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义理论文,理学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2-0149-06
两宋是理学兴盛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兴盛发达的时代。两宋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理学影响，宋儒将天理、义理引入史学，把史学作为构建理学体系的工具，使史学带有明显的义理化特征。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看待两宋史学基本特性的重要问题，故而一直引起学者的关注。①可是，如何判断两宋时期理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尚有很多剩义，需要进一步发掘。
理学对两宋史学影响最为深刻的方面就是史学思想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宋代史家所思考的历史问题与汉唐和清代相比的话，就会明显看出其中的差异。这一时期的史学以理学观念作为指导思想，理学与史学相互促进，出现了一大批集理学家与史学家于一身的学术大家，诸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李心传、朱熹、黄震、王应麟等。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史明理”观念的倡导。两宋时期，治史以明义理成为界定史学性质和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准。“以史明理”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史学的本质在于究义理、明王道，史书编纂要贯彻义理、张扬王道，读史更是为了探明义理、体悟王道。“以史明理”是史学之要务，也是理学影响下宋儒对史学的新要求。
从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的逐步兴起，“以史明理”的思想观念一直被许多思想家倡导。范祖禹撰写《唐鉴》，明确提出治史要“稽其成败之迹，折以义理”[1]卷首《进唐鉴表》。曾巩提出：“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2]188程颐认为：“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3]232南宋朱熹更是极力倡导这一观念，他认为宋以前的史学从总体上来讲是重“事”而不重“义”，史书记载不符合“义理之正”。他批评重事轻义的史学传统，认为它们“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坠于世俗寻常之见。”[4]卷五十四《答赵几道》他极力反对“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的治学风尚[4]卷五十三《答沈叔晦》。因而他倡导“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5]196。他认为作史“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4]卷四十六《答潘叔昌》。由此可见，集理学大师与史学大家于一身的朱熹把“义理”作为史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因为他的崇高地位，他的史学主张对其他史家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史家虽思想各异，但在倡导“以史明理”的主张上却有共通之处，如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治史都贯穿了义理精神，只是他们反对脱离具体的历史事功而空谈义理，主张“言性命必究于史”[6]523，“订之理义，亦必以史而后不为空言”[7]205。总之，“以史明理”的观念突出反映了宋代史家对史学自身性质与功能的重新认识。
此外，宋代理学还重视《春秋》经，形成了《春秋》学，学者们喜欢阐发《春秋》大义，《春秋》“以道名分”，影响到史学，则不仅要记述事实，更要阐发义理。理学思潮的涌动直接作用于史学，使宋代史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恰如吴怀祺先生所言，“理学要把史学作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条路径，通过历史盛衰事实求支配天下万物的‘一理’。他们反对离开求理的基点去谈史、谈事，更反对把史学变成‘记诵之学’，言史而不求理”[8]9。
其二，贯通意识的增强。理学的思维特征之一就是贯通天地古今思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求理”。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史学，就表现为史家和史著通识意识的增强。理学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天理流行的结果，天理支配自然和社会的盛衰运动，人类社会只不过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总过程中的一部分，考察人类社会的运动变化，必须贯通天人来思考问题。
两宋时期史学通识意识得到充分发展，这在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苏辙的《古史》以及邵雍的《皇极经世》、司马光的《稽古录》、刘恕的《通鉴外纪》、郑樵的《通志》、张栻的《经世纪年》、黄震的《古今纪要》等著作中都有明确体现。这些著作探究上古历史，或起自三皇五帝，或始于伏羲氏，或追溯有巢氏，把中国历史的上限往前推，从宇宙的运动、朦胧的初民社会的起源论述到社会的发展，贯通天地古今思考人类社会的运行，来证明天理的先验性和永恒性。
宋代史家贯通天地古今来看问题，探究上古史，撰述通史，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显然是理学影响的结果。理学内部虽然存在众多的思想流派，但他们都把宇宙本原归结为“理”。理学坚持“理一分殊”，认为天下万物各有其理，万物之理又统一于天理。朱熹认定从无极、太极到一草一木，都各有其理，“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5]2。理学视天理为万物的本源与主宰，重视探求宇宙生成与宇宙本原，强调考察天下的形上本体，主张治学是为了“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9]12712，自然就推动学者深入思考万物的由来，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由来、发展及古今变化。于是史家以“格物穷理”为准则，把人类历史置于天地宇宙中考察，贯通天地万物与古今沿革，将研究上古历史和通史作为“穷理”的途径，突破前人的历史视野与思想局限，稽古通今，追溯远古先民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努力探究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渊源，揭示出历史盛衰的轨迹，洞察凝聚其中的天理的意蕴，从而把握治乱兴亡之道。
其三，以天理评判历史。宋代理学高扬天理，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史学评判历史，包括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和历史治乱兴衰的认识等，都普遍重视义理的标准。
基于天理史观，宋代史家往往将宋代以前的历史简单地划分为三代以前与汉唐以后两个阶段，认为三代以前天理流行，三代以后人欲横流，三代以前以王道治天下，三代以后以霸道占天下，褒扬前者，贬低后者。如司马光，他虽然有“王霸无异道”的思想，但他对三代政治作了总体肯定，却认为汉唐以下的政治是逐渐衰落的，至五代已经到了“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10]卷二十四《上谨习疏》。从这种道德史观出发，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开篇就提出了“礼为纪纲”的思想，强调“君德”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朱熹更是以三代和汉唐分论历史，认为三代君王“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11]卷二十六《孟子》，因为他们遵循王道，故而成就了太平盛世；相反，“自刘汉以下……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5]631，这种依靠“智谋功力”的霸道政治不合义理，其急功近利的统治方式更是导致汉唐不能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
研究历史，必然要对历史人物、历史过程、历史是非以及得失成败进行评论，两宋时期的史家在评判这些问题时，有意识地站在伦理道德，或者说站在义理的角度进行论述，认为决定历史兴盛衰亡的是天理，必须以天理为标准来总结历史。比如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司马光从礼的角度对各方提出批评，认为“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12]6013!程颐也秉承君臣名分尖锐批评李世民，认为他虽是一代英主，但杀兄取位，“唐之纪纲，自太宗乱之。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3]236。范祖禹对李世民的评价更加严苛，认为“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万事，难矣。其享国长久，亦曰幸哉”[1]149。总之，宋儒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尽管也注意到事功，但更多的是推重道德。
对于国家治乱，司马光认为维护纲常名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朱熹、胡寅等人更是推崇道德主义，认为“苟不以成败得失论事，一以义理断之，则千古明是非，如指掌而知所去取矣”[13]卷九《晋纪·安帝》。从天理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的兴衰，显然是秉持着一种道德的历史评判标准。纲常伦理成为评判历史的核心，这正是两宋史学义理化的基本特征。
其四，正统观念的更新。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繁盛的时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经世情怀，对“天理”“王道”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日渐深入，思想领域不断积聚变革的因素。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史学领域中正统之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有明显的理学印痕，显示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一是人们高举《春秋》尊王大一统的旗帜，严厉批判了以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学政治色彩和天命观的正统论，扬弃了五德承运说；二是提出了“居天下之正”与“合天下于一”的正统标准[14]275-277，为解释历代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三是北宋和南宋在正统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微妙的差异，北宋学者多重视“一统功业”，南宋学者多重视“王道仁德”；四是宋代正统论受理学思潮中天理、人心的影响，在王道和霸道之间、道德和功业之间纠缠，反映了历史发展内在法则的深刻矛盾[15]。北宋学者秉承“《春秋》学”尊王大一统理论，在史学正统论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在“居天下之正”的“道德”和“合天下于一”的“功业”之间寻找平衡，虽强调“王道之仁德”，更重视“功业之实绩”，对于像秦朝这样的“虎狼之国”，也能看其功业而列入正统。
但是，这种情况到南宋发生了变化。随着理学整体理论达于极致，作为最高境界的“天理”论除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天然的合理性外，还内具于人的内心世界，融会于人的道德修养。人们只要返身求诸己，自我完善道德本性，天理就会出现，社会秩序就会循理而正。这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史学正统观由重“一统大业”向重“王道伦理”的思想转化。如张栻的正统观中，只有“道德”的位置，几乎没有“功业”的地位。他在《经世纪年·自序》中以“尊王攘夷”为指归，指出“合天下于一”只是霸道之私，“居天下之正”才是王道之公。他把正统论当作扶持万世纲常的支点，赞扬以仁义得天下、以王道治天下的历史观。南宋山河破碎，偏安一隅，使人们更强调人心世风、道德修养，认为这是文化命脉所系。由此，正统论中“居正”的王道观渐占上风，“天理”成了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人们总是以“天理”和“王道”为指归来讨论历史发展大势。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直反映着史学思想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从来都不是技术层面的工作，它的每一个变化都反映了史学内涵的变化。两宋时期，“理学不只在历史认识上对史学渗透，而且也通过一定的史书编纂形式，转化理学于史学之中”[8]19，在史书体裁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于以前的特征。
其一，通史撰述的勃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通史撰述自司马迁撰《史记》直到唐五代，一直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但是到了两宋，这一局面被打破，通史撰述勃兴。两宋时期通史撰述的发达和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理学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源、宇宙的本体、世界的主宰，自然与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受天理支配。从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到朱熹，都重视求理，把理作为对宇宙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最高概括。理学的求理思维具有贯通天地古今的特点，作用于史学，就是作史要有通识意识，由此导致通史撰述的发达。恰如汪高鑫所指出：“既然理的存在是宇宙中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存在，那么史学作为求理的手段，理所当然也要有通识意识，在历史撰述中贯通天人古今，这就促进了通史撰述的兴盛。”[16]194换言之，“理学求理，格物致知，离开‘考古今’‘多识前言往行’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8]21。
两宋代表性的通史著述，诸如邵雍的《皇极经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都贯彻了贯通天人古今的思想。这些著作考察治乱盛衰，探讨历史演变，反映了明显的通识意识。《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深究义理，彰显名教，体现统纪，“有资于治道”。马端临《文献通考》“融会错综，原始要终”[17]总序，同样表达了会通古今的观念。纵览古今变化，考见历史盛衰，昭示治国安邦的道理，是两宋通史著述的内在蕴意。
其二，编年体史书振兴。宋代之前，虽然编年体史书有《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等，但远不如纪传体发达。进入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理学视纲常伦理为不可移易的天理，而《春秋》讲尊王攘夷、褒善贬恶，故而宋人特重《春秋》。当时的人们对《春秋》的作用有深刻认识，孙甫有言：“《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而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18]序在宋代学者看来，编年体比纪传体更能体现治乱之本与劝诫之道。总之，《春秋》地位至高无上，是“百王之法度，万事之准绳”[19]序。
宋代理学家推崇《春秋》经，阐发尊王大一统之义，具体到历史编纂学领域，人们竞相效法《春秋》所代表的编年体以著史，直接推动了两宋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其代表性著作有胡宏的《皇王大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熊克的《中兴小纪》、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等，而尤以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代表，是编年体的高峰。
其三，史评的兴起。史评，又称史论。宋代以前的史论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史书中的“论赞”，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中的“赞”、《三国志》中的“评”等。另一类就是专门的史论，如贾谊的《过秦论》等。及至两宋，史评蓬勃兴起，涌现出大量的专门史评著作。这从宋代目录学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宋代以前的目录学著作中没有“史评”类，但到了南宋，晁公武说：“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20]295故而在《郡斋读书志》中首次于史部设立“史评”类，这标志着一种单独的史体——“史评体”被确立下来。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专门史评著作有范祖禹的《唐鉴》、苏洵的《史论》、胡寅的《读史管见》、吕祖谦的《史说》、张栻的《通鉴论笃》、陈亮的《汉论》、叶适的《唐史评》、吕祖谦的《大事记》等。除此之外，诸多学者的文集中也有大量史评(史论)篇章。
史评的出现适应了宋代理学与史学发展的要求。这一时期的史评不再局限于过去缺乏系统的论赞形式，而是重议论、重说理，这已成为宋代史学的一种风尚。宋代思想家和史学家崇尚议论，借助史评这一形式，从“明理”“王道”“正统”“《春秋》大义”等理学观念出发，或阐发理学的历史观，纵论历史大势，臧否人物，谈王说霸，论证历史发展的关键；或以“明道”的标准去评判前代史学，张扬史书写作的新义例，反省史学自身的发展。总之，宋代史评讲求义理，重视思辨，“自觉地以儒家正统标准与义理标准来衡断历史，把史学与理学相融的治学之道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1]，从而成为史学义理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四，新史书体裁的产生。受理学影响，宋代历史编纂学有了新发展，产生了纲目体、学案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影响深远的新史体。
纲目体的创立与理学密不可分。朱熹以天理为标准评判《资治通鉴》，认为司马光著史没有充分突出天理，没有完全从天理的高度来认识历史。在朱熹看来，《通鉴》“帝曹魏而寇蜀汉，帝朱梁而寇河东”，有违正统，不合天理纲常；对史事的记载又不尽合《春秋》惩劝之法；编排形式上无法达到“以史明理”的目的。因而在突出天理思想支配下，朱熹改编《资治通鉴》，成《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这一新史体。纲目体“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这样，就能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的目的。历史记载也就能够更好地体现天理，实现“以史明理”的愿望。纲目体把叙史与论史结合起来，在历史演进的连续性上彰显天理决定一切的道理。《通鉴纲目》的灵魂就是“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墜绪，垂懿范于将来”[22]《李方子后序》。
学案体的产生与理学自身的发展直接相关。宋代理学发展到南宋，其学派源流及学术传承日渐清晰。梳理理学的思想渊源，考察理学家的师承关系与传授脉络，揭示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学术联系，就成为学术发展提出的重要任务。朱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纂了《伊洛渊源录》。该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史性质的专著，奠定了后代学案体史著体例的基础。宋代以前，学术史都是在纪传体史书中的儒林传、艺文志或经籍志中体现，未出现学术史专著。朱熹《伊洛渊源录》的核心是要确定宋代道统谱系，该书记载了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张载及其门下弟子46人的言行事迹，以二程理学为主干，着重阐述二程与北宋其他学派的关系。每卷大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有关学者的生平事迹，二是有关学者学术著作的内容摘录，三是有关学者的言论、交游、逸闻和师友评论等其他材料。《伊洛渊源录》的目的是要为理学中人树碑立传，宣扬理学，理清理学传承脉络，编排确立自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直到二程的道统，以彰显理学的地位。可以这样说，在理学氛围浓厚的两宋，《伊洛渊源录》以宣扬理学、究明理学统序为旨趣，既记载了理学的发展历史，又贯彻了理学明道明统的观念，在学案体史书发展过程中的发凡起例之功不可磨灭。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与理学风气也有一定关系。理学讲求“格物穷理”，反映在历史研究上，就是要通过对史事全过程的穷究来求得天理和治道。袁枢依《资治通鉴》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以历史事件为中心，集编年、纪传之长，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一史体满足了理学影响下史学求理与资治的需求。关于这一点，宋人和后人都心领神会。《宋史·袁枢传》就认为《通鉴纪事本末》的特点是“区别其事贯通之”。杨万里认为《资治通鉴》因为体裁的原因，“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不竟于斯……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难以探究事件发生的始末。而“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23]《杨万里叙》。均指出《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区分事类，因事命篇，贯通始末，便于穷究天理与治道。理学视三纲五常为神圣无比的道德规范，其出发点与关注点是现实社会的治理，《通鉴纪事本末》完整记载历史事件本末，通过治史探求治道，便于人们读史明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朱熹说《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4]卷八十一《跋通鉴纪事本末》。
两宋史学风气的重要变化就是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的趋向，其特征是以理学的“明理”思想作为研究历史的根本原则，善议论，乐褒贬，追求义理，对历史和史学的发展加以思辨的反思，带有重视理论的鲜明色彩。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人治史议论风发，论历史发展的大势，评历史事件的得失，说历史人物的是非，议前人历史结论的对错等，说理议论之风甚浓。
对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倾向，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史学义理化倾向提高了传统史学的哲理化程度，使史学记事征实向思辨议论发展；另一方面，史学义理化倾向也导致了史学思想的呆板和僵化。表面上看，两宋史学的义理化激发了史学思想的活跃，实际上在活跃的背后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人们把治史视为阐明儒家义理思想的工具，把义理作为历史评价的统一尺度，强行把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纳入固定僵化的理学评价体系之内，致使崇尚义理的史论千篇一律，在很大程度上把史学思想异化为理学的附属品，缺少思想创新，内容比较空疏。
如何看待理学影响下两宋史学义理化的程度，这种具有义理化特征的史学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史学的主流精神是理学化史学”[24]131，也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占主要地位的当属以求真求信为目的的考据史学”[25]。在评价两宋史学的义理化问题时，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封建腐朽史学”[24]133，完全否定。鉴于这是一个关系到对两宋史学义理化程度如何估量且怎样评价宋代整个史学的重要问题，故而需要略作辨析。
从两宋史学的发展实际来看，史学受到理学的影响而产生义理化特征是历史事实，但如果就此说它已经占据主流地位，具有主流精神，则未必尽然。事实上，宋代史学丰富多彩，多种史学形态同时并存，就在义理化史学发展的同时，考证性史学也在发展，只要翻看一下宋代史学史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即便那些深受理学影响的史家，也秉承史学求真的传统，没有以义理代替史学，如欧阳修疑古辨伪、司马光治史追求实录、郑樵主张记载历史而反对议论褒贬等，都体现了叙事史学的特征。就是倡导天理最为卖力的朱熹等人，在历史考证、历史文献领域依然做出了重大贡献。评价两宋史学，不能顾此失彼。对于这个问题，吴怀祺先生的认识特别值得注意，他说：“从理学在古史、史评及与史评有关著作中的浸透，到朱熹的考亭史学，反映宋代史学理学化运动的趋势。从司马光的涑水史学到以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和浙东史学，是另一种情形，在思想上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从主导的方面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从欧阳修到马端临两宋史学思想的变化，反映出宋代史学在同理学又联系又矛盾的运动中向前发展，史学没有成为理学的附庸。在论述宋代理学对史学影响时，这是应有的基本看法。”[8]22-23这不仅是持平全面之论，而且方法正确，启示良多。
笔者以为，尽管在理学影响下，两宋史学具有义理化的特征，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史学的特点，但史学并未沦为理学的附庸和政治的奴婢。这是由史学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不管怎样，记事求真是史学千古不变的规则，记事与议论是史学发展的两翼，是史学固有的属性。两宋时期的史学在继承前代史学注重记事征实传统的基础上，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增添了注重经世、关注道德性命的理论内涵，打上了理学的印痕，有了时代的特点，此乃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结果。至于那种全盘否定两宋义理化史学的观点更非公正之论，事实上，两宋史学义理化倾向丰富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内涵，为传统史学增添了新内容，发展了汉唐以来的史学思想，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高度。
注释：
①如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和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对此都有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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