依据Baron和Kenny(1986)的判断方法，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和战略柔性之间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即研究假设4得到支持。
进一步地，我们采用Sobel(1982)的检验方法，即运用公式
试图对上述中介作用是否显著进行更准确的分析。本文获得的相关数据为：a=0.167，b=0.785，
=0.045，
=0.062，计算可得统计值z为3.561(p＜0.001)，这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因此，Sobel检验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4。这意味着，在政治网络战略影响战略柔性的过程中，制度支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网络战略要能够对战略柔性产生影响，必须建立在企业可以获得制度支持这一重要制度环境的基础上。
(四)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恶性竞争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的假设5提出，企业所面临的恶性竞争程度越强，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的影响程度会相应增强，即恶性竞争具有调节作用。我们采用层级调节回归(hierarchical moderated regression，HMR)分析的三步骤检验方法，并利用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调节效应。理论上，当加入交互项的时候
是显著的，那么调节效应存在。具体而言，我们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实证检验：第一，检验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的影响；第二，将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环境同时引入回归模型考察其对制度支持的影响；第三，将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以及两者交互项加入方程，检验这些变量对制度支持的影响。如果以上第一和第二这两个步骤的实证结果均为显著，并且第三个步骤的交互项系数显著，那么恶性竞争环境的调节效应成立。具体实证结果见表6。
根据表5中模型2的实证结果，政治网络战略对制度支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表6的模型7中，我们发现政治网络战略和恶性竞争对制度支持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β=0.132(p＜0.01)和β=0.176(p＜0.001)。在表6的模型8中，加入政治网络战略和恶性竞争的交互项系数后，回归结果也是显著的(β=0.497，p＜0.01)，并且=0.019(p＜0.01)。由此可见，恶性竞争环境对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关系的调节作用成立，即本文的研究假设5得到了实证支持。
假设6提出，恶性竞争程度越高，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的影响程度就会越强。因为该调节效应是在中介效应之后起作用的，所以是对中介效应的调节(moderated mediation)，也称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温忠麟等，2006)。为了考察恶性竞争是否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借鉴温忠麟等(2006)的方法，我们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按照“先检验中介效应，然后检验调节效应”的步骤来进行。具体过程如下：首先，做战略柔性对政治网络战略和恶性竞争环境的回归，如模型9所示，政治网络战略对战略柔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34，p＜0.05)；其次，做制度支持对政治网络战略和恶性竞争的回归(见模型7)，实证发现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132，p＜0.01)；再次，做战略柔性对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和制度支持的回归(见模型10)，实证结果显示制度支持对战略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27，p＜0.001)，以上步骤证明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最后，做战略柔性对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制度支持以及制度支持与恶性竞争的交互项的回归(见模型11)，结果显示制度支持与恶性竞争的交互项对战略柔性的影响不显著(β=-0.343，p＞0.05)。因此，恶性竞争环境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的关系中不存在调节作用，即研究假设6不成立。
在假设4和假设5成立的基础上，本文还试图进一步检验恶性竞争是否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即考察政治网络战略与恶性竞争的交互项是否会通过制度支持来影响战略柔性。温忠麟等(2006)提出了“有中介的调节变量”的检验步骤，即“先要检验调节效应，然后检验中介效应”。我们首先检验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及其两者的交互项对战略柔性的影响，结果如模型12所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543，p＜0.05)；其次，模型8显示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及其交互项对制度支持均有显著作用，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β=0.497，p＜0.01)；最后，我们再考察政治网络战略、恶性竞争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在加入制度支持变量后对战略柔性的影响。模型13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支持的系数显著(β=0.719，p＜0.001)，而政治网络战略与恶性竞争的交互项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β=0.186，p＞0.05)，这说明恶性竞争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制度支持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
综上所述，恶性竞争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即恶性竞争在政治网路战略与制度支持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会进一步通过制度支持来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同时，恶性竞争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恶性竞争并不会明显影响制度支持对于企业战略柔性的正向作用。为了更形象地说明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和制度支持二者关系中所具有的调节作用，我们按照Aiken和West(1991)推荐的方法，进行绘图。结果如图2显示，无论是在恶性竞争程度高还是低的情况下，政治网络战略都对制度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高恶性竞争样本组的直线斜率要远远大于低恶性竞争的对照组。这说明在恶性竞争程度较高时，政治网络战略对于获取制度支持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5。
图2 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和制度支持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战略柔性已成为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如何增强企业战略柔性的问题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基于企业政治行为、制度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观相结合的独特视角，首次考察了企业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恶性竞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对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地区650家企业1300名高管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最终获得了403家中国企业的有效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治网络战略显著增强了企业的战略柔性，而制度支持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中介的作用；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在制度支持和战略柔性的关系中这种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在“新兴加转型”的中国，市场机制并不完善，制度建设尚不健全，企业间恶性竞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构成了企业不得不面临的外部复杂环境。本文首次实证检验了政治网络战略对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揭示了制度支持、恶性竞争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与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首先，我们考察了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证实转型经济下中国企业构建政治网络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回答了企业应如何管理所面临的制度环境的问题，揭示了公司政治行为影响战略柔性的路径，也丰富了制度理论的已有研究文献。其次，本文对制度支持与战略柔性关系的研究显示，制度支持对企业的战略决策与经营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往的国外研究侧重于考察企业内部资源对于战略柔性的影响(Hitt et al.，1998；Palanisamy，2005；Zahra et al.，2008)，本文从外部环境的视角拓展了相关研究，并为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更好地发展战略柔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再次，本文将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相结合，进一步检验了制度支持在政治网络战略与战略柔性二者关系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Peng(2002，2003)认为，已有文献在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观的整合方面还存在许多空白。而本文的研究为这两大理论的整合提供了来自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证依据，有助于弥补这一研究缺憾。最后，我们验证了恶性竞争在政治网络战略与制度支持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外部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实施效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企业不仅需要关注与政府的关系，同样也必须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对于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转型经济环境中企业战略柔性的培养和政府的角色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企业应“内外兼修”来培养与发展企业的战略柔性。以往国内外文献聚焦于企业内部资源与战略柔性关系的研究，而对于如何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来发展企业战略柔性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以转型经济下的中国为研究背景，研究发现外部制度支持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柔性。这意味着，对中国的企业而言，要获得并保持良好的战略柔性，不仅需要依靠内部资源，也必须更加重视对外部制度环境的有效管理。因为获得制度支持的企业，往往能够掌握更多的外部稀缺资源。可以说，只有“内外兼修”，企业才能够掌握与其所需的战略柔性相匹配的相关资源，进而推动企业在动态环境中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
第二，企业应合理运用政治网络战略来获取所需资源，为增强战略柔性提供支持。虽然有学者认为，依靠政治关系战略的企业应该向能力战略转型(徐淑英等，2008)，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政治网络战略在战略柔性等能力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归根结蒂，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要从外部获取足够的资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企业必须通过一些有效途径来寻求政府的制度支持，而政治网络战略无疑成为了企业的一种重要手段。本文研究发现，政治网络战略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制度支持，而制度支持对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结论在证明企业政治网络战略有效性的同时，也为企业管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因此，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应该有意识地建立与培养企业的政治网络，有效地构建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获取制度支持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从而为培养战略柔性等企业能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第三，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建立政治关系等非正式制度来获取制度支持，但无疑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而且其中衍生的寻租、腐败等负面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如果制度足够完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依赖于政治市场竞争来进行运作和汲取所需的资源，那么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更有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可以说，制度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在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中，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可能成为输家。因此，在制度不够健全的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完善制度并且有效监督制度的实施，让制度成为市场运行的基石。只有制度完善了，企业才能够更加专注于自身的经营发展，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自身能力的发展上而不是政治战略上。
第四，政府应有效地管制恶性竞争以完善市场机制。以往的研究发现，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将寻找一些替代性的非正式制度来获得更多的资源与制度支持(Xin and Pearce，1996)。而本文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结论，即当市场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政治网络战略来寻求制度支持，从而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可以说，恶性竞争将破坏市场机制，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发挥资源配置效率，迫使企业更加依赖于建立政治关系这类非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但是，这无疑将导致政府对于市场更多的干预，损害市场效率。因此，对政府而言，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建设，还要严于执法，积极引导市场步入良性竞争的发展轨道，为企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只有当制度和市场机制都健全时，企业才能真正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性，这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一方面，本文主要将企业产权性质、行业特征以及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一步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制度支持以及战略柔性的企业特征或组织环境特征变量，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由于本文在研究设计中采用的是横截面调研数据，可能难以完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比如，主要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本文研究发现，企业的政治网络战略有助于提升战略柔性，但是反过来，战略柔性强的企业也可能会拥有更多的资源来实施政治网络战略。此外，其他的内生性变量(如企业绩效等)也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政治网络战略、制度支持以及战略柔性，从而影响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上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采用纵向数据进行研究或者采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相互作用关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讨(Ployhart and Vandenberg,2010; Lockett et al.,2009)。
注释：
①比如，20世纪20年代坚持只生产黑色T型车的福特公司，被采用多元化战略的通用汽车赶下了市场份额第一的宝座。而近年来在手机市场上，摩托罗拉与诺基亚逐渐丧失了市场竞争优势，也源于它们未能灵活地调整战略决策。摩托罗拉过于专注RAZR超薄系列机型，而诺基亚则沉迷于手机型号的变换，都忽视了触屏手机和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赋予了苹果、三星等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机会。
②以中国为例，近5年来全国工商系统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9万余件，涉案金额高达1600多亿元(数据来源：http://cpc.people.com.cn/n/2012/0711/c77791-18495680.html)，其中不乏恶性竞争案件。
③Evans(1991)认为，战略柔性对高科技行业的企业而言显得至关重要。而且，在我国高科技行业通常更有可能获得制度支持，也往往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更加重视战略柔性问题。鉴于此，本文将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行业作为主要的行业特征变量在研究中予以控制。
④a、b分别为中介变量对自变量、因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a和b的标准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