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伦理思想探析
刘 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关键词 ]孙冶方；经济伦理；价值规律；乡村改良；分配伦理
[摘 要 ]孙冶方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其经济伦理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在革命年代，他批判“左倾”错误，独立地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指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他深入调查研究农村经济，批驳乡村改良主义，主张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农民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坚持探索建立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改革的经济伦理思想，率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批判经济学理论中的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拨乱反正之后，他澄清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破除计划和市场对立的错误观念，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崭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基础。
孙冶方(1908—1983)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都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经济观点，其中所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后来者的思想探索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土壤。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考察和梳理孙冶方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理解我国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艰难探索和走好中国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孙冶方曾发表过30多篇论文，主要是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联系中国实际，以大量的第一手调查资料，论证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这一时期，孙冶方主要的论战对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理论和由此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政治路线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经济路线是打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他们忽视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孙冶方在论证这些问题之时，已经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他是在自己厚实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调查资料基础上，独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注]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观点评述》，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而在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伦理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开拓和探索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孙冶方经济思想发展的丰富理论土壤。
2014年在2013年所采集的产生抗药性种群13JYGY-1、13JLGY-6、13JLGY-9、13JYJD-1、13JCWJ-3的原采集地采集看麦娘种子，分别命名为14JYGY-1、14JLGY-6、14JLGY-9、14JYJD-1、14JCWJ-3，采用整株生物测定法测定其抗药性。结果发现，这5个种群看麦娘对精唑禾草灵的相对抗性倍数在1.88～49.01倍之间(表4)。
(一 )批驳过分夸张外国财政资本统治的进步作用的观点
1925年11月，孙冶方按照上级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9月，孙冶方背着“处分”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中央领导权，孙冶方被排斥在党外达7年之久，直到1937年5月，组织上才恢复他的党籍。在此期间，孙冶方在逆境中坚持斗争，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入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观点，批判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左倾”错误观点。
1935年，孙冶方在《中国农村》上发表《财政资本的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对于国际财政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总是会发生错误的见解，这些错误的见解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过分夸大财政资本统治的进步作用，而忽视其统治的反动性。孙冶方指出，殖民地宗主国的资本输出“虽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移植进了落后国度，但并不曾使全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与宗主国的水准‘向右看齐’”[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孙冶方用扎实的数据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国家，宗主国输出的资本并不是完全用以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生产事业，反之，用在这一方面的资本只占到输出总额之极少一部分，大多数都用在了地产和住宅投资等这种投机性的非生产投资，并且半殖民地政府向宗主国的借款大半用于政费、内战、还债等，非但不是用于生产而且是用之于破坏生产事业的[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进一步地，孙冶方反对国内一些所谓理论家所言的：殖民地和外国企业与民族工业之间关系是大小企业间的倾轧关系。他认为，因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度的政治和经济的依附性，外国资本的发展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代表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意义。
孙冶方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国际财政资本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享有种种特权，许多落后的社会政治关系，已成为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桎梏，并不能拘束外资工业的行动。因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外资工业发展是不会要求取消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参与和封建割据的局面的，而且还很愿意维持这些国家的落后生产关系以打击自己的竞争者——民族工业。外国资本只是要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看作是食粮和原料的来源，并且使之成为他们工业经济的附属物，导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国民经济不能进步[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7页。 。即使是外国财政资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了现代的交通业，例如被帝国主义输送进来的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而他认为：“如果工业本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压迫之下奄奄待毙的时候，交通的单独发展只是成了帝国主义者倾销货物和吸收内地人民的血汗的利器而已。”[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因此，那种认为外国财政资本的统治能够促进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同时提出，在现有的国民政府的形势下，要达到把国家民族利益与农民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增强农民阶级的爱国心和民族思想，就要把关于减租减税、废除苛杂、取缔高利贷盘剥等法令和决议付诸实施，但是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农民旧债未消，新的“救国捐”即摊派救国公债却又成为新的负担。这反映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总之，孙冶方在抗战中通过大量文章独立提出和论证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伦理思想。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在抗战中，孙冶方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深刻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用之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现实状况，指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
(二 )关于农村经济方面的经济伦理思想
二级节点有宁德市蕉城区霍童溪，七都溪，金溪，飞鸾溪流域各支流，洪口水库，虎贝水库以及著名景点黄鞠灌溉工程景点的景点科普宣传牌示，共7处。
孙冶方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批判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理论。他以倡导价值规律为理论基础，主张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要求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改革计划管理体制、物资流通体制、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体制等，批判了那种忽视企业效益和利润的观点。虽然孙冶方在提出这些观点的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但是这种在当时“左倾”思想泛滥下的实事求是和开拓革新的经济伦理精神，激励着后继者的不断创新。
孙冶方把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在人与人的关系范围中，以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的现实为依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根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夯实了其农村经济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
在临床扫描诊断中，一共出现13例良性包块和9例恶性包块、8例转移淋巴结（其中有6例为CT扫描诊断、2例为MRI扫描诊断）。关于良性包块、恶性包块以及转移淋巴结的诊断来源和影像学特征等均需要综合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
关于乡村改良主义的批判。孙冶方批驳了那些认为“土地问题不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改造的核心问题”的错误观点，批驳那些认为“中国农村的病症是：没有资本，没有机器”[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的观点。他认为，财政资本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促进农民手工业的破产，造成乡村的人口过剩[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这种实际上是地产公债的投机资本和官僚资本结合而成的所谓财政资本，不但造成了民族工业的破产，而且加剧了城市破产失业者向土地“挤压”。有人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分配问题，孙冶方认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财政资本与当时中国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而造成的民族工业和农村的双重破产。
就说赵五吧，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成人，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当上干部成了家，儿子偶尔回家真的风光无限，大众面前总显孝子风范。伤心的就是门一关，儿子便嫌弃父母没“本事”、不“进步”、对他少扶持。见老人有几个余钱，马上想方设法、软硬兼施，兜底撸去，没有一点儿怜悯感恩之情。和父母同住一个城市，几个月没一个电话，更不谈“常回家看看”，即使老人打电话过去，也爱理不理地说不上两句就给挂了。父母有什么病痛，有什么心思，他压根儿浑然不知……
新中国成立后，孙冶方对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进行阐释，他的正本清源的工作，对错误价值观念的反驳，以及对价值规律的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孙冶方学术研究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大的丰富和发展。
孙冶方首先指明，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实践和理论的脱节，即在理论上承认辩证法，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但是在实践中却奉行着形而上学。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贯穿的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因而才能大胆而明确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同样，也能够在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也同样如此，比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人即劳动力是社会主要的生产力，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者却往往忘记或者忽视了“人”这个因素，也即常说的见“物”不见“人”，而经济是“人”和“物”这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其中“人”这个因素又是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在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经济实践中，更多的是重“物”轻“人”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143页。 。
在抗战初期，孙冶方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撰写许多论文与王明的“左”倾路线推行者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论战，并在调查实践基础上开拓了农村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在抗战时期，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不可分割。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农民要打倒外来的帝国主义敌人，就必须和社会各阶层采取一致行动，这就与农民为获得自身彻底解放反对本国剥削者和压迫者也就是地主的行动，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在民族问题之外再提出农民问题来，就是破坏民族革命的统一。针对这种说法，孙冶方指出，这是地主资本家用“全民”的招牌来掩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大牺牲者，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往往会勾结起来，镇压农民解放运动，因而有些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强大的地方，农民解放运动会直接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族解放问题和农民问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必须团结并且增强一切可能的解放运动的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至于如何将一切可能的解放运动的力量联合起来，孙冶方指出在利害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乡村运动者之间要找到共同的立场，来作为建立联合阵线的基础，这个共同的立场就是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决心。
余荫山房兼顾艺术与功用，糅合中西文化，建筑与环境互融，在空间布局、空间组织与植物景观营造中化解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其空间意境的营造中融入了岭南人崇尚自然真趣的审美趣味、奉行世俗享乐的审美心理与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图10）。
孙冶方的经济伦理思想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抓住利益这个关键点。他指出，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并不是单纯从各个社会集团主观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出发的，而是有客观的经济利益做基础的[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页。 。他强调说，乡村的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应当以乡村人民的现实的利害关系为基础，而不能以观念主义的“相互宽容”为基础。在抗战中，孙冶方组建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发起了乡村运动者联合战线运动，号召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积极投身于抗战。
与此观点相关联，孙冶方批驳了在抗战中一些人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比如钱俊瑞就提出一个在抗战中实施的所谓“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实施时间段是1937年至1942年，这个方案包括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如重轻工业、对内对外贸易、农业、金融、交通运输，等等，以这种“国民经济建设方案”的实施为抗战做好准备。孙冶方认为，这个方案虽然宏伟，但是在抗战阶段是无法得到实施的，在抗战中最重要的是唤起民众，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以人民大众为基础的政府来积极领导未来的抗战和当前的抗战准备运动。如果按照在抗战中出现的“惟武器论”和“惟经济论”来行动，恐怕准备了一辈子也等不到可以抗战的一天。这种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在事实上起到的是粉饰太平的作用。对于那种认为抗战胜利以后的经济发展前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孙冶方认为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获得民族解放后的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旧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而且这种发展是长期的。孙冶方以苏维埃俄国为例，指出革命前的俄罗斯特别是它的殖民地的生产力也没有进步到近代资本主义水准，但是革命后的俄国的经济却以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向前发展了。因此，孙冶方认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途径的。”[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核算软件为：SPSS22.0版本，其中两组儿童的矢状高径采用“均数±平均差”的形式来表示，并用t值来检验。检查结果采用“%”形式来表示，用卡方来检验。若P＜0.05，则两组儿童的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乡村农民阶级利益的重视和保护是孙冶方一贯的思想。在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解放区做货管工作，尽管与当时的群众运动接触极少，但是他仍然非常关注土地改革运动，比如对于农村土改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他非常关心，专门写信给华中分局有关同志来谈土改中的“推平”政策(即平分土地)和机械的阶级划分法(以占有土地的数量作为划分中农与富农的标准)对中农利益的侵犯问题。这些与中国实际密切结合的经济伦理思想，为解放战争时期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保证团结农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以支持解放战争，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思想理论贡献。
二、探索了集权计划经济模式改革的经济伦理思想
乡村改良主义虽然也承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内战对于农村的重大破坏，但是却把希望寄托在有一个好政府的出现来解决所有问题，并且他们采取的路径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要恢复并巩固过去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被破坏了的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旧社会秩序，孙冶方认为，这即使是在生产发展和爱护教育方面也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客观上起到的是开历史倒车的作用。因此，孙冶方提出要想挽救中国农村的崩溃，并且建立起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须要先铲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封建残余势力在中国城乡的统治[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9页。 。当然，孙冶方也没有完全否定乡村改良主义所提倡的技术运动和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下，他们所进行的识字运动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可以帮助先进的乡村工作青年接近广大农民，促进农民斗争觉悟的提高，这才是具有先进意义的乡村实际工作。
(一 )计划和统计要尊重价值规律
孙冶方是价值规律的倡导者。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起着调节作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首先依据马克思经典著作诠释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规律，并澄清了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中是如何起作用的。他认为，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中通过竞争机制起着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计划和国家的力量来消除或限制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消极破坏性一面，但是不能否定或低估价值规律的作用，如果这样做，就等于否定了计算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重要性，更谈不上在此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财富，也等于否定了改造落后企业的必要。
孙冶方指出，价值规律起到调节生产的作用，或是分配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对于这个作用的提倡和认可是必须有巨大理论勇气的。因为在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是以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外因论和自然经济论为代表的。这种理论认为，价值规律仅仅是在一定的商品流通范围内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在生产领域内，价值规律便不再起调节作用；还认为，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或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各个生产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将不依赖价值规律来调节，而是只依靠社会对产品的需要量来调节。孙冶方认为，支撑这些否定价值规律的观点的理由是片面的。他认为，价值规律无论你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它都会在商品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地发挥作用(促进生产，调节生产力)[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他同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思想指出：“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未说过，作为价值实体的那个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计算，以及它的调节作用和支配作用，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失去意义。”[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他认为：“正确的见解是：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及经济规律，而且研究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以自然经济论为基础，由国家对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实行高度的集权管理，物资是统调统拨，资金是统收统支，人力是统包统配，产品是统购统销，干部是层层任免。这样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高度集权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以从苏联舶来的所谓“自然经济论”否定价值规律调节作用为其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把社会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对立起来，把计划经济和实物经济混合起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出来。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这种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他指出这种从苏联舶来的经济理论没有经济效益观点，用政治账掩盖经济建设中的高消耗；没有生产经营的观念，企业按照上级定下来的指标进行生产，造成产销脱节；没有等价交换观念，把价值看作是使用价值的计算单位，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向农民转嫁额外的负担；没有流通观点，不准生产资料进入流通，用调拨代替了交换；没有自己核算观点，实行资金供给制，养成了“败家子”的作风；没有固定资产磨损的观念，不承认无形磨损，人为压低折旧率，迫使企业对于设备只能进行简单的修修补补，阻碍了技术进步，等等。孙冶方坚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以最少的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作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把对价值范畴的分析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从生产、流通、分配、社会再生产等环节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否定了以所有制为对象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体系。这些都是孙冶方对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进行改革的大胆探索[注]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观点评述》，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
关于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孙冶方在《农村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中首先强调，科学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后者属于自然科学家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理论政治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生产中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农业经营者(农业资本家)与雇农(农村雇佣劳动者)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农村与都市经济以至国际市场(对殖民地而言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关系[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围绕这个研究对象，孙冶方列举了九个方面的中心问题，并且强调这些中心问题都是从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发生出来的问题[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对于孙冶方的观点，有人断章取义地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引用了所谓的论据，以“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原则来佐证抗战时期的中国最紧急的任务是提高农村的生产力，而不是通过解决农村的土地这种生产关系范围内的问题，来动员农民参加到抗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对于这种机械、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做法，孙冶方从对经典理论的梳理和当时苏联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全面阐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涵[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16页。 。
(二 )批判经济学理论中的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孙冶方就已经通过批判那些否定和部分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观点，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认为，从苏联舶来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充满着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为此，他在《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这篇发言稿里，结合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献的精神，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泛滥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农民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抗战时期，孙冶方主张用整体视野来看待民族解放问题和农民问题。他认为，虽然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但是又带有不可分离的连带关系。他说：“民族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问题。这个斗争的实质，也就是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经济榨取和政治文化侵略。因此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是一个农民问题。因此农民大众便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力军。没有主力军，便不能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不能成为真正的气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不能解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大众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束缚。”[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一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孙冶方还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论。他对这种唯心论作出了清晰界定：“这就是否认或者轻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那种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经济部门中的问题，比如相互扯皮和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有很多人用是不是走群众路线和有没有政治挂帅来说明经济现象。实际上，光用思想意识的政治方面的原因不能说清楚经济问题。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研究者的任务在于找出客观经济规律并且掌握这个规律，并使之为实践服务。孙冶方认为，脱离了经济来谈政治，用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用政治上的说明来代替经济上的说明，不仅是唯心论观点，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懒汉思想。当然，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是如影随形的，孙冶方对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形而上学错误同样进行了批判。那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呢？孙冶方说：“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主要是表现在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内部关系)看作是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上述这些概念被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专有物，同商品市场交换、交换价值、资本、危机等概念一起，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中被清除出去了。”[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由于这种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的弊病，我国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样忽视了价值规律在经济实践中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部落经济，用一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代替了原始部落经济中的首脑，全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都被这个统一集中的计划机关支配着，它领导着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方面导致的恰恰是效益低下和投资浪费。
经过课程组2年多的案例库建设，案例库初步建成：独立编写了案例库框架；目前有具有装备特色的案例十七个，按照工艺特点分为铸造、锻造、焊接、机械加工四大类；收集大类工程材料、铸造、锻造、焊接、机械加工五大类动画、FLASH共有约1.5G。
孙冶方指出，长期以来，正是由于这种形而上学唯心论观点，阻碍着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缺乏唯物辩证法的贯彻，使得现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缺乏内在的联系。尽管形而上学唯心论并不否认矛盾，也承认有各种各样具体的经济矛盾，比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供给和需求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工业和农业的矛盾等等，但是却把这些具体的矛盾看作是偶然现象的堆积，并不认为这些矛盾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和共同根源，这对于解释和解决这些矛盾带来了理论和实际上的困难。孙冶方坚持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贯穿的矛盾是“人”与“物”的矛盾也就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以及社会产品两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他认为，否定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必然走向唯心论，容易导致主观主义的价格政策，从而“把政治的理由同客观的经济规律对立起来，认为可以从政治上解释的，就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解释。”[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这些形而上学唯心论的观点在实践中的泛滥，都是导致我们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出现经济运行失调比如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剪刀差”、消费资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严重短缺等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
三、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伦理思想创新
1975年孙冶方被无罪释放，在7年牢狱生活中，他也不断地打腹稿准备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著作，同时他也在不断阅读马列主义经典原著和思考问题。出狱后他笔耕不辍，其中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澄清过去混乱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其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为我国即将扬帆启航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一 )澄清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中的 “资产阶级法权 ”概念
“资产阶级法权”概念曾经是被“四人帮”搞混乱了的概念，他们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用来表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这个概念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否定性概念来大肆批判和否定。孙冶方首先指明“法权”应译为“权利”，马克思说按劳分配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是因为按劳分配遵循的原则仍然是商品等价交换中的统一原则，即交换双方对自己所交换的东西拥有所有权。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按劳分配”是因为取消了作为资产阶级权利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但是由于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限制，在分配问题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但是“四人帮”却把按劳分配看作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分配制度，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加以拒斥，主张实行供给制，而且还不是战争年代体现同甘共苦的供给制，而是沦为“四人帮”可以名正言顺挥霍浪费的供给制[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三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62-67页。 。孙冶方指出这种按劳分配是生产关系的一种，是唯一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关系，就是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用具体的法规条例来加以保障。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在分配关系上从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二 )倡导和鼓励经济主体的利润观念
在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中，追逐利润是企业的生存之本。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文革”中，对于企业的利润追求问题往往讳莫如深。早在1963年孙冶方就针对陈伯达和张春桥的言论写过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努力增加利润，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但正确的主张反而被“四人帮”作为“利润挂帅”的样板遭到无理批判，“利润”成了“禁区”。浩劫之后，孙冶方更加强调恢复对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合理性观念的经济伦理认识，他认为只要我们的企业经营符合社会主义准则，那么其取得的利润就是正当的与合理的，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抓提高利润。过去在模仿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成本利润率制度，企业经济核算实际上只核算了企业占用资金中的极小一部分，折旧费大大缩小，我们少算了成本，多算了利润。若改为资金利润率制度，企业利润的多寡就主要反映企业职工在经营管理和劳动积极性等方面的主观努力了，利润就能成为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最综合性指标[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三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为利润正名，纠正错误僵化的利润率核算方法，孙冶方这些经济伦理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都为按劳分配原则的真正落实奠定了思想和改革基础。
(三 )破除计划与市场对立的错误观念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79年孙冶方就对南斯拉夫经济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有过介绍。他指出，过去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是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来提的，认为“市场”就意味着无计划和自发势力，一谈到“市场”就联想到“自由市场”。但是南斯拉夫经济界却不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点，资本主义国家对企业也会有间接的计划干预[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三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孙冶方赞同南斯拉夫经济界的观点。1982年，在研讨陈云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问题的座谈会上，孙冶方甚至走得更远，他指出，过去我们把“计划和市场”或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个对立或并立的概念来提是不很确切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当然需要市场调节的领域，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注] 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三卷)，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他的这些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我国经济学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深化研究和创新理论都起到了正本清源、驱散迷雾的重要作用，为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评价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实践中，在国家政策层面形成、丰富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济伦理思想。积极投身于我国经济建设的著名经济学家们通过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伦理思想，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孙冶方是其中非常杰出的新中国经济学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了其独特的经济伦理思想。
本次共调查15296人，其中城市7805人，占51.03%；男性6279人，占41.05%。 年龄15-97（53.0±17.9）岁。高血压患者4436例，患病率为29.0%，按2010年全国常住居民年龄构成标化后，标化患病率为15.69%；男女患病率分别为30.07%、28.26%，标化率分别为17.43%、14.51%，但65岁以后，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城市和农村居民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 33.76%（2635/7805），24.04%（1801/7491），标化率分别为17.49%、13.98%，城市高于农村（表 1）。
孙冶方经济伦理思想是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初步体现，他是我国经济学界倡导对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先行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思想严重的时期，他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提出了反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理论精神。20世纪50年代末，孙冶方即开始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以取代从苏联舶来的、陈腐的和错误的理论，但是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刚刚开始，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经验与教训来支撑理论的建构和产生成熟的经济学体系。20世纪60年代初，孙冶方被当作“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而遭到批判，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冶方被投入监狱，但是他在监狱中仍然要求阅读马列主义原著，并且坚持自己的经济观点，要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历史去裁判。在7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天默记要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书稿内容，在出狱之后则立即组织编写这本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直到1983年患病去世。孙冶方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留下了宝贵的经济伦理思想资源，他更是以其老革命家的求真务实作风，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念，绝不随波逐流的创新精神，为后学树立了榜样。在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孙冶方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创新求真精神，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开辟实践新路。
(二)技术角度：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因此国家要重点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智慧化发展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同时，要将信息技术广泛有效地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全面实现提升城市、企业与人之间信息化智慧化交流沟通的水平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水平，推动城市各智慧功能区建设与智慧应用发展，在满足公众需求与利益的基础上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创新公共服务模式，逐步提高城市智慧化发展水平，使公众享受更优越更高端的城市智能化服务，从而改善公众对智慧化城市建设的总体满意率。
[中图分类号 ]B82-053/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1-0088-08
[收稿日期] 2018-11-28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5BZX087)、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2014年)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琳，女，江苏徐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文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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