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改革：新的突破与突破的新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制论文,新任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必须确立科学的所有制观并抓住所有制实现这个根本上的突破。经济体制改革是否到位从而取得最终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到位和成功。
从经济体制方面看，建国以来最大的认识误区表现在所有制的认识上。似是而非的所有制认识导致了从本质上脱离国情，全方位违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的诞生与不当行为的发生、发展。至今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发生着负面影响。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上存在一系列认识误区，但最大的认识误区体现在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上。作出这样的断定，不仅是因为所有制在经济关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局性的。而且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认识模糊与谬误的程度的确远超过其他方面。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误区集中体现为两点：一是把所有制标准立于生产力标准之上，以所有制的性质、程度论事物的好坏优劣，直至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二是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集中到所有制的对立上，僵化看待公有制的形式，漠视私有制形式的变化，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同公有制、资本主义同私有制等同起来。
所有制认识上这两个根本性误区的形成既有思想上的渊源，又有实践上的原因。从思想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强调所有制的重要性，把所有制看成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并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上的后继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规定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公有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财产共有”，“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提出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尽管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后继物出现，而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在低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但这并没妨碍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来要求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从实践方面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灾难深重的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新中国面对着的不仅仅是治理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污泥浊水，而且是重建已处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基于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其中在经济上的最重要的举措，是以没收官僚资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基本内容的所有制革命。这一革命，迅速形成了新的社会制度赖以生存与巩固的经济基础和政府支配经济、处置经济活动的资产基础。来自中央的以所有制革命为最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与来自亿万人民群众因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所迸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产生的冲天干劲、无私奉献和创造性行动，不仅在短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实现了“一五”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基于特殊环境，由多因素造成并带有明显经济起步型（建立在小基数上的高增幅）特征的结果被人们作为一种常态简单地同所有制的“升级”革命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又因为对马恩关于所有制论述的僵化理解使实践的结果不仅成为马恩论述的注脚，也同时成为这些论述的佐证，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所有制越公，则不仅社会主义制度越完善且生产力也越发达的错觉。所有制的性质与程度同社会主义的完善程度与生产力发达程度被直接等同起来。
也是基于此，在直接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我们在人为地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分成高、中、低三种级别的基础上，脱离现实生产力水平与现阶段社会国情特点服从于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需要，一味追求所有制的高级与清纯。而这种实践上的偏差给国有经济带来了三个直接的恶果：一是形成了不合理的财产分布形式，从而国有资产处于“粗放”状态。所有制由非公到公，由“低公”到“高公”的一浪高一浪的“升级”运动，造成了个体私营经济几乎被消灭殆尽，集体所有制经济徒有虚名，实际上变成了按国有经济制度和规则管理、运行的“全民”经济，国有国营的经济占绝大比重，国有资产不论必要、不分轻重遍及各个行业、领域的格局。这就使国有资产在分布上处于“粗放”状态。国有资产分布的这种“粗放”状态，使政府陷入了“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穷于应付的境地：该抓的大事虽然抓了，但是没有钱没有抓好；不该抓的小事也抓了，但是没精力同样没有抓好。国有资产没能集中到能够把握、应该把握的领域，实际上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既没能实现应有的效率，也因没法管理造成了严重的浪费与流失。二是形成了无约束的财产组织形式，使国有资产处于“虚置”状态。追求所有制高级与清纯的结果是形成了单一国有的财产组织形式，与此相应的是国家直接经营。然而这种亦称为“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制，实际上缺乏真正的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的责任主体。说是“全民所有”，但由于资产的整体所有与一个个有独立利益要求的个人间的直接占有表现着很大的反差，又没有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手段填补这种反差带来的资产约束上的空白，即通过“利益约束”实现非资产直接占有的“资产约束”，实际上就变成了“人人都所有，人人不关心；个个是主人，个个不负责”，一有机会，个个都想捞一把。国有资产处于“虚置”状态，无人负责，不仅不会产生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开展创造性生产经营活动的冲动，而且还存在着被“挖”和被“夺”及被“毁”的危险。三是形成了不科学的财产经营方式，使国有资产处于呆滞状态。立于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出于对商品经济的厌恶，追求高级与清纯的所有制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只强调国有资产的“物”的存在形式而否定它的“货币”存在形式，从而“固守”国有资产的物的形态，阻碍了利用货币形态流动性强、含金量变化大特点，通过物质形态与货币形态间的适宜变换，实现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优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用的发挥，国有资产的运转处于呆滞状态，仅仅通过计划“调拨”来推动，不仅降低了其运作效率，还为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所有制上的认识误区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带来了重大曲折，最后几乎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直至今天，这方面的认识误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不科学的思想观念仍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我们自己在推出经济改革措施与经济发展举措时，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掂量是姓“公”还是姓“私”，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改革试验与探索时，仍然存在着有关性质认定继而行为认定再进而位置认定上的担心与“恐惧”。至于来自姓“资”姓“社”论“公”论“私”的评判官们的非议，就更不鲜见。任何试图对国有经济进行重组，缩小国有经济比重和减少国有企业的做法都被视为推行私有化；推行股份制，强调产权清晰被指斥为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不加分析不分类别把资本的流动同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同起来；等等。从总体上说，由于没有摆脱传统的所有制的认识误区，即使在改革近二十年的今天，对传统的国有资产的分布形式、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固守的格局并没有真正改变，而这种固守因为国有经济运作环境与条件已同改革前发生本质变化而使其陷于自身发展的困难与来自外部的日益强劲的侵害之中，真正给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危机。
在总结近二十年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探索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实现了所有制改革认识上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这是我国思想解放和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此为基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进一步形成科学的所有制思想观念。
1978年末以来，与丰富多彩的所有制改革实践相联系，理论界从所有制涵义的辩析、地位的确定到实践形态的选择、结构的调整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由浅入深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科学总结近二十年所有制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上的许多新突破。最重要的是这样三个方面：其一，“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是对长期来把社会主义的完善与成熟程度同国有经济的比重大小、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少等同起来的认识的突破，从而为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调整和国有经济运作战线的适当收缩，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依据。其二，“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是对长期来只把国有制看成是真正的公有制，把国有国营当作正宗的或惟一的公有制形式的认识的突破，从而为探索多种适应国情特点和地区特色，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形式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其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长期来把非公有制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异己或附属物，采取扼杀、挤压、排斥、限制的认识与做法的突破，从而为从各地实际出发，收缩国有经济比重，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理论与政策上的这些重要突破，将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并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格局的变化发生重大影响。
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突破，不仅指明了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操作路径，而且这种突破本身启示我们必须对于所有制的认识立于科学的基点上，进一步说，这也有利于我们把对于所有制的认识立于科学的基点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特别是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思想精神，我们今后在所有制的认识必须进一步把握这样的思想基础：（1）所有制问题的确十分重要， 是经济体制系统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必须把所有制的认识与改革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2）要把对所有制的重视， 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建立在生产力标准之上。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则和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真实体现。不是作为替代物而是作为并存的“对立物”出现的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把自己推向同资本主义竞争的境地，它惟有以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来体现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从而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替代地位。社会主义之所以要实行公有制，首先是因为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能给社会主义带来超过资本主义的发达的生产力。要论“公”论“私”，要论“社”论“资”，但必须把这种论辩建立在以生产力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基础之上。（3）所谓对于所有制的科学认识， 或者说对传统的不科学的所有制理论的“突破”，不过是立于现实生产力水平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所有制观念的一种重新“审视”，并做出符合这种客观环境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同时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对尚不清晰的现实所有制关系及发展趋向予以揭示并作出操作上的说明。立于这些认识基点，我们应当进一步在所有制问题确立这样一些思想观点：
第一，辩证地而不是僵化地看待公有制和私有制及其二者关系。辩证地而不是僵化地看待公、私所有制及其间的关系，我们能发现：（1）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其内涵及表现形式都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生着变化。几百年来，私有制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财产组织形式看，从分散单体占有（分资到人，一一对应）发展到组合占有（各种形式的股份制）又发展到融会占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内涵看，从与资产相联系扩展到与非资产因素（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中，作为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董事会中出现非资产因素董事）相联系；从纯粹的资本家、雇主占有扩展到劳动者、雇员也拥有少量股票、股权；等等。至于公有制形式与内涵的变化，我们能从这些年所有制改革实践的发展中看得清清楚楚。（2 ）公有制和私有制没有天生的好坏之分。它们的好坏只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时要求所决定的，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公有制比不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私有制好，反过来，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私有制肯定比不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的公有制好。（3）公有制和私有制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其一，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各自能以适当形式并存；其二，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它们有一些受生产力制约的超越各自所有制性质的共同属性，如市场性、开放性等等。其三，它们不是绝对不可以结合的，事实上，公有制总体上可以体现私人利益，而私有制总体中也可以出现某种形式与程度的公有成分；其四，它们不是绝对不可转换的。在一定条件下，同为一定时期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公有制的某种形式与私有制的某种形式可以相互转换。辩证把握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就不会因所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或某种特殊环境的非常规性变化而引起思想上的恐惧、困惑和担心，反而有利于适应生产力变化做适时适度的所有制结构与形式的调整，也有助于拓展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选择与改革的思维领域与实践范围。
第二，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来说，所有制没有高级与低级之分，只有适应与不适应之分。从社会发展的演进轨迹看，我们可以认为奴隶社会的私有制比原始社会的公有制高级；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高级。但就同一历史阶段来说，只要不是人为强制，一定的所有制的出现只能服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因而，所有制，特别是某种性质的所有制的实现形成只有适应与不适应之分，而无高级与低级之分。即使有高、低之分，也只能以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应特定的国情和区情为衡量标准。
第三，所有制的结构是变动的而不是固化的。所有制格局变化的必然性及其变动方向的根基是生产力。但变化的最直接依据则是为着实现最大限度利润（从整体上表现为生产力）而展开的经济活动主体间的竞争。竞争决定所有制格局的变动，机制不顺、缺乏竞争力的所有制形式将在竞争中被淘汰，新的有竞争力的所有制形式将在竞争中被创造，如此交替反复，促进着所有制形式完善，并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一定的国情特点的所有制结构。无论是一定所有制的存在形式还是所有制的结构，都是不可以先入为主地人为固化起来的，人为的固化必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同一所有制，具有容他性与排他性双重特点。各种所有制因其属性与存在形式不同而各具特点。因这些特点的一些方面，它们拥有一些共同都起作用的“公共”领域，例如，公有制和私有制因其开放性与市场性，都可以在竞争性领域发挥作用；然而因这些特点的另外一些方面，它们又有适宜于自身具有相对排他性的领域。一般地说，以追求利润为第一目标的私有企业的主要活动在经济效益比较直接和丰厚的竞争性行业或领域，而国家投资的重点一般在无利或无大利可图的公益事业、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领域。把握所有制上这一特点，我们就不会担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一定会扼杀和危害公有制经济。有些领域如公益事业，即便鼓励私人经济进入，它们也不愿进入。我们也能利用所有制的这种特点，在不同领域重点发展最适应其的经济成分。
第五，不同的所有制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体，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社会事业、社会义务的基本支撑是不准确的。事实上，非国有经济运行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同国有经济一样，能够起到推动经济增长、增强财政实力、支持社会事业的作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非公有制经济“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这已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也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长期以来惟有国有制经济能起到上述作用是同排斥、打压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相一致的。
所有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加快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要立足实际，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实现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新突破。
经济的活力来自于合理的经济成分结构的活力。建国以后在所有制问题认识上的误区造成了所有制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这种畸形的所有制结构又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1978年来展开的对畸形的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就成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举措。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哪里合理调整了所有制结构，那里的经济发展就快，政府的负担就轻，社会局面就平稳安定。总的看，我国的所有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在相当一部分地区，所有制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革，而随着改革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由这种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所引发的矛盾与问题也日益明显与尖锐：国有企业亏损面越来越大，下岗人员与失业人口不断增加，政府面对的亟须解决的经济包袱与社会问题愈来愈多，不仅使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也使社会安定平稳的运行受到威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对加快所有制结构调整及其他方面的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加快这方面的改革，直接关系着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能否快速而圆满地实现，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要站在向历史、向人民和向社会负责的基点上和最大限度发展生产力的战略高度，以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为重点，立足实际，进一步实现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新突破。从目前的实际与实现长远目标出发，应着力推进如下三个方面的改革：
1.合理收缩国有经济的运作战线，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如前所述，所有制认识误区导致了囊括一切的国有经济的运行战线，而机制僵化但约束松弛的国有经济的财产组织、经营形式与这种过长的运作战线的结合，最终拖住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因此，合理调整国有资产的行业分布结构，适当收缩国有经济运作战线成为搞活国有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种调整或收缩的基本内容是：使国有投资从那些非重点的、竞争性较强的领域部分或全部退出来，将那些国家没有必要管、没有精力管，管了也不会管好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小企业）合法公开地让渡给非国有者或非公有者，从而把国家的财力和精力集中到经营好那些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证国有经济在这些行业和领域的支配地位，通过提高国有经济的运行活力与效率，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对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主要通过对现存国有企业分门别类的改造进行，结合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即对企业进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公司制度建设。这种改造的具体思路应是：（1 ）对极少数非国家独家所有、独家经营不可的特殊企业，主要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特种产品生产的企业，非常重要的军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公益性极强的企业仍实行国有国营。（2 ）对平常我们所说的那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企业和部门如银行、交通、邮电、铁路、民航等部门实行以国家资本控制为特点的股份制改造。将国有资本从这些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部门中比较次要的环节和领域撤出来，让渡给非国有经济主体投资经营。（3）对竞争性行业中的少部分比较重要的企业， 实行以公有资本控制为特点的股份制改造。这里所说的重要企业主要包括这样两类：一类是涉及到幼稚产业的企业，从长远看应该放开，但眼前如放开，很可能在国外企业的强烈竞争下垮下去，需要暂时加以保护。保护的措施有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在所有制关系上公有资产占大头，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另一类是盈利企业。从方向上看，国家不宜与民争利，即便是盈利企业，如属竞争性行业也应放开。但从眼前看，为了整个经济发展，有效发挥国家配置资源以快速实现现代化作用，为了支持经济体制的尽快转轨，还应通过适当的形式掌握起来，公有资产控股就是一种形式。（4）对于竞争性行业中的一般性国有企业，争取多种形式放开。（5）对那些长期经营亏损、挽救又无望的企业， 对那些国家没有必要管，没有精力管的企业，实行以拍卖为主体的改造。通过上述办法进行配套改造，在实现企业制度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创新的同时，国有资产的分布结构就得到了合理调整，国有资产从那些无关紧要的行业部分或全部退让出来，而主要集中到属于特种产业、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的那些行业和领域上来了。
2.强化国有经济资本运作的力度与技巧，鼓励国有资本参股到非国有制企业，多形式搞活国有经济，提高国有经济运行效率。在所有制改革上还应走出公私截然对立的思维樊篱，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同资本运作有机结合起来，搞活国有经济。一种重要的途径是，以实现国有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为基本目标，利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机制活力，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特点，鼓励国有资产参股到产业有优势、制度有活力、发展有潜力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去搭方便车，借“机”（制）生“蛋”，通过企业整体经济的“膨胀”来发展自身。这是一种不吃力还讨好的事，应多多兴举。
3.继续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与规范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不仅由于机制灵活，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力较强而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优势，而且由于其特殊的资产关系具有对政府依赖性小因而带给政府的包袱与风险小等社会运行方面的优势，要积极鼓励它们发展。特别要注重结合国有资产分布结构的调整，发展多种形式的混合经济成分，并建立规范的财产组织形式与运行制度。要进一步克服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在银行贷款、项目投资等方面的体制与政策障碍，在健全运行法制与管理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其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实现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公平竞争。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要采取适宜手段，引导与推动它们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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